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到对话 ——摆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后殖民主义启示

第七期／特约书评人

从对抗到对话

——摆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后殖民主义启示

作       者：高丽萍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关联越界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合作协商影响着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民族国家都被牵扯其中，不管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裹挟，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游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孤岛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几十年前打开国门时，迎面碰上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在经历过一番激荡彷徨，尘埃落地时，一种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逐渐清晰。将中西文化置于对立两端的民族主义或者保守主义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都已明确感受到其中的敌意：汤姆·科恩不无遗憾地说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存在一种“城市神话”，以国际会议为幌子，邀请中国人的批评家朋友参加，却告诉这些人他们都是错的，同时力图发展自己的真理综合体，确定唯一的最终的正确解释。[1]

中国设计师刘扬作品《Ost trifft West》

／图片来自网络

二元对立思维中隐含着一种本质主义思想，将文化视为一个抽象概念，既不受时间影响也不受实践干扰，是一种纯然存在。各种文化之间壁垒分明不可跨越，是相互隔绝的封闭实体。这其中蕴含一个完满主体，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和判断其他文化群体，将它们他者化和客体化。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出严格的排外性边界，同时追求一种对文化和传统本原的回归。那么本质主义思想会带来什么呢？由来已久的中东问题，相对新近的“9·11”事件都是这种本质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极端体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其在文化理论方面的表征。可以说，如果一种文化固守本质，划分清晰的边界，那么敌对和冲突则不可避免，因为其中隐藏着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立思维。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就提醒过我们，苏联政府采纳左翼本质主义思想作为其政治组织方式带来的是一段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历史。

如何摆脱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国文化到底该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呢？或许，后殖民理论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从边缘立场出发的文化理论，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是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尽管作为一个语义场，后殖民理论这一伞形概念下存在多种声音，但是关于全球化其观点基本一致：现有全球化以帝国主义为前身，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控制和支配模式，既蕴含着帝国主义的遗产，又具有崭新的特征。虽然全球化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其对边缘的剥削和强权的推行都更加隐秘，但西方世界的支配性不仅继续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而且藏匿于文学、历史和文化之中。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何以维持其世界中心地位并把持强权呢？这其中的奥妙就是继续推行基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区域间和各种文化群体间划定严格的界限，将它们分成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无知、善与恶、我们与他们，构筑一种摩尼教式的二元世界。这种对立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实力，赋予强国世界中心的地位，将其他文化简化和固化，压制在低等的位置，然后以它们所设立的标准去规定甚至胁迫这些所谓低等文化。后殖民主义者为了让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恢复他们的主体性，坚决抵抗这种等级制二元对立。但是与左翼思想不同，后殖民主义跳出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框架。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坚持自我的纯粹性和至上性，固化边界，拒绝反思，只适用于激荡集体激情，不能清晰明了地解释现状和分析问题。只有跳出本质主义思想，才能挑战极端僵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边界，彻底摆脱对立。否则，只会制造一个新的中心，造成新的对立，在反抗霸权的同时制造出新的压制，最终恐怕“只能带来无休止的争斗和血腥的政治混乱”。[2]

放弃本质主义思想，后殖民理论着力强调“差异”。“差异”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方法论，将文化身份的阐释与历史语境联系在一起，使各种特殊的历史经验混杂在文化这一概念之中，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文化和封闭的民族和身份都消解在具体实践中，成为基于特殊情景的灵活的存在方式。“差异”还将文化视为一个根据实际情况发生的历时性变迁，不是从某一固定本原生发出来的，也不能恢复到所谓的文化本原，认为文化族群和团体处于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对文化原始本源的追溯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据“差异”思维，人类生活和历史实践变化不拘，丰富多彩，包含多样的经济活动、政治实践和伦理选择，文化不能作为划分身份寻找认同的依据，而且所有的文化经验都不分高下，没有谁具有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优越性，拥有居于中心的特权，文化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而是共存、交流与包容。当然，文化实践之间的交叉和发展，不会抹杀任何文化群体的主体身份，不会因为加入到另一套新的成规中而丧失自我，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取与舍，进与退，重新建构与时俱进，符合历史实际的新型文化主体。

“言说差异就是将差异带入对话，差异性话语就是渴望对话的话语”[3]。后殖民理论通过强调“差异”，揭示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对抗，而应该是积极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各种文化群体基于自己的历史语境，与另一文化群体进行交流协商，不会将自我视为一个不可改变的实体，拒绝改变，而是将自己视为一种开放性和过程性存在，同时也不会将对方固化为某种抽象的统一体，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多样性的复合体。任何一方都不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改变另一方，支配另一方，更不会试图消灭和取代另一方，而是经过“边界谈判”（borderline negotiation）创造与时间和地点相适应的新文化，构成一种相互勾连的互利互赢的全球文化，如巴巴所言：“部分是你的，部分是我的，它们由一种尚未解决的、混合的部分和碎片组成的语言写就，处于一种关于全球理念的双重价值和期望的迂回之中。”[4]

中国设计师刘扬作品《Ost trifft West》

／图片来自网络

回到中国文化问题。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反抗帝国主义，挺起中国脊梁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全球化已成为常态，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稳步增强的情况下，这种出于自卫和防御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显得过于保守，不仅不能与世界建立合理关联，更不能在世界上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概念，指出中国文化应有丰富的内涵和开放的视野。首先，中国“当代文化”要与其他任何文明对话：“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当代文化”汲取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博采众家之长，相时而动，为我所用。同时，“现实文化”要与自身的历史对话：“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现实文化”将文化视为一个历时性发展的流动性进程，不追求回归一个本原性的不变过去，而是参考历史语境和实践情况，与时俱进，去芜存菁。中国文化应包含着其他文明和历史，是一种多样、动态和开放的复合体。既往的文化，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中国“当代”和“现实”文化的资源和材料，经过当代和现实的检验和剪裁，以适应当代人的现实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求，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5]在“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中，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只是在将其落实到“当代”和“现实”实践过程中，因为其不同的特性、禀赋占据不同的分量。同时，在这种对话关系中，民族价值和民族利益不会消失，“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拒绝的只是民族“主义”的封闭和僵化以及它“自以为的独立存在”，其追求的目标，是与其他各种利益的共同存在，是互惠互利。[6]正如汝信先生所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之于当代，用之于现实，应该是文化发展或发展文化的基本规律。”[7]

后殖民理论启示我们，坚持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容易在怯懦的防卫和强势的称霸之间兜圈子，这两极之间的差别只是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实力。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稳步增强，世界影响力逐步提高，再采取保守防卫的姿态实在没有必要；另一方面，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的思想基础正是本质主义二元对立，虽然我们坚称“永不称霸”，但现有敌意并未消失。这是否与有些人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姿态有关呢？在全球化时代，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构建世界文化共同体才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基于非本质主义思想，对各种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与任何一种价值保持对话性关系，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共同倡导一种包含文化差异、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这种包容和开放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本文为济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汤姆·科恩：《关于未来对话（主义）的笔记》，高丽萍译，《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2]爱德华·W.萨义德：《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随笔集》，陈文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第70页。

[4]霍米·巴巴：《关于全球化与矛盾意向的解释》，张颂仁等编：《全球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5]汝信：《立足实践，走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困境》，《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6]参见金惠敏：《价值星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探索与证明》2015年第7期。

[7]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