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惹女人，特别是有脑子的那种......

千万别惹女人，有脑子的那种。
她不用杀任何人，她只是无需再忍了。

法官宣读了判决理由：女人杀了自己的孩子，本刑事审判庭对此事实没有异议。婴儿日夜哭闹，女人不堪其扰，于是将婴儿的头在墙上撞了四次，致其死于脑损伤。

法官一直用“婴儿”或“孩子”指代宝宝，但女人其实已经给他取了名字。不像别的孩子都叫约纳斯或凯文，他的名字很好听，是她偶然在杂志上读到的——里安。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宣读判决结果。法庭上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原貌。但背后其实有另一个故事，只是她当时不能讲出来。

法官说，她在作案时只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她的丈夫留下她独自在家照顾孩子，导致她“完全不知所措”。

她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街头小报认为这个判罚过轻，给她冠上了“暴戾毒母”的称号。

检察官没有提出抗诉，该判决生效。

监狱里没有酒。因为没钱，她也戒了烟。她每天早晨六点被叫醒，七点开始工作，给螺丝钉分类、粘贴装夹心巧克力的盒子或者组装密封胶条。所有女囚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围裙。

一年后，她获得了在木工作坊干活的机会。对她来说，这份工作更好。她现在主要为法庭和监狱制造长椅和桌子，因为心灵手巧，很讨木工师傅喜欢。“我的脑袋现在才恢复了正常。”她跟师傅说。她做了一个镶嵌桦木的胡桃木盒。木盒被摆在木工作坊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

又过了一年半，她首次获准自由外出，可以离开监狱，回家过夜了。但她对狱警说，自己晚上更想回来过夜。

她坐公交车来到市中心，在主街闲逛。天空是浅蓝色的，就像那天一样。露天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她看着商店橱窗的展品，用监狱发的钱买了一条丝巾。她都忘了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生机勃勃。她一直逛到城市公园，躺到草地上晒太阳，又用手肘撑起上半身，观察着来往的行人。有个小男孩大约四五岁，拿着一根跟他脸蛋一般大的冰激凌。他的爸爸在他面前蹲下，用手帕帮他擦净了嘴巴。

她站起身，从脖子上扯下丝巾，丢到垃圾桶里，便坐车返回了监狱。

又过了六个月，她刑满释放。她回到家里时，丈夫正坐在沙发上。他没有去监狱接她，尽管她早就写信通知了他。她的信就放在饭桌上，弄得很脏，上面还有啤酒瓶的印痕。

“你为什么从没来监狱看过我？”她问。

他拿起桌上的打火机，把玩起来。没有看她一眼。

“电视机坏了。”他说。

“是吗。”她说。

“修理工说问题出在天线接收器上。我买了一个新的。”

他还在把玩打火机。

“我现在就去装。”他边说边站起身。

他先是把装着卫星接收器的箱子搬到阳台上，拆开包装，从厨房提来工具箱；又把户外座椅推到墙根充当梯子，但高度不够。于是他一只脚踩上椅子扶手，另一只踩在了阳台栏杆上。

“把红色螺丝刀给我。”他说。

“好。”

她在工具箱里翻找了一下，递给他红色螺丝刀。他尝试着把墙上的旧螺丝钉拧下来。

“螺丝钉陷得太死了。”他说。

那时，她出门去购物。只去了半个小时。等她回来，他正坐在卧室的地板上，说，孩子从他手上滑落了，他也没有办法。法官会判他终身监禁，因为他有伤人和抢劫的前科，他了解那些法官。她把死去的儿子抱进怀里，给了他一个吻。他的脸蛋是如此漂亮。

“你连庭审都没去听。”她说。

他低头往下看了一眼。他的衬衫悬在裤子外面，肚子上满是体毛。

那时他说，她应该揽下罪责，这样对大家都好。揽下罪责—他以前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她本该有所警觉的。

他还在努力拔着螺丝钉。

“螺丝钉坏了，”他说，“生锈了。”

他说，她的刑罚不会太重，而且女子监狱也没那么可怕。之后，他们还能在一起，还是一家人。“一家人”，她把死去的里安抱在怀里，不断重复着这个词。当时她并不知道，孩子是被他扔在墙上撞死的。她相信了他的说辞。当时。

“我当时真傻。”现在她说。

她一脚踹向椅子。他张大了嘴，她看见他脸上的胡楂，发黄的牙齿，还有那双曾让她喜爱的水蓝色眼睛。他脚下一滑，向后倒去，从四楼坠下，摔在了水泥地上。撞击导致他的右心瓣撕裂，一根肋骨刺穿主动脉。他躺在了血泊中。她缓缓走下楼梯，站在人行道上，在他旁边注视着，直到他断气为止。

负责本案的正是上次起诉她的检察官。他现在已是主任检察官，还留了八字胡。他认为她也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她在监狱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回答警察的讯问，只是说她要见律师。警察只得把她带回拘传室。

第二天，法官下达了羁押令。尽管证据薄弱，法官还是想给凶杀案调查组争取一些时间。

警察走访了邻居。没有人听到他们争吵。一个老人看到他们在阳台上，但没注意细节。另外一名证人说她丈夫躺在路上时，她就“僵硬地”站在旁边。

法医鉴定指出，死者处于醉酒状态，所有的外伤都是坠楼撞击造成。从法医学角度来看，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他杀。

十天后就是羁押审查。她遵循律师的建议，一直保持沉默。主任检察官坚信她杀了人，但没有证据。法官点点头，撤销了羁押令。

她和律师一起走出审判庭。在门口，她忍不住把全部经过告诉了律师。她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我一定要说出来。”她说。她也不知道那种行为算是报复，还是出于某种她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原因。她并不内疚，问律师能否理解她。

她跟着律师走到大厅，在一张长椅前停下脚步，蹲下来，看了看座椅下方。“这是我做的，”她说，“是张很好的长椅。”

上文选自最近在读的书《恶行》。

德国著名刑事律师冯·席拉赫以自己出庭辩护的 700 多起真实案件为基底写就了《恶行》，他写的不仅是真实又离奇的罪案，更是罪案里形形色色的人们：

▶ 勤勤恳恳的博物馆看守，二十三年守护一尊雕像，退休前几分钟把它砸得稀烂。

▶ 矮小的男人，总被人讥讪“矮子”“侏儒”“地精”，入狱后却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敬重。

他们曾经也是普通人，也曾面临鸡零狗碎的生活，直到命运的齿轮来到“浅蓝色的一天”，来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致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