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与科学性问题》，作者为蒋重跃教授。

一、“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学科分类领域术语的说明

◉ 人文学科要讲究人文素养，要重视个性，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具体的研究策略，但不能一概地贬低甚至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和价值，没有科学求真的保障，致用和价值就不能立稳。

◉ 人文学科看起来以研究人为侧重，但人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人，人文科学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社会现象，其实就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它也是研究人的。由此可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是以人及其社会本质为对象的学问。

二、学科分化与学科组合的统一性及其学术意义

◉ 真正的世界历史应该是各个地区的人群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系统，它们之间有同有异，各自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在不同阶段发生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

◉ 从总体上说，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从古以来，就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和样式。但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却有着鲜明的一致性：整体上都是从浑蒙到开化、从混沌到清晰，而且这个共同的走向和趋势其实就是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发展过程。

◉ 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哪怕那种文化是不同类型的。类型不同，不妨碍某些要素具有同一属性，可以相互吸收。

◉ 从理论上说，分析就是综合，分析越复杂，综合也就越发达。分和合是一体的，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下行是分化，上行就是综合。学科发展也是一样。学科在分化，也在综合。从理论上说是越分化就越综合。

◉ 我们要根据分析就是综合的原理，充分利用分支学科增多、学科结构复杂化的有利机遇，在新出现的学科交叉地带大显身手，获得新发现和发明。这才是面对学科分化应该有的态度。

三、学习多学科知识的必要性

◉ 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问题的发现和最终解决都不是局限在一个学科内就可完成的，它往往需要拥有多学科知识。

◉ 事物往往具有多重本质，构成事物本质的诸多要素往往会形成多重结构，这多重本质、多重结构，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范围，要想更好地了解事物，就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多重本质，就必须要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和能力。

◉ 知识创新的本质是不同知识结构的综合发展，不论是原有知识与外来知识的综合，还是原有知识内部新发现的要素间的综合，都需要借鉴多学科知识，形成综合能力。知识创新的秘密就在于发现事物的新的本质，也就是事物诸构成要素的新的结构和张力关系，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某一事物与他一事物之间形成新的结构和张力关系；二是某一事物内部新发现的要素之间形成的结构和张力关系。

◉ 知识对于研究的先在性决定了多学科综合知识对于创新的重要意义。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掌握更多认识的角度，为了提高发现问题的本领，就必须学习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创新其实就是知识的创新。为了创新，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地向其他类型的知识学习，不断地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知识创新有两种途径：一是向外，学习其他类型的知识；二是向内，发现内部的新的要素和新的结构。

四、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

◉ 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证据、结构和量化。科学研究活动首先要了解经验事实。此其一。了解事物的经验事实，目的就是要深入到事物内部，或者超越了事物的经验性，上升到它的概念领域，把握它的内在结构。此其二。第三，构成此结构的各要素在经验材料上都应该有一定的量化指标，某一构成要素在经验材料的数量上超出一定界限，就会改变自己的属性，从而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它所在的事物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更改，从而引起该事物发生变革。

◉ 只要是尊重证据，从材料出发，探寻事物的内部结构，并且有量化指标意识，能在量变质变发展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就应该是科学研究，就应该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与科学性问题

蒋重跃

一、“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学科分类领域术语的说明

“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也叫“文科”，是我国目前通行的一种说法，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以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为对象的学问。之所以使用这样的称呼，是有原因的。

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得到大发展，今天被纳入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法学等等，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出现了“社会科学”的说法。1910年孙毓修在《图书馆》撰文介绍杜威十进制分类法，1925年出版的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1929年出版的刘国均《中国图书分类法》，均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并列，作为大类的类目列类，而将艺术、教育、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单独列类。1933年4月，大东书局出版了杨幼炯的《社会科学发凡》，以社会科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1949年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不过，1930年创刊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从所谓“文哲季刊”中似乎可以感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野。1955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1956年武汉大学学报复刊，命名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这在中国恐怕是比较早地使用“人文科学”概念的例证。作为学科领域的分类概念，“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中使用逐渐增多。姜亮夫先生的文章《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池金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民俗学家谈民俗学》等文章，已经把人文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分类领域的术语使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文科学”在学界成为通行术语。

在学科划分上标明“人文与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以与理工农医诸学科相区别，这已经是欧美许多大学多年来一贯的做法。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机构设置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有的高校把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学、外文、艺术等专业划归一类，设立人文学院或文学院；大多数学校并未在机构设置上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来划分，但说起来都知道有理工农医和人文社科之分的。

所谓“人文科学”，是用来翻译西语liberal arts和humanities的。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科）相似，西欧中世纪有所谓“自由七艺”（la liberalajartoj），指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个科目。所谓Liberal Education，我们今天翻译为“博雅教育”，literal来自拉丁文litterālis，意思是“与文字相关的”，目的是培养阅读和写作基本能力。前三艺（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恰恰是教人如何理解文字、运用语言以能够通晓明畅地阐释思想的。在此基础上，又更进一步，要求学习后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中国古代“六艺”中，书、数、乐也是教授读书识字和音乐的，可见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中指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文法、修辞、辩证法，是能将灵魂引向终极真善美的学问。文法、修辞、辩证法是教人说话、写作的；音乐属于艺术；而算术、几何、天文今天则属于基础理科专业。

人文学科今天英文中常用的词是humanities，它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studiahumanitatis，或study of humanitas，15世纪初期指古代希腊和拉丁经典的研习课程，包括文法、诗学、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在西方，人文知识的学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是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基础。罗马时代，所谓“自由七艺”发展起来，这七个科目构成了中世纪教育的内容。15世纪出现转折，这时人文学科成为学习的主题而非仅仅是实践。到了20世纪上半叶成为学科名称，进入欧美教育体系，一般指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和政治学、文学、哲学、宗教学、表演艺术、音乐、戏剧学、舞蹈学、绘画学等。《牛津词典》认为是指那些发展学生一般知识和思考能力，而非专门技能的专业，在高校中，是科学、法学、医学、商学之外的历史学、文学等的课程。《柯林斯词典》则认为是指以提供一般知识和知识技能，而非提供职业和专业技能为目的的学问。

《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文”即“纹”，“纹理”，“理”。所谓“人文”即“人理”，与“天文”即“天理”“天道”相对，也就是“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的道理，而“人道”就是人的道理。那么“人文”就是“人的道理”。晋王弼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唐代孔颖达云：“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根据汉唐人的注疏，“人文”一词就可理解为与“威武”相反的“文德”。如此看来，近代人用“人文”这个词来翻译liberal和humanities，就表明“人文学科”既是研究人的道理的学科，也是与“威武”相对的文雅的知识。

按照某些学者的理解，人文学科具有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特征，这些都是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培养人文素养、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它们在旨趣上具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在致思方向上具有与科学方法的“抽象化”或“普遍化”不同的“具体化”或“个别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是非实证的，这点也与科学的实证方法不同。这派人士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很不相同，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确在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能说这些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其他科学门类也会有这些因素贯穿其间的。至于说人文学科以价值观、具体化、个别化和非实证为特点，从而否定其科学属性，把它看成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门类，这既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际。价值观不能没有事实判断做基础，如果连事实都不顾，那价值观是无法取信于人的，不能取信于人的价值观还有谁会采用呢？一个学科门类只讲具体化、个别化，不讲普遍性，不讲理论抽象，就没有说服力，你的价值观只适合于你，不适合于别人，人家还会相信吗？同理，一项研究只能用非实证方法，连证据都无法提供，还怎么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呢？人文学科要讲究人文素养，要重视个性，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具体的研究策略，但不能一概地贬低甚至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和价值，没有科学求真的保障，致用和价值就不能立稳。

表面看来，人文科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可是人的思想，人的能力，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呀。研究这些现象，目的就是研究人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的多重本质。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还说过：“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文学科看起来以研究人为侧重，但人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人，可见，人文科学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什么是“社会科学”？维基百科这样描述：“在西方，社会科学也被认为是学科的一个大类，它关心的是社会以及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它有许多分支，例如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语言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健康学、社会学。狭义上，也专指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主张用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方法作为工具来理解社会，于是他们把科学按照严格的当代含义加以界定。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Interpretivist social scientists）则相反，他们可能用社会批评和符号解释而非建构经验上可错的理论（falsifiable theories），于是，他们对待科学则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含义。在当代学术实践中，研究者经常采用折中的办法，使用多种方法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就是典型的例证。随着多个领域从业人员共享它的目标和方法，‘社会研究’这个术语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里所列的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同时又可划归人文学科。这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社会现象，其实就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白了，它也是研究人的。

由此可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是以人及其社会本质为对象的学问。不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这里的人不是自然科学视域中的人，不是生物学、生理学、医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存在物，是有思想，能做社会活动的存在者。两者有如此深刻的共同性，把它们放在一起，用来作为人和社会领域的学问，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不过，虽然总体上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划归一类，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例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一般来说对人类的一般社会现象和问题更感兴趣，方法上也更重视调查研究，统计数据的应用也比较多，模型的设计和使用也比较广泛；而人文学科，像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则对人类的地域特点、群体特点、文化特点更感兴趣，方法上虽然也有使用调查和数据，但更多的是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进行研究。不是不想采用实证方法，而是许多情况下条件不具备，数据采集有困难，绝不是学科本身不需要。事实上，在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和管理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于理工农医学科来，可以相提并论，但在自己内部，却往往是分开来说的。

《道的生成与本体化——古代中国本体思想研究》

二、学科分化与学科组合的统一性及其学术意义

这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这个问题。

　　从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说，人类的知识究竟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先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知识，然后才是各个类型的知识各有其发展的阶段以及在各个阶段中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影响呢？还是全人类的知识都是相同的，然后按照相同的阶段发展的呢？

　　如果按照后者来理解，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如果不论东方西方，说古代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思考，都是处于未分化状态，都统摄于哲学和神学之中，这个阶段的研究方法的主流都是直觉思辨，都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在希腊、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相似的现象，即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因而他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这个观点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它突破了西欧中心论，在希腊之外，给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同样高的开创者的地位。但是“轴心期”的理论还是有其自身的问题的，三地诚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体系，可它们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各自的文化类型上，而不在阶段上。它们的异同不在于时代属性，而在于类型。这三种知识体系不是时代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知识，而是三种类型的知识。三地虽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这的确是表现了某种本质的现象，但却不足以表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学科属性和知识属性。有学者根据三地学者思想特点，称希腊人是“城邦动物”，中国人是“伦理动物”，印度人是“宗教动物”，它们大体上处于同一时代，但无论如何不能划归同一个知识系统，如果我们承认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都是有意义的划分方法的话。

　　越到后来，问题越大。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文学科出现，归纳法受到推崇，社会科学产生并发展起来，这说的是西方，中国是缺席的，如果只说社会科学，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应该是各个地区的人群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系统，它们之间有同有异，各自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在不同阶段发生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历史。

　　比如，古代的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系统。这种情况对今天的中西学术仍有深刻影响。例如医学，如今的西医诊疗讲究声光化电，把人体的情况转化为各种化验单、心电图、核磁共振报告等等，而中医则只需望、闻、问、切。西医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人体是由血液、骨骼、筋肉、水分构成的，所以，人可以分解为诸多化学元素，现在又发现了基因组，可以把这些元素按一定基因组形成一定结构描绘出来，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量化指标，多了少了超过限度就会出现问题。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以为：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体，生命有阴阳五行的属性，是功能性的。阴阳失衡，就会出现温病或寒证；五行失调，心、肝、脾、肺、肾这五气就会阻塞，人就会生病。生病的表现就是经络不通。可是要想在人体内找到阴阳、找到五行、找到经络，却是无法做到的。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感兴趣世界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只认准了世界是由阴阳促成的，世界精神是五行之气，而阴阳是最根本的，两者的互动才是生命的原动力。所谓瞧病，就是把握阴阳平衡，哪用什么透视和化验啊？可见，对人的生理属性、病理属性，中国和西方的理解极为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从古以来，就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和样式。但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却有着鲜明的一致性：整体上都是从浑蒙到开化、从混沌到清晰，而且这个共同的走向和趋势其实就是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发展过程。

　　《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把上古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发展描述为“道术将为天下裂”。认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在他心目中，远古时代的学术是整体性的，人们的认识是全面的；可是到了战国时代，天下大乱，道就分裂为术，学者也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狭隘，这是关于学术发展的道家观点，显然是悲观的。钱宾四先生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古代中国学术从王官学到百家言的分化发展。从汉代开始，古代中国学术继续分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指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献；史指史家著作；子指思想家的作品；集指各类个人文集，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古代中国学术这样分类是有原因的，西汉司马谈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就是说，当时的学派和学术分化虽然有的说得明白，有的说得不明白，但都以治理国家为鹄的则是相同的。

　　在作为“轴心文明”另一个代表的古代希腊，也出现了学术传统的分化趋势，有学者认为“柏拉图的学问可称为综合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则可称为分科性的。”其实，柏拉图就曾把“学科”“称……为一门一门的知识”，可见当时学术分化的情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逻辑学、物理学（自然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这九种。此外，希腊还有地理学、历史学、几何学、音乐学等等的学术分类。古希腊的“哲学”意思是“爱知”；而所谓“科学”意思是知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学科的划分显然不是按照政治需要设计的，而表现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特点，这是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大相异趣的地方。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神学占据了文化和思想的制高点，一切都以是否符合教会所认可的上帝的意志为准，学术也不例外。不过，当时的“自由七艺”中，天文学、数学、逻辑学、音乐仍然是原来的学术分类，包含了今人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因此，有学者不同意把中世纪说成是“黑暗时代”，因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恰恰是因为中世纪保留了与古代学术传统的这一丝联系。

中西双方都是沿着自己的路径发展、前进的。我们承认一种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沿着自己的路径行进，并不是说它不受别的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哪怕那种文化是不同类型的。类型不同，不妨碍某些要素具有同一属性，可以相互吸收。汉代以后，中国的文献目录分类法不断地细化，例如史部当中就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方志、地理等等，可见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围绕自己的中心向前进步发展着。但汉唐间佛教传入，一千年里，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印度的佛学、因明、音韵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对中国古代的相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甚至与本土的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此外，唐代有叙利亚一代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唐人称为“景教”）、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作祆教）传入中国。元代西域各族进入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东传到中国。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格里高利历法、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西方的数学、绘画等等。十八十九世纪基督教各派纷纷来华建堂传教，各国教育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来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今天中国的学术和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形势下，学科发展就更加地分化和综合。西方的学科知识与中国固有传统的结合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一条途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这部巨著在广泛采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这些由西方传入的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又把中国传统史学的列传、世家、本纪等体例吸纳进来，在史书编撰体例上把西方近代史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写体例结合起来，作出了表现时代精神的创新。

　　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仍在快速地发展着，所谓发展，就是分化和综合。我们都是在学科内学习知识的。那么，学科为什么会分化、会综合呢？

　　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其实说的是一回事。所谓学科发展，在感官上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科变多科，多科容纳于一科，而且好像某个时间段内总是在分化，而另一个时间段内则总是在综合，这就是历史。可是如果超越经验层次，抽掉时间因素，再深入一层，就会发现，学科的分化和综合不是了不相干的两个东西，它们说的是一回事，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或同一性，只有分化才会有综合；只要分化立刻就是综合。

　　道理很明白：面对眼前的囫囵世界，当我们指着其中某一个东西说“这一个”时，就已经是在做分化的工作了，因为原来的囫囵世界只是一个抽象的一，现在指出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一，至少就把这囫囵世界分成了两个具体的一：我们指出的这个一和剩余的那个一。一个变成两个，这不是分化是什么呢？可是这同时又是综合啊!原来的囫囵世界只是一个，现在，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却是从囫囵整体变成两部分组成了，由原来没有差别的一变成了包含着二的一了，这不是综合是什么呢？

从理论上说，分析就是综合，分析越复杂，综合也就越发达。同一个东西，你发现它内部的构成要素越多，它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就越复杂，而内部结构和关系越复杂，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就越加丰富，就是说，它们的综合性也就越强。分和合是一体的，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下行是分化，上行就是综合。学科发展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学科在分化，其实它也在综合。从理论上说是越分化就越综合，从实际生活上看学科分化和学科综合有时并不同步，那是各种内外因条件所限，一时还做不到，但这并不能否定分化和综合在理论上的同一性。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某一学科分化成更多的分支学科，这并不是学科发展的目标，更不是学科发展的终结；我们要做的是避免在学科分化的成绩面前骄傲自满，更不能在学科分化过程中迷失自我，下一步任务更艰巨。我们要根据分析就是综合的原理，继续努力，充分利用分支学科增多、学科结构复杂化的有利机遇，在新出现的学科交叉地带大显身手，获得新发现和发明。这才是面对学科分化应该有的态度。

《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

三、学习多学科知识的必要性

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问题的发现和最终解决都不是局限在一个学科内就可完成的，它往往需要拥有多学科知识。作为学习者，就必须要学习并掌握多门知识，自然也包括多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必须努力培养学习者掌握多学科知识。

为了明确这项学习任务，有必要把学习多学科知识的必要性及其道理说清楚。

1.事物往往具有多重本质，构成事物本质的诸多要素往往会形成多重结构，这多重本质、多重结构，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范围，要想更好地了解事物，就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多重本质，就必须要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和能力

学科不是天然的存在物，是知识分化的产物，是人为的划分，是为了学习方便设立的，它与学习的目的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不太适应、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另一面。学习的目的是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但是世界那么大，怎么了解呢？那就要有个入手处。从哪里入手呢？学科给我们学习知识提供了一个进入的门径和阶梯。某一个学科可以引导我们学习相关知识，但也会限制我们学习其他的必要知识。

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掌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但是事物的多重本质及其相互关联，需要我们学习多学科知识。比如，要了解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学习经贸专业的朋友就有了很方便的条件。但是，除了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各自国内国际其他要素也有着复杂的必然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对中美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及其历史渊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

其实，学习多学科知识是学习的必然要求。因为事物往往有多重本质，这多重本质又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哪怕只是要认识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本质，也必须要学习多门相关的知识。比如，要很好地了解人的心理特征，特别是要做好情绪管理工作，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很有用的帮助。可是，如果我们把情绪异常表现都当作心理问题，都用心理疏导方法来解决，而不知道生理因素以及其他方面的病理因素也会导致情绪异常，那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达不到有效管理的目的。由此可知，单单是为了做好情绪管理工作，就不仅仅要学习心理学知识，还要学习相关的生理知识和医学知识，有了这些知识，就会对心理、生理、病理等多重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产生较好的预期，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想方设法减缓问题的严重程度，直至彻底解决。

2.知识创新的本质是不同知识结构的综合发展，不论是原有知识与外来知识的综合，还是原有知识内部新发现的要素间的综合，都需要借鉴多学科知识，形成综合能力

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立，一定是对前人的思想资源做了创新性的综合功夫。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哲学为例，恩格斯曾指出它也“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当代哲学家指出“叔本华思想相当新颖”。这两个说法虽然在价值评判上大为不同，但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叔本华对从前哲学所做的知识综合是它具有新颖性的内在原因之一。要知道，知识创新的秘密就在于发现事物的新的本质，也就是事物诸构成要素的新的结构和张力关系，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某一事物与他一事物之间形成新的结构和张力关系；二是某一事物内部新发现的要素之间形成的结构和张力关系。这两种形式都需要借鉴他者的方法和内容来与原有学科形成新的结构和张力，这个“他者”，往往就是学科；有的问题的解决是在某一学科内部，那也要能发现这个学科内部的新的构成结构及其张力关系，而发现某一学科内部的结构和张力，往往也需要从与他者的结构和张力中学习新的方法。

教育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学还停留在经验层次上，面对教育上的问题，研究者只能就个人的经验，根据若干理论的教条（50年代大多是苏联传入的，80年代则开始从美国和西欧传入一些西方教育理念），就展开说明，结果学术性、科学性不强，这影响到教育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学科声誉。50年代初，在特定政治条件下，甚至在某些师范院校，教育学都遭到了被取消学科建制的厄运。现在不同了，教育学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它的学术性、科学性越来越增强，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教育学的从业人员努力从其他学科学习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在学科的分化上作出了突出成绩，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技术学、远程教育学、教育政策问题研究、比较教育学、教育生态学等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支学科脱颖而出，且形成了系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令人瞩目。

正因为有了分支学科的大发展，综合的力量就大大增强。现代教育政策研究异军突起，研究者有条件在众多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创新，为现实的教育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指出前进的方向。党和国家近些年来的一些重要政策文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台的。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都有深厚的教育学分化和综合研究的成就做支撑，成为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教育学的学科分化和综合发展，有了教育学综合知识，不但能在教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相互综合的方面作出创新性贡献，就是在教育学本身的内部，也作出了创新性贡献。例如，教育学学者关于学生减负政策难以见成效问题的研究，就运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互综合的学科知识，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层面，发现了减负政策内部的时间分配的本质结构及其运作机理，从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也成为教育学科内学术创新的典范。

3.知识对于研究的先在性决定了多学科综合知识对于创新的重要意义

认识世界的先决条件是知识，拥有多少知识，决定了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深度。中文俗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偏巧说出了这个道理。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无变化，所以很少能够发现问题；而另一些人却总能够发现世界的不同之处呢？这是由他们拥有的知识的多少，特别是知识类型的多少造成的。知识少的，知识类型少的，知识的数量和结构上没有进步的，就很难看到与原来不同的东西，当然就不会有新的发现了；知识多的，知识类型多的，天天得到新知识的，特别是不断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就更容易发现世界与过去的不同之处。20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突发奇想，提出研究是从经验，从实验开始的，概念是后来才得到的。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为了要突破18-19世纪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是有道理的。不过，中国有句成语叫“投鼠忌器”，弗洛伊德为了评判传统理性主义的权威，却忘了他的观点有可能伤害学术发展的真正起因。他显然没有顾及，研究者并非像新生儿那样头脑空空，他们是带着研究计划和实验方案进入实验室的。也许有人会问，人类从没有知识到有知识是怎么过来的呢？这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属于纯粹的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观察世界之前，研究者有怎样的观察能力，怎样的观察手段，怎样的观察经验，怎样的观察预期？有理论准备和无理论准备是不同的。为什么知识多的、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人更容易发现事物的不同呢？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就等于拥有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就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有了新的不同的知识，就可能有与原来不同的发现。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掌握更多认识的角度，为了提高发现问题的本领，就必须学习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今天我们说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就是所谓不同类型的知识。这是从认识主体和认识方法上说明创新来源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创新其实就是知识的创新。为了创新，我们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地向其他类型的知识学习，不断地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创新的需要。

知识创新有两种途径：一是向外，学习其他类型的知识；二是向内，发现内部的新的要素和新的结构。这两者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向外学习新知识，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多学科知识的最根本的原因了。我国当代著名历史理论家何兆武先生于2002年接受访谈，就谈到掌握哲学知识对于深刻理解历史的重要意义，他的见解说出了掌握多学科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对于知识创新的意义，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四、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有许多研究成果，也形成了多种观点。有一种倾向，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很不相同，除了研究的都是人，但作为研究对象却是大不相同的。人文学科研究成人，研究个性的人、个体性的人是怎样形成的；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是整体的人，是共性的人。与此相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使用了很不相同的方法。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也很不相同，人文学科的成果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却具有实用价值。如此等等。如果说，以上这些说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侧重，那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认为那是两种方法的全部内容，显然就过于绝对和片面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文学科的确在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能说这些是它所独有的特点，社会科学也会有这些因素贯穿其间。至于说人文学科以价值观、具体化、个别化和非实证为特点，从而否定其科学属性，把它看成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门类，这既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际。

其实，同样是科学门类，应该具有共同的科学精神，方法也应该有相同处。基本相同的方法就饱含着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也恰恰体现在基本相同的方法当中。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做一番说明。

大家一定知道，科学是反映或表现事物本质的人类活动。事物本质必然要、也只能在具体的经验事实上得以表现，所以，科学研究活动首先要了解经验事实。此其一。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却不能止步于经验事实，不是提供了一堆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的材料，就算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任务。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要想使认识的成果有意义，有效果，就必须继续观察和思考，透过经验事实，发现现象背后决定它们之所以如此而非如彼的内在根据。那根据，我们叫做本质，是超越了经验性事实的概念性的东西。概念一定要表现为结构，上下是有层次的，这层次就是概念的种属关系，或曰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关系；左右是有结构的，这结构就是具有同一属性的不同构成要素的外延关系；某一事物之所以是此一事物而非彼一事物，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这种内在结构。了解事物的经验事实，目的就是要深入到事物内部，或者超越了事物的经验性，上升到它的概念领域，把握它的内在结构。此其二。第三，构成此结构的各要素在经验材料上都应该有一定的量化指标，某一构成要素在经验材料的数量上超出一定界限，就会改变自己的属性，从而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它所在的事物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更改，从而引起该事物发生变革。例如，体检表中不论是血液还是其他样本，都会列出从某数值到某数值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大概是正常的，低于和高于这个区间就有可能出了问题。这就是事物内在结构的量化标准。这个区间与人们的感觉是相应的。明显的低于或高于某个正常值时就有可能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这应该是健康幅度合理范围的取值标准。医学是科学，但取值标准还要建立在人的生理条件的基础上，要以人为本。可见，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显然也是离不开人的。

证据、结构和量化三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成就，也相互否定、相互反对、相互冲突、相互挣脱，无论如何，都是三个要素的矛盾运动。事物的发展，就是由这些相互依存又相互否定的矛盾推动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事物内部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

当然，科学研究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唐朝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像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见唐太宗：《圣教序》）形象显露在外面，可以为感官征知，说起来，再愚蠢的人也不会疑惑；可是形象潜沉到事物内里，无法用眼睛看到，这时再来谈论，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会迷惑的。说科学知识要掌握证据，这好理解，没有证据，没有材料，就不能把握事物，这不会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证据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随便逮到什么就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证据也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不知道决定某物某事的内部构成，不知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和层次关系，就无法找到合适的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资料工作就会是盲目的，无效的。可是结构和层次并不显现在外面让我们轻易就可看到和捕捉到，它们往往是潜沉在事物的下面和背后，这就不太好理解了。

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某事某物有怎样的本质，本质又有怎样的内在结构，这究竟是谁决定的？难道事物的背后或者与经验事实相对应着的概念领域真的有某个本质存在在某处等着我们去发现吗？如果承认有，那这种观点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没有，那事物的本质究竟谁说了算？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到底由什么来决定？过去，人们往往相信自然科学的规律（本质）是固定的，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就要差一些，人文科学就更差一些。其实，世界上本没有造物主，从来就没有先在的科学本质或结构存在在某处，等着我们去发现。世间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创造的，都是实验性的，都是假说，这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相同的，没有厚此薄彼的区别。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呢？这是由于我们长期受到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科学观点的影响造成的。我们长期用有效性、有用性来判断科学知识的真伪。诚然，用有用无用来判断科学认识的真理性，这的确是有道理的，科学认识如果没有符合事物的本质，它就不会有效地发挥预期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有用可以作为判断科学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但问题是，有用这个词包含的意思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有用无用是一回事，用大用小则是另一回事。有一定的真理性，不等于有充足的真理性；部分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与全面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显然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更要命。有用自然可以说明是反映了事物本质，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无用则未必就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就未必没有真理性。为什么呢？因为判断有用无用的标准是由人的社会实践决定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要受到时间、发展阶段等等诸多条件制约。有没有这种情况：某项发现和发明与创立当初的社会实践没有直接关系，因而得不到实践的检验，也就无法判断是否有用，是否有效，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会没有吧？几何学知识如果没有和代数学结合起来，它就是无用的学问，一旦结合起来，它的用处岂是可以小觑的么？

当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还有另一种情况，应该明确。那就是有效性和有用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的是用于客观事物，有的是用于主观精神；有的用于创造财富，有的用于完善品行。过去，若干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观念的流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市场经济观念来衡量科学工作的价值甚至真理性。许多人用能否创造财富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有用，是否科学。日子久了，我们的研究者也习非成是，自认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无用，而且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性较差造成的。这就与事实差之千里了。严格说来，我们尚无法在完全正确的意义上判断一项研究的真理性，但我们却可以判断它的科学性。只要是尊重证据，从材料出发，探寻事物的内部结构，并且有量化指标意识，能在量变质变发展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就应该是科学研究，就应该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至于它有用无用，有效无效，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物本质，那是要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未必立竿见影，也未必成功。

总而言之，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范畴中的一员，也要遵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采用科学方法，不畏艰难，砥砺前行。例如，哲学史领域关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从中西文化内在结构的分析人手，来比较中西价值观的异同，有理有据；历史学领域关于秦汉人身高问题的研究，运用多种资料，综合考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都较为正规地使用科学方法，在证据、结构和量化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较好地表现了科学精神，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

我们说，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证据、结构和量化。前面也说到，由于事物本质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东西摆在某处，任我们去发现，而是研究者的主观创造物。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活动，研究者是人，只要是人，就一定有人的局限性，就不会全知全能，研究的成果总会有所不足、有所偏蔽，这就需要讨论。学术研究，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需要在不断的争辩、讨论中，得到发展和进步。所以，发现或反映事物本质，其实也是个历史过程，凡是科学，莫不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例外。

作者简介

蒋重跃，195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道的生成与本体化——古代中国本体思想研究》等。

注：作者图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往期推荐

观点

刊界

方圆

书简

智汇

哲学社会科学这十年（第一辑）

数迹

撷英

高被引期刊公号热文（5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编辑部出品

● 声明

推文基于更好更多传递信息之目的，限于视野和能力，可能会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请随时指正。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zhpj@nju.edu.cn，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

如需转载，请保持图文完整，并标注版权及本公众号ID、二维码、作者，谢谢！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第一时间获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动态与研究资讯。

觉得“好看”请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