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丨《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面世
近日，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所著《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内容广博，涉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作者旁征博引，对汉族和汉语的独立时期做了详细的论证。
今刊作者自序，以飨学林。
自 序
一、本书撰写缘由
我在上大学读中文系时，接触到“汉藏语系”这个概念，当时是被动接受，懵懵懂懂。随着年齿的增长，一探究竟的愿望一直左右着我：“汉藏语系”的假说能成立吗？支撑这个假说的证据是什么？我在想：无论是否存在着一个汉藏语系，都得回答：汉语至晚什么时期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语言？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接触到证明汉藏同源的一些证据，但如果往深里追究，总感到这些证据有漏洞，不太容易满足我的求知欲。真理往往是平平淡淡的，这些证据里有相当多预设的前提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实，而且论证中拐的弯太多。因此，在那时，我对汉藏同源的假说将信将疑。世界上只有公理不需要论证，因为公理已经得到多方面的证明和检验；汉藏同源的假说，远不是公理，尽管海内外不少权威学者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将它作为常识写进了辞书和教材，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告诉我，这些都不是证明汉藏同源的决定性证据。
语音一发即逝，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知道史前汉语的起点。老话说，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近三四十年，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我国有大量的史前考古发现，现今是我国历史上地下发掘最多的时期；我国周边一些国家也有相当多史前考古新发现。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史前文物的年代较以往有更客观的认识。因此，我们能接触到千百年来没有接触过的史前材料和有关这些材料的认识成果。将史前考古发现和相关材料相结合，就能促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思考汉族、汉语独立的新机遇。距今7500~9000年的河南漯河贾湖遗址，发掘出了占卜用的龟甲，上面有刻符；大约2016年，我偶然从互联网上搜寻到：在距今8000~9000年的浙江义乌桥头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个陶罐，上有八卦豫卦的刻符。我知道，龟甲占卜、八卦都是汉民族原创性的文化符号，这是汉族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以后才产生的文化现象，那么汉族独立成族有9000多年的历史。我想：如果扩大关注的范围，我们就能根据汉民族的一些原创性的文化成果继续往前追溯。果不其然，现在根据这类汉族先民原创性的文化现象可知：汉族独立成族有一万至两万多年的历史了。于是有了写作本书的最初冲动。
我在中学阶段学过一点儿几何。四十多年岁月的冲刷，那么一点儿几何知识早已还给中学数学老师了。但有个知识点一直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大脑，这就是“几何变换”，是一种解题的方法思路，即在解题时，如果题目给出的条件不够或不明显，解题者可将图形做一定的变换，从而发现问题的隐含条件，完成解题。拿陆放翁的话说，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此我想到：独立的民族必有独立的语言，汉族独立成族有一万几千年至两万多年的历史，那么汉语独立成语不就有一万几千年至两万多年的历史吗？
2021年9月，我给北大中文系本科生开设“汉语史（上）”课程，在“绪论”部分，根据出土证据证明汉族独立成族、汉语独立成语至少有9000年历史。10月9日，在上海大学做了《谈谈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的演讲，第一部分举例论证汉族独立成族、汉语独立成语至少有9000年的历史，得到冯胜利、华学诚、丁治民等先生的肯定。冯、华二位建议我将这部分内容单独写出来发表。这建议很好，我欣然采纳，于是有了本书的写作。
二、本书内容概要
本书先厘清相关概念，然后通过早期传世文献论证：先秦“华夏”和“四夷”的区别不能简单认为是汉族先民和非汉族先民的区别，先秦的“华夏”主体固然是原始汉族的后裔，但“四夷”既有非汉族的后裔，也有原始汉族的后裔。利用古代材料研究汉族、汉语独立的时期时，要区分事物、概念、语词、汉字这四样东西。我们说，汉族作为一种客观事物，早已存在，但“汉族”作为一种概念，它的产生是近代的事。翻看一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族”字条、《汉语大词典》“民族”词条，就可以知道，它们都没有列古代书证。夏商周之前，原始汉族的后裔早已开枝散叶，既聚居在中原地区，也分布在四夷地区。在先秦两汉，民族的概念没有形成，“华夏”和“四夷”不可能是中原汉族跟汉族以外的民族的对立。在当时中原地区汉族人的心目中，“四夷”既有非原始汉族的后裔，其中包括周边的外国人群，也有远古时期原始汉族分化出来的人群；早先的“夷”并没有真正跟“民族”的概念挂钩。可能到鸦片战争以后，人们才真正将“夷”跟“民族”的概念挂钩，将“夷”引申来专指外国，所以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叙》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其中的“夷”专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拿后代的概念去理解先秦两汉的“华夏”和“四夷”，必然会带来一系列误解，而这种误解充斥着学术界，必须拨乱反正，才能将相关问题研究清楚。我在利用文献材料研究民族及民族语言的来源问题时，有一些新想法，例如关于瑶族和瑶族语言的形成，本书提供了我的一些思考。
本书接着选取近几十年汉族居住地以及环绕汉族住地的出土文物对汉族至晚何时独立成族这一问题进行论证，通过论证所选取的最能代表汉族先民文化特色的考古文物，最早的距今有一万至两万多年，从而论证汉族独立成族距今有一万至两万多年、汉语独立成语距今有一万至两万多年，进而又证明汉族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沿袭了一万至两万多年。这两部分的内容，对古书的若干解读提出了拙见，是否能成立，希望得到批评。最后，本书对“汉藏诸语言同源”这一假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即使汉藏语同源，它们与汉语的分化也在一万多年甚或两万年以上，不能根据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去构拟上古音；指出研究上古汉语必须充分利用上古时期的内证材料，不能将上古时期与汉语的史前时期混为一谈。根据本项研究成果，探讨汉藏诸语言研究走出困境的途径，提出若干研究方向，旨在推进汉藏诸语言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
本书利用汉字材料研究民族及民族语言问题时，注意跟史前考古材料的结合。由史前考古材料昭示的事实，可知汉族、汉语独立的最晚时期远超一般人想象，这一事实启示我们，解读商代以降的汉字资料时，必须将汉族、汉语的起源问题放到更久远的时段中去思考，汉族、汉语之独立，距商代应该已有万年以上，商代绝非距离汉族、汉语独立不远的时期。
我有时候产生奇怪的想法：也许再过千年，回头想想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有些认识成果被人们反复用坚实的证据证明是虚幻的，但一直有人坚持；有些认识成果被人们反复证明是真理，但一直有人排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有很多，其中个人所怀信仰的力量对支撑他坚持何种认识成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坚持真理是学者们必有的基本素质，求真是人类最大的良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文化一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两种不同的追求夹裹着各种人群之间的利益之争，发生更加剧烈的碰撞；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全球局势愈加动荡不安。在此时代背景下，原来的文化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要了，创造新文化的号角正在吹响。在我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近几十年来的史前考古，特别是我国的史前考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前考古与早期汉语文献的密切结合，必将绽放绚烂的学术创新之花、文化创新之花。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文化建设的大潮即将涌来。反映在学术上，可以预期：新的学术思潮即将出现，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将会成为学术文化建设的新追求。本书的研究，希望在创新学术研究思潮方面贡献自己的绵薄，做一点创新的工作，期待着更多的弄潮儿劈波斩浪。
三、致谢
我曾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书稿的部分观点和内容在外交部做过演讲。初稿完成后，曾先后在武汉大学“黄侃讲坛”、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中央民族大学做过相关内容的演讲，均得到有益反馈。我还在我学生组织的“天趣斋汉语史沙龙”上展开讨论，大家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李建强、崔彦、孙洪伟、郑妞、赵团员等人所提的意见尤多。后来，顾青先生建议我请考古专业的行家帮忙审读一下，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立军先生建议我将书稿的题目定为今名，徐从权先生建议将此书纳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规划，这些意见都很好。湖北省社科院的刘玉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楚史研究专家，也是我在湖北大学读本科时的同学（他是历史系，我是中文系），我特地请他帮我审阅一过，并多采纳其说；我还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赵永磊教授帮我润色一过。何翎格同志帮我看了初稿，并加上插图，给本书增色良多。很高兴俞必睿女士、边疆先生先后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们细心的编辑工作，很令人感佩。书稿交到商务印书馆后，顾青、余桂林两位先生敦促编辑室加快审稿进度，以便早日付梓，从而使本书能比较快地与读者朋友见面，高谊可感。书法家邓宝剑教授特地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写作时，得到先师郭锡良先生的关怀和师兄卢烈红先生的赐教。即将付梓时，两位先生不幸染病，遽归道山，令人悲思不已。谨以此书献给锡良师和烈红兄灵前。
老话说，敝帚自珍，我自信本书的研究有新视角，提出并论证了我的新观点。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是亘古所未见的材料，适时抓住这类材料，进行新的推阐，是极有意义的事。本书的研究近乎筚路蓝缕，所论定当存在不少问题，诚望海内外博雅赐教。
孙玉文
2023年1月25日
于京西五道口嘉园之天趣斋
（为方便读者阅读，文中小标题为本期编辑所加。）
图书信息
《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
孙玉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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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各语言之间关系研究，一直是汉语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涉及汉语史、民族语言、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文化语言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多将精力集中于寻找汉藏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以论证各个语言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该书作者则另辟蹊径，使用了与历史语言学中的“共享创新”类似的考察方法，通过考察汉族文化“独有文化创新”的形成年代，进而推论汉族、汉语的独立时期。该书新见胜义，纷呈迭出，解决了不少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全书资料丰富，论证详明，结论令人信服，是一部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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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文，1962年生，北京大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汉语音变构词及词汇训诂等方面的研究。曾主持多项科研项目。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世顺一等奖（1999）、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999）、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2015）。
作者其他图书信息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增订本）
孙玉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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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构词是指利用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它是音变构词的一种类型。但直到20世纪，才真正把变调构词从音变构词中分离出来作为明确的小类。该书专门研究古代汉语中只用声调的转换构成新词的那部分字。全书分两章。第一章：古代汉语变调构词词表；第二章：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该书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攻读汉语史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曾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曾于2000年出版，本次增订又增加了作者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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