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有的舆论环境之下，任何对于以色列国的批评，都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敌意，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继而被禁止。」
特约撰稿人 孙谦 发自柏林
被禁止的亲巴勒斯坦游行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上，大约下午两点的光景，聚集了整整一上午的厚重云朵开始变得稀薄，阳光透过缝隙照了下来，洒在广场中心海神喷泉上，也洒在站在青铜雕塑上，手拿着巴勒斯坦国旗的人们身上。平时周末这里人并不多，2023年11月4日这天，却挤满了前来参加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的人群。与主街相邻的一侧是开道领路的卡车，游行组织者拿着喇叭，蓄势待发。越过飘扬在空中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旗帜，远处是柏林一处地标性建筑——红色市政厅。在这座文艺复兴式的红砖楼前，飘荡着四种旗帜：德国国旗、柏林市旗、蓝黄色的乌克兰国旗，以及蓝白色的以色列国旗。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的第一时间就曾做出表态，并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在不同的场合提及：以色列有权利进行自卫，德国将站在以色列这边。德国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负有特殊责任，而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德国众多机构门前都升起了以色列国旗，在柏林街头的电子广告牌上，甚至银行门口自动取款机的屏幕上，也闪着“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标语。
而11月4日的游行，是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在德国首都柏林获得批准的第二次大规模亲巴勒斯坦游行。在最初的十多天里，几乎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申请都被柏林地方政府驳回，而未经批准的游行则被警察压制。
这些游行大部分都发生在柏林东南部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 那里有数量庞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裔居民，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区。在哈马斯震惊全世界的暴行后，新克尔恩区有数十人庆祝以色列被攻击：一个名为萨米杜恩（Samidoun）的组织（后被德国政府禁止活动）在新克尔恩区的主街道上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并向人们分发着果仁蜜饼（Baklava）——一款来自中东的甜食。
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巴以局势急转，以色列开始炮轰加沙，加沙的平民死伤人数很快超过了以色列，而新克尔恩区也仿佛成为了巴以在德国的前线，夜幕降临时，街道上处处是蓝光闪烁的警车，警察驱散聚集的人群，并逮捕违抗者，陆续有数百人被逮捕。一位以色列犹太妇女，独自站在新克尔恩区的赫尔曼广场上，举着标语谴责母国所发动的战争，亦被警察拘留。更多警察暴力拘捕和搜查抗议者、向路人喷射辣椒水和踩灭巴勒斯坦人悼念死难者蜡烛的一幕幕，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柏林和其他城市政府针对亲巴勒斯坦游行的禁令一石激起千层浪，令舆论哗然。
超过一百位在德国居住的犹太裔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联名发表名为“想法不同者的自由”的公开信，谴责德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和集会权的压制，违反了德国的《基本法》。
公开信里写到：“作为犹太人，我们拒绝以此作为种族主义暴力的借口，并全力声援我们的阿拉伯、穆斯林，特别是巴勒斯坦邻居。我们拒绝生活在偏见的恐惧之中。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德国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盛行，与之相辅的是一种约束式和家长式的爱犹主义。我们尤其反对将反犹太主义与任何对以色列国的批评混为一谈。”
高度统一的政府和议会，分裂的民众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11月12日表态，不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停火，不能给哈马斯以喘息之机。在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在加沙实现人道停火决议的表决中，一向在中东地区扮演调停者角色、惯常是反战先锋的德国此次投出了弃权票。
德国政府三个执政党，自由民主党（FDP）、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社会民主党（SPD）的多位政客都态度清晰地站台以色列。来自绿党的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在10月12日访问以色列， 并在讲话里说，“今时今日，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德国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党魁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10月8日在勃兰登堡门前参与了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并发帖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称为“怯懦的，伊斯兰的袭击”。一向反移民以及有反犹倾向的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其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也在X（推特）上置顶发帖：“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令我们深感震惊，因此有必要也有理由做出果断反应。而德国也必须摧毁激进的伊斯兰网络，而不是助长其发展”。 可能唯一略有不同意见的，只剩下呼吁以哈应当立即停火了左翼党。
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罗斯（Michael Roth）在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对以色列的支持上，联邦议会的各个政党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
但根据德国舆论研究机构 infratest dimap 所做的民意调查，有41%的受访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过分的，并认为必须尽可能保护平民；也有35%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反击是合理的，即使这样的反击会影响到巴勒斯坦平民；仅有8%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力度还不够。
在巴以问题上，德国民选出的联邦议会似乎无法很好地代表德国民众的意见分布。
《谈谈以色列》一书的作者，以色列德国犹太历史学家梅龙·门德尔（Meron Mendel）在书中写到，德国政府的绝对立场和选民有所不同，往往是因为德国政府在表态和制定政策是，是打着非常现实的算盘的，而不全然是出于道义的考量。
这里就必须得再次提到德国的“国家理性”。这个说法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时，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第一次使用的，之后就被多位德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引用，而成为德国官方的一种叙事。
“正视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现代德国最成功的叙事之一，它给德国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新的道德指南。在这个框架下，对于犯下大屠杀罪行的德国而言，只有彻底地与纳粹德国划清界限，新成立的联邦德国才能够立足于世界政坛；只有彻底的忏悔，并全力保护犹太人，仍然背负着来自先辈罪孽的德国人才能面对自己。而通过学校和社会多年的教育，对于以色列的特殊责任以及情感编入了德国人的基因，成为了德国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德国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德国的国家价值观，并左右着德国对内和对外的政策。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11月1日发布了一段近十分钟的视频，在发布仅一天后就有650万的观看量，并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这段以德国民众为对象的主旨演讲，颇具一国领导人的气息，因此也有网友称赞哈贝克有“总理相”。
而在德国二台王牌对话节目《Markus Lanz》上与哈贝克针锋相对的美籍犹太裔女作家，同时也是网飞广受好评的剧集《离经叛道 》（Unorthodox）的原型德博拉·费尔德曼（Deborah Feldman）指出，哈贝克的此番演讲为的是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形象，试图占据德国总理朔尔茨和外长贝尔伯克空出的言论空间。
哈贝克在演讲中讲述到，与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关系源于德国的历史责任，是历史上那一代的德国人想要摧毁犹太人在德国和欧洲的生活。
但在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眼中，德国出于对犹太民族的承诺，将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混为一谈，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是有问题的。“想法不同者的自由”公开信签署者之一的以色列裔犹太教授艾拉德·拉比多德 (Elad Lapidot)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在德国现有的舆论环境之下，任何对于以色列国的批评，都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敌意，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继而被禁止，这限制了德国居民的表达权、意见权和政治批评权。
无法表达的批评
今年23岁的里姆·萨维尔（Reem Sahwil）出生在黎巴嫩，是巴勒斯坦难民，在她14岁时，曾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有过一次会面。她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了希望能够留在德国的愿望，默克尔则回答说，因为申请避难的人数太多，其中有些人将不得不被遣返，默克尔的这一回复让萨维尔泪流满面。这一幕被媒体记录了下来，成为了默克尔的名场面之一，而萨维尔也被称为是“默克尔的难民女孩”。
萨维尔终于在今年2月获得了德国国籍，而在9个月之后，因为一张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萨维尔被指责反犹。也有德国政客敦促，应当取消萨维尔的德国国籍。
萨维尔“冒大不韪”的社交媒体帖子，使用了“从河流到海洋”这样的语句。而这句在亲巴勒斯坦游行中常常可以听到的口号，“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是自由的”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德国是被允许的，然而此次战争爆发后，这句口号在德国被禁止。德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句口号通常是被哈马斯的支持者所使用，而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如果都是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便不复存在了。
而反对禁止这句口号人认为，这句话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以色列犹太裔学者米歇尔·沙米尔（Michael Sappir）认为，尤其是在左派抗议的背景之下，他们明确的纲领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应该不分国籍和宗教，自由平等地生活。或者说这是在呼唤“一国解决方案”，即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国。“但这不等于伤害以色列犹太人”，沙米尔说。
德国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巴以冲突唯一的出路，即使是支持以色列立即停战的左翼党，也坚定支持两国方案，而关于巴以未来一国解决方案的设想也被认为有反犹倾向。和许多同类型的、边界模糊的话题一样，在国际舆论场尤其是在学术讨论中，即使是在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在德国却没有相应的公共话语空间：比如反犹太复国主义，比如将哈马斯比作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否恰当等等。而由巴勒斯坦人领导的，旨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并对以色列施加政治压力的 BDS 运动——三个字母分别代表抵制（boycott）、撤资（de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s），更是自发起以来就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抵制浪潮，而德国议会在2019年中旬的决议，让 BDS 运动在德国没有了运作的空间。
2019年5月17日，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认定 BDS 运动在认证模式和方法论层面是反犹的。但由于德国议会研究部门发布的法律评估报告认定，因为这一决议限制了对以色列提出批评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议会通过的 BDS 决议并不能够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换言之，BDS 决议，“即 BDS 运动是反犹的”这一定论并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立法成为切实的政策，否则将违宪。
但即使德国议会的 BDS 决议没有成为法律条文，依然对德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德国各级反犹太主义专员提供了政治层面的依据。
2018年初，出于对特朗普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决定的抗议，有人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焚烧以色列国旗，这一事件促成了德国在对抗反犹主义的体制布局上进行重大改变。执政党在讨论后决定，在联邦内政部构架内设置打击反犹太主义联邦政府专员，并增设13个相关职位协助专员工作，每年可支配一百万欧元的预算。
犹太人群体如今在德国规模并不大，大约不到25万人。但对于一个将打击反犹太主义视为偿还大屠杀道德债务的国家来说，这个小社群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除去在中央层面的联邦政府专员外，在各个联邦州，以及不同的宗教团体和社区——包括学校和教堂，设置打击反犹主义的专员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德国全国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泛的体系。仅在德国西部与荷兰接壤的一个联邦州，州政府在检察官办公室共任命了22名反犹太主义专员。
在认定 BDS 反犹的议会决议通过不久后，就在德国的文化艺术界引发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巴基斯坦裔英国小说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由于表态支持 BDS，而被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收回本应发给她的奖项。由于柏林犹太博物馆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批评反 BDS 决议的文章，国际知名犹太教学者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äfer）被迫辞去了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在2020年，全球1500多名学者、艺术家和记者联合签署了反对德国议会2019年决议的公开信，表达了担忧，因为“在压制性的氛围中，文化工作者经常被要求反对 BDS，以此作为在德国工作的先决条件”。信中还批评德国规模逐渐扩大的反犹太主义机构也对阿拉伯、穆斯林、黑人和左派的声音“重点照顾”，而德国机构“过度热衷于监控中东和全球南部文化工作者的政治观点”的做法，是“变相的种族定性”，并呼吁德国立刻停止“通过毫无根据的反犹指控对个人所进行的恶意中伤”。
而自10月7日以来，柏林的政客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提及以色列在巴以冲突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其总统内塔尼亚胡的错误：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民粹主义、削弱以色列民主的措施以及过去几个月在情报搜集和安全保卫方面异常重大的失误。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说，他不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原因，是出于以色列是朋友，而当朋友遭遇不幸时，他认为合适的反应是给朋友一个拥抱，去倾听并分担朋友的悲伤，而不是对朋友说，你必须这样或那样做，他认为这不是德国应该扮演的角色。
被问及在德国政坛是否还有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空间时，罗斯说，德国和欧洲不应当对以色列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深层原因，是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巴勒斯坦，性少数和宗教少数族群是被压迫和边缘化的，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尊重弱势群体权益的民主国家。
但这种把全球国家分为敌我两个阵营，即自由民主国家对抗独裁者和恐怖分子的叙事方式，在德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眼中是问题重重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框架影响下，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被等同于对哈马斯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反犹，而在反犹的意义被无限放大的德国，人人自危，畏惧触碰反犹的红线而进行自我审查；而因为支持巴勒斯坦或批评以色列而被“取消”的事件自10月7号以来更是层出不穷。
猎巫行动：被“取消”的作家、艺术家、记者每年10月中旬在德国举办的法拉克福书展是全球出版界的盛事，有数以千计的出版社和公司出席。获得德国自由文学奖的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里（Adania Shibli）本应在今年的书展上领奖，而在哈马斯发动造成以色列史上平民死伤最惨重的袭击后，希布里的颁奖典礼被取消。希布里获奖的作品《细枝末节》（Minor Detail）根据1949年以色列军人强暴和谋杀巴勒斯坦人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主办方的这一决定招致1000多人签署公开信抗议, 其中不乏知名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些阿拉伯出版业团体也宣布退出书展。受邀在书展开幕式上讲话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说这个决定是“可耻的”，对加沙数百万人的集体惩罚和对希布里的“取消”违背了书展主办方自称包容与多样性的价值观。
齐泽克也向德国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每当有人提到需要分析形势的复杂背景，他通常会被指控为‘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恐怖主义辩护’。而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禁止分析、了解形势复杂性的禁令有多么奇怪？这项禁令又属于一个怎样的社会？”
11月13日，德国埃森的 Folkwang 博物馆表示停止与驻美国的海地策展人阿纳伊斯·杜普兰（Anaïs Duplan）的合作，原因是杜普兰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中，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描述为“种族灭绝”，此时距离杜普兰正在筹备中的展览开幕仅有几天的时间。
甚至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也未能幸免被“取消”。乌迪·拉兹（Udi Raz ）是一位在德国居住的以色列人，在柏林的犹太博物馆担任导游工作。10月底，拉兹被告知，由于他的“不当言论”，他不能够继续担任导游的工作，具体的原因是拉兹在讲解的过程中，引用了大赦国际在2021报告中对约旦河西岸地区情况的描述，使用了“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而在拉兹与主管稍早进行的对话中，主管对他的专业知识表示了相当的肯定。
“这就是一场‘猎巫行动’”，以色列犹太裔学者米歇尔·沙米尔（Michael Sappir）对端传媒说。对于与德国政府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来说，这场行动在2018年就开始逐渐形成气候，并在过去的几年间不断重演。
五年一度的卡塞尔文献展是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也是德国艺术界的盛事。2022年的第十五届展会，由于印尼艺术团体 Taring Padi 的作品《人民的正义》被以色列和德国政府认定为“反犹”而使整个展会蒙上巨大的阴影，也引发了艺术界关于艺术自由尺度的讨论。反犹指控的阴云却没有因为展会的落幕而消散，而是蔓延了到目前正在筹备中的第十六届展会。2023年11月10日，文献展遴选委员会委员之一印度诗人兰吉特·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é），被德国媒体指控在2019年时签署了一份支持 BDS 的文件，霍斯科特在11月13日辞职。同为遴选委员会委员的以色列艺术家布拉查·埃丁格（Bracha Ettinger），在提出文献展由于加沙战争应当推迟的请求被拒绝后，也宣布辞职。最终在11月16日，剩下四名来自中国、法国、奥地利和哥伦比亚的委员也集体辞去遴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在辞职信中写道：
“自第十五届文献展以来，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面临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将复杂现实过度简单化的情绪和思想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限制，让我们无法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具有信号意义的展览主题，也因此无法继续负责任地开展遴选工作和确定第十六届文献展的策展理念。
我们认为，在当下的德国没有进行公开思想交流的空间，也没有发展文献展艺术家和策展人所需要的复杂而具有多个层面的艺术方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