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危,方能行稳致远:

对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反思

刘冰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387)

当前，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蓬勃发展、研究成果斐然，社会影响力、显示度得到显著提升，并且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得到国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成果走出国门，在世界图书情报与信息管理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前辈、同仁开始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也同样需要反思。

“守正”是近些年很多专家学者在反思和探求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展问题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1-4]。在学科领域研究中，同样需要“守正”。

“云物移大智”的融合发展推动了人类信息世界的巨大变化。借助数字化和大数据发展趋势，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在一些交叉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学者关注，学科领域研究热点频发，图书情报研究领域边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和理论时代”[5]。在变化的时代中，诚然，只有不断突破学科研究领域的封闭性，才能够彰显学科的张力。然而，纵观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可以发现，在热点纷呈之中，图书情报领域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的针对性研究越来越少；核心理论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越来越稀缺。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忙于追逐热点，忙于研究显示度较高的交叉领域问题时，当学科最本真、最核心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无人问津时，学科研究内容空心化、研究领域泛化、研究范围扩大化不可避免，势必会导致学科核心研究领域和研究品质的丧失。

“守正”恰是立足于图书情报领域核心与本真问题，探究其在数字时代的新属性、新特征，探索其在信息社会的通透力与穿透力。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才能够凸显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鲜明理论品质，彰显学科在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

近些年来，在图书情报领域，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研究的主要范式。而技术工具理性则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种风尚。应该说，这种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技术工具理性的学习和有效运用，在研究探索图书情报领域微观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化，推动了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然而，当前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尤其是在校研究生）过于偏好实证研究、过于迷恋方法、技术和工具的倾向还是值得反思，需要警醒。

一方面，出于对实证主义和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出现了部分缺少问题导向、为了实证而实证、为了工具而工具、为了数据而数据的“规范化”研究成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给图书情报研究领域带来“研究品质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技术工具理性，由于过分关注微观问题、过分强调描述性和规律，缺少对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整体性把握与思考，缺少对研究问题深层本质的揭示，缺少对其社会价值的深入挖掘，这会导致理论视野窄化、微观化，研究的碎片化、空心化，极易形成一种“精致的平庸”。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我国高速发展的公共文化与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为图书情报领域提出了诸多具有战略性的重大研究问题，亟需从战略高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思考与探究，对实证主义、技术工具理性的主要研究范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只有在实证主义和技术工具理性基础上，更具广阔视野、系统性与社会性思维结构和人文情怀，有效运用具有思辨属性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人文视野角度对图书情报领域的国家重大关切和现实问题做出更为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探究其背后的时代价值，才能真正建构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体现出图书情报事业的人文理念，用以指导实践。

近年来，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学者发表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与专著，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但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在国际交流还是在国内出版的研究成果之中，大量支撑理论、引用观点来自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用以研究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现实问题。这些理论与观点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图书情报理论的拓展、完善和发展。

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公共文化和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和信息社会现实问题是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对象。科学无国界，当前，具有一定影响的主流西方图书情报理论均是建立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主流社会价值观和基本国情之上。由于价值观、社会制度背景、国情和情境的不同，这些理论势必会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和实践有一定的背离，很难深入、全面、科学地描述、解释与阐释我国信息社会、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与实践问题的本质、性质和规律。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家的日益富强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我国数字化和图书情报事业取得超常规发展，越来越多创造性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带上了一条“不寻常”技术发展之路，国内外既有理论更难客观、全面、科学地描述和解释这一变化。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代表其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每一个时代都有体现其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每一个社会也都有象征其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6]。文化自觉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作为具有强烈文化符号意义的学科，图书情报领域探索的快速发展之路、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探索凝炼中国自己的图书情报学思想与理论的条件已经成熟，给具有中国特质的图书情报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中，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观点的同时，更需要立足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实践经验与教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致力于剖析与探求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内核，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呈现中国的逻辑表达方式和理性思维方式，建构形成呈现中国特质的图书情报话语体系，用以阐释、支撑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以上从内容本质、方法范式和理论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对图书情报领域研究进行了反思。居安思危，学科方能行稳致远；反思修行，方能在反思中不断校准研究方向，方能建构研究发展动力，学科才能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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