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写作有关著作时的一些想法：

诗学研究是我的家学，在诗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确有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古诗考索》下辑中的文章多数是在四川给《国文月刊》写的。上辑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当了右派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很空闲，安安静静在那儿坐着，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记得那个时候凡是找不到的资料，我就写信给殷孟伦，叫他给我查对。后来到南京来的时候，《古诗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数没有发表，凡是友人问我要文章，我总是很快就拿出来。也有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如谈《春江花月夜》、《饮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经过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对一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许多。我同你们谈过，我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结合。但是在替《国文月刊》写稿子的那个阶段，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古诗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经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沈祖棻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搜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一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覆地欣赏、玩索哪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其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这里特别讲到要“两条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这个意思极其简单地表达出来，是直到现在才能如此。我通过自己这个实践懂得了马列主义的一句话：真理都是极其朴素的。至于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怎样占比例，是要看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主题。以前的前辈学者的文艺学论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朱光潜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这一点。

关于这个“两点论”，就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就是这样简单，比如说空间，它的极致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时间是无始无终，纯哲学的概念就是这么理解。但是具体到任何一个问题，文献学同文艺学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个问题都不同，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儒家讲仁，最后只有一点，仁就是人际关系，两个人，这就变得无所不包了。但是《论语》上孔子同门人谈仁，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无所不包不会一无所包，这是个艺术实践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永远是大于思想的，所以当它表现出来，被你具体感受的时候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就不同了。我是这样体会这个问题，否则的话的确会变得空空荡荡。学术史上的大师研究一辈子，最后一定能够用极其简单的道理概括是一个原则，但是你实践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所以说两点论永远颠扑不破。

我写《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及《闲堂文薮》，整个来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清朝有个古文家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删题，剩下的文章就会较好，我写论文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要是写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写多长，但是我最后就写了两千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写。其实这个题目你将来如果有好学生，好学深思的，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其实我的《治学小言》里，每一个题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几百字，都可以写成大文章。还有一点，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怎样写才能在学问方面得到益处，或是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好处？一心想到多得稿费，自然文章越写越长。但从另外一方面想，写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个钟点能够看完的，为什么要他五个钟点看完呢？这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学风问题。我们现在要保持南京大学的良好的学风，如果能够保持个三代四代传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趋。孔子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学风的培养，不是让你抹杀个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个性。既不能够没有规范，又不能够丧失个性。难就难在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没有用过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在《闲堂诗文合钞》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几乎没有，根本不做，回避了问题，后来我就迎头赶上，有一些进步，但不能令自己满意。自己会写，在回过头来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够有体会。比如你写论诗的文章，我总劝你们自己写点诗，并不是要你们能够写得像陆放翁、杨万里那样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体会，理解古人的诗就深刻。这个不带勉强，自己感觉到非写不可了，那就写吧。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批评郭沫若，在安徽的《艺谭》杂志上发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编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够宽容，不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宽容，在文学艺术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结果吃亏的是自己。特别是搞文学理论的人，应该允许、欣赏异量之美，能够体会别人。从这个角度出发，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沈德潜对这首诗有个评论，他还是科举时代的人，他的时代虽然与唐代不同，但那个社会结构、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唐代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沈德潜的评语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后来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但在后来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又去掉很多。这些去掉的资料，不约而同，后来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有三十多万字。我最后把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万多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钻得较深的题目。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关唐朝人的笔记、小说中讲科举的，丢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备。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实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说，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变，那一年的进士行卷，很多人是写小说，就是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材料一点也找不到。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比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很窄的范围内开掘得很深。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但是关于行卷这一部分，他的书能够补充我的也很少。后来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也写过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偏重书札，收集得相当详备。如何通过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文史结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较具体的就是这本书。后来我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关于这样一个题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个别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说穿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谓“真销得锦半臂也”。就是说，进士行卷制度不仅是本身一个考试的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风习，连穿衣服都有影响。这个同《东城老父传》讲那个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为唐朝的军队是穿黑衣服的。进士都是穿锦半臂的衣服，少年爱漂亮也穿。这种材料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黄耀先先生就说，这种材料可以删掉。因为他喜欢做古文，主张雅洁。

讲杜诗我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讲过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换讲义，实际上就是换内容。我当时的想法，是要通过对讲义的改变，使学生通过讲义能够了解到杜诗的各个方面。最后一次是给你们讲杜诗，后来就再也没有开过这门课。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论文的形式，把我对于杜诗的一些想法总结一下。当时我就找到砺锋同宏生两个人，我对他们说：“想写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有了结论，你们把这个结论作有条理的表达。”后来他们就试了一下。我提出一个结论，你如何达到这个结论，我不说。《被开拓的诗世界》里的论文，我自己写了一篇，就是谈《饮中八仙歌》的那篇。砺锋、宏生也各自写了一篇。还有八个题目，我就分给他们两个人，一人写四篇。这样一来，有的题目比较容易，有的题目比较困难。所以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不能满意。写得不好，我就改；写得好的，我就再使它精密一些。我曾经提到其中有一篇我改得很厉害，就是关于“白战体”的那篇。宏生起初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我几乎完全重新写过，后来他就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老师与同学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方法。而且先告诉他结论，再要他把这个结论完全弄清楚，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后来宏生作毕业论文《江湖诗派研究》，傅璇琮先生称赞他，说他进步得很快，这与我同他们合作写上面的论文或许有很清楚的关系。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于人们研究杜诗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研究者没有十分注意的方面。我一方面注意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同时注意到以前人忽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与同学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同学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这本书所起的很大的作用是在培养学生方面。

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刘衡如老师学习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韩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期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分类的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我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这些论文后辑为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我在1938年写的一首诗中，曾描述过当年学习校雠学的心态：

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

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

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

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

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埋梦盈荒斋，聊可鬼载车。

虚窗对平野，此意同春锄。

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略云：

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厘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学。其馀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失鉴衡，其亦可也。

余以颛蒙，尝攻此道，熏习既久，利钝粗知。阅览古今著述，其治斯学也，或颇具深思，而零乱都无条理或专精一事，而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盖甚矣，通识之难也。今辄以讲授馀闲，董其纲目，正定名义，厘析范畴，截取旧文，断以律令，明其异同得失，详其派别源流，成书四篇，命为广义。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学已迁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时，衡如先生仍然担任着文学院长，工作非常忙，因为知道我在继续学习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派我担任。着对我来说，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于是就一边讲，一边写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当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以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被取消了。随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但是对衡如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我一直铭记在心，尝写《上衡如先生》诗二首：

老厌京尘自闭关，还将肠胃绕钟山。

长怀寂寞刘夫子，广座春风梦寐间。

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

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愧感师承。

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学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有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汪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而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校雠广义》一书可以说写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校雠学并不是我专攻的专业，本书也说不上是一本校雠学的学术专著。前辈的目录学大师如余嘉锡、姚名达先生，其学术水平非我能望其项背者。同时代的专家如张舜徽、来新夏等先生，其专业知识也远胜于我和有富。我比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诸名家的校雠学著作或综论校雠学史，或专论校雠学某一分支的深奥问题，而本书则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校雠学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科书。所以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本书或许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 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用线装的，题为《文学发凡》。我后来也没有时间把骈文和散文的部分继续注解。当时叶圣陶先生已经回复了开明书店编译所，他是所长。我就把这部稿子给他，他就接受了，寄到上海。抗战胜利以后，开明书店就把它印出来了，把题目改成《文论要诠》。开明一共就印过那一回，但是后来台湾和香港都有盗版，没有通知我，也不给任何报酬。后来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的时候，我就把书名改成《文论十笺》。后来又收入我的选集之中。每次重印，我都尽可能地作些修改补充。日本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就我来说，是第一次伴随着前人的工作，加了一点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先生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这本书许多人喜欢，生命力很强。

我第二次到武汉大学，我开了一门《史通》的课，作为一门专书研究的课。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作注。拿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他不完整的地方，我就增补；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就纠正。《史通笺记》前面有八条凡例，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后来交给中华书局，他们提出应该有凡例才完整，所以是后来才写的。我一直很感谢邓广铭先生，那个时候胡适当北大校长，他当秘书，他可以指挥底下的工作人员抄书。当时金克木先生也在武大，金先生和邓先生关系很好。我要是在武汉大学找不到的书，我就请金克木先生写信给邓先生，他就帮我从图书馆里把书借出来，请人抄好，抄得很工整。我这部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学生说拿去审查，实际上就往一个地方一丢，不管了。隔了四五年，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交给沈祖棻。除了《史通笺记》以外，还有《行卷》等一大堆稿子，沈祖棻气喘嘘嘘地抱回来，以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念叨着这些稿子，可是我拿到之后，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并且把每部书都抄了一个副本，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保存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史通笺记》较《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者的研究资料。

1956年的时候，教育部想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文学史的教科书，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和冯沅君先生是一个组，她是组长，我们负责的是宋元部分。我那时才四十多岁，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能够像刘大杰先生那样，写一部中国文学通史，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那时很少有个人写文学通史的。我最初的想法是受到刘大杰先生的启发，我写文学史的时候，很多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出来，比如余冠英先生的三卷本，或者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我所能够作为基础，或者说是学习的对象，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后来因为评法批儒的关系，被改得一塌糊涂。刘先生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在上海呆久了，当然也善于世故应酬，所以他当系主任、文学院长，都很会当。他是受了当时评法批儒的影响，自己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北京开会，见了面也和他谈过，他也很后悔。这个人非常聪明，学问上很有通识，所以文学史写得很好。后来改成那个样子，不是他的意思。我最初就是根据刘先生这个书作为基础，想把它再扩大一点。我就把这个想法同冯先生谈了，她是个在女性学者中很有气派的人，就认为很好。她作为主编之一，也很赞成。我就这样开始写了。那时我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当时倾向于把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课，每周六小时。我大约连材料带自己的讲授，一小时需要二千五百字的讲稿。按照这样来算，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写一万五千字。武汉大学的印刷条件很好，随时写出来，随时就可以排出来。于是我就先写了宋元部分的文学史稿，到了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最初学校对这些所谓犯了“错误”的人究竟能不能上课，也拿不准，因为教育部没有命令，后来一直到很迟，才决定右派不上课，统统要改造。在这之前，我就基本上把宋元两代写完了。写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就把这些稿子搁在那里了。此外，也有一部分明清文学史的稿子，记得是有关几部长篇小说的，后来这些稿子也不知去向了。到了南京以后，我有条件整理旧稿。但如果要整理，就必须化很多时间来看材料，特别是二十多年中的一些学术记录。我考虑了一下，就觉得化太多的时间来整理宋元文学史，会不会妨碍带研究生的工作，当然也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后来偶然一次我同吴新雷先生谈起，自己有一部稿子，想把它整理一下，但没有时间，问他是否愿意做。吴先生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也作一些小说的研究。他过去研究问题比较细致，但范围相对较窄，所以要他写这样一部大书，他也要好好考虑。我就对他说，在这部书中，自己感觉不足的主要是宋代的话本、南戏，也就是说，是宋元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曲、小说，而这一方面正是他的长处，如果他来担任的话，这部书可以写得很好。我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稿子，请吴先生来看，不满意的地方就去掉，满意的就保留。他就答应下来了。他这个人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重然诺，答应了的事情就不会在中间打退堂鼓。他写得很快，我们又在一所学校，经常讨论。我也有些意见和他不一样，他也很爽快，可以就改，不可以就坚持。他也是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的学生，毕业比我迟，我们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我们把这部书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很快就接受，并印了出来。本来还有元朝部分，写完宋代以后，我就问吴先生是否愿意继续将辽金元代部分合作完成。但他的工作方面有个转折，就是匡老请他去主持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他当了一阵也不习惯，就辞掉了。他后来专心于戏曲史的写作，也有了成果。总的来说，这部书是以我下决心写一部文学通史开始，其结果是写了个两宋的断代文学史，而且最后还是请吴先生帮忙才写完的。所以我在后记中很有感慨的说：“就我个人来说，一部一九五七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一九八八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历程竟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不幸呢，还是幸运？亲爱的读者们，请在读完这部书之后，代我回答这个使我不无迷惘的问题吧。正是：‘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

关于文学史，我尝试过好多种写法。一种是摹仿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那个在旧的历史学家中有这么一派，他们把原始材料低两格写，个人的观点如同纲目一样，顶格写。很有名的书有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还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学通史纲要》（就是《十四朝文学要略》），都是这一派。我也尝试着写了六七篇，曾在湖北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过。后来收在书里的时候，我觉得汉魏六朝部分写得较好，其馀的不行，我就留了三章，收在《闲堂文薮》里。另外我还写过宋元文学史，那是一个断代文学史。此外，我还写过一个很压缩的文学史，那是我在武汉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历史系的吴于廑先生，同我私人关系非常好，他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想要让历史系的学生扩大一些知识面，学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希望中文系能给他们开这门课。我就和一些先生商量，但他们已经习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中讲课，要从上古讲到近代，觉得很麻烦。这样一来，只有我自己讲。我就在历史系开了中国文学通史的课，后来就当了右派。这部稿子还在，但我也一直没有想到把它完成。一直到前年，有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存稿，我就说有一部文学史的稿子，但不完整，现在也没有这个精力来从头至尾写一遍了。我对程章灿一直有个想法，他在本科阶段读的是历史系，偏重于亚洲史，后来转到中文系来，文学史的基础不够，要好好再学一学。我就问他：“我有一部稿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不是要他审查，而是要他补充。通过改这部文学史稿，使他从中得到提高。后来他就说试一试。因为我们都姓程，就取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所以我是写过一个纲目式的文学史，写过一个断代文学史，又写过一个文学通史。最初写这部文学通史的时候，好多文学史都还没有出版，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哪些东西是应该要写的，我就把它们写进去了。写得很简单，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掌握的材料够，我就写一章，所以内容和一般的文学史很不一样。最初拿给辽海出版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出了一批文学史，包括章培恒他们的文学史，他们就有个疑问，这部书会不会与别的文学史重复，到时卖不出去。我就说，能否卖出去我不知道，但不会重复，因为我写的东西别人没看到，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比如说，八股文我们就列了一章。还有一些游戏文字，只要有材料，我们都写。另外像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这是受到朱东润先生的启发，我们觉得那些材料根据《隋书·经籍志》的目录以及清人的辑佚，很容易将它写成一章。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游戏文字在文学史上不占有重要性。照我的看法，这个重要性在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说对联，它对于民间的风俗，从过年贴红对联起，过寿、结婚，到名胜古迹，非常普遍。它事实上就是小骈文。骈文里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很好的对联，它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很重要。但真正要说哪一个人作对联做得非常出名，比如说清朝末年在扬州有个方地山，被人称作“联圣”，的确做得很好，但总不能把“联圣”和曹雪芹、吴敬梓相提并论。到现在为止，在湖南、广东这些地方，还非常注重对联，在民间还是受到普遍欢迎。如果我们认为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士手上的工具，也包括老百姓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些文学样式的地位提高一下。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总是说刘博平先生的观念守旧，不把白话文看成是文学。五四时期像这样的人不稀奇，刘博平就是黄季刚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把新文学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作品。当时胡适敢提出《尝试集》，“八不主义”，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作旧诗，做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旧诗体的刊物比起新诗的刊物《诗刊》这么独此一家要多得多，总有好几十家。有人赞赏，也有人反对，这就比较正常。所以，如何理解文学样式的社会化，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要考虑到。我们这部文学史是比较有条理地介绍了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不提的内容，我们写了，大家不欢迎，那将来不重印，也就消失掉了。但总应该试一试。我们原来还有个想法，就是把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也写几章。后来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用过功，临时学习恐怕会使这部书本身的质量降低，所以就没有再写下去。这部书出来之后，很难说学术界会给个什么样的评价，但至少是与别人的不太相同。总的来说，我就感觉到，写文学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作品，我们要用文字去表达它，而且又不能形象的文字而是要用抽象的文字。怎么能够抽出一些条条框框来，而这些条条框框与文学的实际又不是想去太远，很难捉摸。依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往往是自己被哪些作品所感动，然后用你所认为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写得很不错，但究竟写得怎样，也很难讲。要把文学史写好，就必须对每个作家都研究得很精深，这就需要专家；而写文学史又需要通才，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很泼辣，不能太拘谨，这是一对矛盾。你对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看法，往往你的实际功底达不到那个高度。幸亏我们的合作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认为和同学、朋友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没有顾忌，彼此之间能够坦诚交换看法。

这部书在收入我的文集的时候，改成了《读宋诗随笔》，就是把这部书中的品评的部分辑出来汇集而成。这部书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我非常喜欢。它不是一部很好的宋诗选本，并不能够反映整个宋诗的面貌，但是，凡是我所选的诗，都是我有些个人想法，也仅仅把自己的那点想法写了出来，就几百个字。当时出版社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不要写得太多。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先生写起东西太长，前辈当中，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他讲词，一高兴起来，一首小令可以讲上几千字。而我原来就是不喜欢写长文章，所以我只写几百字。我特别注意所选的诗有什么特点，我有什么体会。如果有特点，而我又没有能够发现，我就不写。一定要既能发现起特点，又能将它表达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才会写下来。所以，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只要喜欢这首诗，有所体会，就选了。这是一部晚年之作，自己在写作时没有什么拘束，比较自由。其中所表达的道理都比较朴实，能够代表我晚年的一些看法。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我写到王安石的《明妃曲》，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讲得很好，我就抄上去了，自己不加一语。我觉得一个人写文章，写到最后，自己不约束自己，很随便，这是一个到老年才能达到的境界。锺仲伟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识想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样就不够自然。写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写得比较快，也不苦。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较高的，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我现在就是觉得当时选少了一点，现在也没有精力再写了。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一个才学宋诗的人，作为宋诗入门的书是很好的。你有我早年和缪琨先生合作的《宋诗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合看，就可以看出我的进步了。

>节选自程千帆《劳生志略》，原载《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

【相关阅读】

程千帆删改《文论十笺》的内情 |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