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顺┃当代知识分子的人间失格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7期“特约书评人”栏目
作者，王万顺，潍坊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首届路遥文学奖因为“缺少像样的好作品”难产，令人亦喜亦忧——喜的是中国的评奖并不尽然带有操作性强的中国特色，忧的是每年诞生上千部长篇小说的泱泱大国竟然没有一部能入评委法眼！直到阎真的《活着之上》出来，才给路遥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但依然难掩“白璧微瑕”的无奈。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麇集高校的今天，这部抨击教育体制、揭露学术腐败、反映学院派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小说，应该会引起业内不平者、受害者、志士仁人的广泛共鸣或强烈反响——由于出版不久，充分、严肃的讨论尚未展开。从现有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来看，都对小说的主题蕴含和社会意义达成了共识，包括作者在内，认为主人公聂致远基本坚守住了道德良知，是对抗功利主义社会的平衡力量，持赞同态度。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想当然。把聂致远和另一人物蒙天舒捉对进行正反比照，或者合二为一，不仅忽视了人性的复杂，而且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聂致远貌似正直单纯，实则精明虚伪，不是值得敬重效仿的凤毛麟角般的少数派，而是加剧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下滑及学术生态恶化的大多数。
一、象牙之塔的功利
小说将虚构人物聂致远置于强大的中国教育网络的覆盖之下，以其在求学、科研、教学管理、职称评审、学术活动等过程中的遭遇为主线，几乎全息暴露了高校系统及其相关利益链条藏污纳垢的本相，剜挑各个环节的暗疮与毒瘤，矛头直指教育制度，同时强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本质，折射出在名利诱惑面前人际关系的扭曲、人性的异化、价值失范和人文精神凋落的现实。
由于出身、履历、职业的不同，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其他“50后”作家相比，阎真的价值观念、文学思想、题材选择、叙事手法等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不善于制造剧烈集中的矛盾冲突，而是长于生活写实、心灵辩白和社会议论，对灰色人物进行跟踪摹写。他不厌其烦地从聂致远的大学生活写起，考研考博，找工作，发表论文，获奖评优，课题申报，职称晋升，回到母校任教后处理奖学金评定、班干部任选、考试打分等学生工作，中间穿插了高考阅卷舞弊，对从高中到大学以后的教育过程和任教道路做了流水账般的记述。虽然全书没有言明中国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通过对驳杂多端的不良现象进行扫描，不难发现昔日的象牙塔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变为欲望的江湖，成为追逐名利的场所，腐败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充斥着权、钱甚至性的交易。即使作家不写，以我们的亲身体验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接下来引出的是有些应景的教育改革及教育反腐问题。近年来全国上下重拳反腐的风暴纵深到政治、经济等领域，教育将是下一个深水区。小说恰逢其时地出现在这一敏感时期，其标志性意义毋庸置疑。但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提出反腐倡议和改革方案，也看不到违法违规违纪违反职业道德者受到处罚，反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是聂致远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他深刻地认识到：“人生操不操作，那不一样啊！”聂致远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并不复杂却充满坎坷的人生在高校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聂致远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就在于他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不算幼儿园，如果顺利的话，历经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概20多年的完整的正规教育。若不出意外有幸活到80岁，人生四分之一强而且是青春的大好时光都耗费在了受教育上。真是“书生事业绝堪悲。”聂致远为中国教育而生，也将为中国教育而死，为了得到想要的“滑板鞋”与这个世界“摩擦”着，像低级的软体动物一样向前“故涌”着，活得憋屈、受伤、没有尊严，与现代教育理念不符，也与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相抵触。面对这样一部触及自身利益的小说，也许深受其害者早已变得麻木不仁，曾经的深受其害者今日变成了施害者，他们要么缺少站起来的勇气，要么相信、适应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循环论、宿命论，对搅局者产生了本能的拒绝。
二、知行合一的吊诡
小说题目是“活着之上”，容易让人想到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给人超越平凡的期待，至少能带来些许理想光辉的慰藉。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之上”，似乎只有“之下”，更谈不上达到哲学的高度。毕竟阎真是学文学的，聂致远是学历史的，文史哲在学科壁垒森严的高校中是不相往来的。不过，同样都是江湖中人，作家在小说人物身上寄寓了同情、理想与希望，没有将其刻意打扮成无欲无求自命清高的圣人、苦大仇深中流砥柱般的英雄，而是将其置于是非、善恶、灵肉和精神物质等冲突当中，细致地表现了聂致远的自我较量、摇摆妥协及道貌岸然的君子相七零八落之后所谓的坚守。聂致远的成功更多地归于屈膝投诚和机缘巧合的偶然因素，而绝不是自认为的实力使然，“赚了便宜卖乖”是他的一贯伎俩，习惯于在自我辩解中寻求心安理得。这种虚假的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态，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一样，不啻为一种致幻性的可怕的反面典型。
聂致远唱着“致良知”“知行合一”“君子喻于义”的高调宏论，然而丰满的理想总是败给骨感的现实，他也曾满腔激愤、疾恶如仇，但还是在纠结痛苦、自卑犹疑中走向了形而下。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主动的抗争。一再失利之后，他终于悟透了“屁股决定脑袋”的至理；在未来丈母娘的态度骤变中，明白了高大上的口号一点用都没有，而“钱才是硬通货，才是底气，才是骄傲。”在蒙天舒、郁明的谆谆教诲和带动下，他半推半就地做出了许多背叛初衷、良心谴责的举动，学会了溜须拍马、托关系、找钱。他认识到现在是人情社会，凡事离不开人脉资源，“沟通”至关重要——过去江湖上叫拜码头，现代叫公关。是，他没花钱发表了一篇文章，扬扬得意，但也是之前拜码头、托关系得到了推荐，事后还不忘买两条烟送上，心里也不再纠结。考博屡屡失利，后来通过蒙天舒给导师打招呼才考上。他鄙夷蒙天舒，又不得不向他求助。他对利益争夺战的运作规律了然于胸，其“知行合一”的处世哲学与王阳明的观点形成截然反差。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包含着“知行合一”的内涵，“良知”是先验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的基础，是人人都有的一种自觉，它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质和归宿，不仅讲求内心的自守，而且还要格外物，付诸实际行动，遵守和维护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聂致远遵从的只能是不择手段的潜规则：“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话让我想了很多天。这是这个世界的生存哲学，全部的要义就是实现目标，要‘搞到’，手段是无需计较的。”他从蒙天舒抢红灯这件小事悟出道理：“抢个先手，只一个车位的距离，就是一路绿灯。黄老师让那么一下，就是一路红灯。”
聂致远虚伪的正人君子形象其破坏性比蒙天舒的坏榜样和教唆更甚。表面上不善钻营的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比谁都明镜。揣摩他人心理，窥探他人隐私，暗中打探消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从中得到心理满足。蒙天舒这样的人纵然明目张胆，却也直接干脆，不像聂致远那么猥琐，反倒显出了几分可爱。至于蒙天舒是不是也有痛苦，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理想国，阎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和权利。越到后面，我们发现，聂致远的智商完败蒙天舒，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与蒙天舒的差别也不过是后者是副院长、以前拿过优博而已。从手段上看，聂致远做得比蒙天舒更隐蔽更高明，至于谁是谁非，不过是猪身上的乌鸦——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蒙天舒后来的表现急功近利，上蹿下跳，蒙上了滑稽可笑的色彩，成了跳梁小丑，衬托的是聂致远的胜利。此时再来回顾聂致远曾经的苦恼，不过是刻意“拉仇恨”，实际上是为自己随波逐流的堕落寻找借口。昔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反功利形象——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之流，像被强拆的墓碑轰然坍塌。
三、知识分子的病态
从学历上看，聂致远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常常以知识分子或博士自居、自诩、自嘲，这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表现。如今很多人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意味着责任。知识分子边缘化以及光环的暗淡，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化上的不平等，使得知识分子等而下之，获得了自由放纵的便利。知识分子身份犹如一件隐身衣，让知识分子便宜行事。
对聂致远的岳母、爱人来说，博士意味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不可限量的职业前景，更意味着可观的经济收入。当得知博士并不能与多金画上等号的时候，心理落差以青白眼表现出来，聂致远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变得不可避免。聂致远对博士的认知无疑也存在极大偏差。不是博士时感到低人一头，考上博士后优越感陡增，自比古代圣贤，而且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水涨船高，以致脱离现实，受到挑战。世界上没有博士高人一等的规定，相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具有献身精神。当他意识到博士未必是神仙，有可能是“一坨狗屎”，降低姿态、曲意逢迎的时候，仍然抱怨博士如何如何知识分子如何如何，令人反感。可以想见，聂致远的内心深处遗留着十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它丑陋，面目狰狞，把自己想象成社会群体中的上等人。当初考博，最直接的目的是改变在中学教书的命运，而不是致力于学术，甘于贫贱，沉于下僚，是不能忍受的。尽管他也与底层贫氓有过接触，但并不怀有同情之心，而是旁观类比感慨自己的辛劳，羡慕他们的自由自足。造成这种隔绝的原因，在于聂致远或者作家本人长期脱离“劳动人民”的局限。这跟享受着物质文明的城里人羡慕拥有土地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质出于对财富的掠夺心理。聂致远是文科博士，一般文化和道德层次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基本事实，但是对于理工科博士就不能过多苛求。以偏概全，不足为信。当代知识分子何为，走向哪里？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知识分子应有岗位意识，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起码的要求，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物质以外的精神福利才会放大，得到社会的认可，实现自己的价值。
古代知识分子有着“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不同层次的理想追求，“谁识书生心事，各要济时行己，肯顾利名场。用我吾所欲，不用亦何伤。”聂致远没有高远的志向，也没有慎独的功夫，完全拜倒在现实生活中：“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不改，生活比书本来得更加生动、鲜活、感性。”“如果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的自恋情结是一种悬空无系的东西，已经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对于学术理想，小说没有提及他的哪怕大概的研究方向、规划以及目标，有的只是如何投机发论文、评职称，这些都不是学术的真正要义。在学术理想和金钱之间，他的心灵天平倾向了后者：“要是在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为了学术人生。能够把自己的志趣和职业结合起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可现在这个答案有点游移了，如果做另一件事能够赚更多的钱，那可能也会很幸福。”他想钱想出了幻觉：“漫天的红色钞票，飘啊飘飘飘啊都向我飘了过来。”读博期间，为了弄到钱，他妄想去门头沟寻找曹雪芹散佚的手稿，最后竟然神使鬼差地去了！他给企业老板写传记，赚了4万块钱。进入高校任教后，为了搞到钱，他硬着头皮去应聘中学补习教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把学术上升到国家轻重、名族精神的层面，摆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并亲力躬行，聂致远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当他求人疏通关系，连打电话都下意识地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像汉奸面见太君一样说“感恩”“拜谢”的时候，知识分子形象荡然无存。参加同学的婚宴时，跟蒙天舒商量的是随600元，他“悄悄”地随了400元，按婚俗给来宾回礼200元，他欣喜地觉得自己赚了，回到家里拿着捏在手里的几张钞票高高举起，旗帜似地挥舞着对妻子说：“看，这是什么？省下来的，给你。”此时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世俗化了的小市民。
聂致远人生道路的小成功意味着精神上的大失败，是物质崇拜、生存哲学战胜了精神哲学。由于小说叙写了作家亲身经历过的最为熟悉的生活，与自己的教育和工作轨迹也有许多暗合，态度起码是真诚的，真实反映了作家的想法，灌溢着逼视生存境遇、拷问内心灵魂的勇气，富有沉郁理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