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平 , 赵阳 | 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有助于考大学吗？

本期精彩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目录

特稿

[德]安德烈亚斯• 施莱希尔 ：教育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

PISA 2018

陈纯槿 | PISA 2018中国四省市学生阅读素养研究新发现

影子教育

杨钋 | 经济不平等时代的校外教育参与

唐荣蓉 | 线上补习还是线下补习：基于家庭补习决策的分析

摘要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普通高中生的课外补习参与和高中学校质量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中介效应。结论显示：（1）参加课外补习能帮助高中生升入大学，但不能助其进一步升入本科高校；就读于教学质量较高的普通高中既能帮助高中生上大学，也能助其升入本科高校；（2）高中生的课外补习参与和学校质量差异在家庭资本与是否升入大学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参加课外补习的中介作用略大于学校质量差异的中介作用；（3）普通高中的学校质量差异在家庭资本与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课外补习参与在家庭资本与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家庭资本；课外补习；高等教育获得；中介效应

作者简介：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7177411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15JDJYA007）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五期

目录

一、相关研究回顾

二、数据介绍及变量定义

三、高中生家庭资本、课外补习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四、课外补习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中介效应分析

五、结论、讨论与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教育公平”也随之成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这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坚定决心（人民网，2017）。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充分与不平衡，不同家庭的子女获得的教育机会存在明显差异。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更雄厚的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会有助于子女获得更多更优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补习机会（De Graaf et al., 2000; 李春玲，2003；李煜，2006；薛海平，2016）。在高考升学问题上，高中生和家长之所以选择参加课外补习，是希望能够借此获取更多更优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然而，参加课外补习是否真的能够帮助高中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尚需论证。本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是：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是否有助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资本如何通过帮助其子女参加课外补习来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普通高中学校质量的差异和课外补习参与是否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 家庭资本分类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又译作“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布尔迪厄，1997，第192页）。类似的，美国学者科尔曼认为有三种资本会影响教育过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金融资本类似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类似于文化资本，而社会资本则类似于家庭社会资本（吴次南，陈卫洪，2013）。而我国学者李春玲（2003）则将家庭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其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父亲的学历和职业为依据，而政治资本则以家庭成分为依据。以上关于家庭资本的分类方式虽各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并没有太大差异。本文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将家庭资本分为家庭文化资本（父母最高学历）、社会资本（父母最高职位水平）与经济资本（去年人均净收入水平）这三类。

(二) 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1.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De Graaf et al.（2000）和Woessmann（2010）分别对荷兰和东亚5个地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具有正向影响。我国学者李春玲（2003）发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父亲文化程度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才开始体现并逐年增大。李煜（2006）发现，在1966—2003年间，通过父亲的文化水平来测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升高中和升大学的概率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杨倩（2011）的研究发现，我国高中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薛海平（2018）通过CEPS 2014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初中生的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Robinson et al.（1985）和Katsillis et al.（1990）分别针对法国和希腊的实证研究均未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刘志民和高耀（2011）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我国江苏高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不存在显著影响。

2. 家庭社会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Levin（1976）在西欧国家的研究发现，父亲职业与子女受教育的数量和类型存在直接关系。De Graaf et al.（2000）针对荷兰学生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Coleman（1988）发现在美国，家庭社会资本均有助于学生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在我国，李春玲（2003）的研究发现，在1940—1990年的60年间，父亲的职位水平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一直有影响。李煜（2006）发现，在1966—2003年间，家庭社会资本（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入高中和大学的概率均存在不同程度影响。杨倩（2011）发现，不同职业阶层父母的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存在较大差距。薛海平（2018）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父母最高职业分层）对初中生的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以上结果稍有不同的是，刘志民和高耀（2011）针对江苏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父亲的职业等级）对其高等教育数量获得（是否升入高校）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所升入的高校的质量水平）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家庭经济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De Graaf et al.（2000）发现，家庭收入对荷兰学生的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有重要影响。McPherson & Schapiro（1994）针对美国大学入学新生的调查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主要在社区学院，而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是进入四年制大学。李春玲（2003）的研究发现，在1940—1970年间，中国家庭经济资本只对诸如农村和女性人口的一些特殊人群存在显著影响，对大多数个人的教育获得影响很小。但在随后的1970—1990年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渐增强。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高有利于帮助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沈艳和张恺（2005）基于2013届高校毕业生的调查分析显示，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211”院校的机会比率更高。

(三) 家庭资本对子女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

1. 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

Tansel & Bircan（2008）针对土耳其中小学生的研究显示，父母文化水平对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ray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香港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近些年大量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均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各阶段学生参加补习的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薛海平，丁小浩，2009；楚红丽，2009；洪岩壁，赵延东，2014；薛海平，2015）。但对这种结论也存在不同看法。Claudia et al.（2010）基于美国1994年教育纵向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父母文化水平对美国高中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不存在显著影响。曾满超等人（2010）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未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显著影响。

2. 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

Smyth（2009）在爱尔兰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得到提升。洪岩壁和赵延东（2014）针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在校生的研究发现，父母职业分层等级对其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存在显著正影响。周金燕和邹雪（2016）利用PISA2012的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父母最高职业地位对子女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个影响在中国显著而在美国不显著。

3. 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

Tansel & Bircan（2008）与Claudia（2010）等人分别针对土耳其中小学生和美国高中生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均存在显著正影响。有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家庭经济收入与子女参加课外补习概率做过相关研究，有些结论与上述研究相类似，即家庭经济资本对各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存在显著正影响（薛海平，丁小浩，2009；楚红丽，2009）。但也有一些人得出了不同结论：曾满超等人（2010）以父亲月收入为指标，针对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初中生的调查发现，经济资本只对贫困县城的学生存在负影响，而对省会城市的学生没有显著影响。同样地，薛海平（2015）的研究发现，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我国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不显著。

(四) 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家庭资本直接影响学生学校教育获得和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而学生和其家庭选择参加课外补习的目的是希望能影响学生未来进一步的学校教育获得。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关于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然而，学生在校成绩受个体、家庭、学校等多项因素影响，具有内生性问题，为此，国内外一些学者采用高级统计方法来分析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Sunderman et al.（2006）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印尼小学四年级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影响不显著。Dang（2007）同样运用工具变量法，却得出了不同结论：课外补习支出对越南中小学生成绩排名存在显著正影响。德国学者Guill & Bonsen（2010）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课外补习对汉堡高年级小学生成绩的影响，发现结果不显著。我国学者张羽（Zhang，2013）针对山东济南高中生课外补习对语数外成绩的影响研究也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而胡咏梅等人（2015）利用多层线性模型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结果，基于PISA2012数据，她们发现上海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对该科成绩存在显著正影响。

薛海平（2015）则采用了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进行研究。他利用CFPS 2012和CEPS 2014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稍显不同：基于CFPS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有助于提高成绩，但参加语文课外补习对成绩的影响则不显著；薛海平（2016）基于CEPS 2014的研究发现，我国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有助于同时提高语数外各科的成绩。

李佳丽（2018）基于西部五省区农村中小学生的两期追踪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参加数学补习对成绩没有影响，而参加语文补习对语文成绩有显著负影响。

(五) 文献研究总结

综上可知，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很早便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而家庭资本对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得到关注。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鲜有探讨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对升学结果的影响。在我国，家庭资本影响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学生的高考分数，而家庭资本影响高考分数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帮助子女就读于质量较高的普通高中和参加课外补习。在现有研究中，探讨课外补习参与在家庭资本与升学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案例很少，而将学校教育质量与课外补习参与在家庭资本和教育机会获得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比较的相关研究，更少。有鉴于此，本研究把普通高中的学校质量差异与课外补习参与一起纳入家庭资本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中介模型中，并对二者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二、数据介绍及变量定义

本研究使用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混合截面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写为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实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本研究中的课外补习指正规学校教育外的为了升学而购买的学术类或兴趣特长类的课程补充性教育活动。文中涉及的变量说明见下表1。

本研究选取每一年成人库和儿童库中“正在上哪类高中”问题的“普通高中”样本数据进行合并。本文中的“家庭资本”是指学生在获得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机会过程中其家庭提供的各种有用资源。基于文献研究以及测量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将家庭资本分为三类：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本研究在选取文化资本测量指标时，以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依据，最终的指标选用双亲中受教育程度更高一方的最高学历水平；在选用家庭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时，借鉴了李春玲（2003）的职业分层研究，把学生父母职业按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为下、中、上三层，选取父母一方中最高职业分层作为最终的学生家庭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家庭经济资本测量指标选用家庭经济状况，以数据中“调整后的人均家庭纯收入”为依据，将家庭经济状况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个水平。在选取“就读高中质量”指标时，分别选用成人库中的 “您就读学校的类型是”和儿童库中的 “孩子就读的是哪种类型的学校”两个问题各自的“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最为最终指标，将就读高中质量分为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根据上述文献研究结果，本文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主要指学生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学生升学结果中的 “未升学”与“升入高校”之间的差别，反映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在数量上的差异。而在同样取得高等教育获得的前提下，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升学结果中 “大学专科”与“大学本科”之间的差异反映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在质量上的差异。在本文中，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包括两个方面：是否升学（未升学/升入高校）、升学类型（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三、高中生家庭资本、课外补习

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表2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中的高中生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他们就读的普通高中质量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升入高校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普通高中（差异为12.2%），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成功升入高校的高中生中，就读于重点高中的学生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同样远高于普通高中（差异达26.3%），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3基于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统计了高中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与其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升入高校的比例显著高于没有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差异为10.6%），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成功升入高校的高中生中，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高于没有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差异仅为2.0%），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4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中的高中生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他们就读高中质量与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关系。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普通高中学生（差异为8.3%），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5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中的高中生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他们的家庭资本类型与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关系。从表中可见，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越多的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也越高。

表6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中的高中生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他们的家庭资本与就读高中质量的关系。从表中可见，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越多的高中生，就读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也越高。

表7以2010、2012、2014和2016四年数据中的高中生样本为研究对象，统计了高中生家庭资本与其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从表中可见，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越多的高中生，升入高校的比例也越高。在成功升入高校的高中生中，不同家庭资本的高中生之间，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越多的高中生，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也越高，而不同家庭经济资本的高中生，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四、课外补习影响高等教育

获得的中介效应分析

(一) 课外补习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前文家庭资本影响学校教育和课外补习机会获得的研究综述，再参照温忠麟等人（2004）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和程序研究，我们构建了课外补习影响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中介模型。由于本文的变量多以分类变量形式出现，Mplus软件对于此类变量的处理要相对更加精确，产生的误差较小，由此可以更加精确地处理缺失数据，所以本文采用Mplus 7.0软件进行中介模型构建。考虑到学生自身成绩的差异性，我们引入“性别”和“高中班级排名”作为模型外的控制变量，模型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结果见图1。该中介路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有效样本量N=1234，χ2=41.20，当样本容量N很大时，与数据拟合很好的模型都会被拒绝，所以一般不能单靠卡方检验来决定模型的去留（Siu，2008）；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36；相对拟合指数CFI=0.942；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28。在样本中，“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在“高中生家庭资本”对“是否升入高校”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标准效应系数为0.272*0.068=0.018；“就读高中质量”也同样存在中介效应，标准效应系数为0.173*0.092=0.016。以上结果说明：在高中生样本中，学生的家庭资本以“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和“普通高中质量”为中介共同间接影响“是否升学”，即家庭资本通过影响上述两个因素来间接影响学生升入高校的概率。比较而言，“是否参与课外补习”的中介效应高于“普通高中质量”的中介效应。

(二) 课外补习影响高等教育质量获得的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我们筛选出样本中所有成功升入高校的高中生样本，再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该中介路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有效样本量N=637，χ2=24.62，P=0.08>0.05；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29；相对拟合指数CFI=0.968；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29。结构方程路径的标准化系数如图2所示。样本中，“普通高中质量”在“家庭资本”对“升入高校类型”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标准效应系数为0.099*0.259=0.026；而“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则不存在中介效应。综上可知，对2010年、2012年和2014年这三年数据成功升入高校的高中生样本而言，“普通高中质量”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质量获得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课外补习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质量获得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具备升入大学水平的高中生而言，存在其家长利用家庭资本的优势，帮助学生进入重点高中从而提升其升入大学本科概率的现象。

五、结论、讨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1. 高中生家庭资本对其课外补习参与和就读普通高中质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中生家庭资本对其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要大于家庭资本对其就读高中质量的影响。

2. 高中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和就读普通高中质量对其是否升入高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者在家庭资本与是否升入高校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中介作用略大于普通高中学校质量的中介作用。

3. 高中生就读普通高中学校质量对其升入高校类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对其升入高校类型的影响不显著。普通高中学校质量在家庭资本与升入高校类型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课外补习在家庭资本与升入高校类型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

(二) 讨论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参加课外补习能帮助高中生升入高校，但不能帮助高中生升入本科高校。普通高中学校质量的优势，既能帮助高中生上大学，也能帮助高中生上好大学，这个结论与刘精明（2006）认为的高中教育（以高中学校质量为指标）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存在分流作用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课外补习参与和普通高中质量均在家庭资本影响是否升入高校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相较而言，课外补习参与的中介效应大于普通高中学校质量的中介效应。这说明，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可能会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为子女购买课外补习和选择更高质量的普通高中的方式帮助子女获得升入高校的机会；与之相对，不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可能无力或无意愿为子女购买课外补习，同时结合薛海平（2018）的研究结论—资本劣势家庭子女获得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的概率更低—可知，他们升入高校和大学本科的难度（相较资本优势家庭子女）变得更大。

Raftery et al.（1993）的“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MMI理论）认为，当某阶段的教育没有普及时，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所获得的该阶段教育的入学机会是有差异的，这时候的教育竞争的核心在于能否获得该阶段教育入学机会优势，从而最大化地维持教育不平等。Lucas（2001）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EMI理论）则认为，当某个阶段的教育已普及时，教育竞争的核心就在于能否获得该阶段的教育质量优势，从而有效地维持教育不平等。我们知道，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就表现为，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人民群众的诉求已经从“有学上”提升到了要“上好学”，社会各阶层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强烈，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展开竞争必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为子女购买课外补习和助其择校的家长们，对于子女高考升学的要求也必然不会仅限于考上大学那么简单，上本科、甚至上重点本科必然成为他们的期望。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为子女购买课外补习对升入高校有帮助，但对于升入大学本科的帮助却非常有限。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更需要选择质量较好的普通重点高中就读。结合薛海平（2018）基于CEPS数据对我国中等教育获得的研究结论认为，家庭背景较好的初中生利用其家庭资本优势，通过初中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课外补习的另一专业术语）双重体系，为升入重点高中学校占据了竞争优势。可见，在围绕高考展开的竞争过程中，拥有优势家庭资本的学生总能在各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为家庭资本的社会再生产打下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来自优势资本家庭的学生，在中考升学的过程中，可能通过就读高质量的初中和参加课外补习这两条途径，提高中考分数，达到获得高质量的高中教育的目的；然后，在高中阶段，再继续购买课外补习，来提高高考分数，进而完成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占有。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和课外补习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间的中介效应，可能不仅限于高中阶段，而是始于更早的初中阶段。

(三)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主要结论与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在贯彻“大力普及高中教育”的同时，关注高中教育校际质量差异的问题。当前我国普通高中有重点校和普通校的差别，普通校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明显低于重点校。因此，政府应努力缩小校际间的教学质量差距，降低学校质量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中介作用。其次，为降低课外补习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中介作用，阻断家庭资本借助课外补习所产生的代际传递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形式避免弱势资本家庭和成绩落后学生的学业成就被课外补习进一步拉大。总之，只有使高中学校的教育质量和课外补习机会的获得达到双重均衡的状况，才能有效抑制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联合社会再生产作用，真正实现不同家庭背景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

（本文通讯作者为赵阳，2170401003@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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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

高瑞翔  等 | “美德—心智”视阈下我国学生学习概念的发展——基于字词联想测验的实证研究 

职业教育

王星 | 技能形成中的国家、行会与劳工——基于英国行会学徒制演化的社会学分析

祁占勇 , 王志远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顿与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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