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 2022年第1期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西迁历史及其精神价值

总第205期 | 第39卷[双月刊]

肖希明  沈玲  刘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造成我国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流离失所，正常的教育环境被破坏殆尽。同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受到战争威胁的各校作出指示：“速择定比较安全之地区，预为简单临时校舍之布置，以便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为迁移或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处在战区中的部分高校陆续内迁，兴教救国，取得丰硕的教学成果，被称为“世界教育史的奇迹”。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独立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下设图书馆学组）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下设图书馆组）三所学校承载着图书馆学教育的希望，响应国家号召，分别西迁到重庆、成都和桂林，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心也转移到西南地区。1941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停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成立，成为当时图书馆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阵地。四所学校在战争环境中不屈不挠，薪火不灭，不仅保留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火种，而且铸就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不朽的西迁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迁历史，感悟图书馆学教育的西迁精神，对于当今图书馆学教育振奋精神、砥砺前行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图书馆学高等专业教育仅有的三所学校――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在地区接连遭到侵略。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日本企图攻进上海，夺取南京；8月15日，敌机两次空袭南京；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沿虞锡公路、沪宁铁路、太湖水路向无锡推进，25日，国民政府军队撤出县城，无锡沦陷；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机关迁到武汉，武汉成为战时首都。1938年1月，日军多次空袭武汉，打响武汉会战；10月27日，武汉三镇沦陷。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三所高校响应当局的号召，西迁到相对安全的地区办学。然而迁校绝非易事，西迁的过程充满困难和坎坷。

1.1   文华图专的西迁

1938年5-6月间，“武汉逼近战区，省府教育厅即有湖北省立各级学校疏散办法及湖北省公私立学校联合设立办法之颁行。……于二十七年暑假前即令各校学生依据本人志愿自行填具志愿书，克日呈报，由教育厅统筹分配”。文华图专“奉令由武昌迁渝，自6月底起，即准备一切，开始西移”。在西迁工作的筹备过程中，沈祖荣、汪长炳、毛坤三人提前抵渝，“经过多日之努力，始在川东师范大礼堂内办公之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借得房屋一间。至于寻觅校址一项，进行尤感困难，经各方接洽之结果，始获得求精中学当局之同意，借予一部房屋”。然而求精中学校舍同时供金陵大学部分学院、教育部电化人员训练班、汇文女中等学校共用，房屋紧张，“因此该校又多方设法，于求精中学院内空地，自建西式单层新屋一座，作为教室、办公室及学生阅览室之用……而学生之宿舍、餐堂、盥洗室、操场等则借用求精之场所”。“荷承公私各方赞助，得以惨淡经营，粗具规模”。好景不长，求精中学多次遭到敌机轰炸。1941年7月7日，文华图专的主要校舍康宁楼被炸毁，不得不再次搬迁。“乃债购江北香国寺廖家花园为校址，自建校舍，于十月下旬，全校师生搬迁过江”。

1.2   金陵大学的西迁

1937年战争局势日益恶劣，金陵大学在秋季开学后，注册报到人数仅100多人，“敌机空袭日必数起，轰炸文化机关”。校长陈裕光描述道：“我们每几个小时就要停止工作，躲在防空壕中1—4小时，等待空袭结束。这样的情况使我们很难开展教学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继续进行日常教学工作的话，必须迁往别的地区”。金陵大学的内迁之路阻碍重重。陈裕光早在8月末、9月初就开始筹备内迁事宜，但是由于迁校需要得到教会的支持，多次交涉后并未得出统一意见；国民政府初期态度暧昧，需要留下几个大学、中学撑场面；迁至华西协和大学，学生宿舍需自行解决等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搬迁。10月份，因战争局势急剧恶化，只能停课闭校。迫于时局，金陵大学“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西迁，在万般艰辛中，经三月阅之旅途生活”。起初教育部无法提供交通运输工具，金陵大学的师生只能自行寻找车辆和船只。

对于迁校旅程，校友徐国桢回忆道：“我们睡在最底层货舱内。这艘船乘客满坑满谷，所有通道都被堵塞。每逢开饭时，饭箩一出炊事间，就被沿途乘客截去，无法传送到底仓来。大家忍饥耐渴，默不作声”。西迁之难不仅是拥挤和饥饿，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李佛续回忆道：船上吃发霉米饭；江流湍急，多险滩，逆水行舟，单靠风力难以前进，需要辅以人力或全用人力牵拉上行；长江三峡地带经常有土匪出入抢劫，卫兵就在江边隐蔽处放哨巡夜以防土匪来袭；临近重庆时，敌机“以机枪向低级扫射”等，可见西迁之路凶险重重。12月，南京沦陷，航运紧张，后几批搬迁师生更加艰苦。从重庆到成都只有一条公路，交通困难，车速很慢，旅途食宿也不方便。

1.3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西迁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无锡受到严重威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将学生疏散到乡间的实验区上课，同时在江苏高淳借了庙宇祠堂，为迁移作准备。因当年江苏省教育经费只发至十月的上半月，加之学院存在省银行的存款停止提取，导致学院经费异常紧张，师生迁移经费均由个人承担。11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开始西迁，与文华图专和金陵大学相比，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西迁过程更为波折。“十一月由高院长率领教职员学生百余人西迁”，月夜徒步行走，学生在途中朗诵爱国诗词以涨士气。最初学院计划在高淳上完秋季学期的课程，约定师生到溧阳集合，再共赴高淳，但是由于形势变幻莫测，衍生出好几条西迁路线，大部分师生在溧阳集合。途径高淳时，院长高阳的长子病重，只好放在庙中托僧人照料，高院长肩负使命，率队继续前进，不久后其子病逝。12月4日，师生在汉口集合，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设法疏散师生，劝部分学生去实习。在汉口一周后，前往长沙，“借省农民教育馆继续上课”。但长沙也并非安全之地，次年1月再次启程，迁往桂林，在桂林办学3年。

抗日战争旷日持久，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西迁后，不仅要面对敌机轰炸、疫病流行等危险的外部环境，还要面对经费短绌、物资奇缺、设备简陋、生员流失等内在困难，可谓内外交困。其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就因经费不足，被迫关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临危受命，于1941年创办于四川璧山，下设图书博物馆学系，成为在战争环境中诞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2.1   办学环境危险重重

2.1.1  轰炸频繁

文华图专迁渝后，借助求精中学校园办学，然而该地区重要机关林立，频繁遭到敌机轰炸。1941年尤为严重，“一再被炸，尤以五九、七七两次损失不赀，新建筑物康宁楼两层楼房重担全毁，微论修复维艰，纵能修复亦难保不再殃及，为此决于日内迁至江北磨家桥廖家花园自置新校舍内筹备开学，继续办公”。金陵大学迁至成都，也处在危险之中。1939年6月11日，日军二十七架敌机轰炸成都，城内一片火海，伤亡惨重。华西协和大学即使有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也无济于事，遭遇敌机投弹四枚，“陈校长住宅左近亦落一弹，房屋震毁”，陈校长本人及其部分家属稍受轻伤，全校有一名职员不幸去世，“校中停课两日”，修理教室。次日，金陵大学行政会议决定疏散教职工家眷；继而学生大会建议学校为安全考虑立即放暑假。图书馆学专修科与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也曾受到轰炸干扰：“会议中途忽传警报，继即轰炸声震撼四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桂林的情况也很严重。1939年，桂南会战爆发，“桂，空袭之多，是惊人的，只要一天晴，就有敌机袭击的危险”。频繁的敌机轰炸，严重扰乱教学秩序，学生们为躲避敌机轰炸，在七星岩、象鼻山、月牙山等岩洞中进行宣传教育。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成立之后，所处的璧山地区相对安全，1941年在渝招生时，为避免遭遇轰炸，提前致函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本院八月四、五两日在重庆招生，如有警报，请准入贵校防空洞躲避，凭准考证入洞”。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使战区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面临极大的精神挑战。

2.1.2  疫病蔓延

抗日战争的爆发直接加剧了流行病的暴发。由于西南地区难民聚集，生活环境恶劣，因而饱受流行性感冒、痢疾、疟疾、霍乱、伤寒、鼠疫、天花等传染性疾病侵扰。国民政府曾颁布《各级学校实施霍乱伤寒预防注射办法》，规定全国各级学校均应按此办法，切实施行霍乱伤寒预防注射。广西气候多变，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各种传染疾病时有发生。浙江大学竺可桢迁桂后感叹：“余谓广西之疾疫比之日本炸弹更为可怕”。1937—1941年，广西各县暴发流行病的次数平均每年超过100次。1939年5月，重庆发现真性霍乱，临时霍乱医院6月收治霍乱患者783人，死亡138人，7月霍乱传至成都，传遍全城。1945年6月上旬至10月，重庆霍乱沿长江一带流行，夏秋璧山县霍乱大流行，这次霍乱的病死率为16%；是年，成都因城区水井、厕所被洪水淹没，导致霍乱大流行。流行病所造成的威胁和恐慌，对西南地区高校的正常教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2.2   物价飞涨物资匮乏

2.2.1  生活物资难以保障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统治区货币贬值，官商勾结囤积居奇，物价大肆上涨，西南地区涌进大批机关、学校、工厂及难民，生活物资严重不足。金陵大学方面，1940年“柴煤市价较迁川第一学期，涨至百分之六百或七百倍，下年度事务组关于事项预算，较上年度扩大至两倍以上，约为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元，较学生所缴纳杂费在四倍以上云”。“以学校限于运算，对此偌大之亏空，实感极大之困难云”。为了节省开支，当局规定自1942年4月2日起，“除每星期三及星期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半，仍备热水，以供身体较弱各生沐浴外，平时一律改用冷水，至所饮用开水，嗣后每日亦只开放三次，且不得取作盥洗沐之用云”。文华图专方面，曾向燃料管理处申请平价烟煤：“值以物价倍涨，公教人员及流亡学生生活又枉清苦，对于煤炭，若无平价供应，引（影）响膳食，几成断炊”。

2.2.2  政府支持难以为继

政府颁布战区学生贷金制度，“原为救济来自战区而经济断绝贫苦无依之学生，三年来国家用于此项贷金之数额达千余万，而学生仍有忍饥号寒之苦，究其症结所在，虽由物价不断上涨，贷金增加，难乎为继，亦有由于贷金之给予未能悉当”。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方面，大量没有了家乡的学生，经济来源也断绝了，每月的生活费单靠教育部的贷金，但是贷金很少，据当时的报道：“他们每月拿了一元大洋缴了饭钱就不能剃头了”。该校由青木关教育部月拨经费维持，1941年暑期，由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青木关开办，该校经费无着，只好停办。金陵大学方面，也因经费困难，影响了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招生。1943年5月，金陵大学校务会议上决议：“图书馆学专修科为发生经费问题，则维持现有学生数目，暂不招生”；1945年秋，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专修科成都区考生成绩大都欠佳，能符录取标准者仅有一名，若为一生开班，在教学方面似不经济，故仍维持旧议，暂不招生”。

2.2.3  膳食问题难以解决

一方面，因米价高涨，学生的伙食费随之激增，“各宿舍伙食团因物价飞涨，油米难购，办理颇感困难”。金陵大学“一部分同学因经济困难，无力筹措”，向校方请求暂借伙食费，这对本已十分困难的校方来说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学生的伙食太差，营养不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学生呼吁“我们一面感谢国家的优待，一面也还希望把这最低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比如我们吃饭，教育部规定每人每月米2斗1升，另外加钱20元。如果说20元完全用作菜钱，每人每天平均六角零，一天三餐，每餐二角零，当此物价飞涨，每人能吃到什么？至于说吃油，平均每人只不过几钱，这在身体营养上不是值得考虑的事吗”。对此，文华图专校友沈宝环回忆，当时吃的是“八宝饭”（霉米、米糠、老鼠屎、稗子、砂石、米虫、蚂蚁蟑螂的尸体等），主要的菜是一碗豆花，猪油拌饭被视为无上佳肴。1940年，文华图专学生常遗生因“患营养不良性浮肿兼阿米巴赤痢病故”。

2.3   设施设备极为简陋

2.3.1  校舍简陋，边建边学

文华图专迁渝后先是借寄在求精中学处，被炸后迁至廖家花园，需要重建校园，“初因房屋一时未及竣工，尝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但全体员生，绝不因此妥气，而精神之振奋，反有加无已”。金陵大学迁蓉后，与几所大学共用校舍，非常拥挤，除了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房屋之外，在华大医院附近空地建起几栋平房用作办公室和教室，教室内非常简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抵桂后，初借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结束1937年度上学期课程，继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助，指定七星岩桂林县立国民中学一部分校舍为办公处及上课地点。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初建时，璧山县城的学校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迁往乡下，很多校舍变成残砖瓦砾、蔓草丛生的景象，校方组织人手修缮后，改成了简易的校舍。

2.3.2  设施简陋，勉强使用

文华图专多年来，晚上用清油灯照明，既不明亮，又散发辛辣刺鼻的气味。为安装电灯，校方“向电力公司数度交涉迄无结果”，1945年校方查到鹅公崖电力公司第三厂电力甚为充足且其线路经过学校门前，沈祖荣再次致函申请安装电灯，公务局局长刘如松批示：“准予装置半数……”。金陵大学也饱受困扰，学生上晚自习“各人桌上点盏油灯，初用时觉得非常好，但是试用之后，又觉得太不够用”，晚上看讲义及参考书上的细小字迹，对学生的视力影响很大。该校的教室中只配备“连桌椅”供学生记笔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扩建临时建筑房屋十余栋，用作礼堂、教室、宿舍、图书馆、农业试验场所等，设施比较简单，仅在最低限度的物资条件下勉强够用。

2.3.3  宿舍简陋，来往不便

金陵大学一二年级男生住在利用坟地庙宇修建的草房处，距离华西坝较远，中午学生吃饭只能靠炊事人员辛勤送饭，就餐条件则是蹲在地上八人一桌。另有砖木结构瓦房和草顶平房供其他学生住宿。教员的住宿环境也十分困难，“各教员来蓉后，自行贷房屋分居，散居城内外，天雨泥泞，往返既感困难，空袭时疏散，更觉不便，教职员住宅，亦亟感需要”。甚至因为校址狭窄，宿舍较少，不能多招学生，出现“图书馆学专修科，此次投考者有三九名，因限于宿位仅录取十人”的情况。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住在七星岩附近的民房、庙宇、祠堂等地，虽然风景优美，但是非常破旧，并且宿舍之间相距一二里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则是耸立在璧山城的最高峰，“因为地势高低不平，在一院与二院间，相隔一座大山坡，当初女同学来往上课，特别感到吃力”。

2.4   经济困顿影响严重

2.4.1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时逢战乱，社会动荡，学生家庭条件极度困难：“近来物价高涨，战区学生，或以资产毁于敌火，或以家人音讯杳然，颠沛流离，不仅艰苦异常，即现在生活，亦难以维持”，困难的家庭条件对学生求学影响非常大。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个别学生就因经济困难、生活不济，家人或本人生病等情况，未能按期完成学业，中途辍学，如图书馆学组的邓庆琳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的王敬华、潘南浦、苗孕华、华武驷、方碧霞、周善培等学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档案中有份学生贫困证明中写道：“兹查本局白庙乡第九保王清臣先生之次子□①靖东现在贵院肄业，经查家境确系赤贫，请给公费待遇，特□②明属实”。然而，“一般学生虽有贷金之辅助，而杯水车薪，终难周济，日来各种参考书籍，与试验用品又价值高昂购买不易”。

①电子化档案原件中存在信息缺失，本文用“□“填充。

②同①。

2.4.2  求学路上交通困难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招收的学生来自祖国各地，还有海外侨胞。一些学生家境贫困，难以支付学费和路费。没有路费的学生，只能走路上学，“凭着双腿，于去年秋天开始从绥远步行来川，好一个七千五百里的长征”，“这里有不少同学是经过磨难的，就是从泰和、桂林、贵阳来的。因为交通未健全，不幸在中途覆车的竟有四五人之多。现在他们还是扶着伤赶来上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的伟大”。1941年春，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去夏在香港录取新生焦耀南因阻于交通暂难到校”。

2.4.3  社会形势影响报考意愿

抗战以来，各种建设事业风起云涌，实科方向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就1940年统一招生、各私立学校和专科学校的招生统计来看，“报考文理和师范学院的学生远比报考农医等实科的少；投考各种专修科的学生远比报考大学本科的少”。相比实科专业而言，属于文科类的图书馆学报考人数较少；而相对于其他文科专业而言，图书馆学培养方式的特殊性，降低了一些考生的报考意愿。因图书馆学专业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外语水平，所以招收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已经读了两年大学，更愿意再继续读两年大学，拿到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很少有学生会选择转修图书馆学。还有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组谢庆巽、张春华等学生，因各种原因中途转修其他科系，导致生员流失。

尽管在西南地区的办学条件十分艰难，但西迁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并没有向困难屈服，而是愈挫愈勇，砥砺奋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向多元化发展。各学校不仅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而且产出了一批优质的学术成果。

3.1ﾠ专业多元化发展

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后，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办学成绩斐然。以前只有秋季招生一次，开办两个班级，迁渝后由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供不应求，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开设五到六个班级；以前只设置图书馆学一科，自1940年起，新增档案管理科，以应对全国尤其是重庆地区对于档案人才的需求，至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国内唯一的档案管理科；以前图书馆学新生的入学资格规定至少须要大学肄业二年级以上，1941年春季，与档案管理科一同开始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的毕业生；以前公费生的评选标准非常严格而且名类不多，后将公费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并且名额增加数倍。不仅增加了招生次数，扩大了招生规模，拓宽了招生渠道，还为贫困学生争取奖学金，并且新增了学科，促进了专业多元化。

金陵大学文学院鉴于国内图书馆专门人才匮乏，于1940年春季出具计划，呈报教育部立案，即蒙批准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是年秋季开始招生，学制两年，由曹祖彬主持。成立两年之时，“课程设备，渐臻完善。历届招生报名人数颇形踊跃，然以校方宿舍有限，不能多收，本年暑假，有第一届毕业学生六人”。图书馆学组在战争环境下不仅没有被取缔，还发展成了图书馆学专修科。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迁到桂林后，虽然办学条件不如从前，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更加注重教育理念的进步。迁校前注重民众教育和农事教育，迁到桂林后，提倡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流，希望把学校彻底社会化，以学校为社会文化中心，即施以整个社会的教育，社会成为广大的学校，扩展了教育的领域，也充实了教育的内容。抗战以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来源不再仅限于江苏，广西、陕西、云南、甘肃等地也经常保送学生到校学习。以前学生总数维持在三百左右，战时达到之前的一半。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适应社会需要，设立了图书博物馆学系。该系发展快，招生较多，首届招生19人，1944年1—4年级学生达到100人，其中男生40人，女生60人；1945年秋招收学生14人。该系五届毕业生共计114人。该校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课程方面学术性与技术性并重③，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安排了一些实习课程。

③ 数据来源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编印的内部资料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1948年）第7-8页，

出版单位不详。

3.2   教学体系渐趋丰富

文华图专虽然经常遭遇空袭，甚至一度更换校址，但是其师生依然保持乐观精神，不但课程未曾间断，还新增社会科学概论、史料整理法、史地概论、博物馆学通论等课目，而且创新了训导工作，如导师制度、劳动服务、小组讨论、补教工作等，都是令人欣慰的成果。另外，师生积极参与劳作，如清扫教室和公共场所、布置庭院修治道路、背书至防空洞、参加暑期实习、战时公债劝募、办理巡回文库等。为避免学生感到枯燥，聘请专家临时讲席，如陈东原讲书院藏书、洪范五讲大学图书馆行政、蒋慰堂讲中央图书馆使命、岳良木讲战时图书馆工作、王文山讲人事制度等。

金陵大学成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开设16门图书馆学专业课程、6门选修课程，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在二年级开设参考实习实践课程，图书馆编目法和分类法两门课程每周上课2次还要实习2次。该科实行导师制，除了提供学术指导，还体察学生个性，加强对学生的个别指导，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此外，为了加深学生对图书馆实际工作的了解，1940年秋，图书馆学学生与图书馆全体职员联合成立图书馆学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讨论会上充分发表意见。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桂林办学的三年半里，弦歌不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学生还组织儿童班和成人班进行抗战宣传教育，躲避空袭时，还会在岩洞里进行战时教育。为了开拓学生视野，还经常邀请胡愈之、刘季平、盛成中、千家驹、梁漱溟等名家到校作时政分析报告。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鉴于国内缺乏图书馆专门人才，为配合学生将来工作需要，决定加强图书馆技术训练，课内教授由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课外则着重实习，商借省立苏州图书馆供学生实习，并且带领学生到京沪各地参观。

3.3   专业人才培养摇篮

“今日从事于图书馆事业的，十之八九都直接间接出于‘文华’的摇篮”。文华图专培养的人才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迁渝之后，重庆地区各大机关单位林立，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有强烈的需求。1938年夏，该校毕业生只有10人，前来聘请者有20余处；1939年毕业生只有6人，前来聘请者有17处；1940年毕业生只有9人，前来聘请者又有20余处。在渝办学8年，培养出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20人、专科毕业生58人，档案管理专科生21人，这些毕业生大都成为了高校和公共图书馆、档案机关中的骨干和中坚。例如，1939年毕业生裴湘纹曾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陶维勋曾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并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实习；1940年毕业生崔慎之曾担任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1942年毕业生陈石铭曾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黄彝仲曾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1946年毕业生何建初曾任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

西迁后，金陵大学鉴于“各方屡向该校罗致此项人才，每感向隅，于去年春呈准教育部，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在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之前，图书馆学一直作为辅修专业，因而培养出一批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如1940年毕业生胡祥龙曾先后任职于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等。一些毕业生在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学教育领域颇有建树，如1943年毕业生颜其林曾任职于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主持武汉地区大型图书馆图书供应部统一编目等工作；1943年毕业生张祯琳曾任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主任兼教员，开设国内较早的档案管理法课程；1945年毕业生伍宗华曾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四川省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宜宾市图书馆馆长等职务。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分布各地、埋首基层，从事教育工作，均能发扬本院笃实刻苦、忠于职务、勇于创造之一贯作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的毕业生“均服务于图博界。每届毕业生，以人数无多，而各机关纷纷洽聘，类多供不应求”④。其中不乏优秀人才，如1944年毕业生孙元信曾任青岛市图书馆副馆长；1946年毕业生吴观国曾任南京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是我国医学信息教学的探索者；1946级毕业生许培基曾任苏州市图书馆馆长；还有邱克勤、吉鸿、陈铎等人也长期活跃在图书馆界。

④同③

3.4   学术研究从未停止

在渝期间，文华图专在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等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产生很多研究成果，可惜时逢战乱，很多成果都无法付印于世。文华图专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1943年与教务处合作，以研究促进教学。研究部组织了文华图专师生的研究力量，对文华图专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促进作用。沈祖荣发表论文4篇，主要介绍文华图专和图书馆学教育现状，其中《图书馆教育的战时需要与实际》及时给处于战争中的图书馆教育指明道路；傅振伦发表文章10余篇，涉猎广泛，主要探讨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出版了《中国史学概要》和《民族抗战英雄传》；毛坤发表《建国教育中之图书馆事业》；徐家麟发表《显微摄影制书术的器材与影片图书》；皮高品发表《经书分类的研究》等成果。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师生也从未停止对专业的探索。刘国钧不仅发表《图书馆与民众动员》《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等图书馆学专业文章，还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发表多篇论文。图书馆学专修科还成立了图书馆学会，刘国钧、李小缘、曹祖彬、陈长伟等图书馆学教师多次参与演讲讨论，主题既有“图书馆之将来”“现代图书馆之新设施”“图书馆界对于我国抗战建国之任务及其推进”等与时俱进的话题，也有“营业目录之参考价值”“剪裁工作之方法为功用”“小册管理及功用”“开架式与闭架式”“如何使读者还书迅速”等实用性话题。

1942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创办《教育与社会》季刊，刊登了汪长炳的重要论文《图书馆与社会》；1944年，该刊出版《图书博物馆学专号》，刊登了沈祖荣、蒋复璁、汪长炳、徐家麟、熊毓文、岳良木等图书馆学专家的文章，如沈祖荣的《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蒋复璁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之使命》、岳良木的《美国公立图书馆推广事业》等文章影响深远。1942—1945年，该系与图书馆合作组织了“博文”壁报社，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1945年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社，出版《图书馆学报》，汪长炳刊文《论图书馆施教目标》等。

由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组的资料较少，笔者暂未找到该院西迁桂林后的研究成果。另外，在上述几所高校中，除了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还有一部分课程教材是由该校教师自主编制的。

1937—1945年间，战争环境迫使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西迁。面对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教学和生活设施等重重困难，西迁高校师生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战而胜之，不仅保住图书馆学教育薪火不灭，而且在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图书馆学专业师生正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铸就了一种精神，凭借着这种精神，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奇迹。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弘扬的“西迁精神”。

4.1   图书馆学教育西迁精神的内涵

4.1.1  誓死捍卫民族文化的家国情怀

为挽救民族危亡，保存国家实力，等待胜利后国家重建，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战区学校迁往西南大后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仅有三所学校开办，它们的内迁对于图书馆学教育在我国的生存和延续至关重要。正如教育家罗家伦所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图书馆学前辈们毅然踏上西迁之路，为国储才，目的就是振兴国家和民族。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阳对西迁的论述，非常贴切地诠释了这种家国情怀：一是不能让敌人摧毁我国的文化事业，敌人可以占据我们的土地，但我们必须和敌人争气，保持我国的文化事业；二是保全国家的元气，教职员、学生、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的元气，在这个长期抗战的时期，我们的心智必须有所专注，精神方能愈加奋发；三是培养抗战人才，七七抗战后，民众的组训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各地需要本院毕业生服务者愈多。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亦是如此。沈祖荣、李小缘、刘国钧等大批图书馆学人，都是在这种家国情怀的感召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自己特定的专业服务领域，为国效力，为保存民族文化，保全国家元气，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4.1.2   矢志不渝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坚贞信念

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之所以能够在战时生存下来，与学校当局和师生的坚定信念是分不开的。他们坚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图书馆事业，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专门的人才。正如钱亚新所言，“图书馆教育，究竟与农工商医等教育有所差异，因此它必须培植有用的专才，来办理图书馆，以资适应环境，发扬文化，造福人群”，“我们要在这种举世汹汹的洪流中，挽救转来，使献身图书馆界的，互相砥砺，接受这种教育的，立定意志，那末我国图书馆教育，方能迎头赶上，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文华图专“迁移来渝。虽于万分艰苦环境之中，独不敢一日或忘其服务社会之素志”；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组和图书馆学专修科始终贯彻该校“养成切合国情之实用人才”的办学理念；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来自各个省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他们有共同的认识和信心，如何发展社会教育以建设新的中国，这是他们唯一的主题，并且配合着抗战的进步和胜利的到来，更切实地动员建国的工作，教育着广大的民众”；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从诞生之日起就立志为国家培养人才，“吾知国当戎马倥偬，求急急于社会教育，而尤以培养社会教育专才为任务之本院，应运而生”。《申报》曾评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是推进新建设的基本力量，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正是这个基本力量的中心泉源”。

4.1.3  百折不挠赓续图书馆学教育的顽强意志

虽然在西南地区的生活颠沛流离，但是图书馆学专业师生百折不挠，精神乐观，不但没有向困境低头，反而披荆斩棘，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纵使国难当头，被迫迁徙流离，“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室之间”，文华图专的师生亦不惧困难，迎难而上。以日渐完备的课程、中西合璧的特色、首创档案学专业的魄力，培育出一众“文华”精英。金陵大学在华西坝与其他几所大学联合办学，团结合作，共用资源，几年间，图书馆学专业从辅修的系（组），发展成独立的专修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师生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这并不足以影响他们努力学习的热情和对工作的信念”。该院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经受过流离的痛苦，他们认为抗战最需要发动人民群众，因而日夜研究与讨论着如何发动、组织和训练民众，以及组织民众生产自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建立之初，师资短缺，汪长炳东奔西走，四处罗致人才，呕心沥血，将该系建设起来，正如院歌所表达的那样，“社会因教育而光明，民族因教育而复兴，我们正肩荷着促进社会改造的重任！整齐严肃，刻苦勤恳……我们正肩荷着唤起民众实行三民主义的重任，文艺研究，科学探索……”。

4.1.4  竭尽所能服务民众教育的博爱精神

战时图书馆学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服务社会。文华图专除了日常教学还注重办理社会教育，早在武汉就已经成立学生巡回书库，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学生巡回书库的服务范围由一般商店住户移至伤病医院，工作更加积极，颇受当局好评；还在重庆歌乐山第一保育院内设置难童阅览室，出资购书并雇佣工作人员。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先后对成都市出版情形与成都市图书馆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整理了华西坝各图书馆所藏目录之目录，联合金陵大学图书馆及有关各科系，开办巡回文库与民众书报阅览室，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民众阅书指导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桂林的办学状态是“教育与抗战连成一气，生活与民众达成一气”。学生的生活也与群众打成一片，力求朴素简单，功课之余，开展岩洞教育、开设成人补习班、创办儿童教育团、到农村去访问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方式配合时代的思潮，穿上战时的武装，应用新的教育力量，向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迈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充分发挥“学校为社会文化中心”的功能，开办十余所民众学校、六届中学程度的补习班、几十所民众问事处，寒暑假开展农民生活与教育程度、民众访问及农村经济等调查，还举办职业介绍、辅导地方政府开展建设工作、联络社会团体从事各种民众活动，通过放映电影、公演话剧、举行展览等方式招待民众、向民众报导新闻消息，特别注意图书推广事业，设立几十所书报阅览处，提供巡回文库服务。

4.2   图书馆学教育西迁精神的当代价值

图书馆学教育西迁早已成为远去的历史，但西迁精神具有不朽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图书馆学学人传承和弘扬。

4.2.1  不忘初心，牢记图书馆学教育的使命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坚守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肩负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高屋建瓴地指出图书馆事业在国家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文华图专西迁在廖家花园办学时，教室外墙上所写的标语就是“中国图书馆使命全靠我们的力量完成，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的时代成功”。我们的前辈们在那么困难的办学条件下，尚能有此志向；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更应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以为图书馆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面向新的社会需求，不断革新和发展，担当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

4.2.2  坚定信念，坚守图书馆学教育的阵地

如今处在和平年代，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条件富足，图书馆学教育拥有优良的办学环境，齐全的教学设施。如此优越的办学条件，与西迁时代乃至4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新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一些新的难题。与当今中国生机勃勃的图书馆事业相比，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认知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因而有些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源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就图书馆学教育本身而言，也由于改革创新力度不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如在院系设置上，出现“去图书馆化”的倾向；在专业设置上，图书馆学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在课程设置上，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被淡化；在学术研究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受到冷落。面对这些困难，图书馆学教育不应当灰心丧气，更不能自弃阵地，而应当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坚定信念，即坚信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图书馆依然大有可为，图书馆学教育依然不可替代。只要图书馆学人增强学科自信，坚守阵地，自强不息，苦练内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图书馆学就一定能在学科之林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4.2.3  锐意创新，推进图书馆学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教育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学科教育。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从来就是在进取和创新中不断发展的。当年西迁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文华图专创办了档案管理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创办了图书博物馆学系；在教育内容方面，根据战时的需要，增设相关课程和教学内容。如今的图书馆学教育应该继承和弘扬西迁精神，锐意改革创新。图书馆学教育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阵地，筑牢专业根基，提升专业核心价值，同时又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变革传统的教育理念。要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以广博的教育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科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专业训练，拓宽人才培养的路径，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质量，增强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认可和关注。

4.2.4  求真务实，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

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的学科，图书馆学教育也应密切关注社会，关注实践。当年西迁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不仅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组织师生积极参与战时社会服务的各类活动。当今图书馆学教育更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重大需求为己任。要关注如何将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智库服务、公共应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政府数据开放等社会服务内容相结合，密切与社会实践领域的联系，创新、丰富和发展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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