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漫话中国文学批评

张伯伟程门问学 2021-06-11

文学批评是英语中“Literary Criticism”的译名，中国传统的说法是“诗文评”。尽管“诗文评”的名称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文学批评的意识却早在先秦时代便已经萌生了。

孔门以“四学”教人，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孔子对《诗经》有过不少的评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的基本看法。例如：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以上论述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对文学的要求，涉及到文学与道德、文学与社会等外部问题，也涉及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文学的审美要求等内在规律，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及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继承了孔门的文学观，并在其人性论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诵诗读书的方法，经过汉人的实践，遂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最广的批评方法。

道家的文学观在《老子》及《庄子》中有较为广泛的表述。《老子》中提出的“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中“兴趣”、“气象”、“神韵”等说的产生都起到了奠基作用。《庄子》更进一步提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篇》）的主张，崇尚自然之美、纯粹之美。又强调“以天合天”、“无以人灭天”（《秋水篇》），“用志不分，乃凝与神”，对于后代作家摆脱礼法教条、名利权位的束缚，以澄彻透明之心从事于文学创作，使作品达到与自然合一、形神皆备的境界提供了思想基础。《秋水篇》中还指出：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这一意见，经过魏晋时王弼的发挥，遂成为玄学的命题之一，即“言意之辨”，经过刘勰、钟嵘的理论阐述，形成了“意在言外”的审美理想。

从东汉初年开始，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明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特立“诗赋略”，即为一项标志。到了魏晋之际，就出现了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题论文——曹丕《典论·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曹丕强调了文章的独立价值，并从创作的角度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指出作家的才情气质对于风格形成的作用。曹丕还首次对文学体裁进行了区分。

南朝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文心雕龙》与《诗品》。《文心雕龙》共五十篇，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说明了此书的写作动机、基本内容及整体结构。在总论部分，刘勰讨论了文学中的关键问题，他把《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称为“文之枢纽”。在文体论部分，他对汉魏以来的各类文体作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工作。在创作论中，刘勰讨论了艺术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以及各种艺术技巧，诸如声律、对偶、比兴、夸张、用典、章句等。在批评论中，尤其是《知音篇》讨论了文学的鉴赏问题。《诗品》评论了汉代以来的五言诗共一百二十多家，并对其中的三十六家一一溯其渊源，纳入《国风》、《楚辞》及《小雅》三大系列，形成了一个新的秩序。钟嵘又通过“三品升降”表达了他对诗歌发展的价值取向。从文学批评史的立场一看，《诗品》提出的抒发性灵的诗学观以及“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

过去人常说，唐人作诗而不论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唐代盛行诗格的著作，所谓“诗格”，指的是讨论诗的格式、作法之类的书。从其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诗的声律和病犯，另一类则偏重于意象和句法；前者盛行于初盛唐时代，后者盛行于晚唐五代。初盛唐的诗格是对六朝文论的继承和发展；晚唐五代的诗格则下开了宋代的文学理论。

宋代是文学批评意识充分自觉的时代。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将文论著作从“总集类”中分离出来，而冠以“文史类”之名，并进而列出“诗评类”，这正是文学批评意识高度自觉的大标志。欧阳修开创了诗话体，也就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近似于炉边谈话式的亲切的说诗方式（清人吴乔就有《围炉诗话》）。词体是宋代极为兴盛的文体之一，随着创作的发展，批评也随之而发展起来。在诗话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词话，后来又出现了文话、四六话、曲话、赋话等。此外，宋人还发明了评点的批评方式，这一方式后来由诗文拓展到戏曲、小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特有的形式之一。

元、明时代的文学批评在戏曲和小说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而诗文批评则不免反复重弹着唐宋时代的老调，复古摹拟之风甚盛。至晚明，则或是放情任性，或是幽僻险怪，尽管这对于文坛上沉闷的守旧空气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拘于一端，亦不免以偏救偏。

在学术文化上，清代可谓集大成的时代，就文学批评而言，也是如此。在诗歌理论方面，清人的“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是对历代诗论的总结；在词学方面，常州词派的观点将词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观点，将历代的文章论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戏曲、小说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论文和评点之作，在明人的基础上更有新的发展。晚清以来，一批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向先进的西方和日本学习。在文学理论上，则一方面提倡改革之风，如“诗界革命”中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又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认为它代表了俗语白话的文体；另一方面，有的批评家乃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对传统文学重新加以衡论，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

中国文学批评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由于儒家强调“有德者必有言”，所以中国文学思想中特别重视作者的人格培养，认为“蓄道德然后能文章”。儒家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中国文学思想中也特别重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儒家重视文学的美刺讽谕功能，中国文学思想中也具备了悠久的诗教传统。佛道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当然也有重要的影响，如魏晋玄学之于六朝美学，禅宗思想之于宋代文论，但就总体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更为广泛而深远的。

其二，与创作实际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说明。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贯彻于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之中。古代的批评家往往就是作家，曹植曾这样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而古代文论著作也往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有些甚至就是用诗、词、曲、赋、四六文等形式写成的。

其三，和艺术理论的关系。诗、书、画、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修养，唐代诗人王维不仅精通音乐，而且还是南宗画的开创者。宋代的苏轼不仅在其诗歌中表达文学思想，同时也表达他对于音乐、书法、绘画的见解。所以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方薰既有《山静居诗话》，又有《山静居画论》；陆机《文赋》则以音乐理论术语表达文学理论；再如词学理论著作中所常用的点染、勾勒、浓淡、疏密，则来自于绘画理论。

掌握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以上特点，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就应该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使传统文学理论焕发出现代光芒。

>原载《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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