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浪涛：程千帆《杜诗镜铨批钞》发微

冷浪涛程门问学 2022-07-15

程千帆先生的《杜诗镜铨批钞》虽然在形式上是评点，但近于读书札记。该书在内容上可以大致划分为注释和评论两个方面，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运用了“以杜证杜”“同中见异”“推源溯流”等，与程先生其他杜诗研究成果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批钞》贡献了全新的成果、纠正了旧有的错误、点出了疑难的问题、示范了研究的方法，在当代杜诗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程千帆先生的《杜诗镜铨批钞》（以下简称《批钞》）最初刊载于《草堂》1984年第1期上，后收入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第九卷《被开拓的诗世界杜诗镜铨批钞》一书中，《批钞》就是程先生对杨伦《杜诗镜铨》所作批点的汇集。“批”作为评点的一种，他所侧重的内容和一般的诗文评点有所不同，陈永正《诗注要义》说：“古人读书尤好眉批，在书页上端空白处以蝇头小楷作出批语，内容或注音，或校勘，或注释，而以评论较为多见。”《批钞》的形式其实是模仿黄侃的《文选平点》，对此程先生在前言中先有交待：“昔先师蕲春黄君之批萧《选》，不事繁辞，或仅缀片言，或但注一字，而其义自出。高山仰止，用是步趋。”而黄侃《文选平点》的形式和内容，黄延祖说得很清楚：“先君（黄侃）平点《文选》，本为讲授而作的札记，后人整理成书，为的是使读《文选》的有所参考。”程先生也说自己平时对《杜诗镜铨》是“隅照所及，书之简端”。这就明确了本书的性质和内容，它与一般的评点本侧重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自有不同，而近于读书札记。

对杜诗进行专门的评点始于南宋的刘辰翁，他的评点对后人影响较大，不过，后人的评价近乎毁誉参半，《四库提要》的评论最具代表性：“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在刘辰翁之后，又出现了较多的杜诗评点本，著名的有王士禛的《带经堂评杜》、金圣叹的《唱经堂杜诗解》等[周采泉《杜集书录》收录有关杜诗辑评考订类有3卷，可以参看]，这些评点主要集中在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方面。还有一些评点本是以通行的注本为底本，这些文献留存较多，其中还包括大部分未刊的本子[参看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比如陈訏手批《杜诗详注》、赵熙手批《读杜心解》、莫友芝手批《杜诗镜铨》等。他们的评点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不仅仅局限于原文的欣赏批评，还包括了对底本注释内容、书中所录评语的批点等，可以说后面这些杜诗批点算是程先生《批钞》的先声了。

自从《批钞》面世以来，对于它的研究和关注都不多，只有一些研究程千帆诗学的文章和专著零散的提及此书。另外，在现有的杜诗学目录中，对于此书的介绍也比较零碎，比如张忠纲等主编的《杜集叙录》，只在所著录的《被开拓的诗世界》后作了几句零星的介绍：“另有《杜诗镜铨批钞》20卷，选录了程教授对《杜诗镜铨》所作的精辟批语”，这显然未能充分地把《批钞》的价值和内涵揭示出来。为了充分客观认识此书，本文拟先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再探究本书所展现的研究方法和特点，进而揭示此书在当代杜诗学研究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一、《批钞》内容述要

杨伦的《杜诗镜铨》在清代诸家注本中较为简明，全书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释，这些注释有的采自此前诸家的注本，同时又有杨伦自己加入的新注；二是评论，主要搜集刘辰翁及其以后评点家的评语附于每诗之后或简端。杨伦在注释和评论上的去取都甚有见地，郭绍虞《杜诗镜铨序》评价此书为：“不穿凿，不附会，不矜奇，不逞博，而平正通达，自使少陵精神跃然纸上”，可算比较客观。但该书并不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批钞》对该书每一卷都有批点，涉及到的杜诗数量较大，这些内容也可以大致区分为注释、评论两个方面。注释的部分一方面包括对杨伦原书注释的批点；一方面又有程先生自己做的新注释。同样，评论方面也是，包括了对原书评论的批点和程先生个人对杜诗所做的新评论。以下就对两部分内容做一简述，并在每项内容后略举数例以说明。

注释方面

杨伦的注释因为追求简明，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字词训释错误、典故失注、章句意义不够显明、结构不够明确等问题。所以，对于其错误处，当进行纠正；对于其阙漏处，当进行补苴；而对于其不明处，当进行揭示。整个一部《批钞》在注释方面也占去了较大的篇幅。

首先是字词。对字词的正确理解是对诗歌正确理解的先决条件，正如戴震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也”，同样，诗歌的理解也和经的理解一样，需要先对字词进行准确的把握。程先生在批点中，时时注意到杨伦在字词方面解释的错误，或对一些疏漏而需要说明的地方予以补充。如《泥功山》“哀猿透却坠”一句，批云：“《说文》新附：透，跳也，过也”，“透”在此处不易理解，属于常见字的生僻义，而将其生僻义揭出，诗句意思便自然贯通了。如《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一首“饭抄云子白”，杨伦引仇注云：“北人谓匕为抄”，程先生批云：“今吴语亦然”，这就为仇注加入了方言的例证，从而为仇注做了补证。另外，古人对于一些习以为常的俗语，自然不需出注，但今人已不常用，所以不易理解，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做一番解释了。如《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多才依旧能潦倒”一句，“能”如果按平常的理解，则诗意未免奇怪，这里程先生引了夏承焘的《杜诗札丛》说：“今苏浙方言‘能’字读阴平声，作‘如此’、‘这样’解，如‘能好’、‘能大’，殆即今‘恁’字。”这样一番解释，则整句诗的理解变得顺畅了。

其次是典故。诗歌中用典比较常见，又比较复杂。有的典故看似与诗的语句相关，但并非诗人所本，这就容易导致误注；有的典故用得生僻，注家读书少，则无法正确注出；有的用典是“合用”，若只注出部分，就不能理解诗歌的深蕴；有的用典是所谓的“今典”，索解难度较大；此外，还有“暗用”的情况，有的诗人用典让人不易察觉，一般人滑眼看过，便不能体会诗人的匠心。因为用典的复杂性，所以注家在这些地方存在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程先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比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一首“不谓生戎马”一句，原书注云：“谓当此戎马而犹得生存也”，程先生批云：“此用《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就补出了诗歌的用典，还纠正了原书注释对诗意的误解。如《醉时歌》一首“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程先生批云：《汉书·朱买臣传》：“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接着又说“二句即用此事，此真沈隐侯所谓使人不觉也”，这里将注家忽略的用事注了出来，既展现了杜诗高超的用事技巧，也说明了注释的不易。又如《南池》一首“美利戒止足”，程先生批云：“《老子》第四十四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对注家失注的地方做了补注。

最后是章句。章句是一种起源比较早的注疏形式，主要是对章和句意思的串讲疏通，黄侃认为“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虽然章句如此重要，但很多注家都嫌其繁琐而不愿意去做，《文心雕龙》就说：“通人恶烦，羞学章句。”《杜诗镜铨》以简明著称，便很少留意到章句的疏解，所以程先生的《批钞》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做的章句，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偻举。如《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倚杖穿花听马嘶”一句，批云“闻马嘶则倚杖穿花而出迎也”，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是为了押韵，故意颠倒了句子顺序，如果注家不作一番句子意思的疏通，则容易发生误解。如《怀旧》“老罢知明镜”一句，批云“谓惟明镜知其老，即揽镜而惊老也，老罢，犹今云老了。”这也是对不易理解的句子做一疏通。又如《上白帝城二首》“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批云“上句属公孙，下句公自谓”，这里根据诗意，明确诗句具体的指代，从而也能看出层次感，是知作者并非泛泛而为。

评论方面

上文说过，杨伦的《杜诗镜铨》主要包括注释和评论两部分，书前凡例说“杜评始刘须溪，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寱语，不甚可晓。然于诸本中为最古，其可采者悉录之。前辈如卢德水、王右仲、申凫盟、黄白山、张上若、沈确士等，皆多所发明。近得王西樵、阮亭兄弟，李子德、邵子湘、蒋弱六、何义门、俞犀月、张惕庵诸公评本，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足为学者度尽金针。”可以说杨伦对于前人杜诗评论的搜采是相当丰富的。而程先生的《批钞》也有很多批语是针对这些评论而发的，或是指出他的谬误；或是对评论作进一步发挥。

对于前人的评论，程先生有揭示其穿凿的，如《春日忆李白》“重与细论文”一句，蒋弱六评云“细字对三四句看，自有微意。”程先生批云“此评穿凿，白年长于甫。甫从游时，白负大名久矣，岂有于赠诗中微文刺讥之理？”有的是就现有的评语做进一步的发挥，如《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春归柳叶新”两句，杨伦原书录《芥隐笔记》云：“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本于杜句。”程先生批云“然荆公更自凝炼，荆公字意皆炼，东坡多炼意耳”，这就对《芥隐笔记》的说法做了进一步延伸发挥。

在评论方面，除了一些主要针对书中所录的前人评语而发外，还有一些是程先生个人对杜诗所作的评语。这些评语或有关句式、或有关诗旨、或有关形式、或有关技巧，不一而足。如《复阴》一首评云：“此首八句三易韵，前四仄，中二亦仄，后二平。公自始即从事诗形变化之探索，创体之尤善者，《八仙歌》、《曲江三章章五句》是也。观此数首，知其革新诗体之意，投老不衰。”这从观察杜诗的形式出发，并延伸及于杜诗的创造性上，可谓独具只眼。如《次晚洲》一首评云“湖南纪行亦不及陇蜀纪行两组之整饬，古律皆然，盖随事成咏，非胸中先有一定布局，如《发同谷》、《发秦州》诸作比也。”这着眼于题材，观察前后期的不同，也比较前后期艺术成就的高下。又如《瞿塘怀古》一首评云“同一景物，必能以不同笔墨写之，乃极其变化，此诗法也。”这又从诗法上作阐发，说明写诗当有变化。总之，程先生个人对杜诗所作的评语较多，精义纷纭，此点将在后文继续为之阐发。此外，《批钞》中还有一些零星的内容涉及到校勘、编年等，这里不再详说。

二、《批钞》研究方法和特点

张伯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千帆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专家，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且他还是一位极其注重研究方法之探讨和实践的学者。”[张伯伟：《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可以说《批钞》也就是程先生研究方法实践的成果之一，里面充分展现了怎样发现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研究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对于特殊的研究对象应该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等等，对于我们读书和治学都有极大启发。而通过《批钞》文本，大致可以将程先生在此书中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条：一是以杜证杜、二是同中见异、三是推源溯流。以下对这三种研究方法进行详述。

以杜证杜

一本书常常可以看作一个自足的整体，而在整体之中，各部分之间在各方面都存在着联系。所以，当在本书的一部分遇到疑难问题或有分歧的说法时，往往可以通过本书中其他部分来求得证实。这种研究方法在前人的研究之中已经有意无意的用到，但是，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予以阐发，则大量出现在清代学者的著述之中。如焦循《论语通释》自序说：“十数年来，每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复以孟子之言参之。既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董、扬、班之说。”又如袁枚也认为“以尚书证尚书，而真伪定”，这些都可算是清人有这种方法意识的绝好例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概括清代朴学的特色时，也说到了：“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的方法。

而对于杜诗的研究，这种方法便可以叫“以杜证杜”了，在此之前的杜诗研究中，就有所运用，如《春日忆李白》一首，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注云：“公与太白之诗，皆学六朝，前诗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也，此真瞽说。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荆公云云，必是俗子伪托耳。 ”这就用杜诗中的其他诗句来证实王安石说法的不可靠，可算是一个成功的“以杜证杜”。

如果说前代注家或杜诗研究只是部分运用到了这一方法的话，那么程先生在本书中可以说是对这一方法大为发挥，据笔者统计，在本书中涉及到“以杜证杜”方法的地方就达30余条，数量不可谓不多。程先生自己也表现出了对此法的推崇，如《昔游》一首所录朱鹤龄的评语，程先生批云“朱氏此注，以杜证杜，细入毫芒，深为可法”。而程先生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大为开拓，将“以杜证杜”的内容向解释字词、明确句意、探求用事、解析写法、分析名物等方面推进。

在字词方面，如《法镜寺》“愁破崖寺古”一句，批云“谓聊随喜得以破愁，破字用法与《野人送朱樱》‘数回细写愁仍破’同。”这便是用杜诗中的句例来作为此处“破”字用法的证据，这是在字词解释上的运用。如《北征》“问事竞挽须”一句，批云“此即《羌村》所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也。”因《北征》、《羌村三首》写于同一时期，所以二诗在内容上便可互为印证，从而加深对诗意的理解，这也是程先生对当时学界争论问题的回应。[对于杜诗《羌村三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一句的意思，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因畏惧我而又走开”；二是“生怕我再度离去”。吴小如，傅庚生等认同前者，萧涤非则主后说。程先生在这里以杜证杜，认同后一种观点，这种解释较为合理，这也是程先生对当时杜诗研究问题的回应。]如《绝句六首》“溪虚云傍花”一句，批云“此即《渼陂行》‘船舷冥戛云际寺’之意，皆形容倒影中岸边景物与水中云影相交映成趣也。或疑云际山太安寺距陂过远，不得倒映，则似昧于诗人想象之功也。”这里用相同的写法作为例证，对于杜诗写法的精巧处进行了深入的发挥。如《有感五首·其二》“无劳问越裳”一句，批云：“即后《诸将》之‘越裳翡翠无消息’也。公之用事，或正用之，或反用之；或显用之，或隐用之；或用其意，或用其词，变化无端，而莫不足以达难达之情，真屈刀为镜手也。”这里用用事相同的诗句互为例证，进而说明杜诗在用事方面的变化无穷。又如《信行远修水筒》一首，批云：“水筒者，接竹为管道以引泉，循高低而支架，以入人家，顺流不息，用代汲引，极便山居，今庐山诸寺多有之。后《园人送瓜》云‘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灼然可见。”这里则引用其他的诗句来解释名物。可以说程先生对前人“以杜证杜”的方法进行了大力开拓，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

同中见异

“同中见异”是程千帆先生运用得比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从他早年的论文一直到晚年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一方法的实践从未间断，这也是很多人对程先生治学方法的直观感受。[参见周欣展：《千帆诗学与中国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8页。]其《古诗考索》里面所收录的论文大都是“同中见异”方法运用的典范，如《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长恨歌与圆圆曲》等。程先生也在不同的场合，以及论文中提及“同与异”的研究意识，如在《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提出了“同与异”一点，又在与张宏生先生合写的《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中指出“在艺术技巧上讲究趋避，是诗人们不断追求有所创新的手段之一。无论在主题、题材或表现方法上都有一个趋避的问题。趋新避旧，趋生避熟，往往能使得艺术获得新的生命。”这些都可以算作程先生重视“同中见异”方法的例证。

同样的，在杜诗研究中，程先生也注意到了这种方法的运用，而且“同中见异”的关注点非常多元，细到字词运用、句子的承接，大到主题、结构、情感等都有涉及。如《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绝域惟高枕”一句，批云：“公用高枕字或形容其乐，或形容其忧。此与《游何将军山林》之‘高枕乃吾声’异，而与《返照》之‘衰年病肺惟高枕’同，当分别观之也。”这说明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句里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而一个字词的意义也往往需要放入具体的语境之中才能确定。如《白丝行》一首，批云：“为乐天《缭绫》诸篇所自出，而别有寄托，又与白之直赋其事者不同。”这就对相同内容的不同写法作了比较。

程先生也关注到杜甫组诗的变化，如《前出塞·其六》批云：“太冲《咏史》，突出荆轲；公《游何将军山林》，独咏戎王子，与此篇同一机杼。而出之以议论，又于同中见异。”这关注到了组诗中写法的安排，杜诗的组诗常常如此，除了上举的内容之外，程先生还发现了秦州到同谷的纪行组诗中，《凤凰台》一首的安排是“十一首皆即景为之，独此《凤凰台》一篇，别出寓言，无正面写景之笔”；又说《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组诗中第六首为别调，都与左思《咏史》组诗的安排相似。但他又进一步得出了杜甫《前出塞·其六》和《游何将军山林》中咏戎王子一篇，都是以议论的方式出现，又与左思的写法不同，可知在组诗结构的安排上杜甫受到了左思的影响，但又有变化。此外，组诗一般需要避免各诗之间的词重意复，不然会影响到一组诗的张力。如《洞房》以下八首组成的组诗，其中《历历》一首，程先生批云“此首之下半即《洞房》之下半首，要看其说法之不同，前首贴明皇说，本首贴自己说。”这样一番分析，就解决了组诗意思重复的问题了，分析可谓细入毫芒。

推源溯流

推源溯流是古代文学批评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钟嵘的《诗品》即大量使用这种方法，《四库提要》说“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但是钟嵘主要着眼于宏观的追溯，对于单独的题材、诗法、形式、结构、内容等较细的方面则很少注意。程先生在研究中也注意推源溯流，比如他的《长恨歌与圆圆曲》一文，就追溯了《圆圆曲》在结构的安排上其实是取法于《长恨歌》。而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其在诗学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元稹评价杜甫是“尽得诸家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王禹偁说“子美集开新世界”，其在身后的巨大影响亦可见一番，可以说，后来诗人大都受到杜诗的沾溉。所以杜诗研究中，对杜甫对后人的影响做一梳理是相当必要的。《批钞》中也有多处用到推源溯流的方法，着眼点也比较广泛。

首先是句法上的追溯，后人学杜，多在句法上进行模仿，如《三绝句·其二》“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两句，程先生批云：“简斋《望燕公楼下李花》‘燕公楼下繁华树，一日遥看一百回’，从杜出也。”此类的追溯又如《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两句，批云：“但言怀才不遇耳，而跌宕顿挫如此，妙绝。山谷《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即学此种，不易知也。”这便是追溯后人在句法上对杜甫的学习。

其次是写法上的追溯，杜甫说自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时常注重写法的创新，而这些创新的成果又往往成为后人效法的对象。程先生也时时做写法上的追溯，如《陪李金吾花下饮》“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两句，批云：“此类调侃，下开宋贤，东坡每效之。”这确实如此，如东坡《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一首，即用同姓人的典故来调侃徐、孟二人，其实就是效仿杜诗此类写法。又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四句批云：“荆公《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余作诗》云：‘濠梁崔白亦善画，曾见桃花净初吐。酒酣弄笔起春风，便恐飘零作红雨。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掇蕊随翅股。一时二子皆绝艺，裘马穿羸久羁旅。’以崔白陪惠崇，亦犹公之以韩干陪曹霸也。然又有同中之异者，杜简而王繁，杜于曹、韩有所优劣，而王则并崇、白付之一慨。”这里不仅对王安石的写法进行了追溯，又对王安石的变化予以了揭示，接着又说：“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可谓独具只眼。

再次是形式的追溯，杜甫对诗歌形式的探索至老未休，晚年仍有很强烈的创新意识，集中的《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章五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缚鸡行》等等，无不是杜诗的创格，这些形式的创格多为后人仿效。程先生常注意及此，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一首批云：“此首共十句，前五句押四平韵，后五句押四仄韵，而以第五第十两句为单句，又是一格。山谷歌行，每学此种，得其神髓，非徒以炼字琢句为能。”这就先分析了杜诗的形式，同时又指出后人的取法，可算是对形式的追溯。此外，杜甫的诗里面也有一些写得不好的诗，或肤浅、或率意、或意俗，后人学习此种诗歌，难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程先生没有为杜甫回护，而是直接予以揭露。如《覃山人隐居》“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两句批云：“此联竟似清高宗、赵雪斋辈恶诗。公集中何所不有，异哉！”又如《柏学士茅屋》“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一句批云：“意俗，句亦俗，下开罗昭谏辈，昌黎《符读书城南》篇亦从此出。”

《批钞》是程先生的杜诗研究成果之一，此外他还有一些成果分别见于《被开拓的诗世界》及《古诗考索》中，而《批钞》与这些研究成果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批钞》是做的专书研究，内容或是对《杜诗镜铨》作补证纠谬，或是在其基础上作延伸深入，这与程先生其他研究成果选取较单一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其次，从研究倾向上看。《批钞》具有较强的文本意识，从书中对《杜诗镜铨》注释的注意，到许多地方不厌其烦的作章句疏通，再到对部分诗篇形式、诗法、结构的揭示，都一一展现了这种对文本本身的重视。程先生向来提倡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批钞》的内容则更多的集中在文献学方面，也就是先对文本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再次，从内容呈现上看。《批钞》的内容简明扼要，精义纷纭，正如他评论黄侃的《文选平点》一样，《批钞》也同样达到了“不事繁辞，或仅缀片言，或但注一字，而其义自出”的境地，这也是中国传统著述形式的一大优势所在。最后，从内容含括上看。整个一部《批钞》含括了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方面，几乎包含了研究古典诗歌的主要内容，注释、校勘、编年、纠谬、评论、赏析，以及细到研究方法的运用、不同对象的处理等等都有涉及。对此莫砺锋先生曾撰文回忆道：“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就用杜诗作为范例。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莫砺锋：《将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中华读书报》2019年05月08日07版。]这一段话可以说充分的说明了程先生的用意，而《批钞》也正是应这门“发凡起例”的课程而诞生的成果。

三、《批钞》的价值和意义

《批钞》在形式上较为独特，在内容上含括较广，特别是在杜诗研究的方法上有其独到处，对杜诗的研究应该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就形式而论，《批钞》是近于读书札记的评点，在杜诗研究中，也存在着轻视，或有意搁置一些杜诗评点本的做法，[参见曾绍皇：《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其实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可取，周采泉《杜集书录》卷八到卷十就著录了三卷之多的辑评考订类文献，并说“足以补以往集注、集评本之缺，读者应注意及之”，这也说到了杜诗评点本的价值，但应该说还是不够全面。现在即以程先生的《批钞》为例，揭出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在笔者看来，《批钞》在杜诗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贡献全新成果

上文说过，《批钞》的形式是模仿自黄侃的《文选平点》，而对于黄侃的《文选平点》，前人有过较多的评论，其女黄念容在《文选黄氏学序》中说：“每下己见，类皆原本雅故，熟谙文例，洞然有得于作者之旨趣”，我想这一评论放到《批钞》上也不为过。《批钞》全书内容整体严谨，发现了较多新的问题，也为杜诗研究贡献了较多的成果，如上文所论，《批钞》在注释上、评论上多所关注，又时下自己的评语。在注释上，有的为诗歌补出了出处；有的为疑难诗句做了章句，使诗句意思豁然。在评论上，关注面广阔，多方面展现自己的思考，在诗形、诗法上的探索尤为得力。同时，这样一些新的成果又普遍扎实，信而有征。今人谢思炜先生所撰《杜甫集校注》，引用书目中未列《批钞》，应该是未参考到此书，所以《批钞》的一些新成果未能及时被采录进去，如《醉时歌》“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两句，谢书的注释便没有注出诗句用事的确切出处。[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纠正旧有错误

读书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发现书中的错误，而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实也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心而论，杨伦的注本在清代算是比较精要的，毕沅作序甚至认为是“将各家注杜之说，勘削纰缪，荡涤芜秽，俾老杜之真面目、真精神洗发呈露，如镜之不疲于照，而无丝毫之障翳也”，当然这未免推许太过，因为内容既多，则不免仍有疏忽，所以《批钞》里面也有较多对旧注的谬误缺漏、对前人评论失当的地方进行纠谬的。我们可以看到对前人观点的纠谬几乎每卷都有，某某注非、某某说非、某某说泥、某某说误、某某评凿这样的术语常常能见到，在指出前人的谬误时，程先生又能给出自己令人信服的解释。可以说这些数量较多的纠谬，一方面纠正了《镜铨》的错误，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读《镜铨》的参考。今日通行的另一部由山东大学主持校注的《杜甫全集校注》，引书目录中也未采录《批钞》，所以在一些地方仍然不免因袭前代注家的错误，如《绝句四首》“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两句中对“行椒”的解释，还因袭宋人赵次公的错误注解，这也是未参考到《批钞》的缘故。[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4页。]

点出疑难问题

杜诗历来号为难注，虽然古来的杜集文献浩如烟海，如通行的杜诗学目录《杜集叙录》，收录的杜集文献已多达1261种，此外，还有一些未刊评点本未收录。但是杜诗中间还有一些疑难的问题悬而未决，还有待后人继续深入探讨，如今人莫砺锋先生就有一篇《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九例具有代表性的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在学术研究之中，对于一些疑难问题的指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启发我们应具有问题意识，提醒我们注意对于一些仍有问题的地方不能滑眼看过；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而程先生也在《批钞》里面点出了部分疑难的问题，有待于后人去深入研究和思考，这些地方往往以“存疑”、“不详”、“晦句”等注明。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二句，批云“此游在夏，诸篇所写，皆夏景也。独此二句阑入春景，其故何哉？弟子质疑，竟莫能答，甚愧。”这不仅展现了程先生谦慎的风度，还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研究。又如《遣兴二首》，批云“此二诗当有本事，所喻未详，朱长孺强为之说，似亦难通。”这就对前人的解说提出了质疑，而自己也表示未详何指。诸如此类，我们都可以在程先生的基础上再做思考。

示范研究方法

今天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讨论相当热烈，张伯伟认为“如果以百年升降看东亚学术，今日学术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反省西方汉学对东亚的影响和改造，其症结点就在研究方法。”[张伯伟：《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可以说，程先生的《批钞》虽然比较零散，但他为研究杜诗，或者进一步说为研究古典诗歌示范了研究的方法，而程先生的初衷也正在于此。根据上文的探讨，我们大致把程先生在本书中展现的杜诗研究方法归纳为“以杜证杜”“同中见异”“推源溯流”三条。我们来看这些方法的时候，也应该知道这些方法也并非程先生首创，而更多的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推进，扩大其运用的范围，可以说整体收效很好。而他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提出了研究方法，还为我们示范了解决问题的过程，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

综上，可以说程千帆先生的《批钞》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研究杜诗的一个范本，在当代杜诗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他对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如何做研究、研究应该持何种态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指导和示范作用。《批钞》的形式近于读书札记，过于简明，所以一些地方引而不发，有的地方未加上足够的例证，我们都可以在其基础上继续做延伸思考。我们也应该对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成果有正确客观的认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刊发。因篇幅原因，这里省略了部分注释，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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