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刘永济的寂寞
刘永济先生
说到刘永济的寂寞，可以提到他的早年弟子胡云翼在填词一事上与刘永济截然不同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宋词选》广为人知的胡云翼，1930年出版了《词学ABC》一书。在《词学ABC》中，他以一个“新文化人”的姿态宣称：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词？乃是认定词体是中国文学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了许许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让我们去赏鉴享受，我们当然不愿意抛弃这种值得赏鉴享受的权利。可以说，我们的和词发生关系，完全是建立在读词的目标上面。因为要读词，便得对于词作一点粗浅的研究，懂得一点词的智识。我写这本小册子的主旨，便只是想告诉读者一些词的常识，做读词和研究词的帮助。目的仅仅如是而已。我绝不像那些遗老们，抱着“恢复中国固有文学之宏愿”，来“发挥词学”的。（胡云翼：《词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1—2页）
胡云翼还强调说：
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填词。如果读者抱了一种热心于学习填词的目标，来读这本书，那便糟了！因为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方法，而且极端反对现代的我们，还去填词。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填词？读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词体才说这种话。我们对于曾经有过伟大的光荣的词体，是异常尊重的。可是这种光荣已经过去很久了，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了。（胡云翼：《词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2页）
“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了”，这当然是套用胡适《白话文学史》给文言判死刑的口气。既然词体在五百年前便已死掉，再去写词便是一件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事。照胡云翼的这个逻辑，他的老师刘永济热衷于填词，当然只能视为“遗老”的做派。一个弟子，放开了喉咙跟老师唱对台戏，词人刘永济的寂寞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永济的寂寞，不仅表现为填词生涯的寂寞，还表现为研词生涯的寂寞：他投入了极大精力的吴文英研究影响甚微，连他的许多弟子也反应冷淡。
刘永济特别推崇的唐五代两宋词人，有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人，他在武汉大学也长期开设词学课程。然而，在他的受业弟子刘庆云、陈达云、姜为英等人的记忆中，关于刘永济如何讲授周邦彦、吴文英的词，却很少留下痕迹。【刘庆云回忆说：“刘弘老讲唐五代两宋词，则言简意赅，无一长语，明晰透彻，如清澈溪流，涓滴人心，印象深刻……尤其深刻的是讲到欧阳修的《南歌子》‘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时，弘老用篆体将‘双鸳鸯字’画上一图，鸳字朝下，鸯字朝上，合成一椭圆形。这种形象的讲解令人终生难忘。” 见刘庆云：《悼念弘度师——写在刘永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1997年第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陈达云回忆说：“永济师为人谦和，办事认真，平素道貌岸然，不苟言笑。但在讲授词选和元曲时，感情深邃，眉飞色舞，鞭辟入里，引人入胜。有一次，他在讲温八叉（温庭筠）的‘梦江南’时，稍加分析，操着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反复朗诵‘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接着望了同学们一眼：‘你们在长江或东湖畔多注意一下人们等候情侣的焦急表情，就懂得它的境界了。’大家立即心领神会，不讲自通了。又一次，在剖析韦庄‘女冠子’一词上阕时，说‘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时间记得这样清楚，情思这样缠绵，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不言自喻吗？讲到下阕‘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询问同学们‘这种痴情是不是真的月亮知道而无人知晓呢？’大家众口一词：‘不会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他进一步追问。课堂顿时沸腾起来，大家就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了。”见陈达云：《记刘永济师二三事》，《武汉大学报》第1192期，2010年4月2日。】
之所以如此，姜为英以为，主要是听不懂：“弘老讲授屈赋、唐宋词都很有新意。记得讲南唐冯延巳的《谒金门》（风乍起）时，有声有色，令听者为之情动；讲李煜的《虞美人》，情随词现，惆怅思绪溢于言表；诵张孝祥《六州歌头》：‘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表现得慷慨激昂，几乎声泪俱下，课堂里鸦雀无声。”“但宋词格律的确难懂，我就自认是听不懂的人之一。弘老当时也有觉察，当堂问同学们是否能听懂？同学们不敢贸然回答。沉默几秒种后学生党支部书记许文庆回答说：可以听懂。但我怀疑这是为了安慰老师。他真的听懂否，我无法判断。当然这不是说弘老讲课不当，而是我们水平参差不齐，故此有不少人不懂。”（姜为英：《忆中文系“五老”风范》，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2003年第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说“听不懂”是一种礼貌的表述，实际上是说没有听的兴趣。要是有兴趣听，怎么会听不懂呢？的确，在一个“声韵”和“色泽”被鄙薄的时代风气中（刘永济：《词论 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既很少有人愿意留意吴文英，也缺少应有的氛围跟功力，学生们听不懂或者懒得听懂，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个人对老师的尊重，到底拗不过时代的引导或制约。刘永济的南宋婉约词尤其是吴文英词研究，包括姜为英所说的“宋词格律”（刘永济注重“宋词格律”，也包括了解读姜夔、吴文英等人的词或写出符合这种格律的词的考量在内，所以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其学术影响因而受到了极大限制。刘永济对吴文英的推崇和推介，也因而成了空谷足音。
理解上述事实，可以拿陈寅恪所遭遇的尴尬作为参照。1968年，79岁的陈寅恪，预感来日无多，拜托助手黄萱在他死后写文章谈谈他的学术研究方法，黄萱却只能婉言谢绝。【黄萱后来回忆说：“记得那是在寅师和师母尚未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之前，我到东南区去拜望他们两位，寅师对我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才对。我认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又认为对一位高龄的老师答应下来的事，将来若做不到，是欺骗行为。那时候的环境又不能再如以往，可在他的口授下笔录，只好很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2—183页。】
陈寅恪与助手黄萱在工作
黄萱之所以拒绝老师的嘱托，不是因为她对陈寅恪缺少足够的敬重，实在是由于她对陈寅恪的研究方法的确未能心领神会。之所以不能心领神会，是因为整体的学术氛围限制了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接受信息的选择范围。陈寅恪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都与当时的“学术主潮”漠不相关，黄萱对之熟视无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反之倒是令人惊讶的。
刘永济的吴文英研究，所面临的其实也是同一尴尬，虽然弟子们也许知道“其中学问很大”，但却深知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学问，难以产生深切的认同和仿效的热情。而如果竟有弟子产生了深切的认同和仿效的热情，那也只能叫做“中毒”，一方面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同样面临着因不能“预流”而被边缘化的尴尬。刘永济对这种尴尬是有深切感受的，他总是说“一时的毁誉也没有什么”，他总是笃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会存在的”（刘茂舒：《唤回心底十年人——追念我的父亲刘永济教授》，《珞珈》第103期，台北：台北市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1990年编印，第29页）。一个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所表达的正是现实的寂寞感。他的词，他的吴文英研究，以及他的著述方式，他以这种著述方式所传达的学术见解，长久以来，一直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学者刘永济，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寂寞中度过的。
刘永济的及门弟子胡国瑞教授，在终于可以坦然表达他的学术见解的时候，写了《论宋三家词》一文，对吴文英推崇备至：“南宋末叶，梦窗大家。而宏美沉郁，用集讥矢，吁可慨矣！尝细绎其词，度法美成，气杂稼轩，而辞笔隐丽，兼采飞卿者也。其命意运思，层折深邃，逐境幻化，往复萦纡，而脉络井然，不遗纤发，清真坠绪，于焉重振。盖南渡以降，稼轩主坛，白石开宗，风会所囿，遂忘中土，惟梦窗杰才，独回北旆。故止庵曰：‘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信识通塞之机枢，而由吴希周，所以世称康衢也。惟辞采缛丽，音节宏壮，声貌所具，迥异清真，斯后世眩惑，所以妄肆讥弹焉。”（胡国瑞：《湘珍室诗词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2—183页。“妄肆”，原文作“妄矢”）对这位高足的议论，刘永济泉下有知，当会欣然首肯，而薪尽火传，其寂寞感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吧。
延伸阅读
《刘永济评传》
陈文新 江俊伟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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