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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思想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进指导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

何畏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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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坚持“两个不动摇”相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思想活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构建党的指导思想体系,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速度、中国经验,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一笔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何畏(198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110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破解了无数的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其中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成功的经验也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总结,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成功经验无疑是最深层的原因。正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激发起中国人民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创造了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经验,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一笔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坚持“两个不动摇”相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思想活力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概括了“三个坚持”的基本经验。他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其基本经验是:“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0世纪70年代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广泛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志在“打破精神枷锁”。

解放思想使我们改变了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视角和眼光。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加上冷战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整个世界被意识形态“铁幕”分割开来,我们也长时间被迫在封闭状态下搞建设,这使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要赶上这些发达国家,如果不借鉴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而实现弯道超车,几乎是办不到的。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于是,思想解放从反对教条主义、认识中西方的差距推进到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再认识,进而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

思想解放的根本目的和实际进程迫切需要明晰其原则界限。久经禁锢的思想闸门一旦打开,难免鱼龙混杂,一些人借批判极“左”而鼓吹极右,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借反思中西方差距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等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明确解放思想的原则界限,就会离轨偏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严肃地强调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到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通过这场党领导下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争鸣,全党、全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基本认同: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认识。通过解放思想,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与时代同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思想上永葆青春、实践上锐意进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呈现阶段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党先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概念,牢固树立了“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的基本认识,确定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调整和制定了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始终处于基本适应的良性状态,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矛盾张力中不断激发和释放发展活力。三是解放思想和实践创新必须确立“原则界限”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抽象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但他们同时强调,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科学结论必须成为进一步认识和实践必须遵循的“指南”,否则人类的活动就只能停留在“西西弗”式重复循环的水平上,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思想活力源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这“三个坚持”的内在的有机统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根本法度。这些基本认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自身建设的创新发展的认识论基础,保证了党和人民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党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在全社会顺畅落地生根。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既吃过教条主义的苦,也吃过经验主义的亏,在指导思想上既要防右也要防“左”,是中国共产党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基本经验。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时代课题,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统一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把解决“富起来”的当务之急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速度。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内受生产力低下和贫穷的制约,外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决人民的贫穷、温饱、富裕问题,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现代生产力基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了把“当务之急”与“长远目标”统一起来,突破社会主义与单一公有制超历史对应关系理论,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主体创造财富的热情和智慧;突破社会主义与单一按劳分配制度的超历史对应关系理论,构建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积累财富的动力;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新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指导和调节功能,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通过“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和连续的“五年规划”及其政策性调节,统筹解决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关系,统筹“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衔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力、整合力、执行力和战略定力,展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盲区,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建立起严格的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生态考评制度。

第二,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西方政治学建立在“人性本恶”“权力是必要之恶”这两大假设的基础上,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成为西方国家的基本模式。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成果保障了大资本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却使普通劳动者陷入更深的资本统治。由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财富即成功的价值哲学、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哲学等构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把人教化为商品的“消费机器”,成为为资本买单的劳动者;不同政党为了角逐国家权力,把争取选票演变为刺激商品“消费者”需求的政治许愿,表面上看来代表不同政党的竞选者提出不同政治主张,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同行业利益的资本的代表,而普通选民不过是政治游戏中自以为是的喝彩者。从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到党的十四大,再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探索出一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根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性和优势在于正确地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党和人民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统一的,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民创造历史的组织者,正因为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协调处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非根本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关系,使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提升为当家作主的自觉性。二是执政与民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传统,既坚持了政党制度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又避免了政党为了选票而相互拆台甚至政治倾轧,从而让国家权力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和人民;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以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超越了西方政治简单的票决式民主。三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治国理政的理论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实施依宪执政、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把党建设好、建设强的关系。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同时,“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党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来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核心。

第三,以新的视角认识和发展国家关系,形成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国际社会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全球问题和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二者之间的对立的状态表现为“冷战”的世界格局。“冷战”给世界带来的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苦难。中国在痛定思痛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社会观。一是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内政。二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倡导和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三是世界应当是一个文明多样化的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凝结着各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习近平强调:“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四是国际社会应当是一个合作共赢的社会。中国主张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合作构架,倡导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协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整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根本上超越零和博弈思维。五是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四,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广大实践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的鲜活的、大众的、实践的世界观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需要,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拓展并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根本特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概括为实事求是。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观念深入人心。“实”就是国情、党情、世情,“唯实”就是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这避免了恩格斯所说的离开实践的“经院哲学”式争论,用实践成就化解迷惑和质疑。其二,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观拓展并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历史观转化为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观和一切依靠群众的实践观,聚焦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统一于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最后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标准。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拓展并具体化为发展观点,用发展来评价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成败得失。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于是,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逐渐凝练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哲学的指导下,经过党和人民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大幅度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三、坚持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构建党的指导思想体系,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体化社会进程中互为表里的两方面工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史,坚持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构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是党的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根本方法论,一面始终举起的伟大旗帜,一个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系,两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体系。

一个贯穿始终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吃过照搬“苏联模式”的亏。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党情、世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习近平将这一方法论原则概括为“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方法论原则,指导我们党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不同课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面引领方向的伟大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指向。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实践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始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中开拓进取,成功探索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使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驱散了“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阴霾,“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一个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系。根本方法的始终一贯和理想信仰的坚定不移,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党的指导思想以一个系统严整、开放发展的体系形态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九大先后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的指导思想体系并写进党章,丰富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指导思想体系。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最新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内在地整合了三个层面的辩证关系:一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同时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深扎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体化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延伸。二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保证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始终获得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它必须与“改变世界的实践”一同存在,与“改变着的世界”一同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科学,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实践形态和发展形态。三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起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续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是它的理想目标的确定性和为理想目标奋斗的接续性,这种接续性的思想保障就是它的指导思想的连续性。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不断发展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一以贯之地保证了阶段性中的连续性,以思想理论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路线的统一性,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只有其中的方法论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在指导思想发展上创造的科学方法论,既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秘籍,也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源泉和重要法宝,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朱佳木:《新时代与改革开放航向的校准——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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