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三娟 陈 浩 |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以来，随着西潮的不断冲击，中国传统形态的书院走向了制度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阶段。清廷于1901年发布诏谕，要求书院改制：“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176从现代化的宏观视角来看，书院全面改设学堂标志着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体制转型的起点，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关于书院改制的历史影响，学界以现代化的视角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代表性成果有田正平，朱宗顺：《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刘少雪著：《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兆祥：《书院改学堂——教育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3期，等等。]然而，运用“现代化”这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术语来评价清末教育制度变革，只是站在后世立场的一种“时代意见”，而对制度得失的评判，也需结合制度实施时期相关各方的“历史意见”。[“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是钱穆史学理论中的一组相对概念，主要用于制度史研究中的制度评价。“历史意见”指“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指“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钱穆认为：“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参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7页。）]书院改制相关各方之中，上层精英的意见备受关注，而与改制休戚相关的下层士子，无论在当时的历史事实，还是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之中，都陷入“失语”的境地。因此，仍有必要探寻这一失语群体的历史意见，考察作为书院改制见证者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下层士子究竟如何看待这场历史性的变革。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遗著《退想斋日记》，记述了自189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自己的生平活动和社会见闻。书院背景之中的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到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对于书院改制的实施过程，多有记录和评论，其中不乏上层精英记述中很难见到的事实和观点。本文将刘氏的历史意见放在时代与地域两种视野下进行微观考察，以期深入体察新旧教育制度转型时期普通士子的社会境遇，进而增进对清末教育变革的认识。

一、书院改制之前，下层士子对书院的认可与揭弊　　

晚清时期，各级官学名存实亡，书院的价值得到空前的体现。正如《清史稿》所言：“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2]725对于晚清士子来说，书院既是准备科举的教育机构，也是专研学问的学术殿堂，同时书院提供的膏火奖赏更是其治生的重要途径，书院因此成为广大士子理想的停留场所。1857年，刘氏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府太原县，1881年以生员身份进入太原县桐封书院读书，次年改入太原府崇修书院。崇修书院建于同治初年，招录太原府各州县生童，虽为府级，但是位于省会，加之允许晋阳、令德两所省级书院诸生参与本院课试，是故刘氏看来，崇修书院亦为省级，其称“吾晋省垣，目下有三书院”[3]7。崇修书院师资水平相对较高，历任山长多为进士出身的名流。刘氏在此求学十余年，期间经过山长杨深秀、康际清、庞玺、任明哲、张鉴衡“诸进士指授，学益大进。清光绪二十年甲午，遂以县学生员乡试中式。”[4]刘氏能够于1894年中举，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书院教育，因而对书院山长的指导十分认可。1892年，山长张鉴衡教他“用功之法、认理之规”，他才意识到自己“前日所穷之理，实多茫昧”。[3]3山长的教导使他受益匪浅，由此可见一斑。“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主讲崇修书院期间，“讲经辨史、步天考地之暇，复以风雅为诸生倡”[5]。杨深秀讲授经史古学，无疑为书院注入了重视学术的风气，这对刘氏日后的言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体而言，刘氏认可和肯定书院教育的价值，在他看来，“国家设立书院，为作育人材计耳”[3]7，这与清代书院政策所言“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6]的定位基本一致。　　

刘氏对书院教育的认知在参与书院管理之后发生了些许变化。晚清时期，省、府两级书院的管理直接掌控于官府之手，所谓“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之”[7]，而在更为基层的州县一级，书院管理权限已经下移，普遍实行官府监督之下的士绅管理机制。刘氏家乡的桐封书院由该县官绅共同捐资创建，该县士绅群体负责经费经营、山长聘请、生徒督查等具体院务管理，官府对士绅的管理活动予以干预和制约。1897年初，鉴于桐封书院弊窦丛生，“阖邑绅士恐就倾颓，故同来书院，共为整理”[3]70。此事表明，参加会议的刘氏已经参与到书院决策管理之中。日记显示，此后刘氏陆续参与了桐封书院的监院选举、山长择聘、书院改设学堂等事。身份的转化强化了刘氏对书院教育价值的认同，“学校为世间第一要务，作育人才，全凭书院中栽培”，也使刘氏对书院的定位做了重新思考，其称“此事责归有司，有司不问，责于绅士，绅士不问，竟听倾溃，岂有不愧者乎？”[3]69这一说法反映出他作为地方士子对本地书院发展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在他眼里，书院的人才培养价值无可替代，促进书院发展不仅是国家的事业，也是地方士子的责任。正因对于书院教育保有高度的热情，刘氏对书院暴露的问题自然十分敏感，在其日记中对书院积弊多有揭露。　　

其一，书院治学风气的败坏。有清一代，书院被视作配合科举取士的造士之地，书院教育几乎完全围绕科举展开，呈现出以举业为办学目标、以八股为教育内容、以考课为教学方法的整体特征。书院与科举高度结合导致其原本的治学传统几近丧失，由此遭致的批判始终不断。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就曾指出：“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8]刘氏对此耳濡目染，不断发出士风日下之叹。1892年6月，刘氏参加省城书院的考课，并获山西学政奖赏。学政“勉励士子以根底之学，不可徒攻时文”[3]4-5，这让刘氏倍感振奋。“时文”即科举应试文章，清代特指八股文。学政勉励士子应致力于基本学问，但据刘氏观察，书院诸生依旧专注八股，皆视书院为备考场所，类似学政的勉励也多视作“老生常谈”而很难遵行，即使被视作“高才局”的令德书院也因“中举者即出院，不愿在此听”而出现“缺额甚多”的局面。[3]71893年5月，刘氏写到：“士风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诚心读书以求根底者固不多见，即专攻时文以习举业者亦寥寥无几。”[3]21在他看来，书院学风之坏相当严重，不仅诚心读书者鲜见，就连研习八股者亦少。儒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之下，为学与入仕的统一成为士子理想的人生目标，但在科举之路异常艰难之时，广大士子只能专注更为功利的举业。刘氏认为：“制艺本于经史，而今之习制艺者，只是管攻时文，并不以经史为根柢，此士风之所以日下也。”[3]64-65“制艺”与“时文”虽然都指八股，但是前者侧重强调科举考试的内容，后者更加注重科举考试的文体。刘氏认为割裂了治学与举业的内在联系恰是造成“士风日下”的原因，这也流露出晚清下层士子的心底尚有一份追求读书治学的理想。　　

其二，书院膏奖制度的流弊。“膏火”本指士子夜间读书所用膏油灯火，代指书院每月发给诸生的津贴补助。膏火制度之外，清代书院另设奖赏制度，根据诸生每月考课成绩划分等级给予奖金。两项制度的用意有别，“膏火所以资其用功，奖赏所以励其上进”[9]，前者强调资助，后者强调激励，却都关乎士子的切身利益。刘氏的日记大凡记到书院，往往提及膏奖，甚至详细记载了省城几所书院的膏奖发放情况。1897年刘氏回忆：“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3]75晋阳书院膏奖丰厚导致应课人数激增，足见膏奖在下层士子心中的分量。其实，相较求取功名这样遥远的目标，获取膏奖对于下层士子更具现实意义，膏奖毕竟是其保证学业、维系生计、补贴家用的重要收入来源。晚清时期，随着全国人口增长，读书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科举名额却未得到相应增加。科举入仕的难度增大之时，士子对于膏奖这种治生手段的依赖越来越强，膏奖制度的流弊随之不断凸显。张之洞就曾指责：“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10]9741身处书院现场的刘氏对此有着切身感受，1893年记载：“吾邑应桐封书院课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倖得膏火。”[3]21更有甚者，骗取膏火的现象时有发生。1896年初，刘氏友人王以诚去书院领取膏火，竟然发现早已被人骗领，“致问钱局，亦不识取钱之人”。此事令刘氏甚为悲叹：“呜呼！读书之士，竟以数百钱而丧品玷行，亦良可悯已。”[3]50　　

其三，书院师生关系的畸变。书院兴起与唐宋师道复兴运动密切关联[11]，因而书院极为重视师道问题，形成的以“道”为纽带的良好师生关系备受推崇[20世纪20年代书院研究兴起以来，教育界、学术界极为推崇传统书院的良好师生关系。毛泽东在汲取古代书院精神创建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将书院“师生感情甚笃”视作书院的鲜明特色。（参见：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载《新时代》1923年第1期。）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参见：徐梓,黄漫远：《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但据刘氏观察，晚清书院的师生关系已经发生了畸变，传统的师道尊严渐趋式微，师生之间呈现出日渐疏远甚至对立的态势。1893年刘氏提到，太谷县凤山书院山长多是老师宿儒，但是诸生“往往谓其不通”，还给山长取“大戽”“二戽”等外号，因此长久掌教的山长甚少，基本都是授课一年便辞去。刘氏颇为不满地指出：“书院山长原是士子楷模，诸生总宜敬之尊之，所教者是固当敬听，即有刺谬处，亦不可指摘苛刻，毁谤山长。况学问无穷，山长所言者我本未解其意，遽谓山长不是，差谬不已甚乎，而乃侮辱山长，此罪不容逭矣。”[3]24晚清书院沦为科举“附庸”之时，“其所以培养人材者，曰官师督课以教之”[12]，考课几乎成为书院唯一的教育模式。山长的职责在于出题考试，所谓指导仅是评阅试卷，师生之间并无充分交流。恰如清人所说：“书院先生多因贫而馆，聊且相安，生徒什佰或见或不见，不能识认，除课卷评点之外，一无训勉。”[13]1891因此，凤山书院诸生对山长的苛责具体针对山长指导科举之学的水平，由于山长对其举业无益而表示不满。不难看出，这种师生关系几乎完全由“利”所支配。刘氏虽然极力维护师道尊严，但是山长逐利却让他对师道衰落的批判转向了山长一端。1899年桐封书院山长在已经加过脩金之后，再次要求加薪，否则辞馆不就，本县士绅讨论两日而无款可抽，最终求助于知县调解和资助。亲自参与此事的刘氏倍感气愤，称其“贪心无厌者”，并称“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3]88晚清书院师生的互动基本围绕考课活动展开，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发生联系，既乏学术的探讨，又无情感的交流，如此构成的师生关系，显然背离了书院相交以道的师生关系传统。　　

刘氏求学书院期间，正值“同光中兴”时期书院高速发展的阶段，书院培养人才的功能得到各级官府及普通士子的高度重视。书院改制之前的同治、光绪四十年间（1862—1901），书院增量达到清代的顶峰，更是中国书院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14]但在书院数量激增的“兴盛”表象背后，书院积弊暴露得愈发明显。应当承认，刘氏对书院积弊的揭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而且十分生动具体。书院与科举高度结合表现出的弊病，不仅在于学风败坏一端，膏奖制度的流弊与师生关系的畸变都与其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书院改革已经启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内忧外患的危局迫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兴变革，各地效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书院模式创建了一批不课八股时文、专课经史古学的书院。这些书院莫不强调将八股排除在书院教育之外，重新赋予书院推进学术的功能。刘氏入学崇修书院当年，恰逢张之洞抚晋期间改革山西书院伊始，刘氏的认知明显受到当时改革风向的影响。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的颓势，张之洞另建令德书院，“选通省高材生入堂肄业，治经史古学”[15]。张之洞主张：“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10]9773这种理念之下的书院改革，考虑的是名教沦丧、中西冲突不断加剧之时，重振中国传统学术，凭借经史之学的经世作用修复已经发生动荡的价值体系。刘氏无法看到此时书院改革更深层次的用意，他对书院积弊的揭露，仅是出于传统士子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并行不悖的基本心理，更多针对晚清书院对传统儒家理念的背离而言。他对书院价值的认可及其传统士子的固有心态，决定了他对书院改制的认知和反应。

二、书院改制初期，下层士子的关注和反应　　

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之下，朝野上下纷纷将败于日本的原因归咎于人才不兴，进而转向对以往教育制度的反思，如何改革书院成为一项政治议题被纳入旨在变法图强的讨论范围之内。“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学校。欲补学校所不逮而切实可行者，莫如整顿书院之一法”[13]1989，基于这种“政教相维”的思维逻辑，不断有人向清廷上报书院改革方案，大致而言，主要提出三种建议：第一，现有书院增设西学课程；第二，保留现有书院，另设专门研习西学的书院；第三，现有书院直接改制成为西式学堂。三种方案共同表明改革书院势在必行，都已默认无论科举之学还是经史之学都已无法满足振兴人才所需，都将引进西学作为改革书院的方向，分歧只在如何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处理西学与现有书院的关系。其中，书院改设学堂的全面改制方案最为激进，另设专门西学书院方案则需另辟专门经费支撑，相比之下，现有书院增设西学更加符合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正如主张“变通书院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所讲，书院改革要在“不悖于正道”的前提之下“兼取乎新法”。[13]1986清廷并未确定最终方案，礼部认为“亦为实事求是起见，应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采取”[13]1990。这种对待书院改革的谨慎心理，充分表明甲午战后书院改革具有很大程度的“实验”性质。各种方案落实情况表明，现有书院增设西学成为甲午战后书院改革的主流模式，《清史稿》称，“光绪丙申、丁酉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中外臣工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诏饬裁改，礼部议准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2]733　　

胡聘之所提书院改革方案在其治下山西的实施，具体针对令德书院先行改革，“拟就令德书院，别订条规，添设算学等课，择院生能学者，按名注籍，优给膏奖”[13]1988。胡聘之所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实由令德书院山长屠仁守所拟，1896年7月与山西学政钱浚祥联名上奏，这一方案可以视作山西当局的共同主张。此次改革引起了下层士子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山西方案尚未呈报清廷，“废学校，裁科考之谣”[3]57已在山西士子之间流传。5月22日刘氏听闻晋抚“欲将晋阳、崇修、令德三书院，全行裁革，业已起本奏闻，肄业诸生，莫不惶然恐惧”[3]58，6月8日再次听说清廷“有意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3]58。刘氏不知谣言是否真切，但是足以令他二三其心，在他看来，“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3]57。由于身份与眼界的限制，刘氏对于这些流言的认知与事实存在一定差距，不知内情的他以为改革书院是清廷的统一政策，并为胡聘之“开脱”，认为“吾省胡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暂请屠山长教算以塞责”[3]58。不过，这些流言深刻反映出时代剧变之时下层士子对于书院改革的敏感程度，刘氏的惶恐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朝廷中枢、地方督抚乃至书院山长等参与书院改革讨论的上层人士关注的是战败之后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下层士子则更关心个人的切身利益。刘氏的记述足够说明下层士子对于书院改革的关注，同时呈现了下层士子对于书院改革不同层面的相应反应。　　

其一，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虽然书院膏奖制度存在有目共睹的流弊，但是普通士子绝不希望膏奖裁撤，也不希望减少。关于膏奖制度的流弊，胡聘之认为，书院诸生“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13]1988他对膏奖制度的批判，其实意在动用书院膏奖专项资金支持令德书院的改革。令德书院增设西学课程、购置配套书籍都需大量经费，而且需为学习西学的诸生“优给膏奖”，胡聘之规定改革经费来源“即于各书院汰额减课项下量为挹注”[13]1988。“汰额减课”即指压缩省城各个书院原有膏奖名额和数量，包括减少可获膏奖的人数以及每人可获膏奖的钱数。裁减膏奖对书院士子的现实利益产生了直接冲击，由此引发了士子的强烈抗议。晋阳书院膏火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分减去一半，崇修书院膏火也由七十五分减至四十分，对于所裁膏火的去向，刘氏猜测，“所裁六七百斤，名拨京饷，实为令德堂山长屠仁守加束脩”。[3]73刘氏的猜测多半源于两所书院诸生的传言，而这恰能反映诸生对于裁减膏火的反感。因为膏火减半，晋阳书院诸生选择集体罢课，胡聘之将为首一人监禁，按照罢考问罪。听闻此事的刘氏对诸生的遭遇无比同情，1896年5月25日日记写道：“肄业诸生，莫不惶然恐惧，谓读书原以求荣，今乃得辱，且有不察之罪，目下皆侧目而视，不知自处。”[3]58半个月后再次提及此事，刘氏依旧“怅怅然不堪设想矣”[3]58。裁减膏火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书院改革所需经费，也足够打压部分士子注意膏奖的“卑陋志趣”，却使众多依赖膏奖为生的贫寒士子心态失衡，不得不顾及眼下生计而另寻出路。1897年刘氏看到：“自去岁我省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3]75而到1898年，晋阳、崇修书院“肄业诸生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每书院中所留者寥寥无几矣”。[3]88　　

其二，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甲午战后，随着中国士人文化自信的动摇，中学的经世作用逐渐让步于西学。胡聘之改革令德书院的核心举措便是增设西学。为使改革名正言顺，胡聘之指出：“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自有也。”[13]1987这种“西学中源论”在下层士子之中更为流行。刘氏就说：“西洋算学即吾六艺中之数学也。论者谓算法即西法，是未深思之言耳……海禁开后，见西洋以算学为重，乃始着意算学，即谓之学西法，非忘本之论而何？”[3]76“西学中源论”本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时，国人对于西学的一种朴素认识，曾经一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但至晚清，中西文化已由交流融合转向冲突对抗，国人再次搬出“西学中源论”，既为引进西学提供合理依据，又彰显了尊崇本国文化的民族情绪，与此同时也暗含着文化自信动摇之后的一种尴尬辩解。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导致刘氏虽然轻视西学，却未完全抵制西学，依然能够看到重视西学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认为“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3]72。此外，他还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3]73这种复杂心态决定了刘氏并不能够深入学习西学，他在崇修书院读书期间，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当时“筹算、笔算颇能寻得门径”，但是不久便已忘记。[3]68刘氏对西学的认知还是受到科举的影响。甲午战后，科举取士的标准开始出现鼓励新学的倾向。刘氏意识到不学西学不能胜人，也是在其1895年首次会试落第之后。此后很长时间，刘氏不断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及《续编》，努力补习新学。但是由于既有心态未变，刘氏所学新学基本属于传统范畴之内的“经世之学”，而非西学本身。　　

其三，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刘氏参与桐封书院管理正值甲午战后书院改革时期。1897年太原县士绅群体共同整理桐封书院，如果放置全国背景，可以视作地方士绅对基层书院的改革活动。刘氏对参与书院管理极为重视，声称：“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地，凡与其责者，皆宜居心培养，不可视若弁髦，置之不论也。能与此中培成多少人才，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培养是才者，其功德曷有量乎？”[3]70不难看出，刘氏所言人才仍是儒家理念中以辅佐君王、教化百姓为内涵的传统治术人才，这种人才的根本价值在于参与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秩序。但在晚清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固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冲击，传统治术人才的价值已经式微。不可否认，甲午战后的书院改革始终以解决人才匮乏困境为主要目的。胡聘之就讲：“合天下书院，养士无虑数万人，而朝廷不免乏才之叹。”[13]1987言外之意，以往书院培养的规模庞大的士子，已经不属人才之列。主张书院改设学校的康有为也称，“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建议广开学校培养具备专门才艺的“国民之才”。[16]316整体来看，甲午战后的书院改革主要基于政治立场要求教育变革，旨在培养掌握专业技能、肩负国势强弱的救国人才，相较科举出身的传统人才，新式人才虽然依旧没有脱离服务政治统治的根本属性，但是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价值功用方面，都已发生了明显的趋新。刘氏极为关注此时书院改革的动向，但他参与本县书院改革之时秉承的人才理念明显滞后于甲午战后人才理念的更新。

三、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下层士子的批判　　

百日维新期间，清廷要求“各省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13]2470。这种最为激进的书院改制方案成为清廷最终选择的书院改革政策。1898年山西一度规划“晋省省会学堂拟就令德书院改设”，并且“将各州府县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堂”。[17]但是这一改革的进程随着戊戌政变的爆发而很快中止。此次书院改制不足百日，并未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刘氏的日记也未提及此事。不过，此次书院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的组成部分被推出，充分展示了书院制度围绕政治制度改革的时代特征，已经奠定了清末新政时期书院改制“政教相维”的基本思路。随着庚子年间内忧外患的集中爆发，清廷对于挽救危亡的新式人才的需要日渐急切。本着“人才为政事之本”的改革宗旨，1901年清廷再次推出书院改制，要求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各级学堂，随后于1902年、1904年先后颁布壬寅、癸卯两个学制用以规范学堂建设，1905年又以科举阻碍学堂为由宣布立停科举。相关统计表明，全国至少有1 600余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绝大部分在清末完成。[18]644在此背景之下，山西令德、晋阳两所省级书院合并改为山西大学堂，其他书院改为中、小学堂，其中，刘氏曾经求学的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曾经参与管理的桐封书院改为太原县高等小学堂。1904年初，刘氏记到：“与诸同人商定学堂章程，规模大具。”[3]132此事表明，刘氏参与了基层书院改制的实施。作为书院改制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刘氏对书院改制的看法与当时主流舆论多有不同，言辞犀利地对书院改制进行了种种批判。　　

其一，对书院改制后“士子失业”的忧虑。清代士子追求得中功名之后踏上仕途，未能入仕之时大多将教书视作一份荣耀的谋生职业。[19]刘氏本人长期充任塾师，即使一再表示“初志本不愿教书，为糊口计耳”[3]55，但是教书确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书院全面改设学堂伴随着教育知识的转型，学堂教育重在西学，传统中学的市场遭到严重挤压，而以中学为业的士子无疑面临“失业”的风险。1904年刘氏提到，其友郝济卿原本充任塾师每年可得收入240两，如今由于东家“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不得不另谋别业。[3]137-138对此，刘氏颇为忧虑：“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3]162。在他看来，新式学堂的设立不仅造成中学出身的士子无法继续教书而陷入困顿，而且导致不少学子由于不肯接受西学而被迫改业。这种失落心理直接造成部分士子对西学教习的抵触。刘氏听闻，1902年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些助教得知学堂聘请西人为师，选择辞职的方式进行抵制。刘氏对这种态度给予高度赞赏，谓之“有志气者矣”。[3]111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刘氏预料的那样悲观。清末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成为“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20]，但是私塾改良的进程十分缓慢，普通百姓仍以私塾为子弟上学的主要选择。日记显示，刘氏直至1907年还在担任塾师，即使进入民国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之后，仍然能以“旧学”为业，虽教《国文》与《修身》，但是实际教学还是“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3]180。可见，“士子失业”并未成为书院改制之后的普遍现象，更多只是刘氏的一种忧虑。　　

其二，对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的批判。1905年3月刘氏提到：“现在变法，改书院为学堂，而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务悦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实。凡设立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终不可得。”[3]140这种对于学堂终不可得人才的绝对判断，难免有失偏颇，但他指出的书院改制“敷衍门面”的名实不副问题，并非言过其实。书院改制政策颁布很长一段时间，各地实施并不顺畅。清廷尚未发布具体实施细则，各地亦无办理学堂的经验，不知如何操作是普遍面临的突出难题。1902年山西书院改制之始，巡抚岑春煊指出，“何学宜先，何学可缓，何学为初级，何学为高等”很难拟定，凭借山西一省之力难以“分类编成课文”，因此山西学堂课程“西学除算译及普通学中之格致外，余多从阙”。[21]136这与甲午战后令德书院改革添设天算、格致等学其实并无二致。截至1902年底，全国只有40余所书院改设为学堂，仅占全国书院总数的2.49%。[18]644即使书院改为学堂，大多也是“改名换姓”而已，学堂课程、教法、规制等方面均与书院相差不大。山西大学堂开办初期几乎维持原有令德书院旧制，以致“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都认为山西大学堂是令德堂之别名”[22]。直到癸卯学制颁行之后，山西大学堂才启动名实相副的整顿。而在基层社会，癸卯学制的影响明显弱化。1905年刘氏友人乔穆卿仿照现行学堂章程，改东里村私塾为育英学堂，“以算法为重，兼教体操，皆西法也”[3]141，但在参观育英学堂之后，刘氏指出，“其一切章程竟是铺张门面，务悦庸愚之耳目”[3]162。刘氏指出的书院改制“名实不副”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改制之初学堂制度的粗糙，未能达到广为世人接受的程度。　　

其三，对书院改制中“与民争利”的指责。1905年初刘氏观察到：“学堂之设，今岁更为紧要，凡闾巷之间必使皆有。每堂必筹许多经费，俱向百姓抽剥。趋时之人只求迎合官吏之心，不顾群黎之怨，民生不遂，教何由施？”[3]138刘氏视学堂为“苛政”的极端看法，揭露了书院改制不可回避的经费来源问题。清廷意在通过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但是要求书院改设，本就基于国家财政不足的考虑，旨在直接利用书院资源，弥补建设学堂的经费不足。康有为提出的“兴学至速之法”就是将书院经费充公用于办理学堂。[16]317张之洞也讲：“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10]9739问题在于，即使动用书院经费依旧不能满足建设学堂之用。最早实施书院改制的山东，按照当时巡抚袁世凯的规划，山东大学堂每年需要经费六万两。岑春煊仿照山东办法，认为即使竭力减少，山西大学堂的常年经费至少也需四万两，而晋阳、令德两所书院原有经费“尚不敷银二万数千两”，各府州县书院原有经费“每年实银在六百两以上者不足二十处”，因此不得不另外“就地设法筹款”来扩充学堂经费。[21]135袁世凯、张之洞主张效仿西法：“东西各国公私大小学堂，多者不下数万区，如皆由公家筹款建立，安得如详经费？大抵高等教育之责，国家任之，普通教育之责，士民任之。”[23]只是，士民分担教育经费极易加重底层百姓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举国面临巨额的辛丑赔款之时，再为学堂筹款极易引发百姓的不满，进而转化为对学堂的厌恶。1903年刘氏就曾指出：“刻下赔款紧迫，加征加税，民已不堪。各省大吏又因立学堂勒捐巨款为教长学生之经费，民困愈甚，思乱之心更深。”[3]128这种“与民争利”显然加剧了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诟病。　　

其四，对书院改制后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的担忧。刘氏始终认为：“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风俗必坏；风俗既坏，天下有不乱者乎？”[3]74在他看来，学堂背弃孔孟之道而兴“洋夷之学”的做法，终将导致传统学术的衰落乃至伦理纲常的丧失。1907年刘氏写道：“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3]162-163书院改设学堂，不仅是教育知识转型的问题，更加涉及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问题，但在未能进行合理论证及知识处理之时，隐藏在知识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一并进入了学堂。刘氏更将这种学术与伦理危机，上升到清廷的政治统治危机。刘氏在1906年写到：“省城学堂林立，其中学生……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此尤小焉者也，竟敢显言‘排满’二字，叛逆情形业已呈露矣”[3]150；1907年更是直言不讳：“恐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现在学生多入革命党，天下已危殆不安也。”[3]162辛亥革命的史实表明，刘氏的“预言”大致不差。其实，书院改制启动之时，清廷已经意识到这种“隐患”。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就讲：“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之间，倍难措手。”[24]为了防止流弊，清廷通过多种手段来加强对学堂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比如，确立以“忠君”为首的教育宗旨，强化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主体地位，实施以“端正学术，不堕畸邪”为根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制定严格约束学生言行的条规，加强对留日学生的思想监控，等等。但是，局势的变化远远超越了清廷的掌握范围，这些控制措施的作用非常有限。这种现象更加成为下层士子批评书院改制的正当理由之一。　　

客观来看，刘氏的言行处于一种矛盾状态。1902年山西省会书院改设山西大学堂之初，刘氏就曾评价其为“当时之要政也”，并且详细记载了改制的具体情况：“太原府改书院为大学堂，设正主教一员，副主教一员，助教四员，分为四科，经一科，史一科，政治一科，艺文一科，四助教各司一科，肄业生一百八十八，此外又延英国洋人，名敦崇礼西学主教……”[3]112记录如此详细，且与史实出入不大，足以证明刘氏对学堂的关注。同年，刘氏在徐沟县看到山西大学堂的招生告示，立即回乡“命瑄儿上省报名应考”。[3]115数日之后，得知其子刘瑄已被录取，刘氏无比得意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应考大学堂，业经取入校士堂，每月给薪水银三两，来贺者六人。”[3]1151908年刘氏到省城游览山西大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学堂、测绘学堂、农林学堂之后，印象极为深刻，日记中写下“概均极雄壮”的评语。[3]167整体而言，随着统一学制的推广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书院完全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学堂取代书院已经不可逆转。刘氏批判学堂种种不是的同时，也在逐渐调整固有心态，努力适应学堂的发展。

四、结语　　

作为一名深受书院教育浸染的传统士子，刘大鹏对于书院改制的认知和反应，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观体验，以及个人身份地位、眼界学识与地域文化所决定的选择倾向。特别是在日渐趋新的大潮之中，始终以士自居的刘氏思想比较保守，反应相对迟缓，他的学术观、人才观、教育观等诸多方面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的主流。我们认为，刘氏的历史意见固然无法呈现书院改制的全部面相，但确是一种已被湮没的声音，这种不同于上层精英的民间记述，反映了书院改制的另外一面。而且刘氏绝非个例，1906年政务处本着“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的宗旨拟定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指出：“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25]此外尚有数以百万计的童生群体。旧学、应举、寒儒的三位一体几乎是晚清下层士子的集体写照，可以推测，类似刘氏的下层士子绝对不在少数，这一群体因其共性对书院改制的认知和反应相差不会太大。　　

改制之前，书院既是广大下层士子治生、治学的场所，更是其准备科举考试、实现入仕目标的台阶。正如刘氏的认知，他们对书院保有高度的热诚，却又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流弊。他们理想的书院境界是在满足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与其信奉的儒家思想完美契合。因此，效仿西法的书院改制必然会对这一群体产生直接冲击。对于书院改制之初引进西学，由于西学中源论的心理暗示，加之科举取士已经呈现的鼓励新学的倾向，他们并不十分反对西学纳入书院教育体系，只是抗议由于增设西学而裁减原本的膏火奖赏。但当书院制度骤然转向学堂制度之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和不满，规制尚不完善的学堂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成为他们批判书院改制的矛头所向。正如刘氏所言书院改制潜在的名实不副、与民争利、道德危机、政局隐患等问题，这种批判不仅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也深刻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