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 赵海】 从全球化三个阶段来理解中美冲突的暂时缓和
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并恢复全面经济对话。这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暂时缓解。回顾中美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从传统的关税冲突，向投资冲突、科技冲突延伸，并影响到了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
这其中的关税由升转降，是否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自然消解？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冲突的三大领域。在关税领域冲突缓解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冲突发展，可能仍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
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一般涉及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日美贸易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限于上述领域。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其一，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冲突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2018年初以来，中美冲突首当其冲地表现为关税争端不断升级，这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阶段的问题。过去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多边机制，但是目前这一机制濒临失效。
其二，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冲突和结构性议题扩展，这对应于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体化。中美在投资领域的摩擦，反映在诸多结构性议题方面，包括一般的市场准入、产业政策。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背景，中美投资冲突还扩展到了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移等领域。在过去，对应的协商机制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特朗普政府初期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但后者到最近都处于停摆状态。
在投资领域，美国不但指责中国的政策，而且还对应加大了对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限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460亿美元，2017至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速连续下滑，降幅分别达到37%、84%。到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48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19.6亿美元，同比再降约20%。
其三，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早已跨越了日美贸易冲突中的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阶段，走向了跨境信息流动的一体化，并使得军民两用技术界限日益模糊。这本身对参与全球化国家之间的互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中美战略互信持续削弱，而且中国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技术管制、投资审查、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发难。
美国政府阻碍双边留学生、技术人员的正常交流，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禁运。截至2019年6月，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总计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21.9%。同时，中美双边技术合作受到冲击，中美科技合作明显降温。根据我们同事董维佳、姚曦的计算，在中国与各国合作申请的国际专利中，中美合作数量占比在2014年达到了48.8%的峰值，对应的数量达到了1258项。而在2018年，该比例下滑至34.2%，对应数量也降至了907项。
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的扩展，以及进一步向科技领域、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延伸，正好对应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当前，中美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意味着贸易冲突、关税战本身有所缓和，这对两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第二阶段结构性议题谈判的困难将明显上升。尤其是第三阶段，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限制，将会随着中国在相关领域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进展而进一步升级。
可见，科技领域的冲突将具有长期性，虽然不会像关税冲突那样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会对中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中长期发展空间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科技领域冲突及其向国家安全领域的扩展，可能进一步诱发中美冲突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因此，贸易领域虽然取得暂时缓和，但科技领域的冲突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全球化条件下军民两用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扩散，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边界与军事优势，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通过“脱钩”来维护国家安全，这种做法成本过高，是负和游戏。
一个正和游戏的方案，是通过建构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管控机制，以缓解技术和供应链安全担忧，从而避免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这不但有利于缓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升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互信。
关于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国际管控机制方面，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提议。在此方面，可以由中美技术专家、或基于国际组织平台进行协商，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更新完善，以适应、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
当前，中美冲突在关税领域出现缓和，应抓住这一时机，为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使用寻求国际多边解决方案，从根本上为中美巩固、增强互信创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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