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览汰择千载诗——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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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中国古代文苑中的奇葩，古体、乐府、绝句、律诗，瑰丽多姿；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异彩纷呈。自孔子编选《诗经》而下，古典诗歌总集、别集代不乏见，诗歌文献逐世积累，经由文人学者的披览拣择，名作得以流播传承。《古诗今选》即是当代学术大家程千帆、沈祖棻伉俪充分利用传世的诗歌文献以及“古今学者在诗学研究上所获得的许多成果”，编选、评析的一部通代古典诗歌总集，期望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做些力所能及的探索和贡献。
1983年《古诗今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64500册，影响广泛，深受好评。惜沈先生当时已去世，程先生在《后记》中深切地说：“祖棻治学细密严谨，对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如果她始终参加此书的写作，定可提高质量，减少错谬。”许总教授撰文肯定全书的选录标准和艺术分析，称其“对广大读者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提高人们的艺术素养以及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提供新的工具和素材，都必然是有所裨益的”。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程千帆全集》，莫砺锋教授依照程先生的嘱托，收集学界的反馈意见及研究成果，对《古诗今选》所选诗的题目、字句、注释、评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古诗今选》宋诗部分篇什在程先生《读宋诗笔记》中有更为深入精彩的论析，为避免两书同时收入《程千帆全集》后令读者心生赘冗之感，故对前者评语或改或删。鉴于此，凤凰出版社新版《古诗今选》乃在全集本的基础上，补足了初版本原有的评语，同时又做了一些求精求善的工作。然古人云“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细心的读者当仍有发现指正。
《古诗今选》是“由汉到宋的五七言诗的一个选本（按照传统习惯，也包括了一小部分六言诗和杂言诗）”（《前言》），千余年间形式与内容、体裁和题材各异的诗歌几近百万，程、沈二先生是如何独居手眼加以拣择的？在《前言》中，二先生首先分析说：“四言诗的盛行时期远在周代，汉魏以下很少有人写四言诗，所以五七言诗是诗歌中流行得最悠久和最广泛、作品最丰富的样式。”又说：“五七言诗的发展，八代、唐、宋是三个主要的各有特色的历史阶段。”有心的读者通过翻检近人丁福保所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加之清人所编《全唐诗》、今人所编《全宋诗》，然后稍加求索，便能容易地获得直观的认识。概言之，随着文化的承续、语汇的丰富、音律追求的自觉、文学活动的兴盛以及更加灵活细致地表情达意的需要，文学样式不断出新，四言诗逐渐式微，五言诗顺势成为诗歌形式的主导，与后来发展成熟的七言诗一道蔚成大观，代有名家杰构。至于具体的选录标准，程、沈二先生在《前言》中指出：“首先是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其次也注意它们的艺术形式。我们希望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乃是具有健康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篇章。”众所周知，汉儒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认为诗歌创作在追求形式、抒发情志时要“止乎礼义”，历来作家与选家大都不出此藩篱。书香世家出身的程、沈二先生自幼便接受宿儒的教化，浸淫于丰厚的经史文化传统中，成年后颠簸的命运更加深了他们作诗论文时的悲悯色调。因此，二先生明言披览汰择诗歌时对思想内容的偏重，如所选唐末罗隐《蜂》一类作品时称：“唐末有些诗人曾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写诗，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罗隐以及聂夷中、杜荀鹤、于濆等，对此都有所贡献。但他们艺术水平不够高，因此这些作品影响并不大。”（第388页）
鲁迅先生曾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但它作为选家“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集外集·选本》），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某一作家“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二集·“题未定”草（六）》）。因此，与那些任意轩轾、强为取舍的选家不同，程、沈二先生除了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显在标准外，还把握着一条尚友古人，着力于全面展示诗人风貌的隐性标准。所以，在人们熟知韩渥早年“写了不少近于庸俗猥亵的艳情诗”之外，选其《故都》等5首作品，于评语中平允地指出他“是唐末最重要的诗人”，“许多感怀身世的七言律诗，继承了杜甫和李商隐的传统，而语言评议流畅，又有其独特的风格”（第402页）。又在柳永作词“多半写都市繁华、男欢女爱”而表现为一副风流浪子的形象之外，选其《煮海歌》以表明“他还是有其关心人民痛苦的一面的”（第429页）。其他如选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提请诗词批评者考虑“这种具备独特见解和带有讽刺意味的咏史诗”；选秦观《春日》，提示读者学会欣赏“异量之美”；选杨亿《书怀寄刘五》、晏殊《寓意》、宋祁《落花》等沉着清新的好诗，提示读者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昆派”。
此外，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形式或内容不易多见的诗，程、沈二先生亦加以采择。如所选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偶题》两首五言排律，“由于它的音律是用固定的平仄反复相间相重，同时，句法除一头一尾之外，都要对偶，比较难于处理，后人写的不多”（第239页），使读者见其一斑。又如所选钱起《湘灵鼓瑟》，是“以一个古代动人的传说为题材”（第264页）的省试诗佳作，众里挑一。它如联句诗、六言诗等多有撷取。《古诗今选》因此极具包容性，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鲁迅《集外集·选本》）的遗憾。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诚如黄裳先生当年“在灯下竟一直读到夜深”后的感受那样，“《今选》（征求意见稿上册）所收是从汉乐府诗起，迄于唐代前半期的作品，大半都是名篇，但也有一些不常见于通行选本的。选者的手眼很有一点特色，诗后所加评语，也多有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意见。”（《涉江词（跋）》）《古诗今选》的评语简洁明了，少则数十字，多则百余字，入微破翳恰到好处，颇具传统诗话的特色；尤其是那些前后呼应、纵横比较的论析文字，给人许多启发，最值得品读。以下略为揭示。
第一，《古诗今选》所选诗以五、七言为主，关于这两种诗体的产生、发展及其律化，长期以来便是诗学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课题，由汉至隋的“八代”时期实为一大转关。程、沈二先生在《前言》中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五言诗已经成熟、盛行；七言诗发展则比较迟缓，但在句式、结构、韵律等方面为唐代的蔚然兴起奠定了基础。为避免立论流于空泛，二先生特别注意围绕具体作品来论析按断，如所选无名氏《古诗》（上山采蘼芜）一篇评语开门见山：“五言诗在东汉已经成熟。其时出现了一些无名氏的杰作，风格多样，技巧精纯。其中有叙事的，也有抒情的。”（第22页）又选曹丕名作《燕歌行》以表明汉晋时代七言诗的承前启后性。而沈约《别范安成》、庾信《乌夜啼》、《寄王琳》、《秋夜望单飞雁》、沈佺期《独不见》的评语内容前后贯连，直可当作诗歌由古体到新变体再到近体的律化小史来看。《别范安成》评语称：“齐梁时代，声律说渐兴，为律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先是五言古诗开始律化，然后是七言古诗和绝句诗。在完全律化以前的过渡形态，成为‘新变体’。本诗就是其中之一。以下所选的诗，如何逊《与胡兴安夜别》、王籍《入若耶溪》、徐陵《关山月》、庾信《咏怀》、薛道衡《昔昔盐》也都是由五古过渡到五律的‘新变体’。到了唐代，就出现了完整的律诗和律化了的绝句。”（第96页）《乌夜啼》评语称其：“是七言诗律化过程中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篇七言新变体。……它证明：在五言诗开始律化不久，诗人们也就注意到七言诗的律化并从事实践。”（第104页）《寄王琳》、《秋夜望单飞雁》评语称：“它们可以算是绝句诗中的新变体，虽然自来谈新变体的，多着眼于五言古诗到五言律诗的变化，但在七言古诗以及五、七言小诗中，这种逐渐律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否则初唐的七言律诗以及律化了的绝句的出现就显得太突然了。”（第106页）《独不见》评语称：“这篇诗情致婉转，色彩富丽，音调和谐，是初唐七律的杰出作品。它标志着七言诗的律化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第129页）在五、七言律化完成之后，凡庸者作诗难免落入窠臼，积生出平滑圆熟的弊病。诗坛“掣鲸手”杜甫遂有意创作“拗体诗”来加以革新，产生了令人惊异的“陌生化”效果。程、沈二先生在《白帝城最高楼》的评语中称：“它是一篇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写成的诗，称为‘拗体七律’。这是杜甫的一种创造，其目的在于突破七言律诗中已形成传统的对偶与声律的统一与和谐，使人耳目一新。”（第248页）
第二，唐、宋诗高下之争由来已久，崇唐者声言 “唐后无诗”，尊宋者则称宋诗之于唐诗，乃“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宋诗钞>序》）。晚清以至近代，不主一偏的持平之论渐成学界风向。1940年，程先生读陈衍《宋诗精华录》时心领神会，且着眼于诗歌流变趋势撰文称：“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为诗。”（读《<宋诗精华录>》）另外，程先生曾在1957年与缪琨先生合编《宋诗选》，因而能得心应手地将其见解全面详细地贯穿在《古诗今选》“第三部分宋诗”的相关篇什中。如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评语称：“我们读过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那种风格安详和雅的作品，再来念这篇主题相同的诗，就不难看出宋人在力求突破唐人成规，避俗就生，推陈出新等方面，所下的工夫，所取得的成就。”（第427页）如王安石《思王逢原》评语称：“第二联（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写人才难得，知人不易，关合彼我，力透纸背；虽若发论，实则抒怀。正是这些地方，宋人力破唐人余地。”（第438页）程先生特别注意到，北宋初文坛大家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友朋如梅尧臣等、弟子如苏轼等继起响应，“宋诗逐渐清晰地呈现了其不同于唐诗的新面目”（第419页），而后期围绕黄庭坚形成的江西诗派影响甚大，在“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指导下，诗人创作争奇求新，“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往往于这些地方可以窥见”，“宋诗的独特面貌，以在苏轼和黄庭坚及其同派诗人陈师道等的作品中体现的最充分”（第419页）。具体如陈师道，《和寇十一晚登白门》评语称：“它前四句写登临，后四句写怀抱，似乎了无关涉。细加玩索，始知后者即登临所感，由前者来。似断非断，连而不连。前选杜甫《登楼》一篇，也是在登临中抒怀抱，但起笔即点明‘伤客心’，‘万方多难’，便是唐人章法，与此有异。”（第498页）《谢赵生惠芍药》评语则称：“唐人咏牡丹名句如李正封之‘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李白之‘一枝红艳露凝香’，吴融之‘腻若裁云薄缀霜’，都从正面形容其体态，此诗则从侧面暗示其风神，非惟实虚有殊，还从议论中展示形象。唐、宋有别，这又是一例。”（第500页）除分析差异之外，《古诗今选》评语亦注意揭示唐宋诗人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共同性、继承性。如寇准《追思柳恽汀州之咏，尚有遗妍，因成一绝》评语中引杜牧《江南春》，称二者都刻画了十分鲜明的，表明“唐、宋诗人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第408页）。又如杨万里《暮泊鼠山，闻明朝有石塘之险》评语称其三、四两句（雁来野鸭却惊起，我与舟人俱仰看）采用的“流水对”句法“唐人已开其端，而宋人运用更加自如”（第522页）。
第三，比较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无论是“求同”还是“求异”，它可以把讨论引向深入，启人深思。基于博通的学识、欣赏的能力、丰富的联想，程、沈二先生能娴熟地将此法运用到传统诗学的研究当中，得出了许多通透的结论。《古诗今选》评语中精简的对比俯拾皆是，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张力。举其要者，一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的比较，如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评语称：“这篇诗气势充沛，情绪苍凉，感慨至深。它透过一位艺术家的遭遇，显示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及《江南逢李龟年》两篇事异情同。”（第232页）又如王维《汉江临眺》、《终南山》写水之浩淼、山之高大，“而各极其妙”（第158页），等等。二是同时代诗人诗作、句法的比较，如元稹《行宫》评语称：“我们念过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描写玄宗时代宫廷贵族五光十色的生活的大诗，再来读这一篇二十个字的小诗，诗人们的今昔盛衰之感就更其突出了。值得深思的是，《丽人行》等写得那么丰富、绚烂，而读时不嫌其多；这篇诗写得如此简练、平淡，而读时不觉其少。”（第345页）又如韦庄《古离别》与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前者“强调此时已不奈离情，彼地当更伤春色”，后者“强调春色既无边，故相思亦无尽”，“同中之异，非细赏不知”（第400页），等等。三是不同时代诗人诗作、句法的比较，如王籍《入若耶溪》评语称：“五、六两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极佳。钱起《山中酬杨补阙见访》此联云：‘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境界仿佛似之。王安石《钟山即事》后半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则是以自己一时的生活体验写出了与王籍诗中不同的境界。”（第98页）又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与白居易《览卢子蒙侍御旧诗……》互有短长，前者“比喻新奇，属对工巧”，后者“将卢、元和自己一再并提，有回环往复之妙”（第465页），等等。四是诗、词、赋、小说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的比较，如李觏《忆钱塘江》评语称：“以被斜阳照射着的白帆比为穿着淡红衫的水仙，出人意想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可能是受到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尘生’的启发。姜夔《点绛唇》云：‘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则更进了一层，因为李诗不过形容斜阳下白帆之外表，而姜词却在揣摩暮雨中山峰的内心了。”（第430页）又如卢纶《腊日观咸宁郡王部曲娑勒擒虎歌》与《水浒传》写武松打虎艺术构思不同，“娑勒和武松的形象也各有特色”（第275页），等等。舒芜先生所言“千帆善于比较”一语真是切中肯綮。
《古诗今选》选诗笼括一千五百余载，诸篇注评，看似形散，其实是气脉贯注，与传统选家有着实质的区别。如上所述，评语中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作联系比较已能启发读者抽绎古人微妙诗思，推寻古典诗歌发展线索。除此而外，程、沈二先生又在评语中对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作、作家作了讨论，对读者甚有助益。如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评语称：“谢朓也长于写山水。他的诗是谢灵运诗的一个发展。在谢朓的作品中，山水诗中玄言诗的不良影响完全被摆脱了，而语言更秀丽，风格更清新。这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李白及其推重谢朓。”（第92页）徐陵《关山月》评语称“南北朝诗人写的这一类的作品是唐人边塞诗的先驱”（第101页）二者分别涉及到山水诗、边塞诗的渊源问题。又如卢思道《从军行》评语称：“萧衍的《河中之水歌》和本篇，无论在样式或是题材方面，都为初唐七言歌行开辟了道路。它们的特点是情调爽朗，语言流畅，音节浏亮，并在整齐中有变化。”（第110页）寥寥数语却把歌行的源流、题材、特点逐一点名。其他如谢灵运、卢照邻、陈子昂等开风气之先的作家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相对于评语文字可以随意表达个人阅读、探索的心得体会，注释文字的发挥余地很少，主要是对疑难字句、天文地理、山川名物、人物爵里等作出正确合理的解读。这其中，由于程、沈二先生长期以来坚持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论诗方法，所以十分注意对异文的指明。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走马川，雪海边”注称：“两句各本均多一‘行’字，误，今删去。”（第255页）就此，曾专撰《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一文加以讨论。又如对王维《汉江临眺》“临眺”二字异文的注解，对白居易《琵琶行》“幽咽泉流水下滩”一语“水下滩”的注解，等等。
总而言之，《古诗今选》选诗则独具手眼，注释则求真求实，评语则内容丰富，“体现出了当代学者撰述时注意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科学精神”（周勋初《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原题《披览汰择千载诗 奇文妙思共赏析——读<古诗今选>》，载《书品》2010年第4期，作者为《古诗今选》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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