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陵 | 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力量以及历史局限——重读《白鹿原》

杜建奇 绘

具有经典品质的作品就得经得起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读者的阅读。每次重读，都能从中读出许多新的感受，也能读出许多过去不曾思考的问题。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品。好多经典被束之高阁，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去读了。而《白鹿原》却处在不断积累经典品质的过程中，一直畅销，拥有老读者，也不断拥有新读者，并且不断给评论家们提供常读常新的思想理论话题。当代文学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中，像《白鹿原》这样的小说作品，实不多见。

评论家和学者们多数认同这样的观点：《白鹿原》是一部有能力揭示“一个民族秘史”的，能够达到现实主义思想艺术高度的作品。事实上，今天看来，整个“新时期”的文学进程中，能够在思想艺术与《白鹿原》比肩的长篇小说，数来数去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苍生》《绿化树》《古船》《活动变人形》《芙蓉镇》《金牧场》《废都》《磋砣岁月》。这些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对“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有了《白鹿原》，一个时期的文学总算耸立起一座高峰，一个时期的文学因为这座高峰的不可逾越而有了分水岭。这座高峰，我们可以称这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过去读《白鹿原》的故事有点难。作家陈忠实似乎突如其来地把那个时代流行的批判现实的思考引入近现代史，写出了一个农村家族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故事。这段历史，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改变自己苦难和屈辱命运，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的命运都和这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直到20世纪末，还没有哪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在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思想高度上，去展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进程，讲述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开掘这段历史创造出来的独有思想资源。中国文学还沉浸在“文革”的“伤痕”里不能自拔，而《白鹿原》却率先清醒地在自己民族历史中揭开了一个似乎更深更痛的“伤痕”。读现实“伤痕”故事令人感伤，读历史“伤痕”故事则令人震惊。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沧桑感的农村家族命运故事有效地刺激和放大了从“文革”走过来的多数读者对现实“余悸”和对历史“迷惘”的心态，人们还不知怎样去接受这段被“理性批判”过滤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故事，从而增加了我们理解这个复杂故事的丰富内涵的难度。

时隔多年，再读《白鹿原》的故事就不觉得那么难。能读出小说创作年代的社会思想文化，读小说故事就容易多了。这个“容易”指的是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作品的好处，也能清晰地看到作品的问题。很显然，那个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特征首先是“批判”。整个社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正在全力控诉批判“文革”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伤害，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文学用“伤痕”这个概念来反映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感知。虽然还带着伤痛，但政治批判的意识是明确的。这个历史性的政治批判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建设的新时代。其次是“反思”。政治批判必然会带来理性的反思，也就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社会，说到底就是推动思考“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等人文问题。这个反思的成果还不能说有多大的思想突破，但帮助人们走出“伤痕”困局，复归理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建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意识。中止了“阶级斗争”关系，实际上就是结束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其后果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真空，所以才不得不全部依赖所谓的“实践”来填补思维方式的中断，提供对“真理”的认知方式。其三是“探索”。结束“文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难得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中华民族才能得以复兴，中国人民才能开创自己美好的新生活。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还得不断探索实验。社会经济发展的探索，带动了思想的探索。直到今天，这个探索进程仍然没有结束。其四可以说是“考验”。苏联东欧的巨变，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大调整、大变局，不能不说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重大考验。中国挺过了这个考验，更重要的是中国找到了和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那些与中国改革方向相悖离相抵触的社会思想也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使社会思想上所触及到的许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严峻起来。思想探索似乎正在化为迷惘困惑沉郁并且有些消极的“世纪末情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坚持认定，这是个思想解放，思想探索，也是思想相互激荡冲突的充满活力的时代。

简单地梳理《白鹿原》产生的时代思想文化，是想说这个时代思想的解放与探索、冲突与错综复杂给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会：开创出一个新时期文学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复归的文学板块运动，奇迹般地把《白鹿原》推向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时代高峰。我们知道，源于西方文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启蒙了反帝反封建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一个以追求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为理想的“人道主义”主流的文学思想。不过，这个文学思想主流在新中国时代似乎不再是文学主流。现实主义的思想精神在进入这个时代以后被边缘化，而进入“文革”时期则完全被取消。文学现实主义困局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才真正得到解脱，并且很快再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主流。“复归”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才真正使现实主义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而且成功引导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人们一度依赖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多地认识自己的生活、现实与时代，更多地疗治心理和精神的伤痛。

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了中国文学人道启蒙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拐点，转向了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文学思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划时代的文学宣言里，已经给出了一个基本框架。文学思想不再来自知识分子的人文启蒙，而是来自中国人民抗争现实以及人民创造的历史，来自人民奋斗的生活。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人民群众是文学的主角。文学的中心由“人道”向“人民”转移，开始形成了新中国文学的基本关系。

这个历史拐点所产生的文学思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历史观在中国文学中开始发生作用，并展现出与整个西方的“人性论”“人本主义”历史观之间的本质区别与不可调和的立场。在这场文学思想较量中，新中国文学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学思想在新中国诞生之后开始确立了主流地位，设计了发展方向，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不得不进入一个低潮期。尽管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方法上仍然尊重和承认现实主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想，从根本上就被否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抬头，才可以被称之为“复归”。如果不是有这个思想解放，思想冲突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绝无可能。并非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文学思想，而是“文革”造成的严重的“人道”灾难，需要用“人道主义”来填充社会思想的真空。现实主义因其“人道”的思想内核而被时代再度推上了文学思想的主流。而那个时期大批具有批判现实特质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问世证明，时代的选择是有效的，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事实上，“文革”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力量，远远超过了它的启蒙时期。这种力量，对“文革”时期文学思想的批判是致命的。这样的批判力量的冲击甚至波及到新中国文学思想。泼掉了脏水，也带来了泼掉小孩的风险。

《白鹿原》就是被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精神孕育诞生，并被现实主义文学力量推上时代精神的高地，成为这个时代最具现实主义思想精神的代表性小说作品。四十年来，每当中国文学出现困难与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呼唤现实主义。好象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灵丹妙药。然而，再也没有呼唤出象《白鹿原》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说，现实主义文学只有在产生《白鹿原》等一批作品的那个时代，才真正拯救过中国文学。

重读《白鹿原》，不难发现，作品思想带着时代思想的勇气，也带着时代思想的矛盾冲突，却并不偏激，没有把思想推向极端。陈忠实比其他作家更早就意识到把现实主义的批判反思引入对历史的思考，但较之同时代那些过度“伤痕”的小说，《白鹿原》却凸显作家思想的控制力和节制力。

我们显然会注意到，尽管作品所呈现的“反思”，可能会挑战新中国文学所建构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思路，寻找新的方式去描述白嘉轩鹿子霖两个传统农民家族的故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读出作品与新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看到作品对那个“阶级斗争”年代真实性的承认以及忠实的描写。作品进入创作时，“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在文学思想中已经被严重怀疑，许多作品都在尝试着走出这个模式的囹圄。不过，我们仍然看到《白鹿原》还是以正史的态度讲述着阶级斗争年代的历史，讲述着白鹿原经历着的推翻封建王朝、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鹿原的人生命运，由此来深刻反映中国这段苦难而悲壮的历史，展现出一个动荡时代的生活风貌。这条历史的大线索在作品的反思中并没有中断，没有被解构，更没有被否认。对“革命”和“革命”精神的敬意通过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等革命者的描写中充分表达了出来，表明作品仍然有着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深厚根基。如果我们再注意下去，还可以读出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新中国作家的深刻影响。事实上，陈忠实的小说一直有着新中国文学的底色。

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精神的回归，触动着《白鹿原》打开了现实批判和理性反思的思路，给作品的“革命”主题加入了“人性”思想的容量，让二者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关系。二者在新中国文学中一向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无法融合一起。在“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出现了白鹿原传统宗族家族关系的坚守与挣扎，才具有历史悲剧的品质。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农民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以己之力守护着乡村传统关系和传统文化，形成了悲剧性的撞击。历史的必然进程与现实关系冲突，以“人性”“道德”的失败作为代价，这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理性逻辑思路。整理出作品这条主线，就不难看出，《白鹿原》主题的底色增加了其他的思想文化色彩，而主题走向也进入了现实主义的通道。应该说，这是一种近似思想的突破。当然，这种思想突破也带着浓郁的思想迷惘。作品通过主人公白嘉轩之口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子变成了烙锅盔的鏊子了”。一些评论家联系故事进展解读进去，多数人认为“鏊子说”反映了作品的历史观。笔者以为这更接近“人性道德”历史观的形象表达。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锐意，也有人道主义对“革命”的反思。

最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比其他多数当代小说中更早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在多数小说还停留在现实批判的时候，作家陈忠实已经把自己的思考向历史纵深推进，并把“文革”巨大的文化破坏力与现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拓展了作家理性反思的深度。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原被当着一个中国传统乡村的样板。在这里，人们自觉固守着千百年来的古训，建立了自己的宗法关系和社会关系，传承了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稳固着绵延不断的生活秩序。然而，这一切，从一场推翻封建王朝的社会革命开始，就被破坏了，支解了，粉碎了。以后不断的动乱与战争，使白鹿原的传统文化更是无序无法，灾难深重。最让白嘉轩心痛和绝望的是这里美好的传统“人性”和“道德”在血与火的“鏊子”里支离破碎。善恶关系破坏了，甚至颠倒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变得难以分清。善变成了恶，恶变成了善。人性完全变了，传统价值，传统文化完全破坏了。无论传统文化如何优美，如何顽强挣扎，那个时代把美丽的、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小说试图从农村这些基本关系的恶化的历史进程里寻找到时代悲剧的答案以及悲剧延续至今的根源。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层面上，小说是找到了。由此提炼出更有深度，更具历史纵深感的思想主题。

读《白鹿原》确实容易让人想到《静静的顿河》。十月革命的的后果，是广袤的顿河草原哥萨克人组成的红军和白军无休无止的血腥厮杀，作品主人公葛里高利和朴素的人们一样茫然地看着这一切，唯一的祈祷就是战争哪天停止，和平哪天到来。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作品的和平主义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让我们可以忽略作品潜在的历史局限。《白鹿原》显然得到了经典作品精神支持。它的主题所展示的“人道”思想与和平主义，正是那个从虚空里复苏年代飘扬着的精神旗帜。

《白鹿原》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功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文学说到底就是靠塑造人物形象来实现主题思想，来实现人文理想。人物形象凝聚着现实主义的“人性”“道德”与意义价值。没有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没有了现实主义的思想艺术品质。有意思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有相当一大批人物形象是“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创造的。那个文学年代，突如其来地集中出现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新时期文学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如此集中出现过。事实上，人物形象仿佛神秘地消失了。所有的作品好象都在写人，可人物画廊里还是一片空白。有评论家探究其原因至今无果。其实很简单：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

《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无疑是这个黄金时代最具光彩最耀眼的小说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乡村宗法权力的传承人，他有着过人的生存能力和强者意志。小说一开篇就写他为传宗接代，先后娶了七个老婆。一下子凸显了这个人物的传奇性，也突出他身上那种强势的气场。事实上，他为了使自己能够接管和掌管族长的权力，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品德和修养能够与之相称。他为了家族的风水，不惜拿自己的良田好地去换取鹿子霖家的瘦田劣地。这笔交易尽管他隐瞒了真正的目地，却也体现了他的仁义心肠。他接任族长后，做了许多文化建设工作，把白鹿村变成了民风纯朴，社会和谐，远近闻名的仁义村。当然，如此和谐的乡村并非没有矛盾冲突，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为夺取乡村的领导主动权就展开了明争暗斗的实力较量。白嘉轩当族长，占据着宗祠。鹿子霖就去政府里谋了个“乡约”之职来抗衡。不过，这种乡村政治斗争都会被“仁义”“人情”面子掩盖着，都被传统文化的道德礼教制约着。实际上，白嘉轩一直牢固地掌握着乡村政治和文化话语权。然而，这一切，都因革命的到来而改变了。白嘉轩失去了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力，还失去道德的话语权。为了维护乡村的宗法关系，为了继续掌握话语权，这个宽容厚道的老族长不得不对犯了族规的黑娃，小娥以及对自己的儿子实行严酷的家法。这个行动不仅使他自己斯文扫地，而且暴露出了乡村家族文化关系中腐朽落后的一面。连他自己也发现了自己身上那种“恶”的品行。他顽固地站在历史进程的对立面，却无法挽回乡村的颓势溃败，只能悲伤地看着这一幕幕历史的活剧改变着他心中美好的一切。他只能看着黄昏的夕阳，发出“鏊子”的感慨。这个形象内在深刻的真实性、批判性、哲理性、悲剧性构成了小说的思想灵魂，也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在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白鹿原》对当代文学独有的贡献。在小说人物形象画廊里，顶天立地。而他的乡村政治对手鹿子霖就没他这种政治意识和思想格局，更不具精神强势的品质。可以讲，鹿子霖尽管靠着当上“乡约”在白鹿原得了点分，但他性格的“小人物”特质注定他在整个乡村政治格局中永远无法占据主动，永远会低白嘉轩一个头。

白鹿家族的第二代反而没有上辈人那样勾心斗角。时代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把这一代人推向了风口浪尖，让他们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在要被时代的血与火锻造出自己的人生，铸造出自己的性格。这一代青年里，鹿兆鹏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应该说是先进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这是小说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有血有肉地写出他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表现，以及对白鹿原历史变革的重要作用与深刻影响。应该说，非常真实。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作家基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的历史观。不过从作品的描写看，作家对黑娃这个人物更熟悉一些，更有体验一些，因此认知更深沉一些。黑娃是一个穷苦的孩子，在大革命到来时，在他一向崇敬的鹿兆鹏的指引下 ，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跟着鹿兆鹏逃亡，转入地下。然而，他却走着一条更坎坷更曲折更艰难的人生道路。他好象一直被时代的风雨裹挟着，一会儿在共产党阵营里，一会儿又在国民党阵营里，还上山当了土匪，沦为草寇，最后却又被招安到了国民党的保安团里当了营长。现实打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他身上既有英雄的品格，又有流氓的习性。既有强烈的革命性，又有强大的破坏性。应该说，很真实，也很有概括力。有意思的是，他看上去完全随波逐流的被动人生里，却慢慢有了自我意识，有了选择的主动性，开始有了明确的道德感和价值观，有了人生目标。他反省了自己打打杀杀的人生历史，突然意识到要做一个好人，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曾造过白嘉轩的反，革过传统文化的命。也被白嘉轩迫害过，却慢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好处来。因为小娥的不幸，造成他对白鹿村充满了仇恨。现在他下决心了结过往的恩恩怨怨，化解这些仇恨，准备过正常的生活。但是全国解放的形势打乱了他的人生设计规划。在历史转折关头，做了正确的选择。他再次听从鹿兆鹏的安排，参与组织起义，迎接全国的解放。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晚了一点。不久后他虽然当了官，仍然被当作历史反革命被逮捕，接下来的就是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他选择了正确的人生，命运却是悲剧性的。他选择了与白鹿原和解，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并没有原谅他。作品似乎没有因一段历史的终结而停止作品主人公们的命运悲剧，继续把历史宿命向着新的时代延伸。黑娃的死可以看着是历史的惯性与延伸的后果。看似偶然，其实带有必然性。因此，他的性格命运就升华出一种批判哲理的意味。这个人物形象特别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他看上去是个英雄般的人物，好像敢做敢为，杀人如麻。其实作品还是把他当作“小人物”来塑造。他只能随着时代大潮沉浮着，就算他开始有了一些自我的自觉意识，但仍然抗争不过现实，抗争不过注定是“悲剧”的命运。历史的变革过程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抹去。“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人性”的悲剧关系似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

《白鹿原》引发评论家的争议较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鏊子说”。另一个就是过多的性描写。而这些比较细腻的性描写多数发生在几个男人与田小娥的关系里。在作品创作的年代，也是社会道德关系比较动荡的年代。有些观点试图通过张扬“性解放”意识来打破一些精神心理上的禁锢，参与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严肃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描写多少被赋予这种意味。相信社会文化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作家对两性关系的认识。“性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也多了起来。当然，《白鹿原》的性描写尽管引发评论家的争议，但并非作家赶时髦，而应该看作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有机联系。田小娥第一次的情感觉醒是与黑娃的偷情。也许一开始只是从性关系进入，却激活了他们俩的爱情。作者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他们之间有悖传统道德却包含着真情实感的关系。这段情感让小娥得到幸福，反而加重了她命运的悲惨性。黑娃参加革命被通揖，不得不把田小娥留在村子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她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动用她身上无法掩盖的女性魅力。后果相当严重。她成了男人们如鹿子霖、白孝文的“玩偶”，还受到乡村传统道德的偏见、谴责和侮辱。没有人同情她，关心她，理解她。最后饿死在家里。死后，白嘉轩还在损害她的名声。因此，当作品细腻地展示一些性细节描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乡村一个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形象，一个被封建礼教谋害的牺牲者形象。如果不是如此的描写，也许人物的悲惨性就会大大减弱了。田小娥这个形象，充分吸收了中外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丰富养分，把人物放置在动荡年代典型的传统乡村政治文化环境中，展开人物的思想个性，碰撞出与现实的冲突关系，突现了思想艺术的新意。

另一个女性形象就是白灵。她原是白嘉轩的掌上明珠，却接受了进步思想，脱离封建家庭，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她与同为进步青年的鹿兆鹏鹿兆海兄弟的关系颇具戏剧性。她和鹿兆海终因政治上的不同而渐行渐远，从而使两人的爱情出现了问题，最终分手。而和鹿兆鹏的爱情则是在革命斗争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的模式，应该可以看出新中国文学的筋脉。鹿兆海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成了白鹿原上的英雄，而白灵则爱上了自己的上级鹿兆鹏。不幸的是，她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却被自己人当做敌特误杀。作家写这个人物时，情感充满了诗意，但却残忍地给她一个不幸的结局。白灵这个结局尽管可能是真实的，但还是让人有些费解。说到底，作家似乎对白灵这样的革命女性不够熟悉，性格的独特性似乎挖掘得不够。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关系似乎还不到位，结局的必然性似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所以她的死在艺术表现上似乎还比较生硬。她的结局与黑娃差不多。后者更具必然性，也就更有道德力量和悲剧力量。

成功的人物形象大于作品的思想。实际上，人物形象一旦挺立起来，也会弥补作家思考中存在的不足，克服作品内在的矛盾冲突，完善作品的内涵。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黑娃、田小娥、白灵、鹿兆海、白孝文、冷先生、朱先生、鹿三等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构成了《白鹿原》的主要人物关系，凝聚起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奠定了作品的经典品质。所有我们可以挑剔的问题都变得不重要了。

《白鹿原》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创作上立起了一个思想艺术上的标杆，使后来的跟随者不断产生跨越这个标杆的冲动。一个最直观的创作现象就是，从《白鹿原》以后，家族故事突然多了起来，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家族小说”的创作势头。不能说，中国当代家族小说就是《白鹿原》开创的，但自从这部作品对中国乡村家族故事如此沧桑的“秘史”般的讲述后，作家们相信，这里面可能藏着一座富足的文学金矿。于是，纷纷前来淘金。

不过，我们很快发现，“家族”故事可能是一座文学的富矿，但能从这里淘出文学金子的作品并不多。也就是说，多数作品都无法达到《白鹿原》的高度。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个标杆的数字刻度仍然标在那里，还没有刷新。当《白鹿原》这座文学高峰耸立起来以后，就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即将结束。而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刚刚开始。家族小说的热闹就是对这部伟大作品误读的后果。

家族小说以家族历史为线索，跨度一般都是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建立。有不少作品还嫌不够，继续延伸到“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而不少作品还把故事向社会生活的广度弥漫开去，有纵有横，有厚有薄，以为可以全面概括和折射中国近现代史，梳理出历史的逻辑，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很快能发现，这些作品叙事野心很大，格局放得很开，也许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不过，让我们渐渐发现这些家族小说在思想能力上和艺术表现上都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是：正在失去思想的控制力和节制力。没有控制力和节制力的思想，很难被称之为思想，只能说是一种思想的冲动。这些小说的思想冲动常常来自对所谓的新历史主义观点的盲目接受而加深了对传统的历史观的怀疑。新历史主义其实是西方当代非常学院派化的历史观点，自有新颖之处，却也留有更多可争议的地方。这种历史观转化为文学历史观特别容易把历史解构成碎片化、偶然化、断裂化。也许，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来说，可能有一种历史逻辑的支持，但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却是相当致命的消解。正是这种消解、解构和颠覆意识，家族小说的主题思想开始走向极端并重点放在否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些作品还带有虚无化妖魔化思想的倾向，把文学的历史虚构转为历史编造。这种创作大大降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水平，使这段历史以及伟大深刻的历史变革变得不可知，把主题引向历史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思想的失控不仅破坏了作品的节奏，实际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伤害更大。我们看到，家族小说显然过度夸大了“人性”的作用，放大了人性道德与历史进步的矛盾冲突关系。特别在碎片化、偶然化、断裂化的历史认知状态里，认识的失误可能变为常态，甚至会把错误的认知当作正确东西来认识。一些原本可以理性认识历史的思想，在这种状态下，可能变成历史的偏见。关于“人的存在”“人的道德”“人的价值”等现实主义的基本人文理念，就是这样变得极端和偏激起来。本来，我们会通过现实主义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调整和防止“人性”被放大和夸大。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这种努力多数是失败的。试想，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里承载跨度近百年的家族历史，主人公要经历多个年龄阶段，其个性以及性格变化怎样掌握，怎样表现，需要作家具备深刻的思想水平和高超艺术能力。仅这一关，就让多数作品过不去。小说人物形象自然就立不起来。于是家族小说就成了编造家族的光荣，炫耀家族的业绩，满足对一去不复还的“辉煌”的感伤怀旧。这样的家族小说太多，而文学价值则很小。

我们可以注意到，家族小说通常都是从乡村故事开始，习惯性地展开乡村传统生活文化的破坏与失去，流露出浓重的怀旧情感情绪情怀，构成了家族小说的思想基调，从而也触发了我们对“乡土”的想象。新的“乡土”题材的小说就这样借势而上，打开了自己的局面。与家族小说搭档的，就是乡土小说的复归。说其复归，指的是，乡土小说是现实主义历史性复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思想通过现实主义文学复归的再度接续。“乡土”正是知识分子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极好样板，是知识分子无可奈何面对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寄托和理想栖息地。很多时候，就象一首诗意感伤的挽歌。

乡土小说看上去描写的是传统乡村，其实骨子里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意识和理想。不能不说，这与新中国文学形成的“农村题材”的意识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现在不少评论家在意识上以为乡土题材、乡村题材能够等同于“农村题材”，显然是思想的误区。“农村题材”的思想内涵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带有鲜明的人民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特质和时代精神品质，体现着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探索创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农村题材”说到底就是要直面“三农”问题，反映“民生”现实。在一段时期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也越发突出、越发严峻。这些社会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改革将有失败的危险。而这个时候，坚持“农村题材”的创作，也是具有风险性、挑战性、突破性的。如果说，“乡土小说”还可以用“人性”的冲突来回避现实尖锐的矛盾的话，那么“农村题材”小说只有迎着时代严峻的“民生”问题而上才会有出路，才具有时代精神。令人悲哀的是，大批作品参与到回避现实，回归自我的文学大军中。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农村，却没有了“农村题材”的意识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把“农村题材”这个概念抽空，换上的是“乡土”的概念。乡土小说、乡村小说正在有效地改变“农村题材”小说的本质。“农村题材”这个概念似乎在我们的文学思想中消失了。

小说完全可以有意识地回避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时代，完全可以绕着现实棘手的问题走。如果这种回避和绕路成功了，小说就只配担任现实生活被把玩、被边缘、被扭曲的角色。今天我们回顾当代中国小说，似乎感觉到正在获得或接近这样的成功。

很少讨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局限问题。多年前，现代派文学一度活跃，有人曾质疑过现实主义。不过，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太需要现实主义文学了。而且还有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组成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阵容，似乎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种质疑随着现代派的退潮，也就消声匿迹了。

每当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出现脱节或者紧张的时候，评论家们通常会认为文学需要通过坚持现实主义来缓解与现实的关系。其实，反映现实不等于就是现实主义。“反映现实”讲的是文学的基本关系；“现实主义”指的是文学的思想精神。反映现实，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古典主义的，可以是浪漫主义的，甚至可以是现代主义的。当然，通常认为现实主义反映现实可能最真实、最正确、最准确。“基本关系”不容易动摇，“思想精神”则经常变化。

一般说来，我们会从三个层面上去认识文学的现实主义。一是人文思想精神的层面；二是创作方法的层面；三是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层面。第三个层面共识度较高。第二个层面经过与现代派的比较以后，共识度也相当高。实际上，写实的艺术表现方法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基本训练和基本手法。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写实”能力的人，会怎样进行小说创作。当然“网络小说”除外。而第一层面可争议的问题较多。所有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大都发生在人文精神这个层面；所有的争议都首先从现实主义的人文思想精神开始。我们对“人”认识的深化不断动摇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也导致了与人道主义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文学现实主义出现了危机。特别是那种“人性论”的历史观，遭受的质疑更为普遍。如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研究“人”，就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抽象的“人性”“人道”“人本”以及“人的价值”去认识把握描述历史。新中国的文学思想的历史观更是看出“人性论”历史观的思想困境，也看出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不可克服的思想困难和局限。

现实主义文学以“人”为中心，当然要写人，塑造人物形象。如果过度地从人的善、恶的层面去认识把握历史，探究历史的本质，可能很实用，很有启蒙意义，但说到底还是不真实不正确不准确。在现实主义文学最活跃的时期，作品主题一会儿认为“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一会儿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一会儿说“善”“恶”都是动力。人物性格塑造也跟着这些观念变化。不是善，就是恶，再不就善恶交替。这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一个作家，只要进入这样的思维模式里，就永远必须在“善”“恶”之间选边站队，确认立场。就算《白鹿原》这样伟大的作品，也最终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著名的“鏊子说”就能看出作家面对历史“善”“恶”的个人无奈之情。好在这部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控制化解了思维模式的局限，而其他家族小说，塑造不出人物形象，历史观问题就相当突出了。

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发展当然能够意识到这种历史人文的局限性。事实上，我们从“开放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等概念的出现，就看得出现实主义文学的自我反省。至少意识到现实主义在反映现实方面还可以拓展很大的空间。

倒是一种新的文学思想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思想方向和思想格局，使中国文学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时代，继续保持反映现实的能力，保持进步创新的定力。这种新的文学思想源于《讲话》，确立于新中国文学，发展于改革开放时代。它创造过自己的辉煌，也走了很多历史的弯路，直到今天，仍然在为这段历史弯路支付代价。然而，就是这样的文学思想，有能力把中国的“民生”推向文学时代精神的高地，树立起一面新时代中国文学进步创新的旗帜。“民生”这个看上去相当质朴相当不抢眼的字眼，却真实描述着中国的人民文学进步探索创新的历史进程，能生动概括中国文学之源，中国文学之根，中国文学的命脉，中国文学的方向。它还没有被定格在“主义”里。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也许可以叫着文学的“民生”主义。我们期待一部能与《白鹿原》相媲美的，与时代相称的作品，来宣告一个“民生”文学时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