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莫砺锋：高考恢复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1977高考故事之一

▲1977年，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高考之门终于开启，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填报志愿以后，剩下的事就是参加考试了。我借了几本高中课本来复习，觉得它们比“文革”前的课本简单得多，便不想多费力气。只有政治课本的内容比较生疏，需要临时抱佛脚地背一下。正好此时厂里刚订到一批好做的合同，我便与往日一样忙着干活了。

考试的日子到了。我提前一天进了城，住在姨妈家里。姨妈和姨夫也很珍视这个机会，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考。为了让我在答题时掌握好时间，姨夫还把他的手表借给我用三天。考场设在泗县中学，我经常从它门前走过，不需事先去看。只是我不知道考场里是否提供墨水，就专门买了一瓶墨水带上，以防万一。万事俱备，我就摩拳擦掌地等待着上考场了！

次日清晨，我步行到泗中去。满街都是赶考的人，有些年纪较小的考生还由家长陪同前往。另有不少人站在街头看热闹，他们一边看着匆匆赶路的考生，一边议论纷纷。我出门时把钢笔和准考证放在棉衣口袋里，一个墨水瓶则拿在手中。可是走上大街，看到熙熙攘攘的行人和旁观者，我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老大的年纪了，还去跟那么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坐在一个考场里竞争！我唯恐别人认出我的考生身份来，便把握着墨水瓶的右手插进了口袋。

泗中校门口站着好几个公安人员，把送考的家长挡在门外。我走进校门，按照准考证号码走进相应的教室，一看半数的座位上已经有考生端坐在那里了。我赶紧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定，然后掏出墨水瓶和准考证来。突然我发现自己的右手染上了一大片蓝墨水，再一看，准考证也被染蓝了一半！更加倒霉的是，准考证上的照片刚好被蓝了半边脸，照片上的我活像是“青面兽”杨志了！我懊恼万分，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等着发卷子，心里忐忑不安，担心会引起监考人员的怀疑。

果然，开考不久，监考人员就注意到我的准考证。他严厉地盘问我，为什么把准考证染成这样？我告诉他我不是故意染的，他将信将疑地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他领进来两个领导模样的人，他们拿起我的准考证仔细地研究，又再三端详我的脸，然后窃窃私语一番才走开去。我一边答题，一边胡思乱想，幸亏考题十分容易，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考砸锅了！

三天的考期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便放心地回到汴河。

一个月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宿县师范学校去参加英语口试。参加口试多半是笔试的成绩过关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我却惴惴不安起来。原先我不知道会有口试，毫无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我这些年来学习英语仅限于读写，对听说则未曾花过半点工夫。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我哪里有听说的条件！那年头录音机绝对算是奢侈品，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拥有的。我也一向没有收音机，即使有了也不敢用来收听英语广播，那肯定是“收听敌台”无疑了！而这就足以成为判刑的罪名！哪怕我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危险也依然存在。我周围的人没有谁能听懂英语，而大家的革命警惕性都异常地高，一旦有人听到我的收音机里传出叽里咕噜的外国话，立刻就会断定是来自敌台。

自从我开始学习英语以来，只有与顾树柏的舅舅交谈时才能听说几句英语，那样的时间积累起来不会超过一整天。我平时学习英语所使用的器官只有眼睛和手，耳朵和嘴巴则是完全搁置不用的。如今让我去参加英语口试，岂不是勉为其难吗？可是事已至此，我当然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宿县。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倒霉命运也体现出强大的惯性。我到达宿县的当天晚上，钱包就在饭铺里被人偷走了。丢失二十元钱倒是小事，反正我的衣袋里另有五六元零钱，要命的是钱包里的十几斤粮票也随之消失了！没有粮票，我这两天在宿县吃什么呢？我回到借宿的小旅馆里，坐立不安。同房间的七八个人都素昧平生，我怎么好意思向人开口借粮票？

天无绝人之路，我脱掉衣服刚想睡觉，忽然摸到短裤口袋里藏着的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一份救命的钱粮！原来这些年来我每逢外出，便习惯性地在贴身穿的短裤口袋里藏一些钱和粮票以备万一。刚才遇窃后心慌意乱，竟把这事整个地忘掉了。我顿时转悲为喜，心想这也许预兆着我将会遇到一番柳暗花明？

第二天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考场，与两个威严的考官用英语对话。他们提问时说得很慢，我勉强听懂了一半，而我的词汇量和语法都还差强人意，连想带猜的，回答得还算顺利。可是其中一位考官对我的发音明显地不满意，他让我重新发某个单词的音，并再三地纠正我。我不知自己的发音到底有什么问题，急出一头的汗。

等我走出考场时，我在参加高考之前树立的信心已经丧失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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