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 , 金红昊 | 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抑制还是增强？
本期精彩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目录
特稿
摘要：从2014年开始试点实施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旨在深化高中素质教育，重塑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以期实现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在升入高等院校之后，这些经历过首轮新高考改革的学生在入学后的学业适应状况如何？其新生阶段学业表现及专业兴趣是否优于尚处于传统高考模式之下的其他区域的升学者？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探究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效应，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成效。我们研究发现，受走班制、选考制等对学生高中学业基础的影响，新高考改革使得大学新生的学业表现略有下滑。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生涯规划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强化，新高考改革显著提升了大学新生对就读专业的兴趣。此外，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大学新生而言，其学业适应下滑更为明显。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大学新生学业适应；学业表现；专业兴趣；高中—大学衔接
作者简介：鲍 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研究员（新体制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等院校经费配置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研究”（71774007）；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于越教育发展基金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高中—大学衔接研究”（JCJYYJ201908）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六期
目录
一、前言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分析
五、结论与启示
一、前言
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升学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作为精英主义体系中英才教育的重要衡量方式，高考制度不仅发挥了为高等院校选拔合格升学者的筛选功能，更兼具规范、引导高中教育价值取向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考制度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因其容易窄化高中教育的育人功能，引起高中阶段的应试工具价值膨胀，而饱受质疑（武林剑，崔国富，2011），导致高中阶段被狭隘定义为为“升学准备”阶段。应试竞争的过度渗透，使学生个体发展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遏制，以全面提升学生基本素质和健全人格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在高中阶段难以获得充分发展（李润洲，2018）。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的发展，作为在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高中教育，其为大学阶段成功学习做准备的“高中—大学衔接”的功能被忽视。由于培养目标、教学取向、学习范式、学业成就考核和评价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教育在衔接中容易产生冲突，引发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入学后出现生涯规划目标缺失、专业兴趣匮乏、自主性学业参与欠缺等问题，引发严重的学业适应障碍（鲍威，李珊，2016）。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正式启动了新高考改革。本轮改革从选考科目、考试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和录取路径等五大方面重构了大学升学机制，旨在扭转片面的应试教育取向，以高考变革深化高中素质教育，增强高等院校与学生间相互选择的多样性和匹配度，以期实现各级教育系统之间的衔接与沟通（国务院，2014；上海市人民政府，2014）。
作为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考试招生制度，此次新高考改革的意义深远。为此，秉承价值中立原则，理性、实证地评估政策方案实现既定目标的程度，是保障新高考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石。在首轮新高考改革的学生进入了高等学校之后，我们就可以更为有效地观测和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成效问题，比如新高考改革试点地区学生在大学入学后的学业适应状况如何？其新生阶段的学业表现及专业兴趣是否优于尚处于传统高考模式之下的其他区域升学者？本文将基于全国高校大一学生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尝试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该问题的学术探讨，有助于准确观测在新高考改革之下高中教育的重构，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有效衔接的作用。科学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目标达成状况，也可以为完善后续高考改革制度设计提供支撑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40年多来，我国高考制度经历了持续的调适与变革。本轮新高考改革在传承既往改革一贯追求的增加多样性和选择性的价值理念的同时（刘希伟，2018），旨在强化高中教育阶段的育人功能，实现高中教育教学方式的革新，促进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贯通融合（边新灿等，2017）。针对新高考改革制度设计特征及其对大学升学群体学业适应的影响作用，我们将在梳理和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厘清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 高中—大学衔接与新生学业适应
在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充满着挑战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转换身份，离开家庭、社区甚至族群，完成个体转型，调整在以往生存情境中形成的某些规范惯习，实现在两个教育阶段之间的一系列调适与改变（Tinto，1987, p.212）。大学新生的适应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学业适应作为高中—大学教育内核性衔接的有效观测指标，对学生的学业成就的影响至关重要（Gelso & Rowell，1967）。大量研究表明，高中阶段形成的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跨学科的知识认知图谱、自我驱动的学习探究模式是保障学生跨越高中—大学间鸿沟的关键因素。
首先，从学科知识结构体系来看，高中阶段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坚实的学科基础是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先决条件（Reid & Moore，2008），也是其应对大学课程挑战度跃升的重要依托（Hoffman et al.，2008）。知识结构的层次性和逻辑性特征在以STEM为代表的理工科教育中尤为突出。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自然科学涵盖更多特定、明确而具体的概念，概念之间的联系形式呈现为突出的层次性，课程设置强调由基础向高阶的层次递进（Donald，2002, p.322）。大学阶段的学科知识具有线性层次结构，课程设置从基础课程到高阶前沿课程，呈现出清晰的纵向层次框架。学生需要先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或理论，只有在此前提之下，方能进入更高层次的知识学习。因此，在高中阶段通过充分的线性、连续性的学习训练，形成扎实的基础知识结构，是学生在大学阶段高质量完成高阶专业学习的重要前提（布兰思福特，2013，第70页）。
其次，在跨学科的知识认知层面，大学阶段的课程学习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学习者横向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跨学科知识的学习与迁移，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元认知能力”，将原始知识“去情景化”，从中抽象提取出共性的原则，并应用到新的陌生情景之中（陈琦，刘儒德，2007，第362页）。随着学科知识结构的演化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化，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区隔逐渐消弭，知识的交叉与融合成为近年来大学专业设置和课程架构的重要发展趋势（比彻，特罗勒尔，2015，第62页）。为此，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需打破各科目间的壁垒，在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建立联结，形成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能力，这也是大学阶段学业适应的关键因素。
最后，在知识建构和探究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和合作学习能力是提升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核心影响因素。不同于传统的知识输入模式，大学阶段更多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学习、实践学习等教学形式，要求学生能够对非结构化的现实问题进行主动学习（Hanson et al.，2016），这对学生的学习参与活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强调学习者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教学形式有利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Marušić & Sliško，2012）。为此，在高中阶段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体验，能够实现高中与大学两个教育阶段学习经历的贯通与联系，为学生升入大学后的学业适应提供重要保障（鲍威，李珊，2016）。
(二) 新高考改革与学生高中学习经历的重塑
新高考改革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高中教育在教学组织、教学模式、教学进程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文理区隔模式的解体、走班教学模式的实施、多次考试机会的提供以及生涯规划教育的引入等，均有效地促进了高中教育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个性化育人模式成效初显（鲍威，2017）。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的推进也正在重塑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其中的三大趋势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首先，高中阶段持续、线性递进的学习进程遭遇挑战，学习轨迹呈现碎片化特征。新高考改革以学生为本，在制度设计上弱化了传统高考制度一锤定音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多次考试、择优计分的考核模式，其政策意图在于减轻学生备考压力，避免由于单次考试失败而遗憾终身的情况。然而在应试教育惯性的阻碍和掣肘之下，诸多未预期的政策效果也随之产生。一方面，由于应试教育行为的片面性、短视性、投机性，一些学生也会选择最大限度地利用每次考试参与机会，追求分数最优化。另一方面，高中学校的教学秩序也因此被重组，以往并行递进的科目教学进度调整为以考试期限划分的科目间非同期性、阶段性教学进度安排。这使得原本循序渐进、逐步递进和深化的线性学习进程被打散，学生课业学习轨迹出现非连续性的碎片化特征（刘盾，2017；边新灿等，2019）。
其次，在被赋予学习科目自由选择权的情形之下，容易使学生形成追求分数效用最优化的跨学科学习倾向。新高考赋予了学生更大的科目学习选择空间，这样的设计原本是要打破传统教育中文理割裂的学习模式。相关研究显示，分别有84%的上海高中生、79%的浙江高中生的选考科目呈现文理交融的跨学科组合特征（鲍威，2017）。这一改变不仅顺应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潮流，有助于完善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体系，而且对于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观察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有意规避物理、历史等难度较高、挑战性较大的考试科目，他们通过采用错位竞争策略，追求分数效用的最优 化（杜芳芳，金哲，2016）。
第三，随着传统的行政班教学组织的逐渐解体，在以往高中学习情境中由师生、朋辈共同建立的互动纽带也不再牢固。由于新高考赋予了学生在考试科目、时间、频率方面的选择权，因此高中学校不得不重构教育教学的新秩序，实施选课走班制，这也打破了原先以固定的行政班为标志的稳定的教学秩序（李润洲，2018）。这一改变不仅给学生管理、教师教学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使学生的日常学习情境呈现出了复杂性、多变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这种动态的学习情境弱化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朋辈之间稳定的连接纽带，使师生、朋辈间的深度互动难以达成（李军靠等，2018）。
(三) 新高考模式下大学专业兴趣的构建
大学阶段专业兴趣的形成，不仅有助于学生构建内驱性学习动机，而且还与其良好的学业适应和学业表现高度关联（Allen & Robbins，2010）。有研究者指出，专业兴趣的产生由兴趣引发、兴趣维持、兴趣出现再到兴趣形成这四个阶段逐步发展而来（Hidi & Renninger，2006）。在高中阶段相关学科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专业兴趣符合兴趣形成阶段假设，相关学科的探究与学习会提升学生对该专业的入读倾向，为大学阶段专业兴趣的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Trusty，2002）。当然，兴趣也产生于获取信息的过程之中。学生需要在具备充分自我认知的同时，准确把握专业学科对未来发展的社会经济趋势（Malgwi et al.，2005）。由于我国高校学生的专业选择时间是在入学之前，这意味着如果要让学生做出合理、适切的专业选择，高中学校必须在专业兴趣引发、兴趣形成这两方面具有信息支持的重要职能。高中学校不仅需要借助课内外学习经历，推进学生在专业学科领域进行广泛的探索，更需要为学生的专业选择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充实的信息支持与咨询服务。
新高考改革要求学生在高一学年结束之前确定选考科目，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未来大学就读专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可能领域（鲍威等，2019a）。该制度设计有效地推动了高中生涯教育模块的快速发展。高中学校通过生涯规划课程、社会实践活动的设置与开展，为学生在考试科目选择、升学决策以及职业规划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构建理性、可行且适配的专业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图景（樊丽芳，乔志宏，2017）。相关研究已验证了，新高考改革有助于学生深化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使学生做出更加适配的专业选择（袁旦等，2018）。作为重要的升学支持路径，高中开展的生涯规划教育和升学指导能够显著提升弱势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缩小阶层间的升学信息鸿沟，改善弱势阶层子女的升学机会（鲍威等，2019a）。此外，新高考改革以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规避了以往学生专业录取中频繁出现的被调剂专业的风险，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升学专业与志愿专业的一致性（熊丙奇，2017），有利于专业兴趣的形成。
与此同时，新高考规则设计的复杂性也催生了市场化升学咨询产业的崛起。部分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支持覆盖了选考科目、专业选择、自主招生和志愿填报等大学升学选择的完整流程。对于具有经济支付能力的优势阶层而言，通过购买市场咨询等信息服务，能够实现专业选择精准化和效用最大化，并将之转化为子代高考得分和优质教育机会获取中的优势（鲍威等，2019a）。
(四) 新高考改革对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冲击
新高考改革在建构更加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和灵活多样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同时，也力图推动高中教育深度变革，实现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浙江省教科院，2017）。然而高中教育的深度变革需要在充足的教育资源保障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具体而言，高中教育变革在校舍硬件设施、师资储备和课程资源三个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选考模式下的走班制教学大幅扩增了班级数量，因此需要充足的教室与校舍面积作为支撑；同时，选科制之下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对师资的专业结构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天佑，2016）。不仅如此，生涯教育的实施需要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搭建社会实践活动平台，这也要求高中掌握充足的课程资源和社会资源（董秀华等，2017）。
然而，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形势下，对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高中学校而言，其教学硬件条件、师资储备、课程研发能力都尚不足以支撑新高考相关制度设计的要求。教室数量与部分科目教师配备的局促，使得部分高中难以维系走班制教学的模式。由于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匮乏，部分高中也无法为学生提供有效的生涯规划指导和综合实践活动（牟晖，罗永红，2019）。尽管新高考改革期望建构更加公平公正的考试招生制度，但由于在政策制定中薄弱学校经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基层高中学校和弱势学生群体的诉求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无奈与期待”成了他们的真实写照（王世伟，姚维，2018）。有鉴于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地域差距，因此新高考改革可能会给弱势区域的学校带来更为强烈的冲击。
(五) 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所述，新一轮高考改革促进了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有效过渡与衔接，重构了高等教育升学选拔机制，有望推动高中素质教育取向的深化与转型。为了科学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成效，本文以新生学业适应为切入点，主要聚焦于如下三大问题：
1. 新高考改革从学习进程规划、考试科目设置、教学管理形态等多个层面重塑了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那么高中学业经历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学生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
2. 新高考改革在科目选择、志愿填报等层面的制度设计，是否有助于提升学生专业选择的适配度，从而改善升学者的专业兴趣？
3. 新高考改革的诸多制度设计以高中充足的教育资源为前提。因此，就读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高中学校的那些弱势群体学生，在大学入学后是否可能面临学业适应层面的障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分析素材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于2017年、2018年实施的《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以下简称“学生发展调查”）。两年调查均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PS），在所调查的院校内部，基于各院系、各学科门类在读学生的规模占比进行随机抽样。2017年度学生发展调查于2016—2017学年末期实施，涵盖了来自全国88所本专科院校的62650名学生，调查对象包括大一至大四的全学年学生群体。2018年度学生发展调查则聚焦于大一新生群体，在他们大一学年结束后的暑期实施，数据样本包括来自72所本科院校的90027名本科新生和来自18所专科院校的14789名专科新生。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本科新生学业适应情况的影响，因此剔除了调查数据中的专科样本和高年级学生样本。在准面板数据的构建过程中（下文予以详述），本研究将两年度调查数据中的调查院校予以匹配，剔除了非匹配院校的样本。经过筛选，下文数据分析主要基于来自45所院校的29318名2016级本科新生样本（均为传统高考升学学生），以及90027名2017级本科新生样本（包括来自浙江省、上海市的第一届新高考升学学生）。
此外，为了深入刻画新高考升学群体在大学阶段的学业状态，探究新高考改革与大学新生学业适应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本研究也对对来改革试点地区的7名新高考升学新生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中有5人为浙江省考生，其余2人为上海市考生；1人就读于人文类专业，2人就读于社科类专业，4人就读于理工类专业。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将使用访谈文本作为辅助分析资料，为量化分析结论提供补充和阐释。
(二) 准面板数据构建
作为新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区域，浙江省、上海市不仅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前沿省市，更具有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属于基础教育的优势地区。先行的研究使用了某部属高校的教务数据，对各省学生入学后的学业表现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发现，来自浙江省、上海市的学生入学后的学业成绩具有明显的优势（邓溪瑶等，2014）。因此，使用截面数据估计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适应情况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选择性偏误，新高考改革的影响与生源质量的影响相互混杂，难以区分。有鉴于此，本文使用2017和2018两年度的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基于院校选拔性和生源省份将样本划分为固定的组群（Cohort），构建以固定群组为分析单位的准面板数据（Pseudo Panel），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对分析的干扰。
准面板分析方法由Deaton（1985）提出。海外学者将其用于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Browning et al.，1985），国内学者也使用准面板分析法探究中国家庭的消费与储蓄行为（周绍杰等，2009）。在构建准面板数据时，首先应基于某种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固定的组群，再计算每一组群在各变量的时点平均值（Cohort-time Average），作为组群的变量取值。准面板分析假定，如果每个组群在每个时点上的观测值足够多，则可以忽略组群变量取值计算时的测量误差。
本文计算每所院校标准化高考成绩的均值并排序，根据其学术选拔性将调查院校切分为15组，与31个生源省份交叉，生成15×31=465个组群。为了保证准面板分析的有效性，样本量低于5的组群不纳入分析，组群内的平均样本量达104，可以满足准面板分析的假定条件。本文计算每一组群各变量的时点平均值，作为该组群的变量取值。表1汇报了组群构建后变量取值的分布情况，除院校学术选拔性、课内学业参与以及自主学业参与等控制变量外，组群变量取值与原变量取值并无系统性差异。
(三)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统计
表2概述了本文所使用的相关变量及其操作化定义。
在因变量方面，本文主要关注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具体从学业表现和专业兴趣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专业兴趣使用“对所学专业和课程抱有浓厚兴趣”和“没有转专业的意向”2个题项测量；学业表现则使用学生的学业成绩排名作为代理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高考类型。我们根据学生的高考所在地省份，将来自浙江省、上海市的学生视作新高考学生（即处理组），变量取值为1；将其余省份的学生视作传统高考学生（即对照组），变量取值为0。此外，为了提升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学生的个体特征、学业基础（对高考分数进行分组标准化处理）、院校特征、学科类型、学业参与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纳入控制变量（鲍威等，2019b）。
(四) 分析策略：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
围绕新高考，国内研究大多着眼于推动高中教育变革以及优化高校招生选拔机制等制度层面的问题，仅有少数研究将视野聚焦到学生个体身上，通过微观视角考察新高考升学者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以进一步评估新高考改革实施的成效。有研究者基于清华大学本科新生样本的描述统计发现，新高考改革使得就读于STEM学科的浙沪新生学业表现略有提升（刘佳琛，2019）。但其分析样本仅限于单一院校，也未控制学业基础、学业参与等相关影响变量。因此，针对上述研究问题，仍需使用因果推断方法对新高考改革的实施效果进行更为精准的估算。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是对政策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的一般策略。如前文所述，由于浙沪区域学生的学业优势，普通DID分析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从而影响数据分析的精准性。有鉴于此，本文引入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分析（Heckman et al.，1997）。PSM-DID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分析思路，根据一组协变量计算各样本的倾向得分，并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在匹配的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的干预效应进行估计。PSM-DID在传统双重差分的基础上引入了匹配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选择性偏误对平行时间趋势假定的影响。本文使用如下的PSM-DID模型：
其中，（1）式为二元Logit模型，CEE Reformi代表样本i是否为新高考升学者，Genderi代表样本i的性别，College Selectivityi代表样本i的院校特征（即院校学术选拔性），Subjecti代表样本i的专业科目（即社科、理科、工科），Academic Involvementi代表样本i的学业参与情况（包括课内学业参与和自主学业参与），SESi代表样本i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情况（包括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所在地层级以及家庭年收入）。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作为每个样本的倾向得分值。
根据倾向得分值将处理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后，构建（2）式的双重差分模型以估计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效应。在（2）式中，Adjustmentit代表样本i在时间t的新生学业适应情况（包括学业表现、专业兴趣两个子维度），Treati代表样本是否为新高考学生的虚拟变量，Postt代表新高考新生是否入学的虚拟变量（2017年调查样本取值为0，2018年调查样本取值为1）。Treat∗Postit 为双重差分变量，系数β3的估计结果即为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效应。β0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分析
图1展示了高考改革试点区域的考生，在改革前后的学业表现与专业兴趣的分布状况。
由图1可以看出，在新高考改革试点尚未启动之前，来自浙沪地区的大一新生，其学业表现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学生处于优势位置，专业兴趣也相对较高。而在新高考改革试点实施之后，尽管浙沪新生的学业表现仍居于领先，但其相对优势却略有下滑（改革前的相对优势为3.95−3.79=0.16；改革后的相对优势为3.65−3.54=0.11）。与此同时，在新高考模式下，浙沪新生在专业兴趣层面的相对优势则更为突出（改革前的相对优势为4.63−4.60=0.03；改革后的相对优势为4.63−4.55=0.08）。然而，如上文所强调的，由于描述统计无法控制相关变量对分析结果精准性的干扰，也难以处理浙沪新生本身学业优势造成的选择性偏误，因此我们将引入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尝试更为准确地估计新高考改革的影响效应。
(二) 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
基于PSM-DID分析模型，本文将各控制变量纳入倾向值得分计算，通过核匹配方法将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在465个组群中共有385个匹配成功。平衡性检验显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在各个控制变量层面均无显著差异。表3汇报了平衡性检验的结果，表4汇报了PSM-DID模型估计结果。
1.学业表现
首先，在学业表现方面，新高考改革实施之前浙沪新生的学业表现显著优于其他省份，其差异达到0.257个单位。但在新高考改革后，浙沪新生的学业成绩优势有所缩减，相较于其他未改革地区学生，仅高出0.140个单位。尽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差分结果显示，新高考改革使得浙沪两地新生的学业表现相对下滑了0.117个单位。
究其原因，部分参与访谈的浙沪新生表示，尽管新一轮高考改革旨在通过提供多次考试机会来缓解学生的应试焦虑，但是在升学竞争的催化下，新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异化为充分利用每次考试机会以获取分数优势的应试策略。“如果用‘稳两年、冲一年’来评价老高考，新高考就是‘连轴转’，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每学期都会有决定自己最终成绩的考试。如果为了冲刺高分的话，最多会考20余次。”（新生A，2018级浙江考生，就读于人文专业）过度频繁的考试次数，使得学生“学习的进程经常被考试打断，很碎片化，心态也比较浮躁”（新生C，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考试次数的增加挤压了学生的线性学习时间，而加速和压缩的学习进度反而造成了学生在升入大学前学业基础的弱化，导致浙沪新生学业表现的下滑。
与此同时，来自理工专业的浙沪新生在访谈中提到，旨在帮助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和个性发展来选择专业的科目选考制，在现实中也被异化为趋易避难以争取分数最优化的竞争策略。这可能就埋下了就读理工专业的新生基础学科知识缺失的风险。“选考物理、政治与历史的同学，几乎所有的文理专业填报都不受限制，但是他们在选择大学理科专业时，由于高中缺乏化学和生物的基础，会在入学时遇到学业衔接层面的障碍，需要重补高中知识。”（新生B，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部分进入STEM学科的新高考升学者由于基础科目学习准备的不足，可能会在升学后面临学业适应的障碍。“X大学Y专业对物理、化学的要求也不高，但是有些只选了化学的人也进入了这个专业，在生物学习方面就比较吃力了。”（新生D，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
2.专业兴趣
与此同时，就专业兴趣情况而言，在新高考改革试点实施之前，浙沪两地学生的专业兴趣相对较低，较其他未改革地区学生低0.054个单位。在新高考改革实施之后，浙沪新高考试点新生的专业兴趣反而比其他未改革地区的学生显著高出0.073个单位。基于双重差分估计，新高考改革促使浙沪新生的专业兴趣显著提升了0.127个单位。
在访谈分析中，浙沪新生大多表示“新高考改革在专业选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提升考生大学专业选择的准确性”（新生E，2018级上海考生，就读于社科专业）。科目选考的制度设计要求学生在高中低年级就先确定考试科目，这就需要高中学校强化其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对各个专业及其未来职业方向的客观认知，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专业选择。“学校专门加强了生涯规划教育的建设，学生参与体验了大学嘉年华和职业嘉年华，配套了很多设施。”（新生F，2017级上海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此外，以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也消除了频繁出现的专业调剂问题，“专业志愿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是一个一定要学经济专业的学生，只要你都报经济专业，那么你一定可以进入某一个大学读经济学。”（新生C，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社科专业）新高考在录取机制方面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考生的专业志愿，有助于提升升学者与就读专业之间的适配度。
(三) 稳健性检验
1.基于优质生源省份对照组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浙沪两地学生的学业优势以及我国高中教育质量区域间的差距，本文根据各省份生源大学阶段学业表现的既有研究结论，将对照组样本限定在优质生源省份之中（保留河北省、天津市、福建省、广东省、湖北省、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山西省的对照组样本），以检验上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邓溪瑶等，2014）。表5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从中不难发现，新高考改革使得来自浙沪两地的大学新生的专业兴趣相对提升了0.119个单位，学业表现相对下滑了0.089个单位（尽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2.基于个体层面双重差分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以组群内样本均值作为变量取值可能造成的测量误差，本研究使用学生个体层面调查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估计新高考对大学新生适应的政策影响效应。表6汇报了个体层面DID分析的结果，模型一为定序Logit回归模型，模型二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新高考后，浙沪新生的学业表现呈现出相对下滑的趋势，而专业兴趣则显著提升。本研究分析结论在个体层面也得到了证实。
(四) 异质性分析：新高考改革对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影响
有效维持不平等（EMI）理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升学机会在阶层结构间的解释力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丁小浩，2006）。尽管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弱势阶层的学生跨入了大学的门槛，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受限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本，他们中的多数进入了学术选拔性较低的普通院校，入学后的学业状态也值得担忧（李春玲，2010）。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囿于硬件条件、师资储备以及课程资源的不足，弱势区域的高中学校可能会在教学管理和课程安排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家庭所在地层级，将样本组群划分为高中教育资源薄弱区域学生（家庭所在地层级处于后20%的组群）和高中教育资源充足学生（家庭所在地层级处于前80%的组群）两个亚群体，探究新高考改革对不同学生群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表7汇报了异质性分析的结果。
由表7可以看出，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就新生的学业表现而言，尽管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新高考改革对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群体（下滑0.123个单位）和普通新生群体（下滑0.036个单位）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显然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学业水平下滑更为明显。而在专业兴趣方面，新高考改革会显著提升普通新生群体对就读专业的兴趣（提升0.117个单位），而对于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则无显著影响。
原因在于，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的教学资源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会使得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学生在新的升学模式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访谈中，一名来自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表示：“教育资源上，县城与大城市差距太大。对于农村等薄弱地区的学校来说，学校教师紧缺，走班制度搞得很乱，教学进度太赶，学生疲惫不堪”（新生G，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此外，针对新高考改革对素质教育取向的强调，这名学生坦言：“素质教育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就是‘水中捞月’，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校本课程和生涯规划，所谓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也更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异的城市家庭”（新生G，2017级浙江考生，就读于理工专业）。由此可见，教育资源占有层面的差异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新高考改革中陷入了更为困窘的境遇，在升入大学后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学业适应下滑状态。
五、结论与启示
为了科学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成效，本文基于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估算了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由于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学生学业经历的影响，浙沪改革试点地区学生在大学入学后的学业表现略有下降；⑵在新高考模式下，高中阶段生涯规划教育的发展和升学志愿填报机制的调整，有效增强了浙沪升学新生对就读专业的兴趣；⑶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教育资源充足的区域，新高考改革对于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升学者并未发挥改善其专业兴趣的预期效果，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表现下滑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既有新高考改革研究较多关注高中阶段的教育变革，而本文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大学阶段，以新高考升学者的大学学业适应为切入点，考察新高考改革的试行成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新高考改革的推进提供如下四个方面启示：首先，新一轮高考改革期望通过多次考试机会以及科目选考制等方案，缓解单次考试造成的备考压力，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科目选择空间（边新灿等，2017）。但在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标准的升学选拔模式下，诸多非预期的现实效果也随之产生。策略性的科目选择、频繁的考试以及走班制对教学秩序的破坏（杜芳芳，金哲，2017），均有可能弱化高中学生的学业基础，从而影响其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有鉴于此，新高考改革需要反思并协调改革措施与高中教学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在坚持新高考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维护高中教育的稳定性。其次，由于新高考为学生提供了科目选择的自主空间，升学者的知识结构趋于多元化，大学教育也需针对改革及时调整培养方案，为不同学科结构和学业基础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补习教育。再次，科目选考制度促进了学生在高中阶段探索和思考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发展，这有助于提升高中学生大学专业选择的适配度，从而推动专业兴趣的构建。因此，各改革区域应为高中学校提供充足的师资储备与社会资源，辅助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最后，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其他各省份的渐次推进，更多的教育基础薄弱区域也将启动新高考改革方案，因此，新的改革要考虑基层高中相对被动的“边缘化”境遇（牟晖，罗永红，2019），为其提供配合改革所必需的师资与硬件条件，从而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获得，实现新高考改革的公平价值初衷。
新高考改革对于未来我国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变革，意义深远。为此，及时科学评估改革目标的达成状况，对后续新高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推进和制度完善，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依然存在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空间。其一，本文通过升学者在大一阶段的学业适应，以考察新高考改革成效，但需要留意的是，大一阶段的课程设置以基础性、通识性课程为主，尚未全面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本文在伪面板数据的构建过程中，以组群内样本均值作为组群变量取值可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双重差分估计也需要更为长时序的追踪调查数据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为此，未来需要通过长时段追踪调查，对新高考改革成效做出更为准确的因果推断。其二，本文分析结论仅针对浙沪改革试点情况。浙沪两地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前沿地区，教育资源充足且城乡间资源配置均衡，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各省市的推广，需要扩大研究区域以全面评价改革成效。其三，本文主要关注新高考改革对于本科院校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高职高专学生群体也纳入研究范围，更为系统全面地评估高考改革的政策效果。其四，本文主要着眼于大学阶段的新生学业适应。未来研究需立足新高考改革的初衷，研究高中阶段选择性教育理念和个性化实践育人模式的转型对高中学生学习经历的重塑以及进入大学后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在新高考形成的改革场域中，剖析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运行机制，是未来研究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
参考文献
鲍威等. (2019a). 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 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中国高教研究, 309(5), 39-48.
鲍威等. (2019b). 学业辅导对高校学困生的干预效应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39(1), 29-39.
鲍威, 李珊. (2016). 高中学习经历对大学生学术融入的影响——聚焦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7(6), 59-71.
鲍威. (2017). 高考综合改革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影响调研报告. 北京: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比彻, 特罗勒尔. (2015).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边新灿, 蒋丽君, 雷炜. (2017). 论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两难抉择. 中国高教研究, (4), 61-65.
边新灿, 李祎, 范笑仙. (2019). 新高考改革遭遇“应试教育”掣肘的多因素分析. 浙江学刊, (03), 102-110.
布兰思福特. (2013).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程可拉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琦, 刘儒德. (2007). 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溪瑶, 乔天一, 于晓磊, 陈虎, 卢晓东, 黄晓婷. (2014). 高校分省招生计划的效率判据——学生群体学业表现地域差异大数据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12), 23-27.
丁小浩. (2006). 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4(2), 24-33. DOI:10.3969/j.issn.1671-9468.2006.02.004
董秀华, 王薇, 王洁. (2017). 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挑战. 复旦教育论坛, 15(3), 5-10.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7.03.002
杜芳芳, 金哲. (2016).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生科目选择意向现状及对策——基于浙江省五所高中的调查分析. 教育理论与实践, 36(08), 15-18.
杜芳芳, 金哲. (2017). 走班制视野下高中生学业生活的转变及学校行动.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6(2), 43-48.
樊丽芳, 乔志宏. (2017). 新高考改革倒逼高中强化生涯教育. 中国教育学刊, (3), 67-71.
国务院. (2014).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取自: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李春玲. (2010).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 25(03), 82-113+244.
李军靠, 丁一鑫, 赵丹. (2018). 新高考下普通高中选课走班教学的困境与跨越. 中国教育学刊, (1), 26-30.
李润洲. (2018). 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面临的挑战与应答. 南京社会科学, 368(6), 131-138.
刘盾. (2017). 新高考改革之现实审思与理论分析——以考试科目、次数及赋分方式为重点. 复旦教育论坛, 15(3), 11-17.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7.03.003
刘佳琛. (2019). 高考改革对清华本科生STEM学业成绩的影响.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04), 152-158.
刘希伟. (2018). 高考科目改革的轨迹与反思: 基于选择性的视角. 全球教育展望, 47(4), 85-99.
牟晖, 罗永红. (2019). 新高考背景下农村普通高中“走班制”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教育理论与实践,, 39(2), 8-10.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4). 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发〔2014〕57号）. 取自上海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0800/nw11407/nw31810/u26aw40261.html.
王世伟, 姚维. (2018). 在无奈与期待之间——县城高中学生对新高考方案认同度的质性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38(22), 53-57.
武林剑, 崔国富. (2011). 简论高中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基于高考对高中生主体性发展制约的反思. 教育探索, (2), 46-47.
熊丙奇. (2017). 沪浙新高考志愿填报方式评析.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4), 25-28.
袁旦, 孔晨辰, 陈菲. (2018). 新高考改革政策对大学生专业承诺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生源本科新生的调查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302(10), 31-35.
张天佑. (2016).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中部省市高中教学改革的应对策略. 中国教育学刊, (s1), 149-150.
浙江省教科院. (2017). 浙江高考综合改革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影响调研报告. 杭州: 浙江省教科院.
周绍杰, 张俊森, 李宏彬. (2009).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 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学, 8(4), 1197-1220.
Allen, J., Robbins, S. (2010). Effects of interest-major congruence,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timely degree attain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7(1), 23. DOI:10.1037/a0017267
Browning, M., Deaton, A., Irish, M. (1985). A profitable approach to labor supply and commodity demands over the life-cycle.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503-543.
Deaton, A. (1985). Panel data from time series of cross-s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0(1-2), 109-126. DOI:10.1016/0304-4076(85)90134-4
Donald, J. G. (2002). Learning To Think: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e Jossey-Bass Higher and Adult Education Seri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elso, C. J., Rowell, D. (1967). Academic adjustme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tudents with marginal academic potentia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4(5), 478. DOI:10.1037/h0024940
Hanson, J. M., Paulsen, M. B., Pascarella, E. T. (2016). Understanding graduate school aspirations: The effect of good teaching practices. Higher Education, 71(5), 735-752. DOI:10.1007/s10734-015-9934-2
Heckman, J. J., Ichimura, H., Todd, P. E. (1997).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4), 605-654. DOI:10.2307/2971733
Hidi, S., Renninger, K. A. (2006). The four-phase model of interest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1(2), 111-127. DOI:10.1207/s15326985ep4102_4
Hoffman, N., Vargas, J., Santos, J. (2008). Blending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Rethinking the Transition.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44, 15-25.
Malgwi, C. A., Howe, M. A., Burnaby, P. A. (2005). Influences on students’ choice of college major.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80(5), 275-282. DOI:10.3200/JOEB.80.5.275-282
Marušić, M., Sliško, J. (2012). Influence of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of teaching physics on the gain in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reaso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4(2), 301-326. DOI:10.1080/09500693.2011.582522
Reid, M. J., Moore III, J. L. (2008). College readiness and academic preparation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Oral histories of first-generation urban college students. Urban Education, 43(2), 240-261. DOI:10.1177/0042085907312346
Tinto, V. (1987). 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usty, J. (2002). Effects of high school course-taking and other variables on choice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college maj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0(4), 464-474.
●往期回顾 ●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目录
特稿
[德]安德烈亚斯• 施莱希尔 ：教育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
PISA 2018
陈纯槿 | PISA 2018中国四省市学生阅读素养研究新发现
影子教育
魏易 | 校内还是校外：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现状研究
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吴小鸥 | “教科书”考释本刊声明
一、本刊对所有来稿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为组稿。
二、本刊严禁一稿多投，如因作者一稿多投给本刊造成损失的，本刊保留追究作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作者投稿请登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官方网站（www.xb.ecnu.edu.cn）。
四、本刊联系电话：021-62233761；021-6223230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
点击「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网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