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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邻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祖国之光”党自2004年至今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的执政党。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辞任总统，但依然保留着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将继续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在哈萨克斯坦实地考察的一手材料，本文从中央组织、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政党经费等四个方面，阐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探讨其发展趋势。现有的文献在观察原苏各国政党转型和政治发展时，大多将议会式政党预设为比较样板和发展终点。然而，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近年来重新采用了诸多列宁主义政党的做法，其政治发展受议会政治和列宁主义的双重影响。【关键词】哈萨克斯坦政治 哈萨克斯坦政党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 列宁主义政党【作者简介】强舸，中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叶尔郎·马季耶夫（Yerlan Madiyev），国籍哈萨克斯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曾任“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2期，第2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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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的陆上邻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地和重要战略支点。2004年以来，“祖国之光”党（其前身为“祖国党”）一直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近年来，随着哈国政治发展和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Нұрсұ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年龄增长，“祖国之光”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2019年3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是依然保留“祖国之光”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将在哈国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探讨哈萨克斯坦政坛变化和政治发展，就必须深入了解“祖国之光”党。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席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祖国之光”党的党际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双方频繁互访，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从现实看，深入研究“祖国之光”党，对把握哈萨克斯坦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政局变化，以及推进中哈执政党党际交流、中国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都非常重要。然而，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专门探讨“祖国之光”党的研究，只有一些关于哈萨克斯坦或中亚五国政治转型的文献对此有所涉猎，大致涉及如下内容：“祖国之光”党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它在近几次大选中的表现；粗略探讨“祖国之光”党在哈国政治转型中的可能作用。[1]总的来说，上述研究还远不足以系统、全面地呈现“祖国之光”党，以及与之相关的哈萨克斯坦政治格局。具体来说，“祖国之光”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是上述文献较关注的热点，但选举结果对哈萨克斯坦这个稳固的一党长期执政国家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可能更有价值的是，相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邻国，“谁是接班人”并不是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一些研究也意识到，“祖国之光”党而非某个个人或小集团，更可能成为今后哈国政坛和政治转型的主导性力量[2]，可惜并未就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跳出关于哈国政局的宏大叙事框架，聚焦分析“祖国之光”党这个核心角色，以便更好地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原苏联地区政党政治是学界的热门议题。“政权党”是原苏多国当下政治的普遍现象，统一俄罗斯党、“祖国之光”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皆是其中的代表。[3]政权党具有如下关键特征：以拥护和推进总统政治主张为核心纲领；存续和发展高度依赖于总统威望和国家政权提供的资源；是政权掌控议会的工具，而非相反。[4]目前，政权党研究主要集中于统一俄罗斯党，上述有关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文献也略有涉及。这些文献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对政权党的意识形态、“政党-领袖”关系、“政党-政权”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博弈研究较多，但是对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关注较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有研究暗含这一观点，即组织体系对政权党并不重要，因为总统及其掌控的政权可以轻易提供这一切。第二，普遍将西方议会式政党视为政权党发展的终点，进而反过来以议会式政党特征为标准，来分析评判政权党现状，预测其发展趋势。然而，从我们对“祖国之光”党发展趋势的考察来看，它虽然具有一些议会式政党要素，但是近年来也在找回许多具有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做法，其政治发展呈现两者交织的双重面向。相比国内尚没有聚焦“祖国之光”党的研究，国外已经有一些直接以“祖国之光”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大致关注了两类问题：其一，“祖国之光”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作用。德尔索迪指出，“祖国之光”党在选举中的胜利，让政权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合法性认可。同时，民众在选举中也能通过“祖国之光”党实现一些利益表达。[5]巴德强调，不断壮大的“祖国之光”党在议会中边缘化了反对派，巩固了政权和总统权威。[6]其二，政党与领袖的关系。[7]相关文献持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将“祖国之光”党视作纳扎尔巴耶夫的附庸，是个人化的政党，强调其生存主要依赖于政权。二是这些文献都对“祖国之光”党的发展前景作了预判，它们均认为，“祖国之光”党在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将难以继续存在，相应地，哈萨克斯坦政权也很难保持长期稳定。总的来说，国外相关研究存在三个不足：研究视野基本局限于选举和议会，忽视了“祖国之光”党在选举之外的组织与活动；普遍将“祖国之光”党视为领袖和政权的工具，没有注意到“祖国之光”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常常将其与统一俄罗斯党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不少文献的主旨其实是研究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祖国之光”党只是对比案例。因而，在案例处理上，与统一俄罗斯党类似之处就予以研究，不同之处就简化舍去，并未全面展现真实的“祖国之光”党。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是从政党建设的视角（而非议会政治视角）[8]，系统呈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以及近年来的运作情况和发展态势，以填补国内对其知之甚少的空白，并初步探讨政权党的演化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一手资料。2015年以来，“祖国之光”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及第一副主席等政要，多次访问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9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席达成的共识，中共中央党校与“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规划，2015年10至11月，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通过正式会见、座谈交流、私下访问等方式，本文第一作者及所在团队，系统访谈了“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以及努尔苏丹、阿拉木图两个直辖市市委数十位要员（包括中央副主席、中央机构负责人、市委及内设机构负责人等）和一些普通党员。之后，我们在国内又与到访的哈方代表团多次交流。此外，哈方还提供了一些文献材料。本文第二作者是哈萨克斯坦长期研究政党政治的专业学者，在“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任“祖国之光”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本文研究视角采用的是第一作者的外部视角，大框架由第一作者搭建；第二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核对了细节要点，修正细化了整体框架。“祖国之光”党全称“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哈萨克语：«Нұр Отан»партиясы；俄语：партия «Нур Отан»），其前身是祖国党。祖国党是在1999年2月12日，由哈萨克斯坦人民团结联盟、哈萨克斯坦解放运动和“为了哈萨克斯坦-2013”运动等党派联合组建而成的，核心纲领是全力支持纳扎尔巴耶夫领导国家。2004年，祖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赢得了60.6%的选票和议会下院77个席位中的42个。2006年9月，祖国党与纳扎尔巴耶夫长女纳扎尔巴耶娃领导的“阿萨尔”党合并。2006年12月，公民党和农民党并入。在2006年12月22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更名为“祖国之光”党。“祖国之光”党的诞生，是基于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一理念：所有支持总统的政党都应该联合起来，“以使未来50年内没有其他政党能够挑战……哈萨克斯坦应该有更少但强大的政党，以捍卫人民的利益”。显然，“祖国之光”党的目标，是建立稳定的一党长期执政体制，而非议会多党政治。随后，2007年5月18日，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哈萨克斯坦开始由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转变。这次宪法改革扩大了“祖国之光”党的权力和作用，为其奠定了名副其实的执政党地位。具体来说，其一，废除“总统不得加入政党”的限制。2007年7月4日，“祖国之光”党召开第11次非常大会，选举纳扎尔巴耶夫为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宣布，“根据宪法，我有权成为我们党的主席。这是国际惯例，也将在哈萨克斯坦实行。”此后，纳扎尔巴耶夫均以“祖国之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历次大选。其二，原属总统的总理提名权和组阁审批权，转移至议会多数党，也就是“祖国之光”党。这一变化在2019年前并无实际影响，因为实际行使权力的依然是纳扎尔巴耶夫，只是赋予他权力的职务从总统变成了多数党主席。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卸任总统后，宪法的这一条款就具有了重大现实意义。接下来的大选后，将依然由作为党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夫提名总理、审批内阁名单，新任总统则对政府组成没有法定权力。当然，在哈国政治架构中，存在大量直属总统的机构，总理及内阁属下的政府规模相对其他国家要小。所以，新总统并不会因这一条款成为光杆司令。显然，12年前的宪法修改，为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继续保持影响力乃至掌控政局作了准备。其三，提升议会制衡政府（总理）的权力。此前，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需要两院2/3多数议席，新宪法规定只需过半的简单多数。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支持率稳步上升，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80.99%的选票和议会下院98个选举产生的席位中的83个；在2016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82.2%的选票和84个席位。“祖国之光”党设有中央政治局（目前有11名委员），作为党的领导层，包括主席1名、第一副主席1名、政党秘书1名、副主席若干名。[9]主席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第一副主席在政党秘书协助下负责日常党务。多数副主席是兼职，并不具体负责党务工作；有的副主席是专职，分管相应的党务工作。所有副主席的党内排名，均在政党秘书之后。目前，第一副主席由玛吾廉·阿希姆巴耶夫（Maulen Ashimbayev）担任。在哈国政治架构中，“祖国之光”党第一副主席大约是排在总统、总理、第一副总理后，是与上下院议长、副总理等岗位权重类似的第5、6号政治职务（以上职务也都是由“祖国之光”党党员担任），任职数年后一般会转任副总理。例如，曾任第一副主席的梅尔扎赫梅托夫于2017年转任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相应地，地方党委主席由地方政府首长担任，第一副主席在政党秘书的协助之下负责日常工作。“祖国之光”党的中央党部位于首都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为表彰其功勋，哈萨克斯坦议会将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与总统府相距不足800米，共有20多个内设机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 传统部门。哈萨克斯坦有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执政经历，纳扎尔巴耶夫是原苏联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祖国之光”党参照哈共设置了多数机构，包括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群众工作部、反腐败委员会、政治管理学院（党校）和党际交流理事会[10]等。2. 与时俱进的新部门。“祖国之光”党重视新生事物对政治的影响，为应对互联网等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中央党部专门设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互联网办公室、公共政策研究所等部门。此外，近年来“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联系群众。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指示，“祖国之光”党要充分接触各阶层党员和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日常需求，加强大众对党的信心[11]；并特别设立了公共接待室[12]，其任务是通过多种渠道接待群众访问，收集社情民意，协调相关机构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群众诉求。3. 附属机构。一是媒体，“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媒体宣传，打造了自己的媒体集团“光明传媒”（NurMedia），核心任务是宣传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下辖阿斯塔纳电视台（Astana TV）、Orda广播电台（Orda FM）、读者报（liter）、艾肯报（aikyn）以及相应网站，覆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所有传播渠道。二是党产管理部门，第五部分会专门讨论。作为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与政府和议会最主要的链接机制，是提名党员竞选议员、提名总理组建内阁、组成议会党团等举措，在此毋庸赘言。值得一提的是“祖国之光”党近年来建立的一个新机制，即中央党部向中央政府各部委派驻党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党法》禁止政党在政府部门建立党组织，但“祖国之光”党派驻党代表（即派遣个人）的做法被视为符合《政党法》。驻部党代表拥有以下职权：（1）参加所驻部委的部长会议，可以发言、讨论、提出意见，但没有表决权；（2）向所驻部委传达党的决策和精神，确保领袖[13]大政方针有效实施；（3）将党收集来的相关社情民意及时反映给所驻部委；（4）虽然党代表没有表决权，但是如果其认为某些决策违背了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可以向中央党部报告。经中央党部认定后，情节轻微的，中央党部会对相关部长、副部长（他们都是“祖国之光”党党员）采取类似“诫勉谈话”等措施，要求改正错误；情节严重的，通过总理或议会党团否决相关决策乃至罢免相关人员。在议会政治下，政党一般有两种影响政府部门的间接途径：第一，执政党通过由本党党员担任的总理（政府首长）指导政府部门运作；第二，议会党团通过预算、提案、质询等手段，在议会中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但是，政党一般不能越过议会来和总理直接联系、不能指导乃至干预政府部门的运作。与之不同，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执政党会向政府部门派出党组，作为党领导政府部门的直接途径。当然，“祖国之光”党派驻政府部门的党代表，只有建议权和干预权，并没有党组作为“领导核心”的领导权和决策权。“祖国之光”党的纵向架构，分为“中央党部-州（直辖市）党委-县（市、区）党委-党支部”四个层级。其中，州级和县级党委是地方组织，按行政区划设置。目前“祖国之光”党已实现地方组织全覆盖，在全国14个州和努尔苏丹、阿拉木图（前首都）、奇姆肯特等3个直辖市设立17个州级党委；在全国所有县（市、区）设立217个县级党委。县以下设党支部，为基层组织，其设置方式并不以行政区划为准（详见后文），哈全国现有超过1万个党支部。州、县两级党委一般设有以下机构：党委常委会（领导和决策机构）、组织部、宣传部、反腐败委员会、社会部、公共接待室等，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此外，州级党委大多有自己的报纸或网站。党支部一般没有内设机构，有数名兼职党务工作者。从中央到基层，“祖国之光”党现有党务工作者4.5万人，其中专职党务工作者1202名。“祖国之光”党党章规定，党支部党员数须在3人以上，没有明确上限，但党员过多的支部也要适当拆分。支部负责人和支委会，由支部全体党员选举产生。每个支部都必须根据党的大政方针和上级党组织规划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我们实地考察了“祖国之光”党努尔苏丹市委、阿拉木图市委的组织建设情况，它们是“祖国之光”党最大的两个地方党委，组织体系最为完善。阿拉木图市委共有党员6.5万余名，650多个支部；努尔苏丹市委共有党员3.7万余名，350多个支部。本部分主要以它们为例，阐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建设。首先看阿拉木图，它可以代表“祖国之光”党在除努尔苏丹外全国各地的普遍做法。阿拉木图市下辖6个行政区，“祖国之光”党在各区都设有党委。区党委直接管理党支部，两者间不再设其他层级。例如，阿尔马林区委下辖145个党支部。支部主要根据行业领域设置，阿尔马林区划分了教育、医疗、中小企业、工业、金融、非政府组织、体育文化组织等不同行业类别，基本做到了行业领域的支部全覆盖。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设置“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14]，即“条块结合”。“祖国之光”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没有“块”（在县以下，没有按“区域”组建的党支部），只有“条”，并且是同行业多个单位联合组建党支部的“大条线”。不过，“祖国之光”党和中共的基层组织体系之间的差异，还是要远小于它与议会式政党的差异。在县级以下，西方政党一般只有外围组织，没有基层组织体系。另外，“祖国之光”党目前不在外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符合条件的本国私营企业需要建立党组织）。“祖国之光”党在努尔苏丹的基层组织体系，与其他16个州市有较大不同。努尔苏丹市委设有7个区级党委，除3个行政区党委外，值得关注的是2个特殊的区级党委，这是其他州市所没有的。其一，欧亚大学党委，在欧亚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等地处努尔苏丹的所有高校中，设有54个党支部，管理近6000名党员，以大学教师为主。单独设立欧亚大学党委，既是由于首都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更是因为欧亚大学一直是“祖国之光”党的政治基地并在哈国政坛有很大影响力。其二，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哈文名是Бірлік，本文采用了意译），其下不设明确的党支部，有6000多名党员，包括“祖国之光”党籍的议员、议会工作人员和中央公务员。需要强调的是，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不等于“祖国之光”党在议会中的议会党团[15]，两者并无关联。议会党团承担执政职能，受命于纳扎尔巴耶夫和中央党部。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则有些类似中共（和过去哈共）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也有区别，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隶属于中共中央，“祖国之光”党的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隶属于努尔苏丹市委）。设置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并将其置于努尔苏丹市委管辖的主要用意有两个：第一，哈萨克斯坦《政党法》禁止在每个政府部门建立对应的党组织（例如，不允许在农业部建立“祖国之光”党农业部党委），因而将所有政府部门中的党员统合在一起建立总的党委，可以规避《政党法》限制（其下有意不设明确的党支部，也是为了避免违反《政党法》），确保党对这些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第二，也是希望这些党员在议会和中央政府中履行党的执政职能外，还要直接联系努尔苏丹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服务。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努尔苏丹是新首都，原本人口不多，新增人口主要来自政府及相关机构，单设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能比行政区党委更好地管理这些党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新增党员主要来自青年。因此，“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青年工作，2000年1月就成立了青年团，中央、州、县均有设置。但目前作用发挥比较突出的还是努尔苏丹、阿拉木图和一些大城市的青年团。原因在于，“祖国之光”党青年团最初诞生于欧亚大学，现在主要还是依托高校开展活动，成员以大学生和毕业生为主，在没有大学的地区尚缺乏比较有效的工作抓手。加入青年团的年龄要求是不大于29周岁，但29周岁后并不自动退团。“祖国之光”党对青年团的定位是：第一，做青年思想工作，团结青年，引导青年成长；第二，建设党的后备力量，青年团员是“祖国之光”党党员的重要来源。目前，青年团主要开展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例如，照顾老人、关爱儿童、宣传领袖思想和党的大政方针等。除了构建自身组织体系外，“祖国之光”党在发展过程中还整体吸收了许多社会组织，作为地方党委的外围组织，例如中小企业协会、妇女权益保护组织、残疾人促进会、儿童关爱基金会等。加入“祖国之光”党后，这些机构依然独立运作，但必须在活动中宣传贯彻领袖思想和党的大政方针。组织负责人会同时加入“祖国之光”党，但其他成员和工作人员并不会直接成为“祖国之光”党党员。党员由党支部发展。哈萨克斯坦成年公民想要加入“祖国之光”党，首先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全心全意支持领袖的政治主张；全心全意拥护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纪律。在此基础上，履行如下程序：（1）向某个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书，并有两名党员作为介绍人；（2）党支部考察申请人各方面的情况；（3）考察通过后，申请人参加考试（笔试）；（4）考试通过后，党支部对申请人进行综合鉴定；（5）通过鉴定的申请人，由支部党员大会投票表决。不过，上述流程耗时较短，一般只需要1到3个月即可完成从递交申请书到成为正式党员的全过程。此外，“祖国之光”党高层和地方党委负责人反复强调，虽然青年团被视作“祖国之光”党党员的重要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团团员一定能，或者一定要加入“祖国之光”党。同时，“祖国之光”党的出口很大。当党员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时，就会被开除党籍：（1）有较严重违反党纪或国法的行为；（2）与党失去联络，不及时缴纳党费等；（3）思想退步，不能全心全意支持领袖主张。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是，仅在2014和2015两年，努尔苏丹市委就开除了5000多名党员的党籍，占该市全部3.7万名党员的13%；如果排除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的6000多名党员（这些党员较少出现上述情况），比例更是高达16%。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规模开除党籍的情况，有正反两方面原因：正面，这说明“祖国之光”党对党员的管理非常严格。反面，这也反映出“祖国之光”党近年来扩张过快，较简单的入党程序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补充的是，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如果思想上再次达标，可以重新申请入党（因违反国家法律或严重违反党纪被开除党籍的除外），不会因此背上政治包袱。比较来看，“祖国之光”党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过去哈共的党员发展方式，也有两处不同：入口，入党程序比较快捷、耗时少，没有预备党员阶段；出口，党纪严格，开除党籍概率非常高。与西方议会式政党相比则存在根本不同：第一，除投票外，议会式政党对普通党员少有要求；第二，在议会式政党中，普通党员可以随时脱党，也没有针对普通党员的党纪处分（议会式政党也有党纪处分，但只针对党内高层、党籍议员和通过政党获得公职的党员）。“祖国之光”党的干部队伍大致有三个来源：前哈共党员、新一代精英，以及来自社会的贤达人士。1. 前哈共党员。“祖国之光”党高层表示，虽然没有统计过具体比例，但前哈共党员肯定是其干部队伍，特别是中高层干部的最大来源。根据座谈会上直接调查[16]、私下访问掌握的情况，我们判断，目前“祖国之光”党年龄超过50岁的中高层干部中，约有六成是前哈共党员或原苏时期干部。他们的成长路径是：苏联解体后，一直追随纳扎尔巴耶夫，多年来在政府、国企或高校科研机构任职；在“祖国之光”党成立之初即成为党员，并因为党的需要，逐步转入党内工作。2. 新一代精英。前哈共党员既熟悉哈共的组织运作模式，又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积累了二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从与之接触后的感受来说，他们思维比较活跃，对新生事物并不抵触。现在，他们依然是“祖国之光”党的支柱，承担着主要工作。但是他们已不再年轻，大多将在十年内退休，显然不能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已有大批80后精英走上党的重要岗位。中央党部办公厅主任、大数据中心主任等“中管干部”都是80后。该群体具有下述特点：第一，大多有海外特别是欧美留学的经历。留学时一般享有哈萨克斯坦总统奖学金或“祖国之光”党奖学金资助，这要求他们回国后必须从事至少5年的公共服务（例如在“祖国之光”党工作）。第二，学历高，普遍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语言能力强，除哈国官方语言俄语和哈语外，他们的英语水平大多良好。此外，往往还能在法语、德语、土耳其语、汉语、日语、韩语中粗通一两门。第三，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多数家庭背景较好。80后精英在地方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也占据了较大比重，不过群体特征与中央党部同僚有一些区别：有留学背景的少，即使有，也大多是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国家。3. 社会贤达。前哈共党员和新一代精英，构成了“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的主体。此外，“祖国之光”党还有一些可以称为“社会贤达”的干部，其主要特征是：首先，如第三部分所述，“祖国之光”党在发展过程中整体吸纳了许多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负责人同时成为党员，其中一些被选派担任党内职务。例如，努尔苏丹市委下属的妇女发展促进会，其主席是一名企业家。由于女性身份，她关注妇女权益，发起成立努尔苏丹妇女发展促进会，后来促进会受邀加入“祖国之光”党，她本人也被选为市委委员，并由“祖国之光”党提名当选市议员。其次，前两类干部可以说是“党（‘祖国之光’党以及曾经的哈共）培养起来的干部”，但社会贤达类干部的政治成长和经济利益并不必然依赖“祖国之光”党。第三，他们主要在地方和基层组织任职，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很少；并且一般是兼职（前两类大多是专职），他们大多有自己的企业或体面的工作，党内上升机会和途径也较少。“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年龄分化明显，分为50岁以上和30岁左右两个群体，30-50岁年龄段干部很少。表面上看，它似乎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问题。但这一判断并不准确。“祖国之光”党是执政党，考察其干部结构，还需要把各级官员和议员考虑在内。事实上，哈萨克斯坦中央政府部长、各级地方政府首长和议会议长，几乎都是“祖国之光”党党员，多数议员和中层官员也是“祖国之光”党党员，其年龄大多在30-50岁间。将他们纳入后，“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在年龄结构上就完整了。“祖国之光”党的培养机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30岁，成为“祖国之光”党党务干部，在党内历练，提升能力。第二阶段，30-50岁，受党选派，经法定程序进入政府任职或竞选议员，此时亦可兼任党内职务，但一般不负责具体党务工作。第三阶段，一部分人在50岁后转回党内工作。从我们的调查看，对前哈共党员的“祖国之光”党党务干部来说，他们此前普遍在政府或相关单位任职，近年来陆续转任专职党务干部。当然，他们没有经历过第一阶段。对80后精英来说，他们大多计划下一步进入政府或竞选议员。目前，除选任制官员、总统和地方首长有权直接任命的官员外，哈萨克斯坦公务员“逢进必考”，因此党政转岗也必须通过考试关。不过，“祖国之光”党高层表示，他们正在研究构建针对中层党务干部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机制。另外，党务干部薪酬略高于同级别政府公务员，旨在增强党务岗位的吸引力。总的来说，“祖国之光”党干部培养的思路是：年轻精英先在党内历练，一方面，坚定对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的理解和信仰，增强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在适当压力下，锻炼工作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祖国之光”党在哈国体制下毕竟较少直接承担社会治理任务，而政府工作直面很多棘手问题，难度和压力较大）。无论从政党整体发展，还是从干部自身成长来看，干部教育对全世界政党都十分重要。党校是列宁主义政党干部教育的关键环节，“祖国之光”党近年来建立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复归了这一传统。1. 组织结构。“祖国之光”党现已构建覆盖全国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中央系统，包括“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和西哈、东哈、南哈3个分校。分校隶属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由于哈国幅员辽阔（270万平方公里），所以在离首都较远的三个方向设置分校。在地方系统方面，“祖国之光”党已在17个州（直辖市）和绝大多数县建立了地方政治管理学院，隶属同级地方党委。不过地方政治管理学院组建时日尚短，实际运作不多。哈萨克斯坦另有国家行政学院，由总统直辖（不属于总理领导的政府，负责人无须议会任命），但还没有也不计划建立地方行政学院。2. 培训类别。“祖国之光”党政治管理学院主要开展两类培训：其一，党务干部培训。按高层、中层、基层三类分级培训。高层包括中央党部部门负责人、州级党委负责人，他们在中央政治管理学院和三个分校受训。中层包括州级党委部门负责人、县级党委负责人，他们在州级政治管理学院受训。基层包括县级党委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党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县级政治管理学院受训。2015年全国共培训2000人次。其二，根据政府工作需要，由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对公务员（是否党员没有要求）进行培训，2015年全国共培训4万人次。此外，也承接一些企业培训，可以视作带有创收性质的计划外培训。3. 师资力量。“祖国之光”党各级政治管理学院只有行政人员，没有专职教师，授课教师均需外请，分为三类：其一，长期兼职的教师，主要是大学教授，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议员和党务干部。其二，根据项目需要聘请在特定业务上有专长的教师，包括大学教授、各领域专家、企业家等。其三，“祖国之光”党注重学习外国政党经验，经常聘请外籍教师；从俄罗斯聘请具有统一俄罗斯党背景的教师最多。本文第一作者也曾随中央党校代表团在“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授课两天，讲授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经验；这次培训是“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的计划内培训，受训者主要是中央党部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努尔苏丹市委领导层部分成员。地方政治管理学院虽然在组织上隶属地方党委，但培训计划主要由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统一规划，多数师资由中央统一选派。地方政治管理学院主要负责日常运营和培训监督，一般只有两名专职人员（校长、助理）。这也比较符合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专业人才密度低、干部教育工作刚刚起步、地方力量不足等特点。政党经费是政党运作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从趋势上看，这几年“祖国之光”党经费规模和构成变化不大。我们以2018年为例分析其收支情况。收入方面，2018年总收入是99亿坚戈（约1.8亿人民币）[17]，主要来源有三：最大头是政党补助费，2018年共计52亿坚戈，占总收入的53%。根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009年9月3日颁布的第166/314号法案，政府向所有在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政党按年拨付补助费，计算公式是“政党所得票数*当年法定最低工资*3%”。二是党费，2018年共计23亿坚戈，占总收入的24%。缴费标准如下：其一，有正式工作的党员按当年法定最低工资的1%缴纳党费，2018年的标准是282.84坚戈/月（约5元人民币）；其二，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党员按当年法定最低工资的0.1%缴纳党费，即28.3坚戈/月；其三，退休、残疾、失业和休育婴假的党员免缴党费。三是党产收益。党产有两个来源：其一，“祖国之光”党由数个政党合并而成，这些政党此前已有一定资产，合并后全部归“祖国之光”党所有。其二，如果某年度政党经费有结余，会用于购置党产。《哈萨克斯坦宪法》禁止政党经营企业。因此，“祖国之光”党党产以现金和不动产为主，主要是通过理财和物业出租等方式盈利。党属媒体是一个例外，它可以通过广告等方式盈利，但并不被视为企业。在管理上，中央党部和地方党委各自管理名下党产，一般会由一名副主席分管党产工作。在这名副主席之下，设有专门岗位负责党产具体运营，聘请财务专家担任，并不要求是党员。2018年，“祖国之光”党的理财收益是11亿坚戈，物业租金和媒体利润总计为7.5亿坚戈。此外，2018年还有4亿坚戈的捐款和42.7万坚戈的其他收入。表1 “祖国之光”党2018年政党经费情况（单位：万坚戈）
支出方面，2018年总支出是90亿坚戈，财政报告列出了14个项目，可以归为五类。一是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工资和福利，共计43亿坚戈，占总支出的48%。二是办公经费，共计16亿坚戈，占总支出的17%，包括差旅、房屋和车辆租赁、通讯服务、咨询、重要会议（中央和地方党部的政治局会议、全会等）、宣传、党员证和党徽等制作、其他等8项。三是党产运营，共计15亿坚戈，占总支出的16%，包括资产维护和资产购置两项。四是附属机构运转，包括青年团和“祖国之光”党政治管理学院（党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两项。其中，拨给青年团的经费主要用于资助一些论坛类项目，后两者主要是干部培训和政策研究费用。五是为党产等缴纳的税费。需要补充的是，表面上看，“祖国之光”党收支规模比较小，但“祖国之光”党很多活动都是和政府一起开展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例如党校的干部培训），所以实际支出规模会大不少。基于实地考察所得的一手材料，本文从中央组织、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政党经费等四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祖国之光”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初步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重要邻国哈萨克斯坦的了解，特别是把握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变化。在前文基础上，本节分两部分在整体上进行总结和讨论。政党建设的根本目标不在自身，而是要通过自身建设推进执政目标。总的来说，“祖国之光”党取得了不错成效，可以从两方面看。在与政权关系方面，“祖国之光”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立至2007年宪法改革。“祖国之光”党主要是作为议会式政党发挥作用，其政党建设目标是，通过整合诸多小党和社会组织，逐步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为总统在选举和执政中提供充分支持，减少议会党争，提升行政效率。但是，这一时期党的规模还比较小，组织体系还很不完善，在议会和选举之外较少发挥作用。第二阶段，2007年宪法改革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辞职前。在巩固议会优势的基础上，“祖国之光”党进一步增强了对政权的直接影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不断显现，具体包括三方面举措：其一，建立中央党部向政府部委派驻党代表制度，党具有了无须通过议会或总理对政府各部委和相关政策的直接影响力。其二，干部队伍建设。“祖国之光”党在成立之初是选举导向型政党，初创期党员不少是“加盟式”、在选举中有较大号召力的社会精英，自身缺少干部队伍。成立以后，“祖国之光”党一直着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了“党-政”干部输送机制，确保各级政府多数重要岗位都在党的直接掌控中。一方面，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培养并支持他们考取公职；另一方面，从政府官员中选拔党务干部。在高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副总理、州长和部长在获任前会经历中央党部专职干部历练，第一副主席和政党秘书是最突出的两个岗位。在基层，不少有志从政的大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做一段时间党务工作者或志愿者。同时，一些优秀公务员被选拔进入地方党部担任专职干部。其三，党校系统。许多政党都有干部培训机构，但一般只设在中央层面。党校系统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特点。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构建起与行政区划同构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其最大培训群体并非党务干部，而是政府官员。培训目标既重视职业能力，同时也非常强调增强他们对领袖精神的理解和对党的认同，即党性教育。第三阶段，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去职后。毫无疑问，哈萨克斯坦政局和“祖国之光”党均已进入新阶段。就政党建设而言，除继续推进第二阶段的举措外，“祖国之光”党需要解决两个新问题：第一，是总统直属机构与“祖国之光”党之间的关系。派驻党代表制度只限于政府各部委（总理辖下、议会任命），而哈国还有大量直属总统（无须议会任命）的机构，“祖国之光”党对这些机构尚缺少影响途径。因此，除继续担任党主席外，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还担任了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相关法律修改赋予安委会主席对总统直属机构负责人任命的审批权。所以，需要关注的是，“祖国之光”党与总统直属机构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建立类似的派驻党代表制度？第二个问题是今后党的领导体制。目前，托卡耶夫总统是中央政治局11名委员之一。随着时间流逝，将来总统（无论托卡耶夫还是其他人）应当会成为党主席。现在“祖国之光”党实行的是主席（纳扎尔巴耶夫）负责制，今后会不会改成政治局集体负责制？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祖国之光”党一直在三方面着力推进政党建设。其一，组织基层社会。“祖国之光”党已经做到基层组织在行政区划和社会领域全覆盖。其深层目标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和宗教众多、部族传统影响较大[18]，并且还有不少地方豪强和利益集团，这些关系处理不好，极易造成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稳定。因此，“祖国之光”党希望用党的组织体系将基层社会组织起来，减少民族、宗教、部族和地方势力的影响，降低发生冲突的概率。其二，联系服务群众。“祖国之光”党希望成为民众和政权沟通的最主要中介与桥梁。一方面，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向政府反馈，指导政策制定，回应社会诉求，增强民众对领袖、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戴。另一方面，系统地向民众宣传领袖的精神和主张、国家大政方针，“把领袖的精神变成民众的自觉行动”。其三，扩大党员规模。“祖国之光”党希望以此奠定长期执政的基础，不仅为了选举，更重要的是从年轻人中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夯实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基础和影响力。2015年，“祖国之光”党提出了在2020年左右党员过百万的目标，随后党员规模快速增长。2016年共有86万名党员（此前长期在80万左右），2018年底有102万名党员，占比超过总人口（1700万）的6%。目前每8名成年公民中就有1名“祖国之光”党党员，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高的。原苏联地区政治发展一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政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随着政治强人逐渐老去和国家政治发展，政权党肯定要转型。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更是让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大多从西方视角出发考察上述问题，将议会式政党视为发展终点乃至价值标准，没有对苏共七十多年的执政传统给予足够关注。然而，仅从逻辑推演来讲，苏共历史遗产必然会给原苏各国当下政治打下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中亚五国，其政要大多仍是曾经的苏共高官。此外，中共的成功经验也给他们带去很大震撼，目前中亚各国政党普遍有着较强烈了解和借鉴中共经验的意愿。本文对“祖国之光”党的阐述，实证地呈现了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诸多影响。具体来说，第一，无论是纵向组织体系，还是横向机构设置，以及政党与政府、议会和民众关系，“祖国之光”党更像列宁主义政党，而非议会式政党。第二，除时间较短外，党员的发展程序几乎是过去哈共的翻版，并且党员管理（针对全体党员）非常严格，频繁使用开除党籍等措施。这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只对党内高层、党籍议员和政府高官有明确的党纪要求。第三，就基层组织而言，西方政党基层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动员选民、赢得选票。与此不同，“祖国之光”党的基层组织并不以选票为主要目标（这也与纳扎尔巴耶夫威望极高、“祖国之光”党获胜缺乏悬念有关），而是以教育引导群众（让群众理解、信仰领袖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发展战略，例如“2050”计划、“光明之路”计划等）、联系服务群众为主要任务。还需注意的是，与直接由土库曼共产党更名改制而来的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独立以来一直是土国执政党，2012年以前是唯一合法政党）等不同，“祖国之光”党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发展成长起来的新政党。本文介绍的关于该党的诸多内容，大多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是有意构建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初步可以列举四项原因：第一，路径依赖。七十多年苏联传统深深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祖国之光”党众多骨干出自哈共，他们不了解议会式政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仅从个人习惯来说，也会倾向于选择熟悉的建党方式。[19]第二，对议会政治的不适应。苏联解体后，原苏各国普遍采用了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但除具有不同历史遗产的波罗的海三国外，大多效果不佳，问题最严重的乌克兰等国动荡至今。现有研究多将议会式政党视为政权党的发展方向，然而，事实上，原苏多国政权党的出现，反倒是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议会式政党软弱无力、议会政治内斗频繁等问题。因此，从主观意愿看，上述国家执政精英和普通民众对议会式政党都有所排斥。纳扎尔巴耶夫多次指出，“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20]第三，相比议会式政党，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有助于纳扎尔巴耶夫在辞去总统后继续保持较大影响力乃至掌控政局和国家发展方向，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外部因素。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成就彰显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生命力和时代性。“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学习中共经验，近年来两党交流频繁。换言之，“祖国之光”党的种种做法，既是对哈共传统的路径依赖，也是对当下中国的借鉴参考。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严格限定结论的边界：“祖国之光”党正在学习借鉴列宁主义政党的许多做法（主要是在组织体系建设上），但不能说“祖国之光”党正在向列宁主义政党转型。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等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祖国之光”党是没有的。相比组织体系的“形”，这是“神”上的本质不同。第二，作为议会政治参与者，“祖国之光”党也有不少议会式政党的运作机制（例如议会党团），只是由于主题原因，本文没有阐述这方面的内容。事实上，原苏各国政权党的发展，具有西方议会式政党与列宁主义政党的双重特征。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既要从议会政治视角考察政权党，也应当从政党建设视角考察政权党，并进一步构建复合框架，考察两种政党模式在政权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1]参见雷琳、王林兵：“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孙壮志：“当前中亚五国政治形势及未来走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韩隽：“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雷琳、陈彤：《国际视野下的中亚研究》，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年；方志涛：“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高永久、许亚清：“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体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吴宏伟：“中亚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李宁：“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作为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不被认作是执政党。核心依据是，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不加入任何政党，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多数党没有政府组阁权。2007年宪法改革前，哈萨克斯坦的做法类似于俄罗斯，“祖国之光”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宪法改革后则有着本质不同，详见第一部分的阐述。
[4]王秋文：“浅析俄罗斯的‘政权党’现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王树春：“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政权党’现象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那传林：“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5]Adele Del Sordi, “Legitimation and theParty of Power inKazakhstan”,in M. Brusis, J. Ahrens, M. Schulze Wessel(Eds.), Politics and legitimacy in post-Soviet Eur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72-96.
[6] Max Bader, “Hegemonic politicalparti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Towardsparty-based authoritaria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1, Vol.44, No.3, pp.189-197.
[7] Rico Isaacs, Sarah Whitmore, “Thelimited agency and life-cycles of personalized dominant parties in thepost-Soviet space: the cases of United Russia and Nur Otan”, Democratization,2014, Vol.21, No.4, pp.699-721; Davor Boban, “The presidential-hegemonic partyand autocratic stability: the legal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Kazakhstan”,Zbornik PFZ, 2017, Vol.67, No.1, pp.55-83; Anthony Clive Bowyer, “Parliament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Working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8.
[8]从议会政治视角研究政党问题，焦点是政党如何竞选以及议会与政府关系等议题；政党建设视角则更关注政党的组织体系、日常运作、干部队伍、党员队伍等。关于政党建设视角和议会政治视角的差别，可以参见祝灵君、郭玥：“美国政党政治中的党建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9]“祖国之光”党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该党的多语对照材料（哈萨克文、俄文、中文、英文等），本文使用的“祖国之光”党的机构和职务名称，如无特别说明，均是“祖国之光”党提供的官方中文译名。
[10]与外国政党开展党际交流，类似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1] “Nazarbaev instructs to develop new doctrine of party ‘Nur Otan’”,February 18, 2013, http://www.akipress.com/news:521083/
[12]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приемнаяпартииНурОтан
[13]在“祖国之光”党的话语体系中，“领袖”专指纳扎尔巴耶夫。
[14]《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四条。
[15]parliamentarygroups
[16]例如，在与努尔苏丹市委的座谈会上，我们询问前哈共党员比例，主持座谈的市委第一副主席直接让在座的前哈共党员举手，包括他在内有7人举手（总共11人）。
[17] 2018-2019年，人民币对坚戈汇率大约在1：55上下浮动。
[18]哈萨克族内部又分为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三个大部族和众多小部落。
[19]高永久、许亚清：“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体制”。
[20][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 命运 个人》，陆兵、王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