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政策深度】“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上）

一、基本脉络及重要节点

（一）提出背景

从经济层面来看，自2003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成功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自身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使得国内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达到1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伴随着对外需的极度依赖，导致中国的经济模式逐渐呈现出口导向型的特点。

1. 制造业产能过剩

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国内制造业逐渐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发显著。产能过剩不仅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还会抑制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以钢铁产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数据，截至2012年底国内钢铁实际综合产能约9.76亿吨，按统计粗钢产量7.31亿吨，产能利用率74.9%，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环境污染。

2. 美元外汇储备过剩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根据人民银行和外管局数据，2013年及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8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债接近1.3万亿美元，这一数据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外汇储备充足率要求，排名世界第一。这意味着较大的风险：
（1）收益率风险：我国外汇储备收益率较低，在海外资产中外汇储备比重较高，也一定程度拉低整体资产回报率；（2）利率风险：持有过多长期美债将面临较大的利率风险，一旦美国加息，我国外汇储备将会面临一定损失；（3）安全风险：历史上美国曾有多次冻结他国美债的先例，例如，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了控制外汇储备的流失，美国政府冻结了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国的外汇储备；1982年，美国政府冻结了墨西哥在美国的外汇储备，以回应墨西哥政府的债务危机。近期的俄乌冲突也印证了这一风险的现实存在，冲突爆发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超三千亿美元的央行外汇储备和三百亿美元的私人资产，甚至禁止俄罗斯使用SWIFT系统进行国际结算。这一行为令全球许多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产生了对安全的巨大担忧。

3. 全球产业链分工附加值长期较低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装配环节，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以及市场营销、服务链条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垄断。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占比达到35.3%，而价值附加部分占比仅为20.2%。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仍有待提高，存在成为依附性经济的风险。

4. 国际贸易形势恶化

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09年至2012年期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明显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较大的压力。加之国内劳动力逐渐老龄化，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5. 美国的不断施压

从政治层面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美国开始试图削弱和压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导致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条件恶化、国际空间受到挤压。

中国GDP在200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又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为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维护自身国际霸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行为试图压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贸易领域，美国不断向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打击中国出口经济；在金融领域，美国尝试通过单边国会议案迫使人民币升值，意图实现第二次“广场协议”；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于2009年宣布加入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构建一个排斥中国在外的亚太经济体系；在安全领域，美国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和政治控制力度。

6. 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石油进口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这一较为单一的海运通道，这使得我国的能源安全面临巨大挑战。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使其稳定性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导致我国石油供应中断，从而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展望未来，站在当前“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来看，上述驱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及发展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包括制造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美元外汇储备过剩，以金融资产形式储备过量美元资产难以有效发挥价值；全球产业链分工附加值较低，制造业水平在中低端徘徊难以向中高端迈进；国际贸易形势随着欧美等西方国家陷入衰退的预期而逐渐恶化，出口增速显著下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产业链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围追堵截；以及在地缘政治动荡环境下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等，在当前时间点仍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掣肘的主要原因。因此，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具有切实必要意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长期坚持并贯彻落实。

（二）经济和政治意义

正是在这样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在中国向东发展受阻背景下，中国尝试从东北、东南、西面寻找出路，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涵盖中亚、俄罗斯、中东欧等地区，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沿线国家。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与亚欧非大陆的广泛经济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互联互通和政策协调，从而提高区域间的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此举不仅有助于中国拓展国际贸易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也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中国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内外部压力的挑战，中国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等举措，为本国企业拓展新市场，降低贸易壁垒。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以利用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使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以缓解，对外投资的增加也可以化解过剩的外汇储备。例如，在钢铁、水泥、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中国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技术输出等方式，将国内产能有效地输出到沿线国家，从而实现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第三，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实践能够为我国提供多元化石油进口渠道，包括开发陆路输油管道、拓展瓜达尔港等海运新渠道等。第四，实施“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在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可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合作，进一步拓宽下游市场，转移低附加值产能，提升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水平，从而引导中国企业参与更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第五，“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助于人文交流和区域和平稳定。通过加强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可以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为地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氛围。第六，“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参与区域合作组织和国际机构，中国可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方面，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治理原则，即“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一方面，旨在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进一步融入，提升国际地位。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升区域繁荣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产能和外汇过剩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沿线国家也能够借助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抓住经济增长新动能。

（三）主要发展阶段

1. 计划阶段：2013年9月-2014年10月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意在加强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紧接着，在同年10月的印度尼西亚之行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海上合作，深化经贸往来。自此，“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便初露端倪，为区域发展与国际合作开创了新的篇章。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方针。这一决定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如索契冬奥会、上海亚信峰会、第十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频繁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2. 起步阶段：2014年11月-2015年4月

2014年和2015年对于“一带一路”来说，是关键的起步与发展时期。在这两年里，中国政府为推进该战略制定了多项纲领性文件，并明确了战略发展规划。

2014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丝路基金"，该基金由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重点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与境内外企业、金融机构一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重点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投资和融资支持，切实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纳入全年重要工作内容，确立其在中国对外战略发展中的指导地位。2015年2月，负责统筹“一带一路”的核心机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该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到有效实施。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这份重要文件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规划的总体目标、发展原则和重点领域，为各类合作项目提供了具体指导。同时，该文件还突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五大合作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实现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发展。

2015年4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成立，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投资机构，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AIIB的成立有利于加快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加速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区域内各国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2015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发表演讲，深入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理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绿色低碳。这五大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指导，强调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3. 实践阶段：2015年5月-至今

（1）协议签署：

自2015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成果。至2023年1月6日为止，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文件涵盖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多个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一带一路”的概念和范畴已适当拓展，不仅仅局限于最早的60余个沿线国家，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对象。“一带一路”建设的含义已经更加接近于在国际领域的全方位开放合作，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一脉相承。

（2）重要文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根据建设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补充文件和法律法规。这些政策在规范企业行为、优化贸易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的发布奠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框架。

接下来的几年，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例如，2017年1月，《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印发，旨在规范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保障投资安全。为促进国际标准化工作，2017年2月，《推进国家标准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应运而生。同年5月，《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等文件相继发布，明确了绿色发展和农业合作的方向。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为各方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能源合作方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强调了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重要性。2017年5月，《“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为财政合作与投资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2017年6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印发，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政策依据。同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对外资投资的引导起到积极作用。

2017年7月，《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方针。随后，财政部和工信部等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和通知，如《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开展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等，旨在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持。2017年8月，《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境外投资的引导和管理。同年9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发布，有助于化解国际投资争端。为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2017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印发。2018年10月，《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了税收政策。同年，《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为跨境贸易提供了便利。2018年11月，《关于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发布，强调了工业和通信业标准化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2019年1月，《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印发，为企业提供了境外经营的合规指南。201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通过，进一步强化了对外商投资的法制保障。同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再次确认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合作愿景。2019年4月，《“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等文件发布，为财务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9月，《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为企业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参考。2019年11月，《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明确了贸易发展的新目标。2019年12月，《“走出去”税收指引》（2019年修订版）发布，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了税收方面的指导。2021年1月，商务部印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合作机会。2022年9月，商务部修订《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强化了标准化管理在商务领域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3）重要会议

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举办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2016年8月，中国举办了第一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座谈会上，各方就如何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企业家、学者等参加了此次盛会，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论坛期间，各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推动了许多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2018年8月，第二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在中国召开。参会各方就“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时探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座谈会强调了在新的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应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与第一届论坛相比，此次论坛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会议期间，各方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进一步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建设。2020年6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各方围绕抗击疫情、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复苏等议题展开讨论，体现了“一带一路”合作的韧性与活力。2021年6月，中国举办了“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与亚太地区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会议期间，各方就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议题达成共识，为“一带一路”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21年11月，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再次召开。各参会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在疫情后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研讨。座谈会强调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应更加关注数字化、创新、可持续性等领域，以应对全球变局带来的挑战。

3月3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郭卫民介绍，今后，我们将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质量和效益，持续深化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拓展在绿色发展、公共卫生安全、数字领域等方面的合作新空间，这也是现在我们强调的几个新领域。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一带一路”的发展着力点，也就是我国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发展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绿色发展。2022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作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顶层设计，从生态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等角度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发展合作建设。该政策旨在到2025年实现绿色丝绸之路理念得到各方认可，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到2030年实现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意见》提出15项具体任务，内容涵盖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绿色标准、应对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政策旨在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绿色投资，优化贸易结构，规范企业行为，强化责任担当，以及提高环境风险意识。为实现这些目标，《意见》提出了完善资金支持保障、合作平台支持保障和能力建设支持保障。生态环境部门将以落实《意见》为主抓手，完善“一带一路”多边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加强对话交流、技术合作和支撑能力建设，强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为共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是公共卫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以“健康丝绸之路”为主线，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可以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路径，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添新动力。2021年7月，中国与世卫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时积极参与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深化卫生政策协调，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高级行政管理人才培训、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等项目，为促进民心相通、增进各国民众健康福祉作出努力。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举行特别外长会，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国家开展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合作，与中东欧国家进行防控疫情线上交流等。中国防控疫情的有力措施为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世卫组织和全球多国充分肯定。

三是数字经济合作。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首先，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了数字经济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共同制定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明确了合作原则、目标和领域，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指导框架。同时，中国还与老挝等多国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具体项目落地奠定了基础。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了30多条跨境陆缆和10余条国际海缆，提升了网络覆盖和质量，为数据流通和信息交流创造了条件。此外，中国还支持沿线国家建设智慧城市、云计算中心、电子商务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数字贸易的规模和份额。总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进数字经济合作做出了重要工作和努力，为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动力。

二、主要方式方法

（一）政策沟通

1. 全球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倡议，并非取代性、歧视性、排他性的区域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之一就是寻求与沿线各个国家、区域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寻求对接，从而达到互相促进、资源共享、互利双赢的效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 专业领域对接

专业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互通的重要一环，它涵盖了与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标准化合作、税收合作、知识产权务实合作、法治合作、能源合作、农业合作、海洋资源合作、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环境保护与治理等十余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倡议。通过这些专业领域的合作，各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各领域的发展水平。

3. 主场外交

主场外交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互通的重要一环，它强调通过高层互访、外交磋商、友好城市交流等多途径，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协作。主场外交有助于推动各国间政策沟通，协调发展战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消除潜在风险，从而为跨国合作项目提供有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主场外交不仅可以加强国际关系，还能够为参与国创造投资和贸易机会，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通过主场外交，各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目标。这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进各国间的信任与理解，加强国际社会的凝聚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

（二）设施联通

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由各国共同努力，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互利合作、共赢发展。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道建设，构建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具有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需求，“F+EPC”模式，即融资+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国内各大建筑类央企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类项目的重要模式之一。“F+EPC”模式的重点在于发挥大型国际工程总承包企业在融资、设计、采购、施工全流程的竞争优势，帮助外国政府进行国际工程融资，特别是针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搭建国内金融机构与国外政府之间的合作桥梁，促进国内金融机构与国外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贸易畅通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营商成本，释放了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

1. 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中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作相关文件，通过设立产品入关“绿色通道”等方式构建便利的贸易环境。此外，积极与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同时，不断创新贸易业态，寻求新的贸易发力点。建立电子商务多边协作机制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成为贸易畅通的重要新生力量。

2. 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

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设立了面向全球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实施创新政策和探索先行先试，为各类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同时探索建设多个自由贸易港，降低贸易成本、简化通关手续，还能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为各类投资者提供更多商业机遇，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

（四）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商业银行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拓宽多样化融资渠道，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透明、高质量的资金支持。

1. 探索新型国际投融资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的空间巨大，应当积极拓宽包含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投资基金等的融资渠道，探索构建新型国际投融资模式。同时不断创新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渠道，拓展应用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融类直接投资、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购、PPP发行等股权融资模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各种专项支持债券，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2. 开展多边金融合作

推动各国财政部达成“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国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积极与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联合融资，建立多边金融融资合作机制。

3. 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机制

不断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同时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以及人民币清算安排，持续提高人民币国际支付、投资、交易、储备功能，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覆盖沿线国家和地区。

（五）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多样化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教育培训、旅游、卫生健康、救灾、援助与扶贫合作项目。增进了相互理解和认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六）产业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开展多元化投资，鼓励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形成普惠发展、共享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为沿线国家加快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平稳增长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积极响应并与相关国家推进市场化、全方位的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层次提升，推动签署产能合作文件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此外，大力发展产业合作园区建设。中国各类企业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自主赴沿线国家共建合作园区，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实现经济增长的经验和做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来源和就业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强调，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当前，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展望未来，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在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上，这也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要处理好遵循和完善的关系。既要遵循当前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不构成对现有主要国际规则标准的挑战，又要注重发挥中国的引导作用，重在相关领域已有国际规则的完善和相关领域缺乏国际规则的创新。第二，要处理好双边与多边的关系。要以双边机制为主体，逐步过渡到小多边、大多边机制。要在双边签署合作文件基础上，明确必须遵循和对接的有关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待条件成熟后，依托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第三，要处理好非正式与正式的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资源禀赋各异、营商环境差距大，要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先行制定倡议等非正式性规则，赋予一定灵活性和弹性，在推进过程中不断完善，再逐步过渡到指导原则等约束性更强的正式规则，并强化监督执行。第四，要处理好高与低的关系。要充分考虑当地国法律法规和发展阶段实际等国情，兼顾经济增长与东道国发展可承受、社会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对接的国际规则标准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不切实际，也不能简单粗放。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需要做好合作机制建设工作。首先，要主动对接与借鉴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规则标准。其次，要借力国际重要合作机制，重点利用国际权威性强的多边合作机制，设置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机制和相关议题，交流研讨“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问题，并不断凝聚共识，形成“一带一路”国际规则软联通的国际氛围。最后，要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涉及领域广泛、沟通协商机制复杂，从双边、小多边到大多边，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因此，加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需要智库提供智力支持，特别需要发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的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中联部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新华社牵头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智库联盟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就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软联通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开展联合研究，充分交流研讨，推动形成国际共识。

三、主要成果与成就

（一）协议签署与主场外交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政策对接、规划衔接、法律法规衔接等形式，加强了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多国政府和企业深化了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的政策沟通，为项目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

自2015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成果。在国家与组织层面，至2023年1月6日为止，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区域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或合作倡议有效对接。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和2019年，我国先后成功主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高峰论坛期间，29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出席，来自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参会，形成5大类279项具体务实成果。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包括中方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共6大类283项。

在主场外交方面，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举办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和峰会。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博鳌亚洲论坛自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成为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之一。通过这一平台，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内的合作与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这些论坛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投资、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机会，进一步深化了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成功举办。这一地区性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峰会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为中非之间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功举办，强调了文化多样性与互鉴共生的价值，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此外，自2018年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向中国市场出口产品的重要通道，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成功举行，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新的政治支持。2022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同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及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在中国举行，为五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合作提供了平台。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如2021年10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和2022年11月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了绿色发展理念。

大国主场外交方兴未艾。2023年两会期间，在中国的主场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历史性和解，彰显了中国在国际和平的重要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布局减轻了地缘政治风险。2023年，中国还即将举办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大主场外交活动。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领域的合作，中国为全球共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为建设更加和谐、繁荣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经济走廊建设与基础设施项目落地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由各国共同努力，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其中，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欧班列、瓜达尔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一系列重大标志性基建项目取得明显成果。这些项目有效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旨在促进亚欧大陆上的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从中国延伸至欧洲，沿途经过中亚、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国，形成了一个跨越11,000多公里的陆上经济通道。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日益深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达成了包括《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果清单》《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菲亚纲要》等一系列重要协议。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联通亚欧经济的重要桥梁，匈塞铁路、中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等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中蒙俄经济走廊方面，三国积极推动建设以铁路、公路和边境口岸为主体的跨境基础设施联通网络。2016年，三国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2018年，三国签署《关于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联合推进机制的谅解备忘录》；2019年，中蒙俄三国签署《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2022年，三方确认《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延期5年，正式启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管道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中蒙俄（二连浩特）跨境陆缆系统、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等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济走廊旨在加强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能源和资源合作等领域的紧密合作，进而提升区域发展和人民福祉。在这一走廊建设过程中，各方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合作机制。其中，中国与沙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旨在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的“2030愿景”紧密结合，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贸易、投资等多领域合作，促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包括卡姆奇克隧道项目、安伊高铁二期项目、“瓦赫达特—亚湾”铁路项目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建设项目和成果。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资源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地区发展水平及民众福祉。为了推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各方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合作机制。包括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这一合作机制旨在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地区发展和繁荣。澜湄合作机制是一种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则致力于推动湄公河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地区互联互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则为走廊建设提供了总体框架和指导原则。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包括昆（明）曼（谷）公路、雅万高速铁路、中老昆万铁路、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在内一系列重要建设项目和成果。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旨在加强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能源资源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的经济联系，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为了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双方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这一合作机制旨在促进两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的合作，为走廊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瓜达尔港、喀喇昆仑公路以及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等建设稳步推进。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旨在加强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四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资源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提升四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福祉。孟中印缅四国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合作机制。例如，中缅经济走廊联合委员会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孟加拉国卡纳普里河底隧道、木姐－曼德勒铁路、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等项目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了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推进了自贸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跨境产业园区等一系列合作项目。这些举措大幅提升了沿线国家间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水平，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自2015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即使面临困难复杂的国际环境，2015年至2022年我国依然实现了年平均9.8%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除了2015年和2016年受到全球贸易低迷的影响出现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实现了正增长，尤其是2021年和2022年，增速明显加快，分别达到32.6%和18.3%。从进口和出口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形成了贸易顺差。直到疫情前，贸易顺差的规模整体呈现缩小趋势，从2014年的约900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约600亿美元，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在不断优化，贸易平衡度在提高。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占比在逐年提升，从2013年的25%增至2022年的32.9%，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积极成效。

根据宁波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海上丝路贸易指数（STI），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总体进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指数的差距不大，自2018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指数开始领先于总体水平，并且这种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这说明从2018年9月开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互联互通逐渐完善，各种促进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合作协议也都有效实施。贸易互通取得了初步成功，并且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各种在建项目的竣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水平还会取得更加长远的进步。从各大洲区分数据来看，贸易指数较高的大洲是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较低的是亚洲和北美洲，处于中等水平的是欧洲和非洲。影响各大洲区分数据的主要原因是地域间的联通方式、国际关系以及基础设施。我国与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的贸易以航运为主，与亚洲的贸易指数受到铁路运输的替代效应影响、与欧洲的贸易则兼顾铁路与航运。影响非洲贸易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基础设施情况，影响北美洲贸易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打压政策。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进行分析。从投资金额来看，从2015年至2022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逐年增长，从148.2亿美元增长至209.7亿美元，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在非金融类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这一趋势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目标，即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方面的投资，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其次，在同比增长方面，除2019年和2016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均呈现出正增长。2020年的同比增长达到18.3%，为2015-2022年间的最高值，表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在经历2019年和2016年的负增长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回升，显示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力得到恢复。最后，从占同期总额比来看，2015年仅占8.5%，而到2022年增长至17.9%，表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这一趋势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投资日益增加，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总体来看，投资数据的变化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对于“一带一路”对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情况，从2015年至2019年，完成营业额逐年增长，从759.7亿美元增长至979.8亿美元。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期间，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承包市场不断扩大。然而，从2019年到2022年，完成营业额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可能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国际政治风险、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同比增长方面，2019年同比增长达到9.7%，为2015-2022年间的最高值，显示出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快速发展。然而，从2020年开始，同比增长转为负增长，其中2022年同比减少5.3%。从占同期总额比来看，2015年占比为47.7%，而到2022年增长至54.8%，表明“一带一路”对外承包工程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这一趋势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市场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在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方面，从2015年至2019年，新签合同额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从1,260.3亿美元增长至1,548.9亿美元。这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期间，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承包市场不断扩大。然而，从2019年到2022年，新签合同额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这同样是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国际政治风险、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从同比增长方面来看，2019年同比增长达到23.1%，为2015-2022年间的最高值，显示出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快速发展。然而，从2020年开始，受疫情因素影响，同比增长转为负增长，其中2022年同比减少3.3%。从占同期总额比来看，2015年占比为51.6%，而到2022年略有下降至51.2%。

总结来说，自2015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贸易往来日益紧密，进出口贸易总额呈波动上升态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平衡度提高。在投资领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投资活力得到恢复，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虽然在2019年至2022年间出现连续下降，但在总额中的占比保持稳定。这些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全球经济形势、国际政治风险、疫情等因素仍对合作产生影响，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设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专门投资机构，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中国还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种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如本币互换、跨境支付、融资担保等，进一步拓宽了资金融通渠道。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不断深化而提升。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额超过4万亿。同时，我国不断扩展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安排，目前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次，从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来看。自2015年以来，中国离岸人民币市场经历了波动和发展。2015年，市场规模达到历史最高，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2.1万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额达到1609.59亿元。然而，由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导致资金回流，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市场规模保持稳定。2019年至2020年，受疫情控制、经济复苏及金融开放等因素影响，市场规模再次增长。中国香港始终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占全球一半以上的存款和债券发行量，其他主要中心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伦敦和澳门。

2015年至2022年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10万亿元逐年增长至2022年的42.1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方面，除2019受国际环境影响出现轻微负增长外，其余年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保持高速上涨。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25.9%逐年上升至2022年的50%。这些数据都表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

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高。截至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权重排名为第三；并且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位列全球第五位主要储备货币；此外，我国债券先后被纳入三大主要国际债券指数，到去年底，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的余额为9.6万亿，较2017年增长1.2倍，其中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分别为3.2万亿和3.5万亿。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的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不断完善化、规范化、广泛化。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发的独立支付系统，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与结算服务，对标美国的SWIFT支付系统。CIPS旨在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CIPS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CIPS有助于降低跨境人民币支付成本和风险，提升跨境人民币支付效率和便利性，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和流通。

2015年10月8日，CIPS一期正式上线运营，首批使用者包括19家中国和在中国设立的外国银行，以及176家间接参与者，覆盖6大洲和47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3月26日，CIPS二期投产试运行，10家中外资银行同步试点上线。自此，CIPS运行时间基本覆盖全球各时区的工作时间，支持全球支付与金融市场业务。

从CIPS处理业务量数据来看，该数据在2019至2022年间持续上升。2019年的数据为188.4万笔，2020年为220.49万笔，同比增长了17.03%，而2021年的业务量增长更为明显，达到了334.16万笔，同比增长了51.46%。到了2022年，业务量进一步上升至440.04万笔，同比增长了31.69%。从CIPS处理金额情况来看，其金额也在2019至2022年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2019年的处理金额为33.9万亿元，2020年上升至45.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3.57%。2021年的处理金额进一步提升，达到了79.6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75.87%。而到2022年，处理金额为96.73万亿元，同比增长21.52%。在这四年间，CIPS处理业务量和处理金额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2021年，两项数据的同比增长率均达到了较高水平，说明CIPS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地位日益巩固。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需求逐渐增加。CIPS作为跨境人民币清算服务平台，能够有效地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跨境人民币业务，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CIPS处理业务量和处理金额的增长，也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我国也在积极开发和试点其他多边跨境支付系统。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是一个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阿联酋中央银行联合建设的项目，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领域中的应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去年联合发布的报告《货币桥项目：央行数字货币助力经济体融合互通》公布的情况，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成功完成基于四种央行数字货币的首次真实交易试点。在六周时间内，来自4个不同司法辖区的20家商业银行通过货币桥平台为其客户完成跨境汇款和外币兑换业务共计164笔，总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5亿元。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是一个以央行数字货币为核心的高效率、低成本、高可扩展性且符合监管要求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旨在通过覆盖不同司法辖区和货币，探索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该项目有助于改善跨境支付与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并提高金融包容性。该项目可以提供一个多元化、稳定化和包容化的跨境支付平台，减少对单一国际货币结算体制的依赖，缓解外汇储备风险，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最后，中国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达成以本国货币代替美元进行结算的协议。2023年3月28日，我国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LNG)采购交易达成，此单交易是中国海油与道达尔能源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达成的，LNG资源来自海合会国家阿联酋，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LNG成交量约6.5万吨。2023年3月29日，中国与巴西政府宣布将使用本国货币代替美元进行贸易。此前，中国已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朝鲜和哈萨克斯坦八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有关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协定。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人民币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趋势。2022年3月起，美联储确立了极为激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立场。此轮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掀起了全球货币贬值风暴，在美元潮汐的持续收割下，相当一部分国家遭遇严重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 甚至面临财政危机和金融动荡。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对于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冻结以及将俄罗斯驱逐出SWIFT支付体系等行为也让不少国家，尤其是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出口国，进一步加剧了对于美元结算体系的担忧。为了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美元化”并寻找一种可靠的替代货币成为全球多国的现实需要，而人民币显然是一种最为可靠的选择。相信如果美国的加息缩表政策继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CIPS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中国主导或以中国为主的支付体系。

风险分析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近期房地产市场较为波动，市场情绪存在进一步转劣可能，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也有可能诱发国内资本市场动荡。（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5）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风险，俄乌冲突不断，国际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