作者：张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导读】《蛙》是莫言面向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勾勒的一部乡村计划生育发展史图谱，折射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所历经的困难与挑战。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共和国建设历程中的人口发展决策，不仅是对那段特定历史情境的反思，也是莫言在现代性语境下，观察时代症候，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关切社会现实的自觉。生育问题关乎人类繁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时代性的生命主题，重新阅读《蛙》，抓住小说人物的命名方式和性格特征，从德勒兹的哲学概念“无器官的身体”切入，来理解莫言所要表达的身体自由、释放欲望、关怀生命的美好愿景，以打开新的研究视域，为捕捉生命强力提供一种新的文学思考。
【关键词】“无器官的身体” 生命关怀 现代性反思 莫言 《蛙》
莫言于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在当时追求创新、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语境中，他以独特的美学观念和语言的风格化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中，总结中国乡土经验，以密集的感官体验和狂放的修辞性叙事，书写乡土中国的生活情状、传统习俗及自然景物。《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爆炸》《球状闪电》《红蝗》都是当时独具创作特色的作品。人称视角的变化、叙事时间的穿插、身体修辞学、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帮助莫言建构了一个感官化的，对生命存在充满悲悯的文学世界。新世纪出版的《蛙》依旧延续着莫言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并且以更加直白、具象化的表意策略呈现了他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蛙》用书信、话剧、叙事三种文体拼贴的形式实验，呈现了新中国60年里计划生育的历史。小说一开头，叙述人蝌蚪给一位日本前辈写信介绍了家乡取名的习俗：“我们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1]5中国农村历来有贱名好养活的说法，莫言用器官给小说人物命名，除了坚持他一贯的乡土叙事风格之外，还借器官这个表象符号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比如，姑姑万心对党和国家赤胆忠心，万足人如其名，跑得快，遇事也总是退缩。身材矮小的侏儒女王胆，人美命不济的陈眉，贫嘴的村支书袁腮，爱搬弄是非的肖下唇等。早在1985年发表的《爆炸》里，莫言就写了一个计生流产的故事，可以说《蛙》是在《爆炸》的主要人物和核心事件的基础上拓展创作的。与《爆炸》不同，《蛙》以器官来给人物命名，使之更加具象化，并且富有一种夸张的戏谑效果，也增添了小说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色彩。蝌蚪的信里还提到对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的两部作品《苍蝇》和《脏手》的赞赏。前者蕴含着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后者则传达了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思想意图。被器官撑大的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国家意志、资本、伦理、他人之见所裹挟，呈现出一种卑微性和符号化。来自国家、社会的规训主宰了时代的旋律，让生命个体在主观愿望与外在意识形态的矛盾之间拉扯，最终妥协于主流意识形态，成了被塑造的对象性客体。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着眼于欲望，提出了“无器官身体”（corps sans organes）这一哲学术语。所谓“无器官的身体”是指与器官所形成的组织结构相对立的身体。它从社会现实原则的约束中逃逸出来，体现着极端自由。[2]莫言回望历史，洞察了生命个体在不同时期的矛盾与无奈。他以激情洋溢的文学语言和饱含人文关怀的宽容和理解，讲述中国农村的生活情态，强调对身体自由和生命欲望的尊重和追求。 回望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蛙》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生命的合法性、人的自由意志、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各历史阶段的重要节点都经由姑姑这个核心人物串联起来。年轻时的姑姑是共和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她有黄金般璀璨的出身，父亲不仅医术精湛，还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姑姑年幼时被日本人扣作人质，临危不乱表现出色。而她光荣的政治身份从当飞行员的恋爱对象潜逃到台湾后，就不复存在了。从烈士遗孤沦落到人人喊打的特务，只因为一张与前男友有关的反动传单。革命年代，姑姑以自杀的方式向党表决心，并写下血书，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风波过后，姑姑放逐爱情投身医疗工作，专职为产妇接生。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她始终坚守着国家交付的使命，在村民恶毒的咒骂声中，践行着计生事业，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搁置了。在持续了10年的政治运动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将人们整合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神话。群众运动模糊了单个的人，所有个性化的声音全淹没在了意识形态风暴里。政治身份关乎个人的尊严与生存条件，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姑姑揭发了曾保护过自己的老院长，导致对方投井自杀，而她也被同事揭发与走资派姘居，成了批斗的对象。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政治身份的影响力逐渐淡化，而姑姑始终没有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惯性中走出来。姑姑是共产党员，尽管曾经受过委屈，但对党的一颗红心永不变色，正如她的名字一样。也正是为了坚守这颗被无限放大的红心，姑姑尽心尽责地贯彻着计划生育政策，不放过一个漏网的“蝌蚪”，哪怕头破血流也绝不让步。村民诅咒她死后下地狱，姑姑以唯物主义信仰笑怼，党的意志已经烙印在她心里了。姑姑践行计划生育的三个大追捕片段，惊心动魄又幽默滑稽。耿秀莲挺着大肚子跳入河中，藏在一块西瓜皮下躲避追捕，姑姑发现目标后，在计生专用船上抽着烟与孕妇比耐心，大有追着孕妇游到东海的毅力：“姑姑笑指着那块沉浮的西瓜皮道：你看，她浮得多好啊，她把当年游击队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1]109”王仁美躲到娘家地窖，姑姑用邻居家的千年古树和左邻右舍的房子作为威胁，引得大伙儿哭天抢地，把矛头对准了王仁美一家，王仁美迫于压力，狼狈地从地窖里爬上来。侏儒女王胆四处躲藏，姑姑高烧不退坚持带人去追，看着王胆球一样大的肚子，小狮子动了恻隐之心，帮王胆拖延时间，最后在河上的小艇中，王胆提前分娩了。三次追捕都以悲剧收场，留给三个家庭无尽的伤痛与遗憾，姑姑为此也饱受责难。孕妇们冒着生命危险生产的初衷，就是为了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但即便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没能击碎自古以来的性别偏见。现代化国家的计生政策以直白的方式暴露了传统男权思想的腐朽。为传宗接代大业献出生命的农村妇女，都成了子宫这个具有生育功能的器官的表象符号。德勒兹认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身体器官被普遍视为具备某种特定的功能，身体也就成为功能化意义上的机器了。[2]身体是人类首要的血肉物质基础，女人的身体在农村的传统思想观念里，最根本的功能就是生育。 莫言曾在采访中表示他的写作目的不是表现计划生育这个事件，而是借计划生育来表现、塑造一个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3]姑姑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她身上汇集了善良与冷酷、先锋与传统的矛盾。作为一名医生，姑姑是爱生命的，在王胆生命垂危时，她的手由堕胎的魔爪，转换成了医生救死扶伤的手，于是美丽的陈眉降生了。20年后，她为了弥补当年造成侄媳妇一尸两命的愧疚，支持小狮子偷偷代孕，而那个苦命的代孕女人就是当年她接生的陈眉。命运的偶然裹挟在历史的必然中，构成了强烈的讽刺。莫言在塑造人物时，暗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错位，让姑姑时常处于身不由己的痛苦之中，但她选择用国家意志来压抑个人的主观情感。尽管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攻击，但丝毫没有减退她对党的事业执着的热情。除了坚守克己奉公的精神信念之外，也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的忠心，她对当年男友叛逃台湾一事仍旧耿耿于怀，所以拼了命地想证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卢梭认为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个不相容的真理。姑姑对党的忠诚，令她被自己囚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枷锁中，成了器官化的存在者，对计划生育外的胚胎践行着既英雄又流氓的计生工作。她对村民恶毒的咒骂不为所动，从国家利益和历史责任里汲取力量，以政治忠诚对自己进行精神劝说。但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她对那些被引产的婴儿是心怀歉疚的。面对姑姑舍小我、成大我的伟大情怀，蝌蚪给予了尊重和理解。因为计生工作总要有人做，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己也有责任。计生工作酿成的悲剧不是姑姑的错，为了国家富强，为了解决资源匮乏问题，提升人口质量，姑姑作为政府委派的执行人，要把超出计划生育之外的胎儿扼杀在出“锅门”以前。 “锅门”是那个年代判断一个婴儿是否具有生存权利的标准。不足月的婴儿将被强行流掉，出了“锅门”的就是一条生命，一个有生存权利的黑孩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这批数量惊人的黑孩儿的户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成了国家的合法公民，只是他们的父母要缴纳巨额的超生罚款。事实上，人的生命从受精卵形成就开始了，从胚胎发育到新生儿分娩，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忽视胚胎孕育的过程，也就是忽略掉了海德格尔强调的先行于自身的存在。由于对孕育周期的漠视，导致了计生政策实施期间，大量的孕妇和胎儿死去。多年后姑姑退休，喝多了酒产生幻觉，被千万只青蛙围攻，大病了一场，醒来后犹如脱胎换骨，立马与制作泥娃娃的郝大手成婚，她把那些泥娃娃看作当年经她的手死去的胎儿，焚香祭拜，以实现自我救赎。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结合中国民间的乡土传说，既展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也给了姑姑人道主义的宽容。 姑姑对党和国家的忠心被无限地放大，经由那颗心脏泵出的血液是革命传统的一腔热血。同时，她作为个体性的人被无限地缩小，在国家意志之下显得卑微而破碎。她甚至为自己接生的第一个孩子不是革命的后代而介怀。姑姑强调：“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1]107为了践行生育政策，向历史讨一个光荣的政治身份，她将自己的身体和国家意志捆绑在一起，放逐了个人的欲望，其中包括对爱情的憧憬、亲人间的伦理和对生命的怜悯。姑姑灵与肉的错位始终存在于历史与伦理的纠结中，这令她十分痛苦。王蒙肯定了生命的痛苦之于文学的意义[4]，这种痛苦是生命内在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的表现。莫言也认为文学是痛苦的结晶。姑姑的内心是想做个善良的妇产科医生，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而非迫于历史和国家的使命扼杀未出“锅门”的生命，但她没有勇气抛开特定的历史限制，成为没有束缚的生命个体。莫言将自己的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历史小说，如《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另一类是以《酒国》为代表的现实小说[5]。《蛙》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又直面现实中的社会境况。时代的车轮将阶段性的政治策略推向了历史，自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发展伴随着资本的积累，现代化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了出来。陈眉这个美丽又苦命的女人无疑是现代资本的牺牲品。白居易的《长恨歌》有云：芙蓉如面柳如眉。陈眉姐妹俩有美丽的容颜，豁出去身体一定可以赚到钱，但她们靠出卖劳力生存，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是崇高的人格没有为她们赢得尊重，她们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最后在资本的污流中被淹没。玩具厂的火灾带走了姐姐的生命，毁了妹妹的容貌。失去容貌后，陈眉蒙着黑纱在养蛙厂里代孕替父亲还债，子宫是她仅剩的对资本家有利用价值的器官。代孕的客户就是年近60岁的蝌蚪，也是她父亲的小学同学。尽管生活已陷入绝境，但孩子的降生让她重新体会到了生命的活力，这个新生命是对她过去惨淡人生的救赎。讽刺的是，她在生育这种动物性的功能中，才能重新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存在。在第五部分的话剧里，莫言戏仿《灰阑记》设计了一场生母与养母争夺孩子的戏。陈眉被资本毁了容貌，又没有人脉打点司法场上的关系，只能成为在场的“缺席”，不仅没能夺回孩子，也没有拿到代孕的劳务费。最后李手悄悄透露，蝌蚪会补偿10万元给陈眉，无疑是用货币的交换手段抽象掉了陈眉的生命存在。司法系统在这出戏里成为物质利益与生存斗争的讽刺对象，人在合情的利己主义面前，彻底沦为爬行者。袁腮的养蛙厂打着乡村致富的旗号做黑心买卖，为有钱人借腹生子，为达官贵客拉皮条，无疑是用商品的交换价值把女性物化了。漂亮的女孩靠美貌赚钱，像陈眉这样被毁容的女孩，只能廉价出借子宫，以身体最原始的本能来谋求生存的权利。陈鼻是中俄混血，在饭店里扮堂吉诃德，与北京歌舞厅大门外的侏儒、广州洗浴中心的巨人一样，把自己出众的身体器官符号化，当作消费品出售。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工具理性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生产概念和意象，也不是理解后的愉悦，而是方法，即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资本的方法。”[6]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的发展让借腹生子成为可能，代孕产业逐渐成为资本产业链上的一环，女性的生育能力就这样被商品化了。她们被按照外貌、学历、生育能力划分档次，明码标价，等待着买家挑选。被毁了容的陈眉因为子宫这个可以孕育生命的器官，被贴上了3万元的价码。她的生命价值因消费主义被符号化为代孕的子宫。尽管她让渡了对自己器官的支配权，但这并没有为她带来自由，反而使她湮没在了资本施加的痛苦里。当然痛苦的不仅是陈眉一个人，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蝌蚪为糊里糊涂地与陈眉乱伦苦恼，堂吉诃德餐厅的老板李手劝说：“你跟陈眉毫无血缘关系，乱哪门子的伦……你连她身体都没见过，她就像一个工具，你只不过租来用一下，如此而已。”[1]250陈眉和陈鼻都是被资本盘剥的对象，莫言让装疯卖傻的陈鼻在堂吉诃德餐厅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点，说出了被物化的世界的一些真相和趋利避害的人性，充满了反讽意味。即便是老同学、老朋友的情谊，在利益面前也禁不起考验，他们不会为一个社会畸形人支付惊人的医药费，乡邻间的温情脉脉早已被工具化的理性给冲淡了。 面对理性化的现代社会，莫言企图以非理性的审美追求来重申生命的价值。理想的家庭结构是男女间因爱结合，情到深处自然地突破精神之爱，通过物质器官的结合孕育爱的结晶，实现主体间的生存沟通。这种结合通达爱之真理，具有神圣性，传达的是一种信任，一种承诺，一种责任。当然，没有爱的器官结合也可以孕育生命，此时的器官是作为纯粹功能性的肉身在运作。生命工程、基因工程突破了人类有性繁殖的传统，催生了无性繁殖科技，不仅代孕技术成熟了，就连生物克隆也早就有了成功案例。照此趋势，非自然人类[7]终归会将自然人类[8]推入不确定的未来。现代社会中的人对工具的无限依赖，最终将使人类不可避免地被工具边缘化，肉体器官也会失去原本的生命价值和情感作用。莫言对剥削资本和由资本扶持的技术滥用，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不仅批判由市场经济弊端导致的被资本侵蚀的传统道德伦理，也对现代人的精神惰性予以毫不掩饰的揭露和斥责。当局者的自我批判是通过叙述人万足来呈现的。万足乳名小跑，笔名蝌蚪，因出生时先伸腿，得了这个名字，也正是这个名字，把他遇事逃避的性格给框定了。蝌蚪担心生二胎被开除党籍和职务，特意请假回乡，说服怀二胎的妻子做流产。母亲和妻子想要生男孩延续香火的恳切让他动容，姑姑和部队领导的政治命令也让他犹豫，最后在姑姑的要挟下，他劝妻子上了手术台，酿成一尸两命的悲剧。蝌蚪没有责怪姑姑，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不近人情，但不能否认它为国家经济发展、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前妻离世后，姑姑撮合蝌蚪与小狮子，蝌蚪本来不愿意，但被再婚可以再生一胎的政策说动了。小狮子婚后多年未生育，只好偷偷找代孕延续香火，蝌蚪一开始对此极力反对，后来禁不住软磨硬泡，就像当初为了提干说服前妻流产一样，在被动中默许了。在看到与陈眉“乱伦”生的孩子后，想起了被姑姑亲手流掉的孩子，他把对前妻和未出世孩子的愧疚投射到这个代孕得来的孩子身上。所有人物中看似最清醒、最理智的蝌蚪总结了一套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上乘方法，就是静观其变，顺水推舟。这实际上是主体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表现，这种被动接受现实的处事态度，像极了马尔库塞面对发达工业社会做出的人的单向度化论断。然而，单向度化已经深入小说人物的无意识中去了。袁腮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早年帮王仁美取避孕环赚钱，改革开放后，以牛蛙厂为幌子，背地里干着代孕、拉皮条的生意，铤而走险地在法律边缘试探，谋取高额利润。他拿捏住了富人对生儿子继承家业的愿望，又掌握了富人抠门、怕缴罚款的心理，并以此为营利手段，雇用妇女为他人代孕。用活生生的婴儿与抽象的货币手段进行交换，在乡村致富的背后布下了一条见不得光的商品交换产业链。滑稽的是，这条由资本操控的黑色产业链竟然帮几个核心人物实现了自欺欺人式的救赎。蝌蚪把代孕得来的孩子看作前妻被迫流掉的孩子的转世；小狮子无法生育，她把抚育别人的孩子看作身为女性的一种代偿；姑姑把孩子看作弥补当年践行计生工作而产生的负罪感的慰藉；就连受害人陈眉也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被救赎的力量。资本在袁腮、李手这类投机分子的操控下腐蚀了人性，又帮助蝌蚪、小狮子、姑姑、陈眉这类善良的人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缺憾，找回了生命的意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把现象学基督教化，认为人类的救赎就是重新发现，因为人忘记了自己本来就是永恒的生命。他强调生命是一种自发感触[9]，它是每个人通过自身感知自己快乐和痛苦的体验。在《蛙》里实现救赎的人物，正是重新发现了自己作为生命体的真实感受，恢复了自我感知的能力，但这种全然内在性的救赎充满了荒诞性。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资本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到了中国农村，中外合资的妇幼医院、牛蛙厂、中西合璧的堂吉诃德饭店，都是现代资本的产物。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在资本泥沙俱下的洪流中，既承受了道德感与自身利益的矛盾带来的折磨，又得到了戏谑式的精神救赎。他们在通过代孕方式孕育的新生儿身上，逐渐发现自我、感触自我，得到了自我感动式的快慰。 莫言批判资本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也给了普通人无限的宽容与关怀。尽管人一出生就处在“被抛”状态中，烦忙、烦神，但新生命的降生，还是给主要人物带去了些许精神慰藉。生命强力是使平庸、虚无、绝望的生活重新有意义的希望之光，能赋予人新的生存欲望。他以戏谑的方式用器官给人物命名，既展现了生命的无奈，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悲悯。他希望生命个体能够突破有机体的束缚，脱离现实理性原则，感受自己流动的生命，自由地展示本能欲望。 《蛙》的叙事背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不仅囊括了新中国建设中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还呈现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新的社会景观。中国的人口政策伴随着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转变。现代化发展不仅是由技术革新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它本身也是一个矢量向前的时间概念，永远相信未来超越现在。对发展的反思和超越是扩展生命意义的途径。莫言在“后记”中写道：“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1]343立足于对人的深切关怀，他在新世纪回望共和国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得失，既看到了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生产、经济、文化方面的进步，也洞悉了发展背后的巨大代价。由一则“生吃蝌蚪避孕”的新闻，构思出了一部充满生命强力的现实力作，从农村的生活情状，揭露发展过程中对生命欲望的忽视。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性话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文化认同。莫言在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后，以大胆的想象和狂放的修辞形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中国乡土文化和民间传说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巧妙地结合，以及大量寓言性的象征，共同构建起了高密东北乡既荒诞神秘又真实生动的文学天地。这片厚实的土地总是以敞开的方式，接纳历史强加给它的意识形态干预，土地上的生命样态沉痛而坚韧。《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都是书写中国沉重历史的小说，《蛙》不仅呈现了历史，更是朝向当下的中国。叙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建设历程开始，历经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新式社会情态，一直写到新世纪初的当下现实情境，自然地把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融合在线性时间里。莫言创作《蛙》的意图不是要展现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抵牾，而是要理性地回顾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这段历史进程的经验，进一步强调关怀生命未来发展的愿景。他通过器官化的人物群像，追溯特定历史背景里的伤痕与无奈，再把视点拉回中国当下的时代语境，揭开经济体制转型和技术理性带来的资本膨胀，导致了人的进一步器官化，或者说人的异化的时代疮痍，最终大胆地憧憬未来，发出“听取蛙声一片”的时代强音。“蛙”读音同“娃”，象征着人类未来的希望，他渴望一个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牵绊、释放欲望、自由发声的喧哗时代。 之所以要在新世纪初期进行现代性反思，是因为我们当下面临着新的发展考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对控制国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如同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发达国家那般，我国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人口红利将走入衰退期。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中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2015年颁布的全面二胎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显著，于是2021年国家开放生育第三胎，并在2022年年初着重探讨了关于减轻家庭育儿成本的相关问题。当然，就当前的社会情态分析来看，低生育率也不只是受国家政策和生育成本的影响，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需求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提高生育率的主力军是9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们本身是独生子女，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这一代人生活在感性解放、文化多元的世界里，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主观感受，追求自由无拘的生活，没有太多传宗接代的思想意识。相较于从计划生育时代走过来的父辈们，他们享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也更接近“无器官的身体”那种没有束缚的状态。年轻人的婚恋观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情感取向也较过去有了新的需求，加上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婚恋成本的提高，导致他们对婚姻的期待很高，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症候。人口结构问题在未来还会持续影响社会的发展走向。人口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主体，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莫言在创作《蛙》时，也许没有料到在十几年后，国家要花大力气来鼓励生育。从计划生育时代带着遗憾走过来的父母们，更想不到他们的子女会出于对生育边际收益的考量而不愿生育。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自然增长率为-0.60‰[10]，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结构不久后将严重老龄化，维持人口增长率是国家当前的头等大事。面对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难题，个人是否会再次陷入国家意志的旋涡中？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是否能脱离资本造成的异化问题？如果社会的进步必然要以生命个体的痛苦为代价，国家代表的公意与社会的发展同个人的主体性发生抵牾时又该如何协调？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先要厘清作为存在者的生命个体与正在生成、变化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社会，给人的自由和发展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和多元的选择。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追求较其父辈们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能否活着？”到改革开放后的“如何活着？”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如何活得更好？”在这种由时代演进引导的价值追求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赋予生命欲望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当然，这种能动性和主动性是要在生命个体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才有可能发挥出来，去追求更高级的满足。“无器官的身体”是肉体的积极的能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用身体的一切部位思考。[11]主导思考的正是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一个不受具体器官约束的，自由、鲜活的生命体，由内向外地扩展、生成它的欲望，是高层次的人格需求，难以达到。本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信念，莫言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为读者呈现了一种饱含人文关怀的生命愿望的可能性。 莫言的作品总是以一种汪洋恣肆的激情，追求时代中涌动的生命能量，并在历史情境中揭示人性。《蛙》把视角转向人类学，器官化的人物作为被时代之声压抑的象征符号，折射出普通人不能自主的被动状态，引导我们对历史和自身进行反思。小说最终落在对生命的关怀、对爱的信仰上。这种关于生命自由的理想，对能动的欲望的释放，如“无器官的身体”一般，它是不断生成的，而并非预先存在的，虽然我们绝不会达到它，但我们不断地接近着它。[12]
注释：
[1]莫言.蛙[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2]李震,钟芝红.无器官的身体——论德勒兹身体美学的生成[J].文艺争鸣，2019（4）.
[3]莫言.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想写战争小说[N].大众日报，2011-7-23.
[4]王蒙.文学三元[J].文学评论，1987（1）.
[5]莫言,杜特莱.中国当代文学边缘[A].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56.
[6]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p.2.
[7]非自然人类：指人工妊娠、人工剩余、人工成长等被改造的人类。参见何立民.人类简史[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5:6.
[8]自然人类：指自然妊娠、自然生育，在自然环境中发育、成长、死亡的传统人类。
[9]Henry,Michel.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III，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4，p.287.
[10]参见国家统计局2023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1]韩桂玲.试析德勒兹的 “无器官的身体”[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1）.
[12][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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