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祖凤 | 重责在肩：近代儿童节中家庭育儿话题探析

1931年设立的“四四”儿童节，作为国民政府最先确立的代表特定年龄层的现代纪念日（青年节1939年才创设），既是专属于儿童的特殊社会时间点，又是国民政府塑造现代小国民的重要场域，在近代中国节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儿童问题的研究积淀深厚，但具体到儿童节则非常有限。[专门探讨的有：孙霞：《国家·社会·儿童：南京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述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范之凡：《儿童与近代中国的现代性——以儿童节的设立为中心讨论》，台湾佛光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4年。这两篇硕士论文分别从国家与社会对立、影响节日的观念基础出发，对民国时期的儿童节进行了探讨。李军全的《节日与教育：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1937—1949）》（《福建论坛》2016年第1期）一文主要关注中共儿童节纪念情况，其讨论对象与本研究有异。]这些不多的研究着意从主导儿童节开展的政府、社会团体出发对节日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儿童节的理念宣传、庆祝活动等问题层面的考察，勾勒节日在近代儿童观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借由既存成果，我们对儿童节的性质、运作已有相当程度的把握。然而，与当前近代纪念日、节日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样，既存研究只是从组织者行为结果的节日面貌（纪念活动、主旨宣传）来考察，节日运作中的组织性因素基本被忽视了。实际上，只有将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家庭等不同组织者在节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与舆论评价、儿童观感联系起来，才能对节日的运行进行更为多样的类型与层次分析。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时代与节日互动的具体方式，各类组织者间的借鉴与竞争，近代节日的一般操作模式等更为宏观、更能呈现节日多样面貌的问题，才有有效讨论的可能。因此，有必要从组织性因素出发，关注节日纪念的不同组织者为何、如何开展节日活动，相互间的联系与差异何在，各自对节日而言的意义如何。　　

在这样的思路下，儿童节纪念中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便颇值玩味。虽说儿童节宗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节日庆祝也主要由公共机构发起举办于体育场、学校、街头、公园等公共场所[关于政府、学校和社会团体在节日中发挥的作用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但儿童自身的特性，使得家庭以及母子关系对儿童的影响无从割裂。故而节日纪念中对此常有讨论，以家庭为对象的活动开展普遍。这一现象表明，与其他社会群体性节日（妇女节、教师节）相比，儿童节开展于公领域的同时，也较多牵涉私人领域、家庭关系。本文首先结合节日的兴起，勾勒奠定此后纪念活动开展的儿童节主旨、意图[民族危机深化与全面抗战爆发肯定会带来节日主旨调整。不过与本来主要关注群体自身利益的其他群体性节日不同（最为明显的是教师节，参见拙文《从职业困境到政治需求：民国时期教师节的国定化》，载《教育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2-128页），由于儿童节设立动机主要基于国家、民族考虑，所以救亡主题的凸显与原初立意无大冲突，节日纪念之侧重虽因时而异，主旨则具有相当程度的持续性。]，解释家庭被纳入纪念活动的观念基础；进而探讨公领域借助儿童节对家庭改造的期待，分析其在塑造现代家庭功能、关系上的作用；最后论述节日引发的争议及对贫困儿童的关注，借此考察公权力的渗透对儿童养育性质产生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儿童节纪念活动举行、推广的全貌，也可借此推进对儿童培育的目标观念、资源调配，公领域对私领域的渗透和影响等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认知。

一、儿童节的“社会革命”主旨　　

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以下简称慈幼会）呈文国民政府，请定每年四月四日为儿童节。该文陈述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宣称儿童是国家未来之主人翁，文化转移之中心点，关乎民族强弱、国家盛衰；二是认为美、英、日都举办儿童福利事业、庆祝儿童节，本国虽有言论倡导，但儿童福利实际发展缓慢。[1]对此，国民政府很快做出回应，令教育部负责讨论相关事宜。同年8月，教育部向全国颁布“四四”儿童节的纪念办法[2]，标志着中国的儿童节正式诞生。　　

儿童节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节日，促使其产生的观念背景既牵涉理念，也关乎现实，对它们的回应、应对也就构成了节日创设的基本目的。一方面，当时流行的“少年中国说”及“青春中华观”不容忽视。[相关理念的研究参见：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载《汉学研究》第19卷第1期；朱俊瑞，吴秋华：《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第94-99页。]这两种观点都旨在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把对青少年的期许与民族的美好未来相联系。由于儿童身上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时人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儿童，进而改变中国的未来。陈鹤琴就曾宣称：“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去教育他（孩子），……那么老大的中国，未尝不可以一变而为少年的国家！”[3]一些社会人士还建议将近代国族象征之一“醒狮”作为儿童的徽号。[4]可见，人们在儿童身上寄予了复兴国家、民族的厚望，因此而凸显的儿童重要性有力推动了儿童节的诞生。当时就有文章指出，儿童作为未来国家之主人翁、民族精神之继承者、社会文化之创造者的特殊身份是促使儿童节产生的首要原因。[5]官方纪念仪式中常见的“儿童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6]一类标语，亦是此种观念的具体呈现。　　

另一方面，儿童节的产生受近代家庭革命论的影响甚大。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国家话语的崛起，传统家族形象逐渐负面化，最终被视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桎梏。受此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儿童一直处于家族奴役之下，生活极其痛苦。[张耀翔就认为，中国之父母对于子女，“得任意驱使之，玩弄之，督责之，据之为私产，视之为家仆，乃至售之为奴婢，献之为祭品。”见氏著：《论吾国父母之专横》，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第637页。]时人创设儿童节的目的之一，即是将儿童从传统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国家的小国民。慈幼会会员王贯中曾表示，提倡儿童节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儿童牢记“儿童为国家而生，非为父母家族而存”[7]。基于此，当时有论者建议在纪念儿童节时，全中国儿童都应宣誓“永远忠于国家，公尔忘私，群尔忘我”[8]。这鲜明体现出时人希望强化儿童国家属性的意愿。　　

儿童节产生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纷纷在节日当天发表社论或推出纪念特刊，就节日意义展开广泛讨论。这些纪念文章往往具有类似的叙述模式，即过去儿童地位低下、生活痛苦，只是父母为防老而抚养的私有物，自从儿童节诞生以后，社会开始重视儿童，考虑其利益，改善其生活，为其创造美好的未来。[9]在这一模式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处于一条“发展”“进步”直线上，过去的“黑暗”事实正突显现状的正当、合理，且沿此可以走向“光明”的未来。姑且不论时人对过去儿童地位的认知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其揭示的真实社会观念变迁是，近代“国家—国民”意识凸显之后，人们希望将儿童从过去的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国家的小国民，从而服务于国家复兴任务。在这一认知中，儿童的重要性被充分阐发，足以构成社会革命的一个具体部分。　　

伴随节日成立所颁布的官方纪念办法，规定了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组织模式。根据该办法要求，全国的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家庭都要承担儿童节庆祝。[《教育部制定儿童节纪念办法》，载《中央日报》1931年8月18日，第2张第1版。（下文关于儿童节纪念办法的内容皆见于此）。该办法具体内容为：各个学校要对学生讲述本国革命先烈、历史伟人及世界著名科学家、发明家的童年轶事，借此向学生灌输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及科学研究的精神。此外，学校还应表演能够体现节日宗旨的短剧或游戏，举办运动会、健康比赛、成绩展览会等足以吸引儿童兴趣的活动。各个社会教育机构则应举行儿童节纪念会，儿童福利调查展览会，儿童健康比赛、智力比赛等，以便向社会广泛宣传儿童福利、救济事业，向家长介绍关于儿童（包括婴儿）健康、教养方面的科学知识，有条件的还可放映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或戏剧。各个家庭应举行儿童节恳亲会，长辈要赠送儿童礼物，为其准备节日食物。儿童则通过放风筝、踢毽子、打球等游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这也是与儿童联系最为紧密的三类社会组织，国民政府显然是希望通过社会多方，及儿童自身的共同行动，营造多层次的节日庆祝空间，使得节日的人群覆盖面、相关理念的宣传效果都能得到更好的保证。其中家庭在儿童节中的地位颇值玩味。如上文所述，节日旨在使儿童国家化、社会化，政府、学校、社会团体这样的公领域机构自然成为节日纪念的主要组织者。传统上儿童所从属的唯一社会组织——家庭，在此语境中是革命对象[受家庭革命论的影响，当时社会上有提倡用学校教育取代家庭抚养，或是认为儿童公育才是大势所趋。例如陈剑恒：《明日的中国儿童社会》，载《申报》1938年4月3日，第4版。]，不承担主要节日庆祝任务理所当然。不过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很难被取代，再加上当时学校教育尚未普及，家庭对儿童节与儿童培养而言，仍被视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具体到儿童成长方面，有部分人士认为学校、家庭二者可以合作互补，以培养出优秀的小国民。例如，刘宏谟：《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卫生》，载《儿童节特刊》1937 年特刊，第7-8页。]因此，官方和社会舆论不仅要打破旧家庭的教养方式，还希望结合近代观念对家庭功能、意义进行重新评估、定位。于是，家庭经常作为被改造对象出现在儿童节纪念中。

二、培养小国民：家庭抚育职能的公共化与科学化　　

为了帮助家庭科学、合理地抚育儿童，儿童节纪念不仅面向儿童，还针对家长开展宣传。在官方制定的节日纪念办法中，要求各小学向家长印发有关儿童教育及卫生的有色画片；各社会教育机关应公开演讲“为父母之责任与义务”“保胎保产保婴之常识”“训练贤父良母之办法”等内容，及散发相关宣传册。[10]上述规定主要指向父母责任、培养方法两方面内容。　　

在实际纪念中对前者的落实办法，是政府通过节日舆论尝试对父母进行道德说教，将育儿与国家、民族相联系，将私人行为上升为公共问题，力求在观念上转变其认识的措施。例如，1937年天津市举行的纪念会上，政府发言人呼吁每一位家长尽最大的努力，将儿童培养成优秀的国家公民。[11]官方散发的节日传单也强调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而非父母私人财产，要求家长须合理教养儿童。[12]直到节日创立十几年后的1943年，《中央日报》刊发的纪念文章仍呼吁父母应确立新时代儿童观，把子女真正看作国家的主人。[13]此外，在官方的节日宣传中，还经常出现“儿童不只是父母的儿童，也是国家的儿童”“不好好教养子女，是一桩罪过”等标语口号。[14]言说者从国家层面出发，希望父母明了儿童是国家、社会重要一员，自身担负有将其培养成优秀小国民的责任。在这样的语境中，教育子女的公私双重意义显露无遗。　　

至于培养方法之所以受到重视，当然与家长肩负着养育小国民的重任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家庭对儿童的培育应包括如下内容：养成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留心其饮食起居卫生，锻炼其体魄，陶冶其性格，助长其求知欲望，引导其自治能力，培养其爱国信念、坚强意志、劳动精神、合群思想、社会意识等。[15]大体说来，家庭培养涉及儿童身体、品德和智识三方面内容。[清末严复最早提出“德、智、体”三育概念，见严复著：《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7页。到1915年，《妇女杂志》发表《家庭教育简谈》（1915年第1卷第3号）一文，将家庭教育的内容分为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部分。“德、智、体”的划分方式逐渐成为国人对家庭教育内容的基本认识。]为了帮助家长顺利完成教养重任，官方、社会团体灵活运用标语、传单、宣传文书及纪念活动等方式展开宣传。　　

在培育儿童健康身体方面，一些地方的节日纪念会专门安排了对家长（尤其是母亲）的宣讲、培训环节。例如，1932年，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节日纪念仪式参加者基本都是母亲和孩子，大会除例行节日主旨演讲外，重点宣讲了育儿知识。[16]1935年，天津三八女校小学部举行母亲会来庆祝儿童节，其内容只是由该校教师向各位母亲介绍儿童节的意义、抚育孩子的正确方法。[17]这类纪念活动虽然关注点还是儿童，实际面向的对象却是儿童的母亲，现代育儿知识的传播成为其主要任务。为扩大宣传效果，部分地区（如四川井研、武隆县）还在儿童节当天组织流动宣讲队，向民众讲解科学的育儿方法。[18]　　

除了利用纪念会、游行，各级政府、社会团体还在节日当天举办儿童健康比赛，也是着眼于普及育儿知识、优化宣传效果。[关于儿童健康比赛的研究，可参见：卢淑樱：《科学、健康与母职：民国时期的儿童健康比赛（1919—1937）》，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31-38，163页。]这类活动开展办法是聘请医师根据儿童的身体发育、营养状况判断儿童健康与否，并通过报刊刊登合格者照片进一步宣传。比赛主办方往往会根据比赛中存在的问题，举办健康讲座、发放宣传资料。[19]显然，比赛的主要目的不是选出优胜者，也非仅仅甄别儿童健康与否，而是希望让家长明了健康标准，普及科学育儿办法，以求改善儿童整体健康状况。正是因为抱有此种愿望，在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儿童健康比赛逐步扩散到内地基层地区，参加者也囊括一般家庭。[例如四川茂县、秀山、彭县等地乡镇都举行健康比赛，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部分县市政府呈报“四四”儿童节举办情形及经费开支状况与省府公函指令》，档案号民186-01-0304，1942年，第46、65、68页。另湖南各地也举行了健康比赛，见《全省各县定今年儿童节举行儿童健康比赛会：省府公布办法可为全国模范》，载《湖南妇女》1941 年第3卷第1期。]此外，健康比赛还能将儿童健康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呈现。1935年，慈幼会等团体在上海工人聚集的闸北区举办的儿童健康比赛显示，工人家庭儿童的健康存在诸多问题。报道这次比赛的记者不免感慨，政府和社会亟需重视贫困儿童的成长。[20]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健康比赛反映出的儿童健康状况愈发令人堪忧[21]，甚至一般公职人员子弟也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于是，要求政府重视全体儿童健康的呼声屡见于报端。[22]据此看来，揭露问题也是健康比赛能够发挥的“隐性功能”。　　

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健康身体的养成同样重要[相对来说，官方的节日宣传侧重儿童的身体健康，对此有观点曾建议“不要尽讲些健康之道”，“应提倡一下敬爱国旗、崇拜英雄、合作精神等等的美德”。见《提倡国魂的儿童节》，载《北平晨报》1935年4月6日，第11版。]，故而儿童节的相关宣传还包括家庭如何涵养儿童品德的内容。陈鹤琴曾建议家长深入了解儿童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特征，以培养他们优良的习惯和品性。[23]也有纪念文章从国家利益出发，批评中国大多数父母都不称职，呼吁家长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以便养成儿童良好的品性，造就优秀的小国民。[梅倪逢吉：《儿童节与父母责任》，载《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3期，第1-6页。类似的言论还有《儿童节告父母：如何教养你们的子女》，载《华北日报》1947年4月4日，第2版。]上述言论针对的是一般品德之养成，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家庭要为培养儿童爱国主义服务的观念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如1935年《大公报》刊文提倡“国儿教育”，强烈要求家长向儿童灌输国家观念。[24]还有文章建议家长在儿童节期间于家中张贴民族英雄、国内外伟大人物的图片，以及反映国难的地图或漫画，从而激发儿童的爱国情怀。[25]抗战时期出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大力倡导下，节日纪念侧重向儿童及其家庭宣传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26]这些举措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家长对儿童知识学习负有责任，同样是节日宣传关注的议题。由于近代以来儿童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家长大多将自己的教育职责简化成为子女挑选一所好学校。[27]对此，节日相关宣传强调，为了服务于优秀小国民的培养，家长不仅要确保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也需在家里提供科学现代的教育。[28]还有论者直言：“儿童教育还要看各地小学教师和儿童家长，能否切实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教师和家长同为儿童教育的实行和指导者。”[29]官方张贴的节日标语也宣称：“要有好好的子女，须有好好的家庭教育。”[14]家庭不仅要明白自身的教育职责，还需处理好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学校的关系。时人就如何平衡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初步思考，流行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应加强联络，互相监督、密切合作，共同担负起保育儿童、教养儿童的责任，完成为国家培养小国民的工作。[30]这些言论尝试对家庭的教育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只是相关建议多停留于原则探讨，较少涉及具体操作层面。　　

上述讨论可见，时人对儿童的家庭教养抱有很高期望，与之对应的是家长需掌握丰富且驳杂的育儿知识。有鉴于此，慈幼会专门在1936年儿童节当天出版《中国父母之路》一书，供家长参考、借鉴。[31]官方也会在儿童节期间散发宣传材料，向家长系统介绍现代科学的教养方法。[32]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成立儿童训导顾问机构，推进所谓“父母教育”工作，以期养成“贤良”的父母。[33]可以说，为了培养出合格小国民，时人希望通过儿童节改造家庭这一养育儿童的私人领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一篇纪念文章直接宣称儿童节的意义是“督促你们（儿童）的父母用合理的方法，来管束你们，领导你们，使你们走上成功之路。”[34]在这样的论调下，儿童节作为向家庭宣传、普及儿童抚育知识契机的价值更为突出。

三、重视儿童：小国民属性下家庭内部关系的调整　　

儿童节不仅旨在改变家庭的教养方式，还试图提高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改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权力、情感关系。　　

政府颁布的节日纪念办法规定：“提倡各家庭于是日举行恳亲会”。所谓恳亲会本是家族间纪念重大事件、欢迎重要人物或者联络亲情的集会活动，后来学校邀集家长，就学生情况相互沟通亦称恳亲会。纪念办法既然明确提及各家庭举行，应指家庭聚会无疑。此举的用意当是希望提升儿童的家庭地位，使儿童也能成为家庭集会举行的理由与中心话题，以此来促进家庭亲属关系的调整。考虑到恳亲会是仅次于祭祀的家庭日常仪式性活动，此项建议若真能落实，儿童节便能借助这种形式植根于常规家庭活动之中，其意义不可谓不大。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家庭恳亲会私密性过高，资料的缺乏使得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地考察，其具体落实情况、运行样貌也就无从知晓。　　

官方纪念办法立足家庭的另一项规定，是儿童节当天长辈需赠送儿童礼物，为其准备节日食物。由于只有当节日成为有利可图的商机，商家才会致力于营造节日经济氛围，因此，当时儿童节消费的基本情况，可从各个商家推出的促销活动中窥知一二。1933年的儿童节，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举办了“儿童游乐市”活动推销国货。媒体报道：儿童游乐市内除了设有培养儿童对领袖崇拜之情的“中山公园”“中山大道”“孙中山雕像”，主要景观是足以吸引小朋友兴趣的“动物园”“百乐洞”“音乐座”“图书馆”“喔喔路”等地。[35]游乐市的核心区域“国货大道”陈列着各种儿童用品，包括衣服、化妆品、药品、食品、玩具。据记者观察，该活动颇为成功，不时有家长给孩子购买节日礼物。[36]又如记者对1937年上海儿童节的描述是，这一天“南京路就如同圣诞节一样热闹”，有购买能力的儿童认真挑选他们心爱的玩具、食品，因为“他们知道儿童节是他们的，是最快乐的一天。在他们心目中，也许和新年同样看待吧。”[37]　　

在政府的提倡、商家的推动下，儿童节当天家长给儿童购买礼物已然成为一种流行于发达城市中的消费文化。[当时社会上流行“有糖果吃，有表演看，穿新衣裳”的过节风气。见心：《在儿童节想到的伤心事》，载《申报》1934年4月4日，第2版。]抗战爆发后，经由官方努力，儿童节的消费文化逐渐传播到内地与基层。战时资料显示，节前官方多会通知各商店、书店对携带儿童的顾客实行打折促销[38]；各影院也需免费或半价招待儿童及其家长观影[39]。这一消费模式逐渐成为惯例，一直延续到战后。[40]在物价飞涨的战争年代，商品打折的吸引力可能较之以往更大。一些儿童所写的儿童节纪念文章，也提到家人给自己准备各种礼物。[41]尽管此种行为很可能是自发性的，即民众依据对节日的习惯性理解，将以往针对所有家庭成员的节日购买行为集中到儿童身上，但纪念办法的引导，多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赠送礼物的规定可作如下意义总结：一方面基于家庭的抚养职责，要求其尽可能为儿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礼物赠与是亲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体现，借助礼物赠送，人们建构和再生产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礼物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纠葛是人类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领域，具体到中国的代表性成果参见阎云翔著：《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借由上述专门为儿童召开恳亲会、购买礼物的安排，国民政府希望家庭能够按时庆祝儿童节，使其成为家庭中的一个固定节日。对此，社会舆论多予以支持。有论者明确希望“儿童节成为家庭间的令节，和端午、七夕一样。”[42]也有论者呼吁全国的家长都要反思，“在这一天里，究竟与儿童发生什么关系，有什么帮助儿童的地方？”[43]还有文章对家庭纪念儿童节的具体办法提出了建议，其内容包括布置优美良好的家庭环境、赠送儿童有意义的玩具以及向儿童讲述节日的由来和意义等。[25]在倡导家庭应当重视儿童节的基础上，舆论进一步对家庭中的儿童设施提出了要求，认为家庭应该为儿童添置家具、玩具等专属器物，有条件的还可设置儿童活动室，倡导改变过去以成人为中心的家庭环境。[44]正如天津志达学校散发的节日传单所宣称的：“家庭一切设施，要以儿童为中心，处处要为儿童设想。”[45]通过恳亲会、节日礼物和家庭设施等，时人力求提高儿童在家庭内部的地位。　　

儿童节改进家庭的另一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亲密度。五四运动以来时人普遍认为，传统家族制度是经济利益的结合，成员之间缺乏真正的亲情联系，父母抚养子女主要着眼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样的功利目的。为了改变此种“陋习”，官方颁布的纪念办法曾明确要求学校在家长恳亲会上表演亲子关系短剧。一些儿童节纪念文章提出父母应怀着一颗慈爱之心去抚养孩子，而不是一味地考虑经济利益。[46]也有文章从育人的目的出发，强调亲子关系应以感情为基础，这能杜绝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依赖行为，最终培养个人的独立精神。[31]12相较于以往由物质条件支配的抚育模式，时人更看重亲子间的交流，认为情感联结才是抚育儿童的关键。　　

无论是提升儿童的家庭地位，还是重视亲子交流，这些都挑战了传统家庭模式，希望构建更为“合理”的现代家庭：家长应该尊重儿童[47]，不能将其视为“玩偶”[14]或是“累赘”[48]。对于节日的此种努力，时人多予肯定。如有观点认为：“儿童节成立以来，荏苒十载，赖各界人士之努力，家庭父母渐知儿童地位之重要而一改往日之漠视眼光。”[49]一首赞美儿童节的白话诗还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将节日诞生前后儿童所处的家庭地位作了鲜明直观的对比，认为节日提高了儿童的家庭地位。[50]　　

上述讨论显示，面对特定目标带来的公领域对儿童养育事务的强势介入，儿童节纪念活动就家庭作用与地位的界定展开了积极探索、塑造。节日相关措施和舆论希望家长学习现代科学的教养方法，尽可能给予儿童良好的物质和教育条件，以便将其培养为合格小国民。这使得儿童节希望在以下两方面改变家庭。第一，父母的身份与家庭的性质。通过节日纪念可以发现父母的身份愈渐丰富，他们同时承担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教育者、品德仲裁者等多重角色。家庭也随之成为一个兼具养育与教育的场域，不仅要确保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还得在家里提供相应的知识、人格教育。第二，家庭内部关系。在节日的设计下，父母需要为儿童召开恳亲会、准备节日礼物，在儿童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以此提升儿童的家庭地位、增进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联系。[关于现代家庭变革的研究，参见：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菲力浦·阿利埃斯著，沈坚，朱晓罕译：《儿童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这样的认知中，家庭需要承担繁重的教养任务，其重要性并不逊于学校。

四、无力的家庭：对贫困儿童的培育讨论　　

尽管儿童节纪念活动着力宣传适宜小国民培养的家庭环境，塑造现代家庭关系，可是全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时人发现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很少参与儿童节纪念，也很难实施上文提到的种种教养儿童的措施。1934年，《时事新报》记者对儿童节当天上海的各种纪念活动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面对商场、娱乐场所的打折促销活动，记者不禁感慨：“这些个儿，与咱们的穷孩子有什么关系？儿童节只是小少爷，小姐的儿童节呵。”[51]还有论者指出，上海妇女教育馆举办的节日母教比赛影响力仅局限于上流社会，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繁重的工作劳动使其根本不可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52]可以说，国民政府举行的儿童节纪念虽然旨在通过改造家庭来培养小国民，但节日也体现出优势阶层试图通过育儿现代性来巩固其阶级地位的倾向。国民党的宣传喉舌《中央日报》就对参加儿童节纪念的私塾儿童予以负面评价[53]，而对那些未能参加纪念的底层儿童，则使用“妒忌”“羡慕”等词来形容他们的心情[54]。　　

与《中央日报》的报道不同，受当时流行的“经济民主”[“经济民主”追求的是“经济上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相关研究参见陈骁：《激辩宪政与民主：抗战末期的宪政运动（1943—1944）》，收入周锡瑞主编：《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46页。]思潮影响，部分媒体舆论对儿童节纪念中存在的阶层差异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希望借此引起政府、社会对贫困儿童教养问题的重视。对此问题既有直白的呼吁，例如来自上海第五区卷烟业工会的伊明望在节日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合力帮助众多生活清苦的工人子弟。[55]其他更多的言论则是通过问题分析，强调政府、社会介入的必要性。比如，有记者针对上海闸北区儿童节健康比赛呈现出的底层儿童健康问题指出，在家庭无暇、无力有效抚养儿童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不应袖手旁观。[20]在更为激进的观点看来，“儿童不是私人的，他是属于社会国家的，纪念儿童节，要用国家和社会力量来培植他们”，因此，要求政府、社会通过实际工作改善儿童生存处境合情合理。[56]由此看来，伴随着国家主义的盛行，公权力向私人领域的渗透，儿童养育的性质也随之由单纯的家庭事务变为关乎国家前途的政治社会问题。时人期冀的理想状态是，培育儿童责任同属于家庭与国家、社会，如果贫困家庭无法尽其责任，政府与社会则应施以援手。　　

从全体儿童出发，如何改善“无教无养的儿童”现状[57]，成为不少儿童节纪念文章关注的话题。《申报》刊载的一篇纪念文章指出，目前国人最应努力的是使全部儿童都能够吃饱穿暖，享受义务教育，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免受自然或人为的伤害等等，儿童工作的目标应该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58]也有论者着眼于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作用，要求政府重视贫苦儿童的教养问题，尽快制定和颁布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实施有利于儿童福利的政策。[42]《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倡导政府和社会团体救济子女众多的贫困家庭，收养难童、严禁弃婴，改善儿童生活。[59] 　　

然而，国民政府在儿童养育方面的表现很难让人满意。[《新蜀报》发表的社论就批评政府在儿童教养方面的严重失职，强烈要求政府尽快作出补救。见（社论）《儿童节敬陈二事》，载《新蜀报》1945年4月4日，第2页。]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措置不当，致使物价飞涨，教育经费大幅削减，给儿童成长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此时的儿童节不仅没有给儿童带来福利，还呈现出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面貌。有人撰文宣称：“（儿童节）对大多数衣食不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过日子的孩子和父母，简直是个深刻的讽刺。”[60]面对全国大多数儿童苦苦挣扎于饥饿线上的现状，儿童节更像是突显儿童群体困境的特殊日子，时人不禁疑惑：纪念节日的意义何在？[61]　　

由于儿童养育事务即小国民培养，已然高度政治化。对儿童节纪念活动的批判与质疑，自然会引发时人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思。对于国民政府举行的儿童节纪念活动，《新华日报》即犀利指出，社会上有许多童工、流浪儿童根本不知道儿童节，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权益，这是社会不合理制度的表现。[62]中共对当时儿童节纪念活动及国民政府的批判[出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需要，中共于抗战爆发后开始纪念“四四”儿童节，其纪念活动的重点是对儿童实施政治教育，旨在动员儿童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相关研究参见李军全前揭论文。]，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响应。陶行知公开呼吁要争取“民主的儿童节”， “对于儿童幸福要做到全体儿童人人有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最根本的途径是要实行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彻底地扭转儿童节纪念中的不平等现象。[63]还有观点明确提出，应当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进而制定新的儿童节。[64]可以说，对国民政府儿童节纪念活动的批判、反思，已融入到战后争取民主的社会潮流中。到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四四”儿童节也最终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年11月的决议，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儿童节，废除“四四”儿童节。]　　

综上所述，受“经济民主”思潮的影响，舆论对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帮助贫困家庭抚育儿童倍感失望。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儿童节纪念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此时的节日，往往成为人们宣泄其对现实不满的契机。

五、结论　　

受近代相关流行思潮的影响，过去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状态的儿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四四”儿童节随之兴起。在时人看来，儿童节象征着新的开端，是儿童与过去“黑暗历史”决裂、走向美好未来的标志，而节日主旨之一则是将儿童从“传统家族”中解放出来，使之更好地成长为“现代国家”的“小国民”。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儿童节成为政府向家庭宣传、普及儿童抚育知识的特殊渠道。一方面，通过知识宣讲、标语传单、健康比赛等措施，政府希望家长学习现代科学的教养方法，尽可能给予儿童良好的物质和教育条件，将其培养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小国民。这要求父母身兼多重角色，责任愈广。另一方面，在官方设计下，父母需为儿童召开恳亲会、准备节日礼物、添购专属物品。此种资源投入的要求，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家庭地位。为打破传统“养儿防老”观念支配的抚育模式，政府还试图通过节日增进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联系。总之，通过儿童节的纪念措施和舆论宣传，官方旨在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家庭。　　

尽管应该肯定国民政府塑造现代家庭的努力，但其局限性同样突出。国民政府制定的纪念办法未充分考虑不同家庭间物质基础的差异，故其实际结果是将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排除在外。这便导致儿童节纪念效果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优势阶层通过育儿的现代性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此种状况与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理念相悖，因此呼吁国民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救济贫困家庭、改善贫困儿童的生存处境，逐渐成为节日纪念文章的流行话题。然而，国民政府的表现难孚人望，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儿童群体的生存处境受大环境影响日益恶化，导致舆论借此批评政府的声音渐趋尖锐，甚而将问题引向对现存政治社会制度的反思。在此背景下，改善儿童生存处境的努力，已融入到当时争取民主的社会潮流中。可以说，随着国民政府的权力向私领域渗透，儿童养育由私人家庭事务变成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这在加重家庭之于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必然使国民政府承受更多的治理期待、面临着间接的政治风险。　　

总之，作为近代政治、社会转型期特殊思潮下的产物，“四四”儿童节既关注批判传统育儿方法，更致力于就家庭如何科学地教养儿童展开积极思考，构建了与学校教育同样重要的家庭教养职责，最终重塑了家庭在儿童教养中的地位。这当中牵涉的公私领域职责范围划分及其关系构建，依然是今天需要因应的问题。尽管不同时代对儿童的具体期待有异，探寻儿童教育中学校与家庭的有效合作方式、合理平衡点则是共通的。至于儿童节纪念活动中凸显的教育公平性与阶层固化问题，则对国家与社会提出了教育资源分配干预与公共资源投入要求。此外，在今天儿童节之于家庭较多偏重休闲娱乐的状况下，节日作为宣传、教育途径的功能仍值得发掘。

引用格式：任祖凤.重责在肩：近代儿童节中家庭育儿话题探析[J].教育学报，2023，19（6）：182-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