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帝赵昺祥兴元年（1279）十二月，屡败屡战的文天祥在潮州五坡岭被元军俘获。次年正月，元军围攻崖山，逼文天祥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天祥示以《过零丁洋》诗，有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月，崖山沦陷，陆秀夫背负帝昺蹈海殉国，南宋亡。不久，元军将文天祥押往大都，投入监狱。此后接近三年的岁月里，元人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此时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统一天下，留梦炎等宋朝旧臣早已出仕新朝，抗元复宋的事业已成明日黄花，但是文天祥坚持不降。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文天祥始终坚持，决不屈服？让我们从他自己的言论中寻找答案。至元十七年（1280），文天祥在狱中成《集杜诗》二百首，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文天祥作《正气歌》以明志，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以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从容就义，以身殉国。其妻欧阳夫人前往收尸，发现文天祥事先缝在衣带中的一首《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尊称此赞为“衣带铭”。这些作品昭告天下后代：文天祥在人生最后关头认真诵读的就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以及渗透着儒家精神的杜诗等其他典籍，正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激励着他为国捐躯。本文讨论《正气歌》。《正气歌》长达六十句，可分四段。第一段即开头十句，总述天地之间充塞着浩然正气，并指明正气在任何情境下，始终存在，而且具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二段共二十四句，罗列了十二位坚贞不屈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赞扬他们就是浩然正气的具体表现，他们维系着人间的道德准则。第三段共二十二句，诗人沉痛地回忆自己抗元被俘、身陷囹圄的经历，表示坚信正能压邪，故对非人所堪的铁窗生涯甘之如饴。第四段是结尾四句，指出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自己，故而决心仿效先贤，杀身成仁。《正气歌》是诗人平生积蓄在胸中的浩然正气自然酿成的作品，它气势磅礴，情感深挚。阅读《正气歌》，可以明白什么是民族气节和民族尊严，可以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充沛的精神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以至于杀身成仁。《正气歌》虽然是文天祥个人的作品，但洋溢在诗中的浩然正气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当初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太学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置于文天祥将要经过的路上，劝其殉国。天祥入狱之后，故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前往探望，作《妾薄命呈文山道人》，以“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的句子勉励文天祥尽忠。可见当时不仅文天祥、陆秀夫这些前朝高官以身殉国，一些未沾前朝命禄的人士也以鼓励烈士捐躯的举动来养护民族气节。今人经常讨论“崖山之后是否还有中华”的问题，照我看来，既然文天祥、陆秀夫他们用生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与气节，既然王炎午、汪元量他们支持文天祥的义举，在崖山沦亡的就仅是赵宋王朝，而决非中华。《正气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标志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充溢天地、万古长存。后人或指责《正气歌》在艺术上存在瑕疵，主要有两点：一是立意、结构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石介《击蛇笏铭并序》等文有所雷同；二是所举先贤中严颜、嵇绍二人比拟不伦。先看前者。《潮州韩文公庙碑》论述“浩然之气”云：“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石介《击蛇笏铭并序》则云：“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为公（指孔道辅）击蛇笏。”《正气歌》的第一段（尤其是三、四两句）的旨意与苏文意近，第二段列举的十二位先贤中有三例（齐太史、董狐、段秀实）与石铭雷同，论者认为这是沿袭。其实将古文的立意或结构移植到诗歌，正是宋人打破文体界限的积极尝试。况且凡是同样的内容或主题，写法很难完全避同。比如体现正气的先贤名单，基本出于人们的共识，如果绝对不许雷同，那么一旦有人写过，后人又如何着笔？况且石铭列举十人，文诗列举十二人，两者仅有三人重复，似不得谓之雷同。再看后者。陈衍提出“说诗”应“知人论世”，且云：“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商纣王）为‘天王圣明’，姬昌为‘臣罪当诛’，‘严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石遗室诗话》卷三）此语的前半乃讥评韩愈《拘幽操》者，其实出于误解，暂且搁置不论。后半涉及《正气歌》，不可不辨。一般来说，用作比喻的两个事物只需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不必顾及全体。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两次引周文王（即西伯）为喻，前一次着眼于“拘于羑里”，第二次着眼于“拘而演《周易》”，都是取其一点，不及其馀。否则一文中两用一典，岂是太史公文字？文诗云“为颜将军头”，只着眼于严颜“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之一语，至于其最终降于张飞，则当别论。况且南宋人多奉蜀汉为正朔，严颜之降张飞亦未可轻非。至于嵇绍，身为晋臣，他以身捍卫晋惠帝而血溅帝衣，当然是忠烈之士。文诗举“嵇侍中血”以为典范，有何不可？至于嵇绍之父嵇康乃被晋武帝所杀，亦当别论。况且嵇康临终时将嵇绍托孤于晋之宠臣山涛，如果地下有知，嵇康对其子成人后仕晋之事，未必深以为非。陈衍所云，真吹毛求疵也。所以笔者认为，后人所议，未必真为《正气歌》之缺点。况且我们切不能忘记《正气歌》的写作场所是百沴充斥的敌国牢狱，其写作背景是斧钺之诛随时都会降临的生死关头，其写作心态是亡国之痛与仇敌之忾交织而成的悲愤填膺，其表达方式是无心推敲的喷涌而出。即使认为《正气歌》有艺术瑕疵的后人得到机会像汪元量那样入狱探望诗人，当面与他商讨如何进行润色，文天祥亦未必有暇仔细推敲也。>原题《崖山沦陷中华未亡的坚确证据——读文天祥〈正气歌〉》，载《莫砺锋讲宋诗课》
《莫砺锋讲宋诗课》
莫砺锋 著
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