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略观点：海南自贸港真正崛起的关键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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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海南自贸港建设已迎来了四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要求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实现这一目标，光荣梦想和压力同在。

本文认为，从长远看，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前提下，真正激活企业家的创新创造活力，将是决定海南自贸港最终成效的关键所在。

为此，海南自贸港建设应将再造动力机制放在首位，加快实现从有为政府牵引向有效市场运作的“关键一跃”，从举国体制驱动型增长迈向市场内生驱动型增长。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30周年大会，向世界宣布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四年来的主要成效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制度框架加快构建。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相关部委相继推出了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意见、外商投资准入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150多项政策，自贸港“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在此前提下，海南“两个15％”所得税、三张“零关税”清单、加工增值30％以上免征关税政策等有序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试点展开，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效初步显现。2021年，海南经济增速达到11.2％，两年平均增速7％，分列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目前海南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主导的“3＋1”现代产业增加值占比达70％，南繁、深海、航天“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连续4年保持40％以上增速。

海南货物贸易规模已突破千亿，经济外向度达到27％，较4年前提高约5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自2017年以来连续4年翻番，海南从经济小省迈向外资大省行列。博鳌亚洲论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南海明珠”世界能见度日益提升。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难点和挑战所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习总书记考察海南时强调指出“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按照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设定的目标，2035年“自贸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要更加成熟”。在这一进程中，海南自贸港需要直面和处理好三个问题：

一是直面外部战略环境日益严峻复杂、不确定性和风险上升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可能的冲击。

开放是自贸港的生命线。但是，与香港、新加坡崛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不同，当时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有利，尤其是80年代后冷战趋于缓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而今天的海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外部环境，表现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全球价值链收缩三重因素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给海南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更需要警惕的是，未来15年东亚地区可能面临朝核问题、台海冲突、南海争端三大风险，任何一个风险引爆均可能引发剧烈冲击。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避免这些风险，最大限度减少这些风险对海南自贸港的影响，将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

二是直面自贸港面向海外“飞地”特点与海南经贸流量高度依赖内地的矛盾，构建中国特色的自贸港模式。

从国际上迄今为止的经验看，自贸港的核心功能是作为面向海外的“飞地”，通过“境内关外”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对区域进出口和产业发展的冲击。从这个角度出发，自贸港主要定位是面向海外市场，采取“两头在外”发展模式，以高度自由化制度设计融入国际大循环。

但是，海南自贸港的情况与其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绝大部分商品和要素流量来自于中国内地，呈现与国内市场深度联系的特征，而海外市场联系度很弱，其外贸依存度仅有27%（上海、深圳分别为94%、116%）。

未来全岛封关后，海南如何在发挥“境内关外”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同时，避免封关带来的与内地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上升，夯实既有基础，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

三是直面海南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与自身创新要素相对稀缺的矛盾，走出一条睿智增长之路。

国家对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定位十分清晰，就是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南繁、深海、航天三个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很显然，海南自贸港今后产业发展中，依赖于先进技术和人才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了很大比重。

但是，根据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取决于相对要素丰裕度。海南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关键取决于能否汲取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要素，而这方面恰好是海南目前的短板。

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吸引国内外高端技术和人才要素向海南流动，解决海南的创新要素短缺问题，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是海南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如果说，过去4年海南自贸港建设更多处于国家高位主导、搭建制度框架阶段，国家和海南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和动员资源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那么，今后一个时期应逐渐转入市场内生驱动、创新引领增长阶段。

从未来看，能否通过举国体制快速集聚资源，在此基础上逐渐激发市场活力，形成企业家精神主导下的创新增长格局，实现从有为政府牵引向有效市场运作的“关键一跃”，是决定海南自贸港能否在国际角逐中胜出的关键。近期海南党代会提出了“一本三基四梁八柱”的战略框架，结合这一框架和海南发展实际，本文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充分立足新发展格局，从传统离岛型自贸港模式转向依托超大国内市场的腹地型自贸港模式。

许多研究者认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应充分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打造高度自由、以国际中转为特色的离岛型自贸港。但是，这一看法忽略了海南自贸港作为大国腹地型自贸港的特点和差异。与离岛型自贸港不同，海南自贸港的最大优势和特色来自于其紧靠中国内地这一超大市场，脱离这一优势空谈打造高度自由的自贸港，无异于以短击长。

未来15年海南要加快崛起，必须充分发挥紧靠内地优势，从“两头在外”的自贸港模式转向“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自贸港模式，打造联结中国内地与外部世界的独特通道。为此，需要打破对自贸港认识的局限，在制度设计各个领域体现这一要求。

比如，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如何在财税和监管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内地与海南货物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两者产业链层面的上下游协作，鼓励通过海南引入境外高端技术、资金要素赋能内地产业发展？这些要求在现有政策中虽有体现，但仍然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二是注重围绕产业内在需求，从供给主导型制度创新转向需求牵引型内生制度创新。

经过近几年的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已初步构建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在投资、贸易、金融、航运、人才、数据流动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政策体系，为下一步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作为自贸港建设初期的框架性制度，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国家供给主导型的特点，许多政策是由国家各个部委为海南“量身定制”的。

随着海南自贸港进入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相关制度创新亟需进入以市场主体内在需求为牵引、以打通特定产业瓶颈为目标的内生改革阶段。由于海南相关产业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具体产业瓶颈只有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才会逐渐暴露，因此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必然是逐步推进的（如同操作系统的bug只有在亿万用户使用中才能发现和优化一样）。

比如，当前海南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涉及港口航运、医疗健康、跨境研发、数字技术等诸多领域，每个领域问题千差万别，唯有在实践中加强问题调研和需求评估，才能不断提升改革的精准度和靶向性，实现“定向爆破”，避免大而化之甚至政策放空。

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举国体制牵引型增长转向更多依靠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增长。

如果说，前两条涉及的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制度框架，那么，如何将这些制度框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核心中介变量便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并进行创新来追求利润的人，是所有要素里最核心的要素。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驱使下的“破坏式创新”。

从海南自贸港建设而言，举国体制更多适用于起步期培育市场阶段，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多是降低交易成本，唯有千千万万敢于创新、勇于冒险的企业家才是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海南创新要素稀缺的难题，事前规划无法给出所有的答案，唯有企业家才能出于对财富的渴望大胆开拓，实现生产函数的创造性改变，打破资源配置的魔咒。例如，深圳之所以涌现华为、大疆、腾讯等一大批优秀企业，靠的是市场力量，而非政府选择。海南未来的崛起也是如此。

尤其是海南未来大力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新兴产业，具有快速迭代、不断试错的特点，由于人类有限理性的存在，政府不可能预知未来前沿在哪里，唯有通过广大企业家的冒险尝试，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冲出一条血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真正激发广大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勇气和活力，是海南自贸港在严峻外部环境中崛起的关键和希望所在。至于微观细分层面的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创意设计等产业如何发展，政府并不比企业家具有更多的智慧，“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