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西周青铜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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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丰富,质量上乘。这些铜器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1.国家文物局、国内各级博物馆、文管会、考古所、高等院校等单位调拨、划拨、借调;2.社会捐赠;3.主动征集。
20世纪50年代末为筹备“中国通史陈列”,20世纪80年代末为改陈“中国通史陈列”,配合这两次重要展陈的需要,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征调文物,这些文物构成了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青铜器的主体展品。在这两次大规模征调文物中,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尤为瞩目,既包括耳熟能详的传世国宝,又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四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精品。
社会捐赠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至80年代,这些捐赠者包括著名收藏家及其后代、知名学者、古董商等。
主动征集经历了两个阶段:1.20世纪中叶,当时的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主要从古董商店、文物公司、古玩市场等文物交易场所购藏。2.20世纪末以来,从社会各界征集入藏。
为展示最新的征集和研究成果,本书收录的青铜器入藏时间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书所选录的164组器物,其中的具铭铜器尤为学界关注,已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一些器形特殊、纹饰精美的器物,具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和工艺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材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器从不同层面、各个角度为我们解读西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是西周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利簋铭开篇云“武王征商在甲子朝”,证实了武王伐纣的历史真实性,同时簋铭记录了当日的天象,弥足珍贵。天亡簋铭文是武王克商胜利后在天室山祭祀上帝文王、举行宴飨赏赐的实录,对于研究周初天命观提供了重要资料。
分封制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第一次分封高潮发生在西周早期。康侯爵、康侯斧是武王之弟、康国的始封君康叔封的自作器,康叔封在《尚书•康诰》称“小子封”,据清华简《系年》记载,西周早期康国的都邑在康丘,沬司徒疑簋铭记康侯受王命以淇滨的卫地为边鄙,直至西周晚期才正式改国名为卫。近年发现的公簋有“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结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可知簋铭中的唐伯即晋侯燮父,其在位之时才正式改国号为晋。唐改称晋与康改称卫情况相同,都要有周王的册命才具备合法性。宜侯夨簋铭文完整地记录了一次王对诸侯的徙封过程,从中也可窥探西周早期的封建册命礼的面貌,整个封建程序包括前期的省察舆图、规划经略、祭祀、正式册命,赏赐内容涉及彝器、土地和人口。
周王在封建诸侯的同时,还要设置监官进行监督管理,实行有效的控制。噩监簋是周王在噩国所设的监官所作之器,噩国是姞姓的南土旧邦大国,而从此件簋的形制与父考使用日名来看,噩监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殷遗民,这里大约蕴含着周朝统治者“以夷治夷”的政治策略。
“廷礼册命”仪式是西周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中期以来日臻完备。绅鼎、南宫柳鼎、鼎、师酉簋、辅师簋、召簋、师大簋、簋、䚄簋、簋、方彝、颂壶等器铭文是典型的册命赏赐类金文。这些铭文所涉及的右者及器主的身份、族属和人物系联、封赏典仪、赏赐物的品种名称、册命的具体官职和掌管之事务等专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马政是周代的军国大事,周人异常重视。由周王亲自参加的幼马成年礼——执驹礼在西周金文中数次出现。驹尊、作册吴盉铭文详细记述了执驹礼的过程,尤其是还得到执驹礼中的马驹,塑造成形,颇有“庸器”之味。郑地(西郑)在西周时期是一座由周王直接管控的大聚邑,不仅有王室宗庙、宫殿、林苑园囿、行政官府,而且还聚居着各个世家大族,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簋的作器者即被王任命作郑邑的长官并领取相当于五锊铜价值的俸禄。郑牧马受簋盖的器主就是周王朝在郑地所设的牧马,专门负责马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王朝镇压边疆叛乱、抗击周边异族的侵扰自西周伊始就未停歇。军事战争题材的铭文是西周金文中的重彩。成王继位之初,政局板荡,发生了威胁政权的“三监之乱”。成王命周公、召公兴师东征:禽簋、旅鼎分别记载了周初成王、周公东征伐奄之战和太保召公镇压东夷的叛乱。“昭王南征而不复”是周人建国后遭遇的首次军事挫折,影响深远。簋铭记载的是昭王十六年南征荆楚的战事,大有缴获。启尊铭清晰地勾勒出昭王南征的路线,即由陕西的东南部直接进入河南的西南部而达到江汉地区。西周晚期厉宣之际,边疆未靖,西北的戎族、猃狁,南部的噩国、淮夷屡生衅乱,战火频繁。无㠱簋铭记厉王征南夷取得胜利。禹鼎铭载厉王时期南方的噩国联合南淮夷、东夷大举入侵周朝腹地,王朝军队西六师、殷八师征讨受挫,而武公的家臣禹率领的族兵却能克敌制胜。柞伯鼎铭记厉王时期虢仲命柞伯率蔡侯攻打南国的昏邑,是周王室对淮夷的—次战争。宣王时期西戎猃狁对周王室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不簋的作器者为秦庄公,大破戎敌,建功受赏,与《秦本纪》“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的记载吻合。虢季子白盘记载的是两周之际(很可能是周携王十二年)拥立余臣为携王的虢季子白(即虢公翰)大破猃狁于北洛水之北,斩获颇丰。
西周贵族之间的狱讼内容主要涉及仆庸土田等财产。六年琱生簋可与五年琱生簋、琱生尊铭文连读,记载了召氏家族大宗与小宗团结和睦,齐心协力贏得了诉讼的经过。比簋盖的铭文内容涉及比与攸卫牧的田邑之争,后者拒抗王命,未将土地交付给前者。比向王申诉,王派大臣仲裁,攸卫牧服法起誓。铭文记述了贵族之间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详细备至。
西周时期的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商品主要受国家控制管理。王室及贵族家族内部都有一套自身的经济运作机制。颂壶铭文有周王命颂管理成周的商贾,监督管理新来经营的商贾,所得收入归王宫使用。“用宫御”明确记录了商品市场是西周晚期王室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射壶的器主出身于蔡国公室,而作了尹叔的家臣,专门负责尹叔家族内部的商业事务,从家族的层面展现出西周末叶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西周时期贵族之间的商品交易仍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在商品交换中可以领略到权力的秩序。亢鼎与任鼎的铭文分别记载了召公奭与周王从臣下手中购买珍宝贵货,卖主不仅收到等值的货币,而且还受到高规格的赏赐,彰显出高级贵族具有超经济的绝对权威。土地作为重要的商品,自西周中期以来在贵族之间多有交易。倗生簋铭文记录了格伯与倗生的土地交易行为,详细记载了定立约剂的全过程,券书约剂必须由周王派出的官员制定,田地勘界也必须有专属官员参与,这样缔结契约才具备法律效力。
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其内涵除了涉及西周分封制度之外,还有很多反映列国自身发展历史的内容。
1、鲁国。尊是近年新发现的“鲁四器”之一,铭文内容在以往的金文中并不多见,记载的是鲁侯之臣受鲁侯之命从阳桥来教鲁人为国君修筑宫殿,工成受赏的经过。铭文所记应为鲁炀公徙鲁后修建宫室之事,可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的记载互证。鲁司徒伯吴器主的官职是司徒,鲁国为周公之后,周礼尽备,官职设置也多效仿周王朝。
2、晋国。晋侯簋与簋规格、形制、纹饰接近,极可能是同组器。是晋侯的私名,这位晋侯有可能是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6的墓主晋厉侯福。这两件簋应出自“田妻”之墓(M7),是归晋侯夫人保存的一套体现晋侯与夫人亲情的私人家用器。
3、楷(黎)国。金文中的“楷”通作“黎”,商末周初之际,周人灭了商代的黎国,分封毕公的別子建立了姬姓的黎国。近年在山西黎城发现了西周黎国墓地,出土了很多楷国贵族器物。楷侯贞是西周晚期的楷国国君自作器。
4、应国。兽簋的器主受应侯之命管理应国的趣马、驺人等有司,可知在某些诸侯国内的地方基层组织中也存在着与王畿内建制相同的军事类长官。
5、密国。西周的密国是殷末周文王所灭密须国后建立的姬姓封国。今甘肃灵台境内乃密国故地,泾伯卣出自灵台白草坡M1,墓底有腰坑,带有殷遗民葬俗的特点,出土有大批兵器,种类丰富,精美异常,泾伯的身份应是密国的高级军事将领。
本册收录的青铜器还有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和工艺价值。伯偈父簋、兽簋、皿簋(两件)是西周中期以来流行的豆形簋,犬簋的形制十分罕见。豆形簋的大批出现和异形簋的造型丰富了青铜簋的品种,是周人“重食文化”的反映。
内史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之一,其器形更多继承了西周早期附耳方鼎的诸多特征,证实了青铜脱胎于西周早期的附耳圆角方鼎,并吸收了簋的圈足部分,算是二者的“混血”。
形体宽矮的折肩罐腹盉存世量不多,它是由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深腹罐形盉演变发展而成,目前所见有无足和有足两类,后者按照足部的造型不同,又可分为圈足、柱足、袋足、扁足四种。柱足形以作册吴盉为代表,流行于西周中期;卷曲夔纹盉可归为袋足形,流行于西周晚期。鬲腹盉和扁圆腹盉是西周中晚期青铜盉盛行的形制,折肩罐腹盉的出现,充实了青铜盉的种类。
1980年彭县竹瓦乡窖藏(二号窖藏)出土的团龙纹罍造型美观,工艺复杂。盖顶的尖菌形钮与盖是分别铸造后连接上的,而四个鸟形突棱与盖面应该是活范拼接连铸而成。从器身的四道扉棱中间的范缝痕迹上看,可知罍身由四块大范铸造,而且腹部的鼻钮也是浑铸而非分铸。象首形双耳与肩部铸接的痕迹明显,它们与罍身是采用“自锁”铸接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西周青铜器重宝迭出、异彩纷呈,它们作为中国上古文明的缩影和载体,是揭秘中国上古史,探寻中国古代文化的指南和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