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狗浪》：动物叙事的“疏离”与“建构” ——评曹文轩动物小说新作《疯狗浪》

第六期 / 特约书评人

《疯狗浪》：动物叙事的“疏离”与“建构”

——评曹文轩动物小说新作《疯狗浪》

作       者：李学斌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图片来自网络

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2016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年份。这年4月4日，曹文轩以他富有标识性的“油麻地童年书写”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殊荣。自此，曹文轩的儿童小说创作迈入“新纪元”，标志之一就是他将笔力探入了此前甚少触及的“动物题材”领域，相继推出了“一匹马的故事”（《火印》）和“两条狗的故事”（《疯狗浪》）。而正是这两部动物题材作品，一定程度上赋予曹文轩儿童小说新的艺术气象。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曹文轩在儿童小说创作上就从未停止过求新、求变的脚步。无论审美价值观转型，还是童年思考深化，无论创作题材拓展，还是叙事方式转换，曹文轩都保持着锐意进取、孜孜以求的“探索”姿态。这一点既体现在《根鸟》《大王书》的幻想世界里，也表露在“叮叮当当”系列的温情表达上，更展示在《火印》《疯狗浪》的动物叙事中。

一、多重叙事的角色关系与情感纠葛

《疯狗浪》写了“一个女孩和两条狗”的故事。作为动物小说，《疯狗浪》贯穿着三条线索：小狗沫沫与小主人船花之间由情同手足到渐生罅隙，终至分道扬镳的关系线索；小狗沫沫与流落他乡的公狗黑风之间由“英雄救美”衍生出来的相知相恋的情感线索；小狗沫沫与流浪狗首领狼脸之间围绕“突围与堵截”“抗拒与胁迫”而展开的仇怨线索。三条线索都聚焦于小狗沫沫，它是故事的第一主人公。

显而易见，作品的主体叙事主要由沫沫的动物视角承担。除此之外，还交叉着黑风、狼脸、吊眼等动物视角和船花、黄毛三根的儿童视角。也就是说，《疯狗浪》以多重聚焦的变动视角，呈现了动物小说文体结构上的交叉叙事。具体说来，全书涉及了三重动物叙事和一重人物叙事。

三重动物叙事分别是：其一，小狗沫沫视角内部聚焦的动物叙事，既写出了沫沫对小主人的忠诚、信任和依恋，也表达了沫沫对黑风的感恩、敬慕与不舍。其二，流浪狗首领狼脸视角内部聚焦的动物叙事，细致勾画出狼脸欲望支配下，对沫沫美色的觊觎之心、掠夺之意。在这份内部聚焦的心理刻画中，狼脸虚荣、自大、狡诈、阴险、坚韧、孤傲的个性跃然纸上。其三，黑风视角内部聚焦的动物叙事，生动表现了黑风“扶弱助困”的恻隐之心和“挺身而出”的豪勇之气。

相较三重动物叙事的浓墨重彩，《疯狗浪》中人物视角的叙事则有些简单、逼仄。统揽全书，即便是狼脸、吊眼这些反面动物角色，其身世来历、形象特征也清晰可辨。反观小说里的人物叙事，不仅时间背景语焉不详、地理环境模糊不清，就连小姑娘船花、小男孩黄毛三根这样的儿童形象，也都呈现类型化特征，缺少鲜活的生活质感和丰盈的人物个性。

上述三重动物叙事和一种人物叙事，共同营造了作品的复合情节结构。表层结构由沫沫和狼脸、黑风之间的两性纠葛，以及沫沫与船花之间的亲情关系构成。前者沿着“恶狗胁迫—英雄救美—感恩图报—休戚与共—悲情诀别”的情节脉络来展开；后者经由沫沫和小主人间由“倾情”到“怨怼”的关系演变而表达。这其中，小狗沫沫命运的变迁和它与黑风之间的情感经历尤为扣人心弦。

上述表层情节背后，深藏不露的则是故事的深层结构，也就是作家寄寓在动物形象和物性关系中的题旨蕴含、情感意味。它是作品深处熠熠闪烁的内核。尽管有些散漫和游移，但依然照亮了阡陌纵横的情节和语词，为动物叙事留下了可供掩卷而思的余韵、余味。

如此一来，内部聚焦的动物叙事与外部聚焦的人物叙事就构成了相反相成的奇特对照：一方面是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动物叙事所营构的具有丰富心理内涵的动物群像，其直接体示着作品的形象深度；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结构功能的人物叙事所带来的缺少鲜活生活质感和丰沛个性内涵的人物形象，它间接架空了作品的现实基础。这样的形象反差尽管凸显着作品中动物形象的主体性，但一定程度也损害了动物叙事的内在真实性，让人与动物的关系处于失重状态。

二、对立统一的主题呈现与形象建构

从表象看，《疯狗浪》演绎了一出发生在“两条狗与一群狗”之间“英雄救美”“命运抗争”的悲喜剧，实际上，其看似庸常的情节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题旨蕴含——感恩与复仇、忠诚和背叛、贪婪与无私、诚信和欺骗、坚持与妥协、守望和逃逸，等等。所有这些价值取向与现实命题，在故事里都明灭可见，荧荧闪烁。

不仅如此，在小说的情节脉络中，这些情感关系、行为走向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发展、对立统一的趋向。故事开始，沫沫对小主人船花忠诚且依恋。它觉得，守护小主人是它生命的不二法则。而船花呢，则将沫沫视作家庭成员，当成情同手足的伙伴。可是，黑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一面是情同手足的主人，另一面是舍身相救的恩公。沫沫陷入“亲情”与“恋情”的两难选择中。最终，在情感煎熬和生存考验面前，它甘愿“自我牺牲”，悲情地放逐了自己忠诚、清白的形象，“堕落”成一个暗自行窃、背叛主人的负义之徒。

故事里，作家既没有刻意赋予小狗沫沫以人性寓意，更没有以道德标准审定它的偷窃行径，而是在不动声色呈现其“背叛”行为内在动因同时，以悲悯眼光俯瞰着这一对动物恋人与命运抗争中所弥散出来的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深挚情感。这样一种基于物性、入情入理的形象塑造不仅揭示了小狗沫沫行为的内在合理性，而且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与其相向而踞的人类，启示并警醒人们思索导致动物由“忠诚”走向“背叛”，从“坚持”坠入“妥协”，从“守望”滑入“逃逸”一系列行为背后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故事里，无论小狗沫沫，还是狼脸、吊眼等流浪狗，在它们的命运遭际中，总能看到人类的身影。是人类的某种狭隘、武断、偏执、自私切断了动物的忠诚和信任，并于不知不觉间将它们推入生存的窘境。

细加分析，上述题旨蕴含都与作品中的动物形象息息相关。

首先是小狗沫沫的形象。这是一只光彩照人的小狗。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知恩图报、自尊坚忍。它与小主人之间从情同手足到分道扬镳的情感变化可谓人与动物关系演变的真实写照。就形象内涵而言，沫沫与船花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沫沫的诚实、忠诚印证着船花的单纯、善良；而沫沫的背叛、逃逸则映衬了船花的软弱和无奈。

故事中，尽管船花以孩子的宽容、真诚勉力维系着与小狗之间的深挚情谊，但不掌握生活资料，且缺乏自主性的儿童身份让她在与狭隘、偏执的成人世界抗争时，总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单就童年权利和生存境遇而论，船花与沫沫之间可谓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故事末尾，面对沫沫带着儿女决绝离去的事实，船花哭了。“先是无声地哭，不一会儿，哭出了声……”显然，此时的她内心里充满懊恼、愧疚、自责和无奈。这既是女孩面对生活孱弱、无力的体现，也是其单纯、善良儿童心性的自然流露。也正是从船花的泪光里，我们看到了童心中最为灿亮的色彩。

与沫沫的柔弱无助相比，故事里，从海难中死里逃生的公狗黑风则是勇毅、果敢、自尊、坦荡、豪迈、担当的化身。这是一条颇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狗。它的出现和消失，都极具戏剧性。它对沫沫的救助最初出于“异性相吸”“英雄救美”的豪勇之气，后期则逐步培育起相知相契、休戚与共的信赖与依恋。它是照亮沫沫生命的一抹光，尽管转瞬即逝，却引领着沫沫完成了从处女狗到妻子、母亲的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黑风可谓沫沫的生命导师、情感宿命。在它的身上，体现了超越动物本性的“英雄式”责任担当与自我牺牲。

而作为觊觎沫沫美色的“恶徒”，小说中，流浪狗首领狼脸无疑是霸道、阴险、贪婪、狡诈的象征。为满足私欲，它不仅肆无忌惮围堵沫沫，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嫁祸于黑风。而它的围堵、胁迫，一方面造成了沫沫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尖锐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狼脸和流浪狗群像的刻画不仅深化了动物小说的内涵表达，而且牵引着读者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反观与思索。

三、动物叙事的“文体疏离”与“审美越界”

诚如前文所说，曹文轩的儿童小说创作始终保有“探索”的锐气。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在写作每一部作品时，始终怀有一种对抗性的心态。我一边在遵从这些约定俗成的样式，一边在越轨、疏离，甚至是‘叛逃’”。[1]

这种“叛逃”对《疯狗浪》而言，首先体现为叙事方式的“疏离”。众所周知，传统动物小说写动物，通常都采取“外部聚焦”的第三人称叙事，即通过叙事者视角人与动物的现实交往与生活观察，从外部“呈现”动物的生命形态、命运轨迹和情感表达。这类经典写法，国外作品有《狼王洛波》《白比姆黑耳朵》《猛狮爱尔莎》等；国内作品则有《苍狼》《黑焰》《狼图腾》等。例如，加拿大动物小说家西顿曾这样刻画猎狗形象：“巫利正沿着大街小巷拼命奔跑，徒劳地寻找他那只走失的羊，找了整整一天。晚上，他饥肠辘辘，精疲力竭，而且满脸愧色，偷偷摸摸地回到渡口，结果发现主人和羊群杳无影踪了……”（《巫利，一条黄狗的故事》）而苏联作家特罗耶波利斯基笔下的猎狗也有类似出场：“这个早上，比姆差点儿没哭出来。太阳已经老高老高，可是不见一个人来。它留心倾听周围住户上上下下经过它门口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都不陌生，但他还是没有回来……”（《白比姆黑耳朵》）

上述两段中，作家尽管完全以知情者和见证者视角从外部描述狗的行为动态、情绪体验，但因其贴近生活的真实性和捕捉物性的准确性，从而让整个场景栩栩如生，极富画面感，而其中的黄狗巫利和猎狗比姆形象也呼之欲出。

而在《疯狗浪》中，曹文轩却一反动物小说“外部聚焦”的常态，从“内视角”聚焦小狗沫沫、公狗黑风、流浪狗首领狼脸的心理动态：

写小狗沫沫：“沫沫蹲在那儿，望着这片树林。她不会一个人来这儿吧？可是，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呀！沫沫还是望着这片树林，它甚至想到，船花会不会到林子里去玩了呢？这么一想，它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了。”

写公狗黑风：“有一阵时间，它几乎想重新回到那块木板上。它痴痴地想：它也许会把我送回我的家。但最终它还是打消了这个只有傻瓜才会有的念头，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走去。”

写恶狗狼脸：“它有点儿恼火，但并未发作。是的，它们应当去包围那个小姑娘。想到‘小姑娘’被围困时一定会露出惊恐的样子，它从内心深处升起一阵快乐。”

如此写法，就使《疯狗浪》里的狗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狗，看家护院、陪伴主人、忠诚可靠。即便成为流浪狗，也依然葆有狗类所特有的生理习性。但另一方面，在作家笔下，无论沫沫、黑风，还是狼脸，都时常给人“惊异感”。它们不仅回忆往事、遥想未来、后悔自责、愧疚反思，甚至还自我体认、逻辑推理、情绪辨别、价值判断。这些“人化”的狗生理层面饱受饥饿之苦、寒冷之忧，处境艰危；心理层面却情感丰富，意念坚定，足智多谋。这些狗身上所具备的这种源自理性判断和逻辑思维的自我审视和心理反思能力不独使人啧啧称奇，还叫人心生疑窦：这究竟是动物本能，还是动物思维？其动物行为背后的生态学、心理学依据是什么？

其次，作为动物小说，《疯狗浪》还存在着动物形象层面上的“越界”。

小说中，这主要表现为动物行为的“传奇性”。阅读中，笔者注意到这样的场景和细节描写：

“忽地，像一股喷泉一般，沫沫居然从狗堆里高高地跃入天空。在沫沫从空中降落的那一瞬间，黑风再一次看到了向它投来的哀哀目光。”

“突然，那群疯狗堆积起来的晃动着的小山崩塌了，仿佛一股能量巨大的岩浆喷薄而出，黑风高高地跳到了空中。它重重落下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地爆炸，惊得那群狗四下乱窜。”　

这些突如其来具有强烈主观意念性的石破天惊的描写倘若出现在童话作品中，无疑将为故事平添几分神奇、瑰丽色彩，但是，对于视“生物客观性”为生命线的写实性动物小说而言，这类致力于动物“传奇性”的场景刻画则一定程度将作品引入了“失真”的沼泽。

至于故事最后，黑风在拼死救出花花，并安顿好妻儿后，独自走向大海的场面，更是让一条狗以类似陈天华“蹈海自尽”的壮举，竖起了一座“动物英雄”价值实现、自我完成的“丰碑”。

至此，不禁还是要问：这究竟是源自动物本能、甚或动物意识的自我选择，还是出自作家审美预期、意念需要的刻意安排？

这样一种充满“殉道色彩”和“牺牲精神”的理性选择是狗能做得出来的吗？至少，目前的动物行为学、动物心理学没有提供相应答案。

于是，这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动物小说文体探索的方向在哪里？其文体规定与艺术突破之间有没有一个底线？

众所周知，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主角，通过一定故事情节和环境刻画来塑造形象、传递情感、昭示思想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其文体规范在于以科学背景和生物学为基础，采取“自然主义”呈现方式，通过对诸多动物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性的生动描摹，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侧，建构与之相比照的另一个生命坐标。举凡世界领域内有影响的动物小说作品，如《狼王洛波》《猛狮艾尔莎》《海豹历险记》《动物保育员》等，莫不如此。

而曹文轩笔下的动物显然有异于此，《疯狗浪》中，小狗沫沫不仅有自我意识，还有情绪辨认能力。它既可以展开“秋风吹过树林”的场景性回忆，又能够欣赏“船花唱的每一句歌词”。同样，狼脸第一次见到沫沫，除了赞叹“好漂亮呀”之外，还会审视、思索、联想、欣赏这种美：“它觉得沫沫的眼睛不太像是一只狗的眼睛，而是人的眼睛，一个小姑娘的眼睛，它不由自主地沉醉在对沫沫的欣赏之中……”显然，无论沫沫，还是狼脸，此刻，它们的心理活动已经充分“人格化”“人性化”了。

可这些人格化的动物思维、传奇性的动物行为是否有心理学依据？其物种规定性与情感逻辑又是什么？

对此，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曾这样阐释：“动物不易感受想象中的苦乐，所以就只能借对象所产生的感性的祸福来判断对象，并且必然根据这些祸福来调整它们对那些对象的感情。因此，我们发现，我们通过给予利益或侵害就引起动物的爱或恨来。通过饲养和抚育任何动物，我们很快就得到它的依恋，而通过打骂，我们总是会招来它的敌意和恶感。”[2]也就是说，比起人类的理性能力，动物是“跟着感觉走”。正如杰克·伦敦所说，“动物多半是依照感觉而不是依照思索而行动的”“它们不会‘像人一样地’把问题推论出来”（杰克·伦敦《白牙》）。不仅如此，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在《动物的智慧》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动物不会认为一物像一物，它也不会像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把一物错当成另一物；它根本就不思考什么，而只认定什么……”[3]

实际上，世界最新的动物研究已清楚表明：狗并不具备善恶辨别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它所拥有的仅是不断的条件反射之后对主人的忠诚。

以此为参照，《疯狗浪》就颇显“另类”。它既非现实动物生活观察、生命体验意义上的动物生命纪实（如西顿的动物小说），更不是以故事涵容动物习性、生态法则，将动物知识传达和动物科学启蒙作为审美旨趣的科普动物小品（如朱新望的动物小说），而是“大胆假设，无意求证”，以想象替代观察，以经验置换体验的“类人动物小说”。

不可否认，动物小说因致力于表现人类审美视野下的自然界，难免会呈现出动物形象层面上的某种变形、夸张、陌生、荒诞倾向。但这不等于以人的意念、心理、情感、判断来推测、裹挟，乃至改造动物界。这完全是两码事。

对此，曹文轩教授认为：包括动物小说在内的儿童文学的天然特征“有可能导致我们形成对这一切忠贞不渝、从不做任何怀疑的保守姿态”，殊不知“这一切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自己营造的，后天建构起来的”。据此，《疯狗浪》有意通过“对抗性”动物叙事，展示一种“疏离”经典动物小说“天然特征”的叙事“建构”。这就是动物叙事的“内部聚焦”和动物形象的“人性化”和“传奇性”。其具体实践方式则是以经验和想象弥补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的不足。

此或可谓动物小说创作的讨巧写法，是动物小说的“捷径”之一。当然，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这就是“自动放弃了揭示与人类相向而踞的自然的另外一部分——动物世界的神秘性、神奇性的机会，失去了除却动物小说之外的其他文体所无法走进的一片辽阔而珍贵的审美区域，失去了动物给予一个文学家的馈赠”。[4]

原因很简单，动物写作不仅需要一种源于对动物生活习性、生存环境、物性关系的切实观察与理性态度，更需要一份面向自然规律和动物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与当代动物发展理论的生命尊重。而对动物的尊重首先体现为以生物属性为核心的“生活真实”，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忠实于自然存在和科学认知的理性考量，而非强加于动物的无根由的生命想象，或“人为赋权”。那种“人格化”的动物叙事轻则大大减弱动物文学映照自然万物、现实人生的主题深度与艺术浓度，重则将会以“泛灵化”的虚拟描述，误导小读者的生命判断和科学认知。

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动物小说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以其对动物世界静观默察的客观态度和基于物性关系的审慎描写为后世的动物小说创作标示了方向。在西顿笔下，无论野生动物中的狼、高原狐、野马，还是家养动物中的白尾兔、猎犬、看门狗，都是作家经年累月观察、相伴相随体验的艺术结晶。西顿让笔下所有的动物在充分张扬自由、洒脱、蓬勃生命力的同时，始终保有着物种的特性和生命的尊严。

而以此为参照审视《疯狗浪》，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是“疏离”并“越界”的。这或许就是曹文轩教授所标举的“探索”和“建构”。而这种“建构”在成就作品审美“特异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以损害动物真实性的方式消解了动物形象应有的艺术感染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疯狗浪》作为“非典型”动物小说，其艺术探索与审美效应可谓良莠并存、喜忧参半。

注释

[1]曹文轩.疯狗浪[M].武汉：长江少儿出版社，2018：194.

[2][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35.

[3]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1.

[4]朱自强.从“动物问题”到“人生问题”——论沈石溪动物小说的艺术模式与思想[J].儿童文学研究，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