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媛等|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同伴效应：孰轻孰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全国流动人口规模2015年达2.47亿。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大城市，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居民的四成以上。与此同时，2015年中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3426万人，留守儿童规模达6877万人（杨东平，2016；吕利丹等，2018）。解决好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也关系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局。

如何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对我国原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由区（县）级政府按照当地户籍人口进行分配，且教育经费不能随儿童流转，2001年之前，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儿童不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有极少数的流动儿童通过缴纳借读费等方式进入公办学校就读。2001年，中央政府颁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立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两为主”的原则，要求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来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地，流入地城市的学校开始制定招收流动儿童的相关政策。尽管各个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上升得很快。2014年国务院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城市注册的流动儿童约1250万人，其中79.5%在公办学校就读（徐晓新和张秀兰，2016）。因此，评估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的融入情况，科学地评价在公办学校内部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同伴效应尤其重要。

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许多本地儿童家长担心流动儿童会对本地儿童造成负面影响，并导致公办学校教学质量下降，部分家长倾向于把孩子转入流动儿童比例较少的学校就读（Chen and Feng,2019）。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直接关注班内流动儿童的比例对于本地儿童成绩的影响，且未达成一致结论，如Wang et al.（2018）发现流动儿童比例对本地儿童语文成绩有正向影响，对本地儿童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没有显著影响；Chen and Feng（2019）发现流动儿童比例对本地儿童没有影响；而Hu（2018）发现流动儿童比例对本地儿童有负面影响。同时，这一支文献几乎没有直接研究两类儿童间交互影响的同伴效应。

本文利用同伴效应的模型，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学年东部城市随机分班的学校样本中七年级和九年级的数据，分析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在班级内部的互动影响，即同伴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同伴效应的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同伴效应是同向的，且本地儿童对本地儿童和对流动儿童的同伴效应都占主导作用，当本地同伴的平均成绩增加1个标准差时，本地儿童的成绩增加0.54个标准差，流动儿童的成绩增加0.65个标准差；而本地儿童受流动儿童同伴成绩的影响仅为0.15个标准差，流动儿童受流动儿童同伴的影响不显著。该结论在控制了外生效应、相关效应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2）关于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两个群体之间同伴效应的大小与班内流动儿童比例相关。同时，当同学之间交流越频繁，本地儿童的主导作用越大，而任课老师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则会增加两个学生群体之间的交互影响。（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成绩越差的本地儿童受到流动儿童的同伴效应影响越大；成绩最好流动儿童主要受本地儿童的同伴效应的影响，而成绩最差流动儿童主要受流动儿童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缓解本地家长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焦虑。在当前政策下，流动儿童在初中阶段在校比例普遍较低，总体上对本地儿童的同伴效应影响较小。此外，流动儿童在进入学校时，存在自选择性，在相同学校内，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家庭背景和学业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流动儿童对本地儿童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冲击。因此，本地家长不必过于担忧，而应该积极地引导本地儿童的学习和行为向良性方向发展。学校和老师应该通过改善教学方式方法等，多管齐下促进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的融合。政府应该进一步消除流动儿童进入流入地城市公办学校的障碍，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开放机制，让流动儿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董彩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6级博士生。

朱彬妍，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