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与他们的专制代理人阶层

卡拉·哈利勒·哈伊莱丁·钱达尔勒（Kara Halil Hayr ed-Din Jandarli）是奥斯曼第二和第三位统治者的维齐尔，也是钱达尔勒维齐尔家族的创始人，奥斯曼帝国的史学传统赋予他几乎造物主般的角色。钱达尔勒家族是乌莱玛阶层的成员，拥有并继承了大量财富，对商业、政治和政府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连同其他具有类似出身的人，开始联合成为一个行政官员、顾问和军官阶层，他们精通伊斯兰王朝的准则，忠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家族。

《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

 [英] 伯纳德·刘易斯  著

张楠 昝涛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从古典伊斯兰国家进入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特征就是奴隶制度。17世纪，一位造访奥斯曼的英国人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他描述了这些“在战争中被抓走”或“来自边远地区”的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是如何接受训练和教育，从而“担任帝国的重要职务”的。他说：

这里的策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基督徒儿童在接受其他原则和习俗的教育时，会对他们的父母产生厌恶；对于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来说，他们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因此，从开始接受教育到进入政府，他们的利益不会和主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产生联系，他们受到的教育以及现实的必要性使得他们必须忠于主人。

专制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要捍卫他们的专制权力，以抵御日益稳固的统治阶层所带来的危险以及这个阶层所施加的限制。一些地方即使没有那种经济实力雄厚的阶层，军人或官僚精英也会确立自己的特权地位，甚至可能是世袭特权。许多专制君主为了防止这些精英团体的形成，会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专制君主需要一群没有根基且只忠于他的人，这些人的晋升并非取决于他们的等级、出身或地位，而只‍是凭借君主的意志，他们通过利益和忠诚同君主绑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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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社会中，君主找到了不同的方法来招募和维持这样一个专制代理人阶层。在古代的波斯、中国，有时在罗马和拜占庭，宦官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甚至是士兵阶层，他们没有家族的野心，可以帮助君主对抗旧贵族，又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在欧洲，教会为国王提供了有能力、有学问、有抱负的人，这些人出于对上帝的爱成为宦官，并以同样的身份为国王服务。另一种方法是招募出身低微的人甚至是外国人来担任国家职务，并通过不断重新招募来防止他们成为世袭官僚阶层。在一段时间内，中国著名的科举制度可能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方法最成功的例子无疑还是伊斯兰的奴隶军队和奴隶政府。

在古代帝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奴隶并不鲜见，他们在波斯的帕提亚时期甚至处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奴隶政府制度是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达到了其最发达也最具特色的阶段。穆斯林史学家将奴隶军队的创建归功于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之子即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台绥姆(Mu‘tasim，833—842年在位)。据说，当穆阿台绥姆还是王子的时候就开始从中亚募集突厥奴隶，数量相当可观。在他成为哈里发后，又增添了更多的奴隶，并把他们编成卫兵团。他的大多数继任者都遵循了这种做法。

在小亚细亚，奴隶制度在塞尔柱苏丹国以及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古老的突厥公国已经存在，但在边境公国之中并不存在这种制度。在加齐们看来，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引入这种制度，是受到来自东方并干预帝国事务的神职人员的影响。根据最早期编年史的记载，一位来自卡拉曼的神学家卡拉·吕斯泰姆(Kara Rustem)向当时担任军队卡迪的卡拉·哈利勒·钱达尔勒指出，君主的财产正在流失。根据真主的旨意，五分之一的战利品属于君主，其中包括被加齐俘虏的战俘。卡迪向苏丹穆拉德报告了此事，穆拉德说真主的旨意必须服从。这位编年史作者带着明显的怨恨说：“这个创新是两位神学家的杰作。”每五个俘虏中就会有一个属于苏丹。

许多年轻人被召集起来，带到了苏丹那里。哈利勒说：“我们可以将他们交给土库曼人，让他们学习土耳其语，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士兵。”现实也确实如此。就这样，年轻人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都成了穆斯林。他们在土库曼人那里生活几年之后，便会被带到皇宫，戴上白色的帽子，被称为“耶尼切里”(Yeni Cheri)，意为“新军”。

就这样，被欧洲人称为禁卫军的著名军团就此诞生了。

苏丹的伊斯兰顾问们以真主的名义引入了法律和征税制——君主从战利品中获取五分之一并建立了“奴官制”。此时，土耳其人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成为奴隶主。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受到伊斯兰法律和古老传统的保护而不受奴役。但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已经准备就绪。正如几个世纪前，伊斯兰世界的中亚边境的穆斯林边疆战士俘虏并奴役异教徒土耳其人一样，现在，西部边境的穆斯林土耳其加齐们对他们的基督教敌人开战，并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律，也把俘虏当作战利品。与巴格达和伊朗的穆斯林哈里发与埃米尔一样，奥斯曼苏丹也在用外国奴隶组建军队——而这次是用基督徒俘虏。

然而，仅仅从战俘中招募是不够的且效果不佳。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定期引进新人，而且这些成年士兵肯定不像早期马穆鲁克军队中的柏柏尔青年那样容易被同化。14世纪晚期，奥斯曼人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著名的 “奴官制”，即从基督教村庄中征募男孩到奥斯曼军队和政府服务。这一制度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值得商榷，但最终还是被采纳并确立为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甚至可能更晚。

这种手段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保证了大量的奴隶供应，满足了苏丹军队和王室的需要；另一方面，鲁米利亚的有生力量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用。每隔五年，就会有专门的官员在鲁米利亚(后来也在安纳托利亚)各地考察并挑选男孩。一般情况下，这些孩子会作为仆人或侍从被安排在封建骑兵(西帕希)身边，他们在这里皈依伊斯兰教、学习土耳其语。开始时，他们被送到一个据点，官员会将他们分配到不同部门为苏丹服务。大多数人会成为军校学员，最终进入禁卫军或者另外的领饷的常备军。最优秀的学员则会被分配到宫廷学校继续学习，在经过漫长而精心的培育后，他们会成为朝廷官员，有机会获得最高的政府职位，甚至可能成为大维齐尔，大多数担任这些高职位的人都是宫廷学校出身。直到16世纪末，禁卫军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征募的。任何自由穆斯林都不能进入禁卫军行列，甚至连禁卫军的后代也无法进入。

通过“奴官制”，再加上通过购买以及作为贡品获得的奴隶，苏丹召集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和行政人员，他们只对军队和皇室忠诚，同时还不会形成世袭的统治阶层。奴隶军被称为“门奴”(Kapi Kulu)“门”在奥斯曼帝国特指苏丹的宫廷，“门奴”意味着这些人直接属于苏丹。——译者注，这显示了他们与苏丹的关系，并将他们与那些出身自由但后来入伍的人区别开来。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主奴关系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他们虽然是奴隶，但在财产、婚姻和个人地位方面仍然行使自由人的权利，在法律意义上不被当作奴隶对待；然而，他们被视为苏丹的财产，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完全由苏丹支配。

奴隶军和封建骑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前者长期处于上风。但是二者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早期，许多封建骑兵都会雇佣奴隶随从，于是这些奴隶就进入了封建士绅阶层。奴隶军和封建骑兵都享有特权军人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持有形式发生变化，苏丹加强了对封建骑兵的控制。到了15世纪晚期，旧的贵族和封建骑兵正在失去影响力，奴隶出身的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火器的使用加速了这一进程，常设职业奴隶军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封建骑兵团则相反。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古典奥斯曼帝国体制达到顶峰，统治阶层的不同要素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中央统治机构中，君主对这一机构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1553年11月，当时在叙利亚的英国旅行家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目睹了苏莱曼大帝和他的军队在征讨波斯途中的宏大场面。他描述了他们进入阿勒颇的情形：

在苏丹前面打头阵的是6000名西帕希骑兵(或称轻骑兵)，他们身着猩红色服饰，十分英勇。

紧随其后的是10000名被称为Nortans的苏丹的附庸，他们衣着华丽，身穿黄色丝绒服饰，头戴同样面料的两英尺长的鞑靼式帽子，额头处戴着一件同色的华丽长巾，手中拿着土耳其式的弓箭。

……

为上述军队运送军需品和食物的骆驼有20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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