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70后记忆里的风和沙，严打、港片和挤火车

我小时候在大连住过四年。父亲是军人，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住在一个小山村的学校里，许多年，他们都是两地分居。后来，我意识到，父亲在我幼年的成长里是缺失的，那是一种无形的空，这样的缺失对我的影响，也是年岁渐长才明白过来。

终于熬到可以家属随军的那一年，我们坐火车去大连。那一次，父亲没有回来接，我们和父亲的一个战友一家同行北上，那家有两个孩子。那时候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城里没人生这么多孩子。我们在北京转火车，五个孩子齐崭崭地出现在候车大厅的时候，许多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我母亲说，她跟在我们一堆孩子后面，偷偷地笑。我问她，笑什么呢，她说笑那些人以为一家有五个娃娃，其实是两家的。她心里大概是有点小小的捉弄人的意思。但在那时的大连，三个孩子其实也算是多的。可能是这个缘故，又或者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我们在北方的这座城市里，那么多年，只有一两次去别人家做客的记忆。我母亲后来到美国探亲看到我们开爬梯（party），叹气说，你们还有这么多人可以走动，我们当年在大连，一家都没有的。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南山电影院看电影。我总记得那条去往电影院的道路，有一段可以看到遥远的海，有一段两旁是苏俄的小洋楼，还有一段路，旁边就是墓地，凌乱地竖着一些墓碑。那条道路，记录了我们一家人的欢语，也记录了异乡人的孤寂。

父亲所在的武装部经常发电影票，每周都有。我们也没有亲戚可以走动，于是经常去看电影。八十年代那些老电影我几乎都看过，《孔雀公主》《小小得月楼》《瞧这一家子》。我还记得那种有演员大头像的挂历，八十年代的人家，谁家没有一本。那些演员也是真好看的，《庐山恋》里的张瑜多美啊，《牧马人》里的朱时茂多帅气啊，《小花》里的陈冲、刘晓庆、唐国强，后来都成了大名角。还有龚雪、潘虹、斯琴高娃，个个都是极美极美的。

1984年，裁军百万的命令下来，父亲也要复员了。那时候，可以选择留在大连，或者是回到湖南老家的小城邵阳。母亲不喜欢北方冬天总是吃大白菜，父亲则是较之金县的苹果，更喜欢雪峰山的蜜桔。于是他们决定回邵阳。那个春天，我们坐轮船，经由上海、杭州回湖南。那是我第一次坐轮船，天特别蓝，冰冷的蓝。码头上送行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是为我家送行的，不过母亲兴致很高，她要我们每个孩子写一篇文章，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写，我后来写小说，倒确是把这个情节写进去的。

晚上，我带着小妹妹偷偷地溜出舱房，看夜色里的大海。甲板上风好大，海像一头灰色的怪兽，随时会把我们吞噬。我们很快回到舱房，父亲看到我们回来，似乎是松了口气，他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打了我一巴掌。同一个舱房里有一个和气的阿姨，看到我哭便喊我到她身边，她给了我一颗糖，我至今都记得。

我们回到了南方的小城。我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里特别怀念那座已经不属于我的北方的城。北方的那座城似乎是不下雨的。

那天有风吧。风刮着我的脸，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少年，十四五岁的样子，用手捂着肚子，手指都红了，然后我看到他肚子那里都是血。我吓得不敢说话，少年从我身边走过。我低着头匆匆往前走，不敢再看周围的人。

我家住在税务大院，离家不远有一个卫生学校。学校门口是一个卖副食品的店子。我最喜欢的是去买太阳锅巴和怪味豆。那个店主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双眼皮，眼睛水汪汪，脸是有些圆的，就是不大笑。那天我照旧去买零嘴。一进门，就看到我家楼下章叔叔的女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就记得他长得像那个叫许亚军的电影演员。他斜靠在柜台上和女店主说着话，女店主不作声，只是听着。他看到我进来就不说话了。我买了一包山楂片就走了。我听到那个男人又开始说话了。

我常在院子里看到章叔叔的女儿，脸瘦瘦的，白白的皮肤，身子骨也很瘦，我觉得她也很好看，是和女店主不一样的好看。

再后来，我在卫校门口看到告示，白色的公文，大黑字写着某某人，犯了什么罪，立即枪决。那些人里有的是抢劫犯，有的是强奸犯。没有由头的，我想到那个捂着伤口的少年和章叔叔的女婿。我知道这很没有道理的。那天，我进门听到母亲在和父亲说，唉，黑子真是可怜，就是偷了点钱，撞在枪口上，就给枪毙了。五婶家里没钱疏通，家里又有好几个儿子......我听到枪毙两个字吓了好大一跳。母亲蓦地回头，看到我愣愣地站在那儿。“还不去做作业。”母亲喊了一声，我慌忙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见过黑子，也见过五奶奶，五奶奶住在我外婆家的后面，是个小木板楼，挺破的。黑子我应该是喊叔叔的，可我总喊成哥哥。母亲说我真是笨，总是搞不清辈分。可是黑子看起来真的很小，大概比我大个十来岁吧，被枪毙的那年也不过二十几岁。

我上中学那阵流行买贴画，前面是香港影星的头像，后面是黄色底纸。可以一张张分开买，也可以整版买。最记得的是《射雕英雄传》里黄蓉的贴画。大虎牙，眼睛可真大。有现代装的，也有古装的。现代装的翁美玲穿着夹克，大波浪的头发，可真时髦。古装的是和郭靖站在一起，粉色的衣服，束着腰，郭靖是白色的衣裳，黑色的搭肩，也是束着腰的，在一起真是一对飒爽的江湖儿女。赵雅芝的也特别多，最喜欢她和周润发站在一起的贴画，周润发穿着西装，脖子上搭着白围巾，帅的。赵雅芝是梳两个长辫子，黑亮亮的，穿着黄色的有黑色滚边的民国衫，站在周润发身畔，纯真又依人。

那时候我们都看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霍元甲》《陈真》，后来的《流氓大亨》《猎鹰》。那时候是每周放一集。我们到了周一就一起讨论周末的剧情。记得那时候看《流氓大亨》，结局是郑裕玲演的女主角变成了植物人。最后男主角在病床边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怎么可以有这么残忍的结局？年少的我对此始终是无法释怀的，于是记住了郑裕玲眼角的那滴泪。后来，我写小说，写到一个女主角成了植物人，我把年少记忆中的那滴泪搬了过来，放在了我的女主角的眼角。那是一滴穿越时光的泪。

还有张国荣，那么好看的一个人，那么纯粹的一个人。我记得他的《阿飞正传》，电影最后，刘德华问张国荣演的阿飞记不记得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他在做什么，阿飞说要记得的他永远记得。我后来写了一个小说叫《阿飞的故事》，男主角长得酷似张国荣，我也写到了这段话，小说里还说，也许我们要的不过就是记得。我一直是记得他的，记得他眼睛里的一束悲凉。是的，记得。

我们这一代，深受着香港文化的熏陶。对于那个小小的孤岛，始终有一种情感上的牵连，细若游丝却坚韧有力，怎么也断不了。那是我们这一代年少时候的记忆，那里有我们年少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曲，追过的明星。现在，那颗东方明珠已经越来越黯淡，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底，却是那么经典，那么无可磨灭。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坐过那种绿皮火车吧。草绿的车身，一节一节，那么长。寒假挤火车是最折腾人的经历。先是买票难，有一回我去人大买返乡的票，那么长的队伍，也不知道排到的时候能不能买上，真是愁煞人。从家乡买回学校的票也是艰难，特别是我们这种中间还要转火车的。有一回我在长沙火车站排队买票，有几个票贩子还插我的队，气得我大声地对他们吼。少年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是现在想想有些后怕，那些都是地头蛇，我一个学生女娃怎么斗得过？

买票难，坐火车也是艰难。每一节车厢都挤得满满的，过道上都是人，奇了怪，工作人员总有办法推着小车在拥挤的人群里拼出一条血路。小车上的零食和盒饭也是又贵又难吃，所以一般都是泡方便面吃。最难熬的是上厕所。在人群里好不容易挤到那儿，不仅要排队，还要忍受厕所的恶臭。

那一年在信阳军训，回家坐的是从北京到长沙的过路车。那夜正好又下着大雨，我们在泥泞的雨水里终于等到火车，却是拥挤不堪，根本没有办法从门口上车。我记得我是被几位同学从窗户里塞进去的。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座位，坐在那儿，把湿濡的鞋子袜子脱了，总算是舒服了些。

暑假坐火车又是另一番情景。车上没那么挤，打开窗户，有凉风穿越而来。到了晚上，看黑土地上的田野和村庄，或者是城市的灯光，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我们几个约了北上的老乡在车厢里打牌、聊天，少年意气，颇为惬意。离我们不远坐着的是湖南师大附中毕业的几位大牛，都是物理、数学竞赛的高手，有两位还得了奥赛的金牌。他们不打牌，似乎也不怎么聊天。我总觉得，他们是离我很远很远的，是需要仰望的。后来到了美国，和他们中的几位有了些接触，发现他们原来也是热心的、看重乡情的。某年，我在上海开新书分享会，其中的一位大神还来捧场，特别朴实的一个人。才惊觉，少年时候，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倒是我们生加上的。

有一回我独自坐火车返乡，邻座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几个小男生。我们谈得很愉快，他们说起自己的学校，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设备，颇有些怀才不遇的感觉。后来，他们唱起了田震的《野花》，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地等待是否有人采摘。有一个小男生还特别热心地把歌词写在我的日记本上，很俊秀的字，就像他们年轻的脸庞。

最郁结的一次经历是独自坐火车返校，一个中年男人大咧咧坐在我靠窗的座位上。我把票出示给他，他不情不愿地让给我，还特别气势汹汹，说就算是你的座位，我要想坐那儿睡觉你也得答应。凭什么啊？可是我一个年轻的学生女娃如何同这色人等理论？一路气呼呼又不得不让他坐我的座位趴桌上休息好几回。这样的人，等老了，想到壮年的时候欺负一个学生仔，会不会有一丝忏悔？

说起绿皮火车，我们这一代的人，大约都能说出一箩筐故事，有喜悦，有郁闷。那是我们从故乡到他乡的必经之路，从少年到青年的飞驰之旅，是我们绕不过的青春记忆。

大二的时候，突然发现周围考托考G的人多了起来。周末或者晚上，经常有同学去上英语培训班。其中最火的就是俞敏洪办的新东方，那时候，三角地经常有新东方的广告。有一次去海淀大礼堂听俞敏洪的演讲，那么大的礼堂，竟然座无虚席。老俞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挥斥方遒，滔滔不绝的样子太有画面感了，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还去过他在海淀小巷里的办公室交学费，见到了他的岳母，很精神很利索的一个老太太。某次上大课，一个小伙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堵在了门口。他岳母当着几百号人和小伙子吵了起来。小伙子一生气说，不在你这上了，难道除了这里，就没有别的地方上了吗？老太太毫不示弱，爱上不上，要上的人多着呢。这倒是实话，当时也的确有一些小型的英语培训班，比如实力托福什么的，但是似乎最后都未能竞争过新东方。

那时候，俞敏洪精选了一些GRE常用的词汇，做成了一本书，人称红宝书。考G的人手一本，后来还配上了录音磁带，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记，效果的确不错。后来新东方就越做越大。俞敏洪有一回去美国，各大校园里一堆的人喊他俞校长，把他的同学王强给惊到了。据说王没多久就回国跟着俞敏洪干，最后把新东方做上市。然后就是教培行业大变革，诺大的公司迅速缩水。这之间的跌宕起伏实在令人唏嘘。后来看到老俞做直播带货，东方甄选和董宇辉闹得沸沸扬扬，心里颇多感慨，老俞就是老俞，从最底层拼出来的老俞，不会这么容易认输的。而他一手打造的新东方，是我们一代留学生启航的平台，和我们曾经的青春轨迹交错重叠。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说起来，我们70后这一代，算是运气不错的一代，从小没有挨过饿，也不要上补习班。上大学虽难了点，但是上不了的也能上个职校，基本都能找个工作。出国政策开始放松，不那么难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有很多机会，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只是出国的和没出国的同学之间已经有不少分歧了，很多话题是不能在有两拨人的群里讨论的。大家的三观已然有了偏差。好在，只要谈起青春，谈起过往，我们都能找到共鸣，找到温情，找到那些曾经共有的记忆。而有关那些记忆，让我们暂且放下争执，重温那些青春的岁月和闪亮的日子。

这就是记忆的神奇和微妙。这个宇宙，纷争抵达不了的境地，有记忆。看看，我只是那么随便地一扯，就能翻出这么多记忆的碎片。清凉如风，粗砺如沙。记忆的碎片里有风，有光，有沙，有尘。我抖落记忆里的沙尘，把它们用时间轴串起来，就成了《幸福的黄手绢》里那样的手绢串，在时间的风里兀自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