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租屋女孩说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 二湘空间

上周末，看到这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是网友发的PDF版，我只扫了一眼标题，以为是《故事会》里的故事，根本没点开。 

本周，就开始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我找到那个PDF版读完，立刻断定，这不是故事，是真事儿！因为，真相隐藏在细节里。正如二湘剖析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公案时说过的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是最难虚构的。  

而细节，未必都在对事件的直接呈现里，毕竟这不是一篇新闻稿。我想作者想表达的，可能也只是自身的一种复杂情绪——是的，情绪，尽管作者字里行间都是悲悯，但女孩于她，毕竟是个未曾谋面交集甚少之人，情感肯定称不上，所以作者表述自己被“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绪黑洞”。

人对复杂情绪的表述，是很容易暴露逻辑硬伤的，这也是细节的一种。所以我认为作者是可信的。

比如，作者得知出租屋出现了死人，自己无端蒙受损失又被怀疑，开始是非常气愤；后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得知了女孩的人生历程，又为她惋惜。再后来，女孩父亲出现，扔掉骨灰、扔掉行李箱、说未出嫁的女儿不能进祖坟……都让她既愤怒又悲哀，却又深感无力。

尤其是女孩父亲和亲戚上楼收拾遗物的时候，她去便利店为他们买了回程路上吃的面包，目睹这个父亲下楼扔掉自己可怜的女儿唯一的遗物——一个并不大的行李箱，心理极度不适，但仍然把吃的递给了他。这时候，她不小心触碰到他的手，一双刚刚收拾完死者遗物又扔掉的手，那种感受非常微妙，她用“难以名状的反胃”表述了这种微妙的心理不适，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所以我选择相信她。

然后，我就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警方确认属实：

在我看来，这件事吸引大众眼球的点，跟姜萍事件的点，异曲同工。一个33岁，出身“苦瘠甲于天下”的宁夏西海固，贫困，211，学霸；一个17岁，出身苏北农村，中专生，数学天才。更戏剧性的是，姜萍的天才有待商榷，而这个女孩的学霸身份，村民也不承认。 

低保户，说明贫困不是假的。鉴于对乡村人性的熟悉程度，我倒是认可这位律师的说法： 

在西海固，如果是真学霸，可以想象她身上有多少光环和荣耀，更可以想象那个思想和土地一样贫瘠的地方，“笑人无恨人有”的人性有多可怕。同样，在北京，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真正的贫困生，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凤毛麟角到泯然众人，从荒凉贫瘠到盛世繁华，她曾承受过多少内心的煎熬和无望的挣扎。这一路跌跌撞撞举步维艰，甚至会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缝缝补补艰难地站起来，直至精疲力尽……我想她真的是疲倦了，她已经撑到了33岁，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不要说她为什么不去送快递送外卖当收银员，有些人，受出身、环境、经历、认知各种限制，就是无法走出自己的思维定势，向生活妥协、换一种活法、卑微过一生，或许是他们根本无法忍受的；她的思想或许一直停留在“学而优则仕”，别的道路都不在她的人生规划里。

生活在河南最基层小城的我，生存环境与农村高度融合，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孩子刚读大学，乡亲们便开始教导：要想办法入党，为以后考公谋求资本。哪家孩子考公“上岸”，那种光宗耀祖的神气可不得了。她的父亲，“透露出了对女儿厚重的期望：她把书读下了，是我们家的希望，甚至是全村的希望，家里就指望她了”——这也许就是她执着的根源，她走不出这种窠臼，挣不脱这张满怀渴盼寄予厚望的网，现实不允许，她自己更不允许。

我们再环视下自己身边，这几年，无论同学同事朋友还是亲戚的孩子，但凡读个二本以上，别问，一问几乎都在考公，而且大都是专职考公。即便大专毕业，也有好多在考“三支一扶”。大城市多少富裕家庭，江浙沪多富有的地方，都还要争抢着走考公这条路，何况她的境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入局之人要破局，谈何容易！

有人拿《聊斋志异》里的叶生与她比较，说她是当代叶生，我觉得很贴切。

叶生，淮阳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始终未能中举。丁乘鹤担任淮阳县令时，非常赏识叶生的文章，经常资助他，但叶生仍然考不上，因此积郁成疾。

丁县令就让儿子丁再昌拜叶生为师，叶生拿自己的习作给丁再昌考试用，丁再昌竟然高中乡试第二名，后又考中进士，当了官。叶生的才华得到证实，非常欣慰，丁乘鹤于是鼓励叶生再考。

叶生终于考中了举人衣锦还乡，却看到家里门户萧条，妻子看见他吓得拔腿便跑。叶生询问缘故，妻子说你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因为家里太穷才没钱葬你，你不要回来作怪吓我。叶生进屋一看，果真见自己的棺材放在屋里，一下子明白过来，是自己对考公太过执着，才生出了这种幻象，羞愧难当，“扑地而灭”——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这种执迷于考编的文化对人的摧残，莫过于此。听着毛骨悚然浑身发冷，但其实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只不过这个33岁的女孩，走了极端。

随手举几个身边的小例子：

A，女孩，28岁，二本院校毕业，考公六年“上岸”偏远乡镇事业编。父母都是体制内人，一辈子安稳体面，所以只认体制内。我曾以为年轻人钻到家里没完没了的学习、考试会烦，有一次问她：你自己想不想考公呢？她回答：想啊，还是有个稳定工作好。我就不再多说，听说她父母不满意她在偏远乡镇工作，现在她边工作边接着考更好的职位。

B，男孩，30岁，二本院校毕业，考公八年“上岸”乡镇事业编。父母普通公务员，家里确实有亲戚是领导，但据我所知，他到处考，领导亲戚压根不知道他考的都是哪儿，所以想象中的暗箱操作，可能并不存在。

c，男孩，29岁，普通一本，父母都是企业工人。考了两年不中，去了工厂打螺丝，边工作边接着考。这期间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倒是一样没耽误，至今仍在考公路上。在他的考公生涯中，据说也有过接连几次笔试第一的经历，但面试都没通过。这点跟女孩的考公经历比较相像。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直在考的孩子，都考成老油条了，笔试得分差别极小，面试稍微差一点，得分就会有变化。体制内家庭的孩子，各种见识和熏陶、点拨，面试会占优势，倒未必是靠关系顶替了他人。当然特殊能量的除外，体制内更分三六九等。

现在社会上流传有这样一种论调：父母当官的，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更努力更优秀。我只能说，这种论调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跟何不食肉糜没什么区别。就像这个西海固的女孩子，她不努力吗？她背负着贫瘠的出身，全家的希冀，改变家庭困境的重任，我相信她比任何人都努力。可是在她穷困潦倒的时候，在她孤单无助的时候，在如影随形的痛苦压抑将她淹没的时候，她拼命抓住的，可能只有父母东挪西凑的一千块钱了，你让她怎么优秀？江西周公子，北极鲶鱼，故宫大奔女，都比她努力，都比她优秀吗？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引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的一段话：“人，如果生而健全，他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下来，而且理应生存下来；反之，如果他生来就不健全，就不能生存于世，而且最好死去。”德波顿认为，“在精英崇拜的社会温床上渐次萌生的这些越来越苛刻的观点影响下，人们开始认为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中国有句谚语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体现的正是这种畸形的精英崇拜。

在精英崇拜的社会，很多人认为慈善、救济、重新分配财富或奉献爱心等社会行为已经没有必要了，他们崇尚的是优胜劣汰、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法则，那些底层穷困之人的境遇都是自身的无能造成的，不值得同情和援助。

所以，德波顿在精英崇拜一节的结尾处这样写道：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耻辱。

33岁的宁夏西海固女孩，她短暂的一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这种耻辱，只好“扑地而灭”。短暂的热度过去之后，一切将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