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萨还高的城市：日喀则的发展与演化
2019年，新一轮的青藏科考已全面启动。如何理解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研究其发展转型的关键科学问题。近20年来，针对西部内陆城市发展转型的不断深入的探究，使得我们对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变式”转型的西藏城市的跨越发展机制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基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支持落后地区城市的发展转型定然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
日喀则市平均海拔4000米，比拉萨还要高，是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和藏区中心之一。封建农奴时期的日喀则城经历了绕宗山单中心、宗山—扎什伦布寺双中心、宗山单中心发展历程。在民主改革前，日喀则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欠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1951年后，国家通过行政力量转移资源到西藏，以促进西藏经济总量的提升；同时，国家制定对口援建的政策事实上是实现发达省市与欠发达的西藏城市之间实现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等转移的“收敛”模式，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了西藏及其城市和谐、稳定发展。其中，中央先后召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相关国家和中央政府特殊援助政策以及内地发达省（市）和国有企业的对口支援政策。中央、中东部发达省市、地市不同等级之间进行尺度上推、下推、固定及跳跃，推动了尺度的生产和重构。这初步形成了中央—东部发达省市—（西藏）地方垂直治理模式，以及中央政府—中央企业/东部发达省市—（西藏）地方组成的协调治理联盟，如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园区设立、公共服务配套等，使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时空尺度上表现为突变式的转型历程。鉴于此，我们基于尺度理论开展了西藏日喀则市城市发展与演化的研究，其中在2019年《经济地理》第12期刊出了题为《1959年以来日喀则市发展与空间演化的尺度逻辑》的文章。
（原文请到中国知网下载阅读）
“日喀则”原义为“溪卡孜”，“溪卡”是指地主的庄园，而“孜"意为顶端。年楚河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悉心孕育着这里的人们；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草场上悠闲地奔跑或是认真地吃草也绘制着高原粗狂与奔放的人间烟火。
微风吹过的青稞麦浪欢唱着丰收和喜悦的歌曲，蓝蓝的天空上的朵朵白云遮不住太阳的七彩光芒。
扎什伦布寺的庄严与肃穆诉说着前世今生的历史文化；金色的转经筒环绕着扎什伦布寺周围来护佑人们幸福安康。
藏族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混合的发展模式以及栋栋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这些都表现着日喀则市的美丽与宽广、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共存的特征。正如《家乡》中的歌词“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国家投资、援藏投资对促进日喀则经济发展和建成区面积扩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不同发展时间段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1959-1994年，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展主要是国家力量主导的发展。1959-2016年，日喀则空间扩展了20.750 km2。国家投资与援藏投资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1959年，居住、交通及商业与服务业用地为主要用地类型；1994年，绿地、居住、公共管理及道路交通用地构成城市主要用地类型。2004年，居住、绿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与交通设施仍是城市的主要建设用地类型。2014年以来，居住、工业、工业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与道路交通设施用地成为占城市总建设用地的主体部分。
日喀则市城市发展与空间演化是一种尺度治理逻辑的具体体现（图1）。
图1西藏城市发展及其空间演化的概念化尺度逻辑
国家、中央、地方政策、资金投入、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等行政干预行为可认为是对具有特征尺度的控制成分实施的尺度政治模式，促进了西藏城市的发展和空间演化。1959-1994年，在国家、地方两级尺度治理的双重作用下，日喀则的经济、制度模式迅速从寺庙—宗政府—传统聚落构成的政教合一的传统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城市发展新方式（图2）。
图2 日喀则市1959年、1994年城市用地结构以及国家援建区
2004年，国家通过单位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资金支持进行尺度下推，地方政府根据发展实际需求进行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扩展。上海市、山东省通过高档住宅小区、商业、单位、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延伸（图3）。
图3 日喀则市2004年的城市用地结构以及国家、省级建设区
2005-2014年，日喀则市实现了最快速的发展。国家通过资金支持，促进了单位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政府公租房等的南迁，以及进行城北工业园区建设和河东新区建设，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同时，对口援建省市（上海、山东、黑龙江和吉林）通过资金、项目、技术、人才、招商引资等服务于园区、新区的规划建设（图4）。
图4 日喀则市2014年的城市用地结构以及国家、省级建设区
2015-2016年，响应国家“六城共创”，日喀则市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推进卫生、生态、森林、科技城等建设，达成扶贫攻坚、全面小康、生态安全等目标。城市发展与空间演化是一种以各级政府、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等多个不同实施主体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化且扁平化的尺度模式转型。城市的空间演化更多体现在内部更新和特色塑造以及尺度重构，旨在促进城市空间的合理、有序和生态化的发展（图5）。
图5 日喀则市2016年的城市用地结构以及国家与省级建设区
国家投资、援藏投资对促进日喀则经济发展和建成区扩张/空间重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不同发展时间段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而且，两者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建成区扩张具有合力作用。整体上，国家投资大于援藏投资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扩展的效应。日喀则市发展与空间演化的尺度模式已由最初的“垂直—水平”结构发展到当代的立体化的多元网络结构。计划经济时期，日喀则市在国家—地方两级尺度治理模式上，国家投资建设的一批行政单位、公共服务等构筑物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和结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对口援建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来推动城市建设，形成了国家—发达省市—地方三级尺度发展模式，且对口援建对城市空间扩展是一种强化过程。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西藏城市发展转型的根本保障和推动力。进入新时代，日喀则应确立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加强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造血功能，探索适合自身的绿色发展道路，坚持民族团结政策及和谐社会建设，促进西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西藏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གཞིས་རྩེའི་འབྱུང་འགྱུར་དེ་བས་མཛེས་སྡུག་ལྡན་པ་ཡོང་བའི་སྨོན་འདུན་ཞུའོ།།（祝愿日喀则明天更美好）。
作者信息
杨永春 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转型与规划。 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源型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项，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英合作项目各一项，主持完成或参加国土资源部等各类地方服务项目数十项，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7部。担任《经济地理》等杂志的编委，以及《Cities》等30余种中英文杂志的审稿人。2018年获中国地理学会颁发的第二届吴传钧人文与经济地理优秀论文奖，以及参与获得2002-2003年度甘肃省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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