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 晋次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满期退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爱媛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助教授和三重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东亚史、秦汉社会政治史等。
汉代政治史的特征，即自西汉以迄东汉，外戚逐渐掌握权力，或谓贵戚政治铺开。后面又主要考察了东汉贵戚政治与皇权、儒家官僚之间的关系。在此，笔者意欲重新梳理一下汉代贵戚政治的特质及其与皇帝权力的瓜葛。首先，皇帝支配体制中为何会生出贵戚政治？对于这个问题，内藤湖南的《中国上古史》提供了一个回答：汉朝在西汉末年因外戚插手政治，一度丧失了天下，这就树立了外戚政治弊病的典型。然而，政治实际上就集中于帝室，并不像三代之时有贵族牵制，也不似汉初之时天子一族势力最盛，每每事发便举兵讨平，而是全部权力尽皆集中于天子之手。天子英明尚无妨，否则一旦天子周围有人专权，便缺乏牵制他的力量。权力集中在一处是危险的，这在西汉末年已得到证明。（《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筑摩书房，第212页。汉字新旧与假名用法，引者径改。）内藤湖南认为，权力集中于天子，于是在不断强化的皇权政治中，孕育出与之匹敌的贵戚政治。这一逻辑便是，皇权的绝对化必然导致他者的专权，最终使得皇权相对化不断历史性地推进。笔者以为，内藤湖南辩证地认识到了皇帝权力的历史性发展，进而也为本书说明贵戚政治形成的问题提供了启发。从这一逻辑来看，东汉前期三代权力向皇帝归集的事态，成为和帝朝以降贵戚政治诞生的土壤。这里，内藤湖南指出政治权力集中于天子之际，却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性变化引发了权力的集中。这或许是因为西汉时内朝成立且相对于外朝更具优势，而在东汉之时宫中“内朝”权力又被贵戚所掌握。由此可以认为，贵戚政治的形成，凭借的是权力向天子集中且内朝优势不断凸显。不过，这仍不能说明为何贵戚政治的主体是贵戚。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贵戚政治成立的要因，即尊重戚属之风与贵戚本身内在的问题。关于前者，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中的“亲亲之义”对皇帝产生了制约。从“亲亲之义”出发，皇帝给予贵戚殊遇遂成惯例。然而，仅仅受到皇帝尊重，贵戚政治是不可能确立的。如果仅仅是尊重的话，那么只保证贵戚拥有爵位等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地位即可，现实中东汉前期三代皇帝抑制贵戚的政策就是这种形式。贵戚政治得以成立，必须掌握内朝权力，为此就必须身在皇帝侧近，获取信任，并在皇位更迭时担当辅政之任。辅政大臣不一定非是外戚，但西汉昭帝以降和东汉时期，事实上几乎也都由外戚担任。那么，为何会任用外戚辅政呢？外戚与内戚不同，一般认为外戚没有皇位继承权，故可以让其辅政，但也可以认为古人的亲族观念在更深的层面对此作出了规定。史书中“舅”“帝舅”“舅氏”诸语颇为常见，用于优待母亲兄弟这类外戚的场合。例如，“章帝遂封三舅（邓）廖、防、光为列侯”（《皇后纪上》），马廖、马防、马光是太后马皇后的兄弟，尽管马太后并非章帝生母。这条记载是说，章帝不顾马太后强烈反对，最终执意封三位舅氏为列侯。从这个例子来看，皇帝对于母亲的兄弟而言是“甥”，甥理所当然必须对舅表示一定的敬意。山路胜彦研究《春秋左氏传》中的婚姻关系时指出，“甥是指出嫁女性的族人（出嫁族），舅是指母舅一族（妻子的母族）”；“在《左传》的世界中，舅作为保护者、监督者或后援力量，始终给予甥全面的照料，另一方面，也要求甥对舅同等地报以无私的侍奉服务”。此外，山路胜彦在专著《家族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81年）中进一步论述：“古代中国，舅在政治上、礼仪上、情感上都与外甥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魂灵世界中占有优势，能制御、庇护外甥，有时也能施以诅咒。”（第131页）关于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详细探究汉代包括甥舅关系在内的亲族观念。至于外戚辅政，或许与山路先生所揭中国古人的亲属观念有很大关系。进一步说，外戚辅政更可能是现实中帝室与女性娘家一族的合作，双方结成相互扶助、互惠互利的政治同盟。关于后者还有一个问题。贵戚通过与皇帝间的戚属关系而取得政治地位。不过，一旦与保证其地位的皇帝戚属关系断裂，那么其地位也必然为其他贵戚取而代之。这种不稳定性始终萦绕在贵戚身上。而克服这一不稳定性的途径，就是成为有能力的官僚，夯实官场上的立足点。如若不能，贵戚便只剩下一条道路，那便是在身为贵戚期间掌握政治权力。观《后汉书》的诸贵戚列传可见，获得必要能力而成为博学官僚的志向，与掌握权力的志向，在一族中同时并存。贵戚政治形成的背景中，贵戚掌握权力有保全一族的强烈愿望，不过贵族自身也确有不得不如此的一面。由是观之，贵戚政治并非单纯是以汉室辅佐的形式结成两个氏族的政治同盟所导致的，其成立可以说是贵戚出于迫不得已保全自己一族的意愿。如此一来，利用绝对化的皇权以保全一族的因素，便混入了皇帝统治之中，甚至酝酿出皇帝支配体制形骸化、相对化的趋势。从皇权绝对化中生成的贵戚政治本身，虽然被要求站在“公”的立场上，但却受保全一族这个“私”的追求所驱使，陷入两难的困境。可以认为，王莽夺取权力，就是为了消解贵戚政治的困境而采取的一项政治经营的结果。职是之故，西汉昭帝以降的汉代政治史，主要是在皇帝支配与贵戚政治的相生相克关系中展开的。这涉及汉代公权力与私家关系的问题，今后我们必须在尾形勇先生关于家与国家的理论所延伸出的汉帝国结构论的关照下加以探讨。贵戚政治在东汉走向终结，向六朝贵族主宰的新时代过渡，那么贵戚政治为何会在东汉时期告一段落呢？是不是皇权回归本然，绝对性复活，从而消灭了贵戚政治呢？似乎确实如此。如前所述，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得以在全国普及，继而儒雅之士进入官界，结成儒家官僚集团，于是为了寻求皇权的应有姿态，对贵戚政治发起批判，并努力克服贵戚政治，而这正是终结桓帝时期梁氏专权这一最后的贵戚政治的最大要因。然则，儒家官僚获胜后，儒家理念中的皇帝支配出现了吗？并没有。这是因为宦官又纠缠其中，彻底镇压儒家官僚对儒家理念性的皇帝支配的要求。宦官依靠的同样也是皇帝权力。在秦始皇创立的权力核心中，有即便是儒家官僚也有不能参与的事情，而皇权这种绝对神圣且包含恣意性质的力量，才是宦官专权的支撑。这就是造成东汉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东汉皇帝权力是从自身土崩瓦解的。然而，儒家的皇帝支配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是的，不仅如此，其理念面貌反而愈加容光焕发，在下一时代迎来重生。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222）九月诏敕有云：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文帝以强硬语气禁止贵戚参政的背景，可以认为在文帝周围，儒家理念不绝于耳，而这种儒家理念来自继承了清流派谱系并作为魏晋贵族成长起来的士人。这一阶段，在现实中生发出了皇帝独尊所应有的皇帝政治的端绪，这正是当年东汉儒家官僚梦寐以求的愿景。那么，围绕贵戚进一步观察，东汉时期的贵戚与六朝时期贵族制社会中的贵族又有异同。按内藤湖南《中国中古的文化》（《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筑摩书房，1969年）中《皇后出身的变化》一文，东汉与西汉不同，东汉的皇后基本都出自名门。换言之，东汉的贵戚之家是享有一定社会名望的门第。东汉的名门望族并不限于贵戚之家，还包括其他功臣之家或豪族出身且累世高官的家族。就政治意义而言，贵戚位于这些名门望族的顶端。然则，一直以来，东汉的贵戚在与六朝贵族的关联中是如何被定位的呢？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认为，贵族“是豪族发达并与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第536页），从“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官僚等贵族之间的党争”（第4页）来看，外戚被视为贵族。狩野直祯也指出，“在豪族中，外戚很早就与东汉政权联合而贵族化”。此外，川胜义雄在他关于贵族制成立的早期研究中，揭示豪族与贵族的区别后，将“政治力量强大，具体表现为在中央政府身居要职、对累代国政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族势力”定义为贵族。他在论述了清流系士大夫集团的形成后，继而提出“东汉时期也已经存在贵族了。除赵翼列举的‘四世三公’的袁、杨二氏之外，外戚与云台二十八将之家中也有可视为贵族者。然而，……当时还没有像魏晋贵族那样，在其背后明确且强有力的统一势力，它仍然依赖于王朝，所以也和东汉王朝一同灭亡”。川胜义雄在承认东汉存在个别贵族的同时，也向东汉末年的清流势力中寻找贵族体制中的贵族源流。而在另一篇考论中，川胜又将外戚归之于浊流集团，主张贵族的高贵性源于其在乡党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声望。可见川胜近年的贵族概念又有所深化，较早年的立场更加明确。这里聚焦于贵戚，从以上各种见解观之，几乎都认为贵戚是一种贵族性质的存在。不过，六朝贵族和一般历史概念上的贵族必须区别开来，以下用“贵族”表示六朝贵族。诚然，东汉时期的贵戚已获得政治高位，也拥有政治发言权，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是贵族。但是正如川胜先生指出的那样，很难认为贵戚是与“贵族”性质全然相同的事物。贵戚不得不因各个时期皇帝的意向与围绕后宫的各种关系，而出现交替更迭与权力推移。换言之，贵戚这些人无法将一时获得的权位保持到将来。而且也不能说贵戚之家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它们并未采取诸家联合的政治形态，甚至各家之间还存在着政治角逐。从这一点来看，贵戚与“贵族”有着某种不同的性质。那么，究竟该如何在历史上定位东汉的贵戚呢？通常来说，既然贵戚的高贵性源自作为皇帝戚属而获得政治高位，那么因此享有的政治发言权也只是暂时的。而且，贵戚过于希望保全一族，使得它与其他贵戚和官僚之间的协作很难达成。这样一种贵戚的存在方式，如果不能经由东汉一代来克服的话，贵戚就不能成为“贵族”。克服的过程又该如何理解呢？如前所述，贵戚之家内部也存有修习儒学的志向，故贵戚的高贵性从单纯来源于作为帝室戚属而获得高位，转向因亲致显的同时，凭借修习儒学，而培养出的道德行为获得乡党社会的舆论名望。这一观察若能得到验证，那么我们也就能捕捉到贵戚作为“贵族”的早期形态。东汉二百年间，从政治高位者的存在方式来看，不正可见贵戚向“贵族”的转变么？也即是说，以“亲亲主义”这一血缘关系为依据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乡党众望所归的骨干。而承担这一转变的主体角色，只能是贵戚自身。关于这一点，从东汉贵戚阶层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得不作出否定的回答。这是因为，贵戚本身就是依据它与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存在的，极难获得“贵族”所拥有的根植于乡党社会的形态。而“贵族”的诞生，还是要在否定、克服了作为东汉政治高位者的贵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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