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掌握的数据越多，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全面越正确。《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反之，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会片面，就会不够正确。东汉时朱述元讲过一个故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之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那位辽东人之所以做出错误的判断，主要是因为少见多怪。著名学者岑仲勉甚至在课堂上说：“专家无常识。”他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还专门谈到专之过早的毛病：

记得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即便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毛病吧。试看王高邮父子、德清俞氏，他们的著作都是群经，成绩辉煌，相信他们的学习，不是开始便专于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

凡著名学者都广泛读过许多书，如朱熹自称：“某旧，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

泛读不仅有助于我们判断是非，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论著水平的高低，某位作家、某些作品的特点。不读哲学书历史书，就难以了解文学的特点；不读小说散文，不看电影不看戏，就难以知道诗歌的特点；不读《诗经》、《楚辞》乐府诗，就难以知道唐诗的特点；不读李白诗，怕也很难理解杜诗的特点。就拿写妻子的诗来说，李白的《别内赴征三首》其二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读来颇有点戏谑的味道，而这在杜甫的诗中却很难见到。鲁迅还鼓励学文学的要多看看文学以外的书，他指出：“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其次，具有广博的知识，可以为我们从事专门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朱子举例谈道：“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逮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胡适曾指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又说：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

陈垣也认为：“只博不专，难于有成；只专不博，学则不通。要博而后约，才能使学识成为金字塔形。”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也说：“学术史上文化史上如果没有广博而又深厚的基础，那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伟大的专家，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例外的客观规律。”从事文学研究也不例外，钱仲联说：“我的体会，文学研究者或诗人词人，不应该是疏陋的文人，而应该是博览群书的通人。以研究文学为专门，同时对训诂、哲学、史、地、宗教、书画等都要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知识局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圆照”的。”

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正确的理解作品。胡适尝云：“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你懂得的更多了。”

就拿《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来说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莱，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莱，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要读懂这首诗，首先要有语言学知识。如“好”是读“hǎo”，还是读“hào”；荇是读“xing”还是读“xìng”；“服”字是读“fú”还是读“bì”；“乐”是读“lè”，还是读“yuè”都要査考明白。这涉及到了音韵学知识。再说，“流之”的“流”字，毛亨《传》解释道：“流，求也。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朱熹《诗集传》解释道：“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鲁说曰：“流，择也。”清陈奂云：“古流求同部，流本不训求，而《诂训》云尔者，流读与求同，其字作流，其义为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凡依声托训者，例此。《尔雅释言》：‘流，求也。’《释诂》：‘流，择也。’郭注云：‘见诗。’是三家诗或用《释诂》文，训流为择，与下章采之芼之一例作解。”今人余冠英《诗经选》注释云：“‘流’通‘摎’，就是求或捋取。和下文‘采’、‘芼’义相近。”摎字可以读jiū，也可以读liú，在安徽方言中这两种读法都有，有采摘的意思。苇，毛《传》解释成“摘”，各家意见一致。这样看来，“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不仅句式相同，而且含义也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训诂学知识。

其次，要懂一点生物学知识。关于雎鸠，毛《传》曰：“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郑玄《笺》补充解释道：“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这些说法显然系政治说教。宋郑樵批评道：

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识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雁骛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骘骘，此天籁也。

郑樵认为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只不过是诗歌中常用的起兴句，也可以用其它水鸟来代替，“设若兴见鹙鹤，则言鹙鹤；兴见鸳凫，则言鸳凫。”他还谈到此诗作者“每思淑女之时，或兴见关雎在河之洲，或兴感雎鸠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义。何必以雎鸠而说淑女也！毛谓以喻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何理？”

《诗经名物图解·雎鸠》

郑樵用生物学知识驳斥毛亨、郑玄的说教，无疑是有力的。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一点诗歌常识，就会发现郑樵的解释尚未完全恰当人意。这首诗开头的起兴句不是以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以喻淑女不可致之义，而是以在河中洲上的雎鸠想捕鱼来比喻君子想追求淑女。闻一多在《说鱼》一文中，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指出：“正如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明人黄暐云：“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归翁周建仲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赋曰：‘西风吹折获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翁曰：‘是将求室也。’择吉日以女妻焉。在高启和周建仲看来，水鸟觅鱼也就暗示着君子求偶之意。

我们要理解这首诗，还得懂一点礼乐知识。毛《传》解释“琴瑟友之”句说：“宜以琴瑟友乐之。”郑玄《笺》日：“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真是不解释倒还清楚，越解释越糊涂。朱熹《诗集传》解释道：“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丝属，乐之小者也。友者，亲爱之意也。钟，金属。鼓，革属。乐之大者也。乐，则和平之极也。”琴瑟在堂上，是夫妻俩经常弹奏的乐器，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再如《礼记·曲礼上》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钟鼓在堂下，是在大型活动中演奏的乐器，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钟鼓既设，举畴逸逸。”再如《诗经·小雅·钟鼓》：“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郑玄《笺》曰：“同音者，谓堂上堂下，八音克谐。”可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意思是诗中的男主人想和淑女结婚，婚后与她友爱，使她快乐。

我们要理解这首诗，还得懂得一点文献学知识。这首诗的题目叫《关雎》，为什么要取这么个不伦不类的怪名字呢？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一《诗论》九云：“《荡》之诗，以‘荡荡上帝’发端，《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端。”明末清初之顾炎武也指出：“《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颂》为宗庙之乐，出于士大夫之手，故另命名，非民间歌谣。）”可见，《诗经》中的绝大部分诗原来都没有标题，后人在整理的过程中，为了让它们彼此有所区分，才给它们分别取了个名字，最省事而又最便于检索的方法，就是在第一句诗中找一字或数字作为标题。此外，各诗之后所附注的章句也为整理者所为，近人张舜徽分析过这个问题：

古人为书，有分篇叙次者矣，未有自分章段者也；有自为篇题者矣，未有别制章名者也；有之，则皆传注家之所为耳。《诗》三百篇，每篇标其章句。《毛诗正义》引《六艺论》云：“‘未有若今传训章句’，明为传训以来始辩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舜徽案：《关雎》诗后题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陆氏《释文》曰：“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据此，可知《毛诗》篇末所记章句，乃郑氏作《笺》时补题，而又采及故言，则毛公作传时本自有章句也。然则标明科段，出于注者之手明矣。

张氏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然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古书的题名多在篇后，二是题名往往包括稽核项，以免错乱。从杜诗《曲江三章章五句》的题名中，尚可看出些痕迹。话说回来，“《关雎》五章，章四句”是郑玄的观点。毛《传》原来倒是分为“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毛《传》的分法更原始，也更可靠一些。因而颇为后世所接受，如朱熹《诗集传》就肯定了毛《传》的分法，认为“关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陈奂的《诗毛诗传疏》也是这么分的。《关雎》分三章，接近原始面貌，问题是怎么分，像毛《传》朱熹《诗集传》的这种分法，是不便于歌唱的，无规律可寻，在《诗经》中，还找不到另外的例子。我们认为一、二、三段为一章；一、四、三段为一章；一、五、三段为一章。这样分三章，在结构上完全对称，颇便歌唱，《周南》中的其它诗都分为三章，这样彼此之间也就一致了。

而且，许多学问本来是不分家的，你要想将某一门学问钻研深透，而对其它学问一无所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曾指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戴震也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至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研究文学同样如此，故程千帆先生说：“研究文学而不管当时其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例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社会风习、中外交通等等，就更必然地会限制了自己的成就。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懂中国的禅学史和绘画史以及唐代的地主庄园经济，对于王维的理解就不免陷于肤浅。”

就以王维为例，他年青时写过一首《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晚年写过一首《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这两首诗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少年行》写闹市，整个场景显得热热闹闹；《辛夷坞》写僻静的山沟，整个场景显得冷冷清清。《少年行》写喧腾的年轻人，写系在垂柳边的马；《辛夷坞》写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既然有涧户，当然就有人，但是这些人对纷纷开且落的芙蓉花漠不关心，诗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让他们从画面上消失了。《少年行》表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辛夷坞》则表现了一种与世无关的出世精神。为什么两首诗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来找答案。

《全唐诗录·王维》

王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高、曾、父三代都做过司马，受到过很好的教育，能诗善画精通音乐、擅长书法。少年时代就离开家乡到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活动，经常出入于王公权贵之门。十七岁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九岁应京兆府试，举解头；二十一岁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大乐臣。可以说开元盛世是属于王维这种人的。所以，《少年行》虽寥寥数笔就表现出了长安游侠少年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整个画面是动态的，显得生气勃勃，充满着活力。但是，好景不长，就在王维担任大乐丞的时候，“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因为只能为皇帝舞黄狮子，否则就犯了政治错误。王维遭贬，出任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司库参军之后又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蹉跎岁月，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任中书令，王维才被他提拔为右拾遗，重新回到长安任京官，此时他已三十二岁了。而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知政事，李林甫独揽朝政，王维在政治上失去了进取心，先是隐居终南山，后是经营蓝田辋川别墅。天宝十五年（756），安禄山占领长安，王维遭俘，被迫任伪职给事中。次年，唐肃宗还京，王维下狱。乾元元年（758），如《新唐书·王维传》所说：“时缙（王维弟）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久之，迁中庶子，三迁尚书右丞。”上元二年（761），王维也就去世了。

王维全家信仰佛教，这从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王维，字摩诘。维摩诘是释迦时代的高僧。《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素食，不茹荤血。晚年常斋，不衣文綵。”王维的母亲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可知，王维营蓝田辋川别墅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母亲礼佛，该《表》称：“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馀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在寂静。”而寂静恰是禅宗所追求的大道。智能禅师在临死时说了一段关键的话：“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辛夷坞》就表现了这么个寂静的环境。而王维确实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理解，《六祖能禅师碑铭》就是他写的。明胡应麟称此诗是“五言绝句之入禅者”，可以说是讲到了点子上。

第三，专业书与非专业书之间并无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专业书与非专业书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启发的。胡适曾讲过一个故事：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所以要博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

所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说：“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题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譬如诗歌同音乐、舞蹈、美术关系密切，我们读研究音乐、舞蹈、美术历史与理论的著作，对我们研究诗歌当然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程千帆深有体会地说：

世界上没有一种与其它科学绝缘的科学，它们之间必然会互相沟通、渗透，互为影响。也往往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科学领域。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除了对于自己所专攻的某门科学以外，缺少其它知识，也对其他知识不感兴趣，就很难做到专精。而什么都知道一点，但都浅尝辄止，这样的人也很难称为博通。在广泛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某一领域，乃是古今学者取得成就的通途。

而且正如梁启超所说：“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之。”所以为了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要广泛涉猎各类书籍。

>节选自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第四讲《怎样读书》，为方便阅读，这里省略了引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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