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罗曼·罗兰和他死后才被允许公开的《莫斯科日记》

罗兰是一个具有特殊知识分子敏感的大作家，在鲜花，万岁声和掌声中,他预感到一种灭亡的征兆。正因为对苏联爱之深，所以痛之切；正因为挚爱与痛苦的交织，他又不便贸然责备这个只有十七年的新生政权。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他亲眼看到，高级干部的别墅区，疗养区已是老百姓不准涉足的禁区。他发现苏联青年中流行着可怕的冷漠情绪，当获悉某个熟人被捕被镇压，他们照样去看电影，绝不大声说出心里的话，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了自己。

本文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1935年6月至7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他每天都记日记。当时的苏联，在罗兰的心目中是世界人民的未来，是反法西斯的强大堡垒。出于对苏联的拥戴和爱护的良苦用心，他在《莫斯科日记》的扉页写下了遗嘱："这本东西在50年内不得发表。"直到1989年，这部日记才出版了俄译本。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经傅雷译成中文(解放前有骆驼出版社版本)，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不胫而走，成了一部震撼心灵的宝典，傅雷称之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现在，《莫斯科日记》中文版在苏联解体后，距离他写日记已逾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我认为这是罗兰的又一个"精神遗嘱"。  

罗曼·罗兰为什么要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准予公开他的日记呢？最大的难言之隐在于：保护苏联。不要使许多阴暗面的披露，成为法西斯和其他反苏势力攻击苏联的口实。    

时间是最公正的法官，一切隐秘的真相，终于会大白于天下。《莫斯科日记》里记录了已见端倪的隐患。罗兰在两次会见斯大林和多次同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谈话时，委婉地提到他所发现的问题，但又没有和盘推出，因为他不得不保护向他反映问题的人。

罗兰是一个具有特殊知识分子敏感的大作家，在鲜花，万岁声和掌声中,他预感到一种灭亡的征兆。正因为对苏联爱之深，所以痛之切；正因为挚爱与痛苦的交织，他又不便贸然责备这个只有十七年的新生政权。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矛盾。 

罗兰在日记里写了好几个被无辜整肃的案例。罗兰从道义上为这些冤案申辨，然而雅戈达根本听不进去。罗兰对于将整个列宁格勒的一大批干部全部镇压——"一锅端"的作法表示异议，雅戈达却说此乃大局之必须，即令有错也算不得什么，与全社会安全相比，冤假错案不足挂齿。罗兰当时就感觉到，成为救助政治犯组织负责人的高尔基夫人彼什科娃与雅戈达之间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雅戈达对罗兰夸耀说，苏联的通信自由是绝对有保障的，就连白军军官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罗兰当场揭露说，连我的信也被你们检查了，检查者很粗心，将检查过后的信纸装错了信封，信口沾得也不牢。真尴尬啊！雅戈达却若无其事。  

到莫斯科的第十七天，罗兰就在日记里发出震聋发聩的问话："现在，有没有出现无产阶级贵族？"他亲眼看到，高级干部的别墅区，疗养区已是老百姓不准涉足的禁区。罗兰坐在汽车里发现路边的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个上年纪的妇女还向我们挥舞拳头。这些景象，同布置好的儿童城，工程师城和象棋城的"热烈盛况"，形成鲜明对比。他发现苏联青年中流行着可怕的冷漠情绪，当获悉某个熟人被捕被镇压，他们照样去看电影，绝不大声说出心里的话，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了自己。大学生对不必要的课程设置充满愤怒，但不准提意见，禁止任何讨论。所有这些体制正在造就新的一代反对派，来反对高校中的教条专制。相当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感到没有前途。高尔基十分欣赏的青年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原定要到寓所来拜访，但他没来，他说他只想见到罗兰大哭一场。这一腔愤懑，后来终于在《日瓦戈医生》中宣泄出来了。

罗兰日记中觉察到的问题，与列宁逝世前发现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问题大致上相同。没有工农监督的新贵族正在产生，权力正在向腐败迅速下滑。罗兰预感到，即令将日记中所感全部披露出来，也无助于这种向人民对立面转化的大趋势。

他当时十分纳闷：眼前这位谦和，平实和率直的斯大林，怎么会容忍把他当罗马皇帝那样来崇拜？当罗兰被当成最重要的嘉宾应邀参加红场的阅兵和体育表演，看到了人山人海高举斯大林的肖像欢呼，飞机在天空排列成斯大林姓氏的字母，为数众多的跑龙套者仰视着皇帝的金銮殿，唱起了对他的颂歌，浩大的游行队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与此同时，斯大林一直在显示自己.......罗兰试图在两个斯大林(即前天跟罗兰亲切交谈的斯大林与这个酷似罗马皇帝的斯大林)之间找到某种吻合点，然而就是未能如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列宁墓里开设了小吃部......罗兰说,啊,真是命运的嘲弄!

罗曼罗兰与斯大林

以后,罗兰和高尔基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有数十上百的各界代表人物来汇报伟大成就，"其落脚点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切归功于国王"！罗兰刚踏上苏联国土一个星期就痛感人治的危险，感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害处。他说："让单个人拥有过分巨大的权力，乃是不明智的。当一个人的权力能够绝对限制另一个人的利益时，那些不可避免的争吵和角逐就会产生，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会开始"。

罗兰举出法国作家维克多.塞尔什被驱逐出苏联完全出于流言蜚语站不住脚的理由，向斯大林当面进言到："如果扎进手指里的刺可以立即拔出，为什么不把它拔出来，还要让伤口溃烂呢？"   

可惜这时苏联肃反扩大化已经不是扎进手指里的一根刺的问题，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失去了控制。连战功赫赫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大批高级将领都不能幸免，遑论其他有良心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了。 

高尔基也跟罗兰一样忧心忡忡。他对罗兰说，如今依旧存在着古老的、野蛮的俄罗斯。他列举大量事例痛加抨击，诸如树典型之类的浮夸风，文学家利用政治家的声望来抬高身价，以最令人恶心的方式去抱政治家的大腿。高尔基认为，苏联老一代作家早已远远落在时代后面，"代沟"日益扩大。其中有一个读者和作家之间互相引导问题，在西方,艺术家们总是走在读者前面；在俄罗斯则相反，读者赶到了作家前面。高尔基对罗兰说："应当把伤口暴露出来让人们有目共睹"。经过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心灵是如此贴近，达到直言不讳，无话不谈。高尔基非常幽默，特爱开玩笑；然而又时常忧郁无奈，使罗兰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孱弱的人：他违背着自己的本性而行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量不去谴责那些在政界有权有势的朋友们的过失。在他心里正展开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布哈林

罗兰在高尔基寓所见到了布哈林。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吻高尔基的额头，还用双手掐高尔基的脖子，掐得特使劲，直闹得高尔基喊叫起来。他对罗兰怀着特殊的好感，罗兰认为这种好感，比一般知识分子的友情要广博得多，是一种炽热的爱，是一见倾心情投意合。他认为布哈林心灵充满朝气，有一副火热心肠，对任何智力活动都不是外行。不料这位在罗兰心目中年轻出色的大报总编辑和理论家，也没逃脱逮进绞肉机的命运，1938年(即日记之后的三年)，布哈林被处决了.  

翻阅着日记，我不断为罗兰的天才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把他的视觉比成X光，那太贬低了。X光能透视历史吗？能进行抽象思维吗？

罗曼.罗兰那一双忧郁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的奥秘何在呢？

我认为根源在于他对人类博大的挚爱和具有深邃的思想的自由。

在他和斯大林谈话时，罗兰举出了伏尔泰对卡拉斯案件(18世纪法国教派间的一大冤案，伏尔泰发动全国舆论干预，终于昭雪，从而大大加强了法国刑法改革和宗教宽容的运动)和左拉对德莱福斯案件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维护正义的举动，希望苏联不要成为世界进步舆论谴责的焦点，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罗兰正是继承发扬了他的前辈伏尔泰和左拉的光荣传统，仗义直言，希望他所热爱的新生政权不要滥杀无辜。

这是什么精神?  

罗兰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从成名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那篇《超乎混战之上》的反战宣言所体现出的博爱精神，也就是我国的左倾势力在五六十年代对罗兰大张挞伐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兰超出了交战国双方的立场，揭露了战争的非正义性质，说这是帝国主义分子，金融巨头们的一场赌博。罗兰受到民族沙文主义者们象疯狗般的猛吠谩骂："卖国贼"，"德国特务"，"奸细"......罪名无端飞到头上，朋友纷纷离去，恐吓信如雪片飞来，罗兰在恐怖孤独中几乎要发疯，绝望使他到了自杀的边缘。

然而伟大的罗兰从呻吟中醒来，他说法国人对我的仇恨上升，可我什么也没干，只不过说了一些人情话，只不过静悄悄地坚持我的无仇无恨的谦虚态度。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应该区别对待。不管德法两个民族在战场上如何进行你死我活的火并，我对德国的优秀文化仍然表示钦仰。大炮在战场上轰鸣，我要继续赞美歌德，贝多芬。他甚至厌恶"欧洲至上"的观点："别再叫我欧洲人！为什么不叫我狒狒？不叫我狼狗？人是属于人类的。我是人。我在寻找人类的祖国......"(《战时日记》988页)。   

罗兰荣获1915年诺贝尔奖，奖金全部捐赠给了援助战争难民的民间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请问:这样的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这样的人道主义怎么就应该硬派它姓"资"？罗兰抵达莫斯科时，法国驻苏大使对他不予理睬。罗兰被当作苏联的上宾，这位大使感到深深的侮辱，很恼火。罗兰在日记中写到："我一如既往地自视为法国的一个坏公民！""要是他们有头脑，难道还能充任大使吗？"我认为罗兰所言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公民几乎如出一辙。这种思想境界，够革命的了。 

然而我国的批判家仍然不依不饶，说罗兰的人道主义浅薄，错误，甚至是反动的。要求全世界的文化巨人，艺术大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这可能吗？现实吗？

 当清朝刚刚崩溃，中华民国成立不久的1916年，罗兰曾发表《给被残杀的人民》(《明日》)，为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伸张正义。他说："60年前，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企图把自己从致命的恶癖中解救出来。在两次战争和一种侮辱性条约(指1858年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英国强迫接受毒物，使英国赚了100亿。"(政论集《自由精神》)1926年，是罗曼.罗兰最早向欧洲热烈赞扬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许多中国青年感到惶惑，纷纷到西方寻找向导，罗兰说："在我们西，,有比你们孙中山更好的模范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兰一直是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他称赞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巨人从苦海中站起来了。这些正义的呐喊，怎么能归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畴呢？到底是谁浅薄呀？

1957年反右派时，我国报刊上大批特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奋斗和思想自由，将这部反抗黑暗的英雄主义颂歌贬成毒害青年的书。到了"文革"，这部宝典当然被葬身火海。但是罗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是靠横扫就能清除的。极左势力对罗兰泼去的污水，丝毫无损他在我们心中的光辉。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以珍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知音宝典为荣耀。《母与子》也在八十年代出版了。1995年初，《莫斯科日记》——一部新的精神遗嘱终于面世，更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殷鉴。

1919年萧伯纳发表了一个剧本《伤心之家》，他在这个戏的序言中说:"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嗨，这话真是击中要害！"    

但愿他们说的不适用于饱经苦难和浩劫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