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精粹丨孙 颖 韩秋红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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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
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孙 颖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师资博士后
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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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是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题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主要形成三条批判理路:一是哲学维度的理性主义批判。针对启蒙理性这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让现代性的理性理念以完整形态得以正确应用的发展方案和主张“瓦解的逻辑”的否定方案,在关于启蒙“再启蒙”的思辨中走向重建与解构的分野。二是经济学维度的普遍异化批判。从“物化”到“新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时代社会关系异化普遍化的进程,以价值批判立场要求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复归。三是政治学维度的极权主义批判。从“新控制形式”到“生命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揭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假性及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极权主义危机,对现代政治持怀疑与否定态度,将建基于主体间包容性的参与式民主与新社会运动视为个体与共同体“和解”之路与期许。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本土化中的批判特色,但其马克思主义底色的缺失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色的销蚀则需引以为戒。
一、从“总体性辩证法”到“空间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路径
（一）总体性辩证法对历史主客体统一的修复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发端于认识论哲学将主体的启蒙理性推向极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陷入物化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文化意识形态长期被主客二分的形式思辨逻辑所支配。对此，他们强调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将主体置于社会历史中加以辩证认识，使主体不是在占有和支配客体中以理性的优越性自我确证，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自我解放。卢卡奇用总体性范畴修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辨形而上学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的两个极端，以总体性辩证法重新论证主客体在历史中的统一和历史本身的主客体统一逻辑，以此为无产阶级提升阶级意识、确证历史主体地位提供支撑。总体性辩证逻辑认识到现代性危机并非意味着现代性本身是错误的，而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错用或未达至自身的整全样态而形成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总能发现理性现代性内在的二元对立及其自我悖谬的特征，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认知—工具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等，从而以总体性原则提出对立之和解的再启蒙方案。然而，因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中的辩证法，而非作用于历史的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的方案最终走向乌托邦的遐思，将历史必然性寄托于历史时刻的偶然降临。
（二）否定辩证法对同一性逻辑的颠覆
总体性辩证逻辑路向在本质上具有倒退回黑格尔的嫌疑，即强调逻辑自律自洽的合理性规划在必然性的自我运动中不断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在阿多诺看来，这再次陷入同一性的霸权狡计。以肯定性的最终指向规定着同一性的逻辑轨道，同化一切差异性存在，成为现代性无法自我超拔的意识形态弊病。要想使身陷现代性同一性逻辑束缚的主体得以解脱与超拔，必须要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辩证法的肯定性意向，在否定性中介的地基上重新构筑面向差异、多元、批判的开放的新场域。对此，阿多诺提出“否定辩证法”来瓦解总体性和同一性。辩证法是向否定性敞开的无始无终的“没有立场”的矛盾运动，主客体之间不存在优先论，即便存在也应是绝对客体优先性。同时，否定不是辩证法的中间环节而是最终目的，否定辩证法也必须以“反体系”的精神批判体系化的总体性规划。然而，这又导致了否定辩证法在绝对“否定”中陷入自我循环，对否定的绝对肯定使之滑向了另一个极化的“反体系的体系”。否定辩证法强调否定性、差异性、瓦解同一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深化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洞见，但因其思辨思维方式的限制而在“哥白尼转向”的基础上自我倒转，无意中同后现代主义同流为解构一切也解构自身的极端。
（三）空间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因以往的线性历史思维无法给出现代性救赎的有效出路且走向自身的逻辑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空间转向，从空间维度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探寻新的逻辑视野。列斐伏尔认识到日常生活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赖以扩张的新空间，主张辩证法需要根本转变以往的历史时间逻辑，在历史、社会之外开掘出空间维度，强调空间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提出关于“历史—社会—空间”的所谓“三重性辩证法”（triple dialectic）的分析范式。哈维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尝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人文地理学补充，强调空间相对于社会历史的从属性，而非反驳历史唯物主义的去空间性，以此展开对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空间结构性矛盾的现代性批判，在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的社会批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辩证的空间乌托邦构想。苏贾则在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辨别中肯认空间的本体论地位，要求从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重维度辩证地看待物质世界及其各种关系，提出“第三空间”认识论，主张用“第三空间”超越和修正僵化的二元论思维中社会历史与地理空间的物质形式变迁与意识形态结构。
可以说，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开掘和建构“历史—社会—空间”三元辩证逻辑，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基于时空观变革的新认知模型，但在此过程中凸显的后现代主义特点也存在并产生架空和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嫌隙。
二、从“物化”到“新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判路径
（一）社会关系的“物化”及生产领域的异化批判
沿着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理路，卢卡奇认为普遍物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代性问题。卢卡奇回到劳动生产过程中，指明在计算合理化的原则下，存在质的差别的具体劳动被物化为以量的计算公式合理化的抽象劳动，商品形式也从社会生活渗透为人的物化意识。这种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结构“自然规律”的普遍化，最终导致了孤立化、原子化的人的普遍物化命运。卢卡奇通过历史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试图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探寻克服异化的应然的社会秩序和人性本质的复归与解放路径。
随着技术进步，劳动产品以非物质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劳动形式以智力、情感、语言、信息等非物质形式逐渐代替体力劳动形式成为主要的劳动范式；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越来越发达，传统流水线生产的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人在生产劳动之外的情感、智力、语言、交往、行为等生存方式甚至生命体征，都在资本计算的合理化公式之中。在探索主体生命政治潜能的可能性上，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比卢卡奇走得更远，继续从劳动范式和生产方式的“类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度转回主体异化与本质复归的逻辑上。无论是历史主客体统一的阶级意识还是具有内在潜能的“诸众”，其只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的对象性群体。
（二）“新奴隶主义”及大众文化的消费异化批判
从泰勒制、福特制到后福特制，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劳动、数字化劳动、数据生产，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活动始终围绕资本增殖进行，一切社会存在都被资本逻辑的合理化原则吸纳。这种商品结构下的物化命运渗透于人的日常生活，并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管控整个社会。情境主义者以“景观社会”斥责资本主义采取工具理性的手段，以景观拜物教逻辑制造人的日常生活的虚假需求来消化其过剩危机；空间批判理论从空间生产的维度斥责资本对自然物理空间的赋值买卖，对社会空间进行碎片化切割的管理。对于消费社会而言，闲暇时间的多少成为判别社会成员社会阶层地位的标尺之一，中下阶层的业余时间被资本裹挟的社会再生产所挤占，闲暇时光也充满着消费主义陷阱。
文化的产业化进一步强化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精神腐蚀，大众追求快感和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为释放工作压力与劳动疲乏的精神鸦片，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成员对商品化及资本运行机制的认同，隐藏了自我异化的压抑性社会心理。针对消费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提出了“废墟的寓言与美学话语救赎”“文化大拒绝”“审美乌托邦”等批判话语，展现否定性回护、扬弃式修补的对现代性出路的抽象的人本复归的踌躇之思。
（三）加速社会及大众心理的“新异化”批判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异化的表征也延伸到虚拟经济和数字资本及其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数字异化”的特征。行至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异化普遍化的“极限”临界，即“无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这一“新异化”表现。人不再是在被视为理性主体的基础上被迫卷入异化关系的相对客体的存在，而是作为“多余的人”被直接排除在不符合计算规则的公式之外，成为了无国籍者、难民等社会边缘群体。“多余的人”为了不被社会所淘汰，必然要紧跟资本增殖速度的加快及其带来的社会节奏的加速。这加剧了社会心理压抑，使异化深入到普遍的个体内心深处并影响其行动抉择，形成“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的“新异化”形式。这一新异化表征在表象上貌似归原于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的现代性的速度要求及其加速模式，但其深层的本质原因依旧离不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竞争压力与环境。罗萨等人提出“共鸣关系”形式，以重构主体与外界社会的联结关系，重新激发“主体自觉”。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是一种“伪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形成的“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力度。
三、从“新控制形式”到“生命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批判路径
（一）针对虚假共同体的技术官僚统治批判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隐匿化、无形化、系统化、自主自律自动化的变化，这种“新控制形式”主要表现在资本对科技的工具性应用和对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应用，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化、功能化，尤其是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纳入资本逻辑、投入资本主义生产，用资本赋予科技以价值、用科技提升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生产效率，从而为资本增殖服务。另一方面垄断科技解读的权威，形成技术专家政治。资本与专业的共谋在社会层面排挤非技术与反技术的社会群体，制造“技术边缘性群体”。他们用专业术语垄断技术应用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话语体系，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达到技术霸权的统治效果。同时，借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作用，强化一切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灌输：一方面使政治媒介化，另一方面使媒介政治化。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政治共同体承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好生活向往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兑现，甚至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资本逐利的政治外衣。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技术霸权等新霸权形式成为虚假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工具，形成“新控制形式”对社会系统的单向度的极权性统治。
（二）针对个体虚假认同的社会心理机制批判
基于虚假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对个体进行长期压迫，葛兰西认为，操纵市民社会的文化认同是发达资本主义实现长期统治的关键，因此主张在市民社会夺得文化领导权。而这种社会认同是如何实现的，在社会心理机制批判方面得到法兰克福学派及生命政治等批判理论的关注。一方面，从个体追求自由与恐惧自由的矛盾方面，弗洛姆等人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逃避自由”的悖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获得的所谓自由仅局限于经济独立，而缺失政治向度，人们对由部分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不安感，选择从众以换取心理慰藉。另一方面，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病态，其背后也具有共同体施压的资本功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治理模式是一种官僚组织原则下的极权体系，通过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的权力“装置”并借助排斥生命本身的“规训与惩罚”机制实现生命治理术。对此，无论是以积极态度认为生命政治具有反抗压迫的潜能，还是以消极态度认为生命政治受到虚假共同体的全面宰制，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生命的虚妄及其非理性的极权主义倾向。
（三）“重建公共领域”与重构革命主体的激进民主批判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属性渗透于权力达及的任何领域，当代激进左翼向美学领域探求主体冲破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感性冲动，向人的生命主体本身问询实现自治的“诸众”共同体意识，向神学政治学祈求解放赤裸生命的弥赛亚时刻的降临，向历史偶然性的“事件哲学”召唤历史主体在无限集合中不断填补“存在之空”的偶发机遇……主体自身拥有着反抗本能及潜能，只是需要“新共产主义”理论复苏和“共产主义观念”复兴的冲击。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退向文化批判与哲学思辨中，找寻社会思维方式的新变革及其途径。
与之不同，哈贝马斯为之提供以话语政治为特征的交往理性建构的审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容性理性，要求主体在主体间的人际交往中确证自身，而不是在支配客体的权威中确证自身。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主体以语言与行动的互动式参与来“重建公共领域”这一政治活动新公共空间。在重建公共领域的愿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改良、修正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提出更加尊重差异性、更能突出实质性平等和真实的民主的参与式民主。这种基于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极权主义危机展开政治批判的主要归宿。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张力关系中寻找和解之法，指出一条“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和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他们否认了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底层民众与边缘性群体成为其所寄托的革命主体，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
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本土化中的批判特色，但其马克思主义底色的缺失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色的销蚀则需引以为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决推进社会主义模式的现代性文明形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在这一价值和文明指向上，中国式现代化在理念、理论和实践行动等各个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标志之一，体现出重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贡献。
编 者 注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2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内容为全文精粹，注释略，如需网络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后台申请授权。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可免费下载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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