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芽｜工人阶级选民为何支持激进右翼政党？
摘 要
从当前西欧政党政治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工人阶级选民已经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在阶级分野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工人选民为了实现经济再分配的目标，和左翼政党之间建立了传统的联盟关系。而在价值观冲突凸显的后工业社会，由于主流政党的政策趋同，以及文化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趋于解体。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认同的削弱和政治过程中文化议题显著性的增强，是激进右翼政党成功吸引工人选民的重要原因。有别于和左翼政党基于意识形态认同建立的传统联盟，工人选民主要围绕反移民等核心议题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工人选民与激进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联盟的议题联盟。
作者简介
高春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一、社会分野基础上的
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联盟
选民联盟是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政党为了竞争领导权与选民之间建立的政治联合。选民联盟的形成，是政党与社会力量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政党为了控制国家权力，提出代表特定阶级利益诉求的政策纲领；另一方面，特定阶级成员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投票支持政党竞争领导权。政党与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提供了选民联盟的现实基础。根据现代国家历史发展的逻辑，工业化和民主化是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走向联合的宏观背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工人和资本所有者是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是不占有生产资料、接受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群体。资产阶级是拥有生产资料、占有剩余价值的统治阶级。遭受资本侵害的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平等的代表权，无法通过合法渠道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长期陷入被剥削的状态。虽然工人阶级处于社会下层，但由于宗教信仰、族群归属以及就业竞争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形成自觉的阶级认同。处于各种交叉压力下的工人阶级，甚至沦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追随者，“成为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工业化发展初期的工人阶级，主要通过追随资产阶级的进步主义改革，间接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工人阶级的诉求包括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收入、降低劳动强度等内容。由于缺乏坚强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变革目标，难以将自身的社会力量投入政治解放的斗争。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开始提出系统的社会改造方案，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社会统治基础的扩大和制度整合能力的增强。在普遍选举权实现之前，工人阶级政党主要发挥社会斗争领导者的作用，“是与代表其他阶级和利益的集团发生冲突的媒介”。工人阶级政党具有反建制色彩的社会动员，提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蓝图，提高了阶级斗争的组织化程度。工人阶级采取了罢工、示威甚至革命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冲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虽然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阻碍或国际冲突的干扰，但现代国家的民主化潮流不可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历了民主重建、恢复和巩固阶段，政党在人民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地位得到了社会认可。在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获得了改善，反建制激进主义运动不再构成主流政治的选项。由于阶级冲突的缓和，诸如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等工人阶级政党调整了政治纲领，转型为改良主义左翼政党。左翼政党的角色重心也从社会斗争的领导者转变为利益表达的整合者。与左翼政党愿意通过和平方式推动政策变革相呼应，右翼政党开始承认福利制度的再分配价值。曾经具有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的阶级斗争逐渐被体制吸纳，形成了“阶级斗争民主化”的新格局。
民主化的阶级斗争是指，在代议民主的选举程序中，相互冲突的社会阶级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标，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合法竞争领导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群体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寻求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工商界精英和中产阶级则与保守党、自由党等右翼政党结成联盟，捍卫自由市场的优势地位。左右翼政党在选民联盟的支持下轮流执掌政权，调和了大众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冲突关系。政治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对此认为，选民联盟实现了社会分野的制度化，对政党体制形成了“冻结”效应。自16世纪现代国家建构以来，西欧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衍生了四组基本分野，即中心—边缘、教会—国家、土地—工业，以及雇主—工人。上述分野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和政治联盟的边界，不同程度地塑造了现代国家政党体制的特征。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分野的显著性和强度会出现消长变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定型、政治世俗化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前三组分野导致的社会冲突基本被弥合。自西欧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阶级分野的强度不断增长，并最终凸显为主导性社会分野。阶级分野虽然形成于实行普遍选举制度之前，但它贯穿于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过程。20世纪中叶以后，大众型民主推动的选民规模的扩大，只是使社会成员沿着原有的阶级分野进行了分流，并没有改变政党体制的特征和选民联盟的性质。根据“冻结”理论的逻辑，阶级分野塑造了社会成员的政党偏好，基于阶级分野的选民联盟稳固了政党体制的社会基础。
“冻结”理论是一种解释工业社会政党体制稳定性的分析框架，它重点关注阶级分野的社会结构对政党政治的制约作用，而不是政党的组织形式或动员策略如何影响政党体制的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该分析框架指出了政党与选民之间联盟关系的社会基础，论证了“阶级继续起着支配选民投票选择的作用”。选民联盟的建立，以社会中的分野结构作为先决条件，它提供了选民认同的边界和政治动员的基础。但社会分野只是塑造政党体制的结构性条件，围绕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阶级地位分化，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变为身份认同和政治联合。阶级分野向政党体制的转型，需要社会成员心理上的阶级认同和行动上的阶级投票（class voting）。只有社会成员认可共同的阶级身份，并在竞争性选举中根据阶级归属进行投票时，阶级分野的稳定性才会通过选民联盟转化为政党体制的稳定性。
从西方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左翼政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传统契合的密切关系”。这种契合关系并不是自发秩序，而是阶级分野和政党动员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阶级分野的特征，左翼政党可以主动采取选举动员，和工人选民建立稳定的联盟关系。当处于在野党地位时，左翼政党制定反映工人阶级利益诉求的政治纲领，通过标明和其他右翼政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吸引工人选民的支持。左翼政党提出的扩大财政支出、保障充分就业、设定最低工资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既是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责任承诺，也是对未来执政行为的自我约束。政治纲领背后的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信号功能和动员功能。意识形态是政党有关理想社会的政治想象及其实现方式的总体方案，它显示了选举市场中不同政党的坐标位置，激励工人阶级选民投票支持左翼政党。当处于执政地位时，左翼政党需要将具有抽象意识形态色彩的竞选纲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实践。政党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动员功能，不仅在于它针对阶级分野提出了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还在于借助可行的执政纲领和有效的政策设计兑现政治承诺。在政党与阶级的联盟中，“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内部一致性，还要同政党的基本政策相协调”。维护阶级利益的政党，才能延续意识形态信誉，巩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盟。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69年首次领导组阁后，即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付诸实践，推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等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政策。社会民主党政府先后通过《劳资协议法》《劳动保护法》等法令，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保护工人参与企业管理。
在左翼政党谋求建立选民联盟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如何回应政党的社会动员，将决定联盟关系的形式与强度。在英、德等国的政治实践中，工人阶级主要通过工会保持与左翼政党的合作机制。工会将分散的工人政治参与，协调为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选举过程中，工人阶级（工会）与左翼政党联盟的具体表现有：首先，从舆论支持的角度，工会公开表示支持左翼政党。在主流政党的竞争性选举中，工会的政治声援塑造了左翼政党代表劳动者权益的公共形象，形成有利于左翼政党的选举预期。其次，从资源支持的角度，工会通过会费、捐赠等形式为左翼政党筹集竞选基金。例如，英国工会长期是工党大选基金和全国组织基金的主要捐助者，提供了大约40%—70%的政党基金。最后，从选举支持的角度，工人阶级选民通过阶级投票的方式拥护左翼政党。工人阶级作为规模庞大的社会集团，往往能够决定性地影响左翼政党的选举结果。例如，在1972年的联邦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5.8%的支持率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其中，70%的选票来自工人选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的联盟，是阶级分野条件下为适应选举制度环境而达成的政治合作。在周期性选举中，工人群体通过阶级投票追求共同利益，左翼政党则通过纲领供给竞争政治权力。只有当阶级利益诉求和政党权力诉求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时，联盟机制才能持续维持。如果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阶级分野的显著性下降，或左翼政党为了竞争领导权调整意识形态定位，由此导致的阶级基础收缩和代表功能弱化，将会动摇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关系。
二、后工业社会阶级联盟的
挑战与解体
1945—1973年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基于阶级分野的选民联盟成为政党体制稳定的社会基础。英国形成的“两个阶级，两个政党的政治模式”，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阶级导向的政党认同方面，大约80%的选民认同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或工党（Labour Party），没有政党认同的选民不超过10%。在政党导向的阶级投票方面，保守党和工党的平均总得票率达到90.3%。由于阶级分野强有力地渗入政党体制，主流左右翼政党能够集中吸纳选票、平稳控制政权。工人阶级通过与左翼政党的联盟，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维护了劳动者的社会权益。但统计数据也显示，在英国、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左翼政党获得60%—70%工人阶级选票的同时，仍有1/3左右的工人选民倾向于支持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从中可以发现，阶级分野之外的宗教、性别等因素影响了选民的政党认同。当西欧处于成熟的工业社会阶段时，政党认同主要源于阶级特征，所以各种从属性议题难以撼动阶级分野的主导地位。随着西欧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变迁中产生的新议题，开始冲击原有的政党认同和阶级投票模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西方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阶级构成、制度建设和文化心理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特征。在阶级构成方面，由于服务经济和公共部门的扩张，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工人阶级的数量趋于减少。工业社会主要包括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和以非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相对封闭的阶级分化体系，建构了劳动者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意识。而在后工业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工人阶级主要包含服务工人、生产工人等多个职业群体。后工业社会阶级分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由经理、技术专家和社会文化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崛起。多元化的阶层结构，模糊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存在的身份边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工人阶级内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的分化，从整体上削弱了阶级凝聚力。由此可以看出，后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同时面临着数量规模萎缩和职业结构分化的双重挑战。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欧在代议民主巩固后推进了福利国家建设，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在民主制度发展史上，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缺乏代表权，左翼政党才能够利用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动员劳动者为分享政治权利、分配社会资源而进行斗争。普选制度和福利国家本身是大众型政党斗争和妥协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实现反而侵蚀了政党政治的阶级基础。福利国家的建立，使得普通公民无需借助阶级身份或政党认同，就能获得政府提供的普遍收益。社会成员因此不再热衷于阶级导向的政治活动，而是转向目的性更强的利益集团游说或新社会运动。以阶级动员为基础的左翼政党，“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在文化心理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稳定的延续，后工业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迁。与工业时代的社会成员优先关注社会保障、物质再分配等经济议题形成对照，后工业社会突出生活质量、自我表达等后物质主义目标，继而引申出针对弱势身份集团的权利保护等文化议题。由于世代更替的作用，后物质主义群体相对于物质主义群体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日益上升的文化张力导致两类群体之间的心理冲突日益增强。与工业时代的社会冲突围绕阶级分野展开不同，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冲突集中于价值观念的对立，出现了“从以阶级为基础到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分化”。在阶级分野相对弱化、价值观冲突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工业时代建立的选民联盟趋于解体。
研究者通常使用“奥尔福德（Alford）阶级投票指数”衡量选民联盟的强度，该指数是左翼政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百分比与中产阶级选民百分比之差。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阶级投票指数是30%—45%，到了80年代，阶级投票指数下降至8%—18%。虽然工人阶级选民仍然是左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但基于阶级投票的联盟关系已经松弛。围绕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需要依据后工业时代社会结构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客观地认识联盟关系解体的政治机理。首先，在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选举支持下降的同时，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以及右翼政党的核心党员数量也出现了下降。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表明，“阶级感情的强度和形成选举行为力量的阶级影响正在减弱”。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国家内部的阶级意识普遍弱化。与工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分野形成对照，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愈来愈成为社会分野的轴心。各种社会文化群体开始在政党、工会等传统组织载体之外，寻求替代性的政治参与形式。诸如生态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反映了后工业时代集体行动机制的变迁。其次，虽然左右翼政党的核心选民数量均出现了下降，但左翼政党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右翼政党。除了工业部门萎缩导致选民数量下降的客观原因外，左翼政党自身的政治定位和选举策略显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左翼政党为了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逐渐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向右移动，开始从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全方位政党，表现出“跨阶级政党”的特征。左翼政党的实用主义策略，偏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路径，使其失去工人阶级选民的稳定支持。
左翼政党向中左翼政党的转型，反映了实现自身执政目标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在中产阶级选民数量扩张的背景下，左翼政党事实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意识形态导向的传统联盟政策，左翼政党难以竞争领导权。如果调整政策纲领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左翼政党又会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面对意识形态一致性和选票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西欧的左翼政党在经历同右翼政党的竞选失败后，倾向于选择缩减福利支出、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政策。左翼政党趋向市场化的政策调整，导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不再清晰，无法向工人阶级选民传递延续结盟关系的明确信息。左翼政党与工人阶级长期联盟积累的信任资本，使其能够在激烈的领导权竞争中相对自主地选择行动策略。但左翼政党的行动自主性，受到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公开宣扬的意识形态内含了自律机制，它约束左翼政党的政策纲领不能背离选民群体的核心利益。当左翼政党的政策倡议短期偏离传统意识形态时，选民的政党认同可以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将左翼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冲突弥合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左翼政党总体上维护工人阶级选民的利益，联盟关系就可以得到修复和维系。而当左翼政党的政策倡议长期背离阶级偏好，甚至与其他竞争性政党趋同时，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的冲突中将会出现“叛离点”（defection point）。左翼政党政治定位的模糊和阶级代表性的弱化，导致工人选民不再遵循传统的阶级投票模式。
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意识弱化和政策倡议趋同导致的阶级投票失灵，推动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走向解体。在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联盟趋向解体的背后，人们可以发现西欧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从主导性的阶级分野走向了阶级分野和价值观分野并行的结构。政党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了两个竞争维度：支持再分配的经济左翼和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右翼之间的冲突；支持政治参与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自由立场和尊重权威秩序的文化保守立场之间的冲突。政党竞争不再单纯是阶级关系意义上的左与右的冲突，它还包括价值观意义上的自由与保守的对立。不同于经济导向的阶级投票模式，政治市场上出现了价值观导向的“文化投票”（cultural voting）模式。在阶级政治的维度上，左翼政党为了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采取的市场化改革背离了工人阶级的再分配诉求。在价值政治的维度上，左翼政党为了吸引后物质主义群体的支持，针对性别正义等议题采取的社会自由化立场，同样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趋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左翼政党，主要对中产阶级选民具有吸引力，它所推动的社会文化变革“将传统的左翼工人阶级选民排除在外”。工人阶级放松与左翼政党的联盟，可视为针对后者亲市场化、亲自由化政策倡议的反弹。左翼政党的政策倡议在造成阶级基础萎缩的同时，也使工人群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为了尽可能维持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传统联盟关系，左翼政党不再诉诸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而是借助选择性的“政策倾斜”。动员方式转变造成的后果是，曾经具有政党归属感的工人阶级“转变为议题导向的选民”。当左翼政党的政策倡议和自身的利益诉求或价值取向不一致时，工人阶级就可能转向其他竞争性政党或保持弃权状态。部分工人选民退出与左翼政党的联盟，并不等于支持反建制的激进右翼政党。只有激进右翼政党实施有效的动员策略时，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调整选举支持的方向。
三、激进右翼政党动员下的
议题联盟
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联盟关系的破裂，导致工人选民的政治行为表现出脱离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多种可能性，诸如支持激进左翼政党、右翼政党或激进右翼政党。西欧的政治现实表明，在工人选民解除与左翼政党的联盟关系之后，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构成出现了“无产阶级化”趋势。从2000年至2015年，大约有31%的工业工人和23%的服务工人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其中，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奥地利自由党（Austrian Freedom Party）分别获得了45%和48%工人选民的支持。政治学者丹尼尔•奥西（Daniel Oesch）对此认为，工人阶级与激进右翼政党结成了“新联盟”。工人选民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受到社会结构、政党体制、反建制动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代议民主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政治过程中议题空间和议题显著性的变化，提供了工人选民与激进右翼政党联盟的现实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出现主要和两个日益凸显的议题相关，即抗议针对公民收入和财产的高税收，以及反对来自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大规模移民。诸如瑞典等国的激进右翼政党，就经历了从“税收民粹主义”到排斥移民的“族群民族主义”的转变。移民跨国流动本身并不是新现象，它是欧洲工业化进程和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伴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移民对欧洲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经济重建、支持产业结构转型、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在经济上升阶段，主要来自基督教文化圈的移民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及相关的文化融合问题，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进入80年代，由于福利国家陷入财政危机，特别是全球化加速导致非西方文化背景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议题的显著性逐渐增强。网络媒体对各种和移民、难民相关的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遭受全球化削弱的现实形势，激进右翼政党认为失业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福利水平下降等问题，源于政府实施宽松的移民政策。通过将移民议题政治化，激进右翼成功地利用了保守社会群体的族群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政党之间的议题竞争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转移。为了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跨越了传统劳资之间的阶级界限，将对主流政党心怀不满的工人选民作为动员对象。
工人阶级选民从左翼政党的联盟者转变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直接路径模式，即工人选民直接跨越主流意识形态区间，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代议民主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在于，左右翼政党能够提出彼此具有区分度的政策纲领。基于政策差异的政党竞争，“在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群体的同时也在促使冲突各方团结各自的支持者”。而左右翼政党为了吸引中间选民所制定的趋同性政策纲领，导致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现有的政党体制获得代表。受到主流政党排斥的工人选民，因此转向了具有反建制色彩的激进右翼政党。工人阶级选民的政治转向既是对左翼政党代表性不足的抗议，也是对政党体制代表性异化的反弹。第二种是间接路径模式，即工人选民在发现左翼政党向中间位置移动并偏离传统的政策路线后，首先转向意识形态距离相对接近的右翼政党，继而在议题偏好的驱动下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工人阶级选民与左翼政党联盟关系的破裂，使其尝试从主流右翼政党处获得政治代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地区条约或国际协议对民族国家权能的约束，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的右翼政党同样难以突破原有的政策框架。与左右翼政党的经济政策纲领趋同形成对照，主流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有关文化议题立场的差异却日益凸显。随着移民议题取代经济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那些最初从左翼政党流向右翼政党的工人阶级选民，最终转向了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激进右翼政党。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发现，工人选民对传统左翼政党阶级认同的弱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议题类型的分化，是激进右翼政党成功地实施选举动员、挑战主流政党的根本原因。有别于历史上工人阶级同左翼政党基于意识形态认同建立的联盟关系，工人选民主要围绕反移民、反全球化等核心议题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这是一种不同于阶级联盟的“议题联盟”。首先，在形成背景方面，议题联盟深受议题周期的影响。工人和左翼政党的阶级联盟形成于工业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相对稳定的阶级分野是维系联盟稳定性的社会结构条件。而议题联盟的建立，受到福利制度改革、地区经济一体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速发展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是议题联盟吸引工人阶级选民的重要诱因。国内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也使国家安全成为政治议程中的热点话题，导致本土主义情绪的发酵。议题联盟虽然受到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制约，但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外来移民、国家安全等非经济议题的凸显。民众能够直接感知的议题显著性的变化，将决定议题联盟的生命周期。
其次，在目标定位方面，议题联盟具有清晰的政策指向。工人和左翼政党建立阶级联盟的目标是，通过竞争领导权将政党宣扬的意识形态转变为维护阶级利益的政策实践。当左翼政党为了和右翼政党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制定高度趋同的政策纲领时，政策倡议对意识形态的背离导致工人选民退出阶级联盟。而激进右翼政党倡导的议题联盟明确指向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具体问题，避免了主流政党纲领中由于整合多元利益诉求所产生的模糊性，能够清晰地向社会成员传递政策信息。议题联盟通过聚焦普通大众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在提高激进右翼政党辨识度的同时，引发了工人阶级代表性不足的共鸣。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反移民和支持社会福利的议题上，明确表达“我们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场，成功地吸引了工人选民的支持。
再次，在成员构成方面，议题联盟表现出跨越阶级分野的包容性。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的政治联合。阶级身份特征在赋予联盟凝聚力的同时，也会限制对非阶级成员的接纳。自我限定联盟的边界，甚至成为增强阶级意识、实现阶级投票的重要条件。而议题联盟不受阶级身份的限制，它能够同时包容政策偏好不同的社会阶层，“实用主义地建立联盟……给予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东西”。全球化利益的受损者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者，均可以聚集在议题联盟的旗帜下。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同时与小商人阶层和工人阶级建立“社会联盟”，既保护了商人阶层追求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目标，又迎合了工人阶级虽然不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但捍卫民族国家秩序的保守偏好。
最后，在行动机制方面，议题联盟具有媒介动员的特征。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盟，能够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采取集体行动，政党的组织动员和工人的身份归属共同塑造了阶级联盟在选举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议题联盟，通过网络媒体吸引包括工人选民在内的社会群体的支持。鉴于议题联盟的弱制度化特点，激进右翼政党领导人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操控，以及对社会危机的利用和民众情绪的调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反建制精英选择性地使用大众媒介话语，将复杂的政治过程转化为普通民众可以直观把握的政策议题，提供了不同于主流政党政治的“议题定义空间”（issue defined spaces），实现了网络化的政治沟通。
工人阶级和激进右翼政党之间的议题联盟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阶级联盟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形式的联盟完全是割裂的关系。正如传统联盟的阶级属性并不纯粹那样，议题联盟也会显示出多样化的形态。随着工人阶级选民偏好的调整或激进右翼政党向主流政党的转型，议题联盟可能表现为兼具稳定性合作和即时性合作的“复合联盟”。虽然议题联盟尚处于变动中，其对于西欧政党政治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首先，对于工人阶级选民而言，议题联盟表达了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发出了政治抗议的信号，激励主流政党变更政策方向。由于解除了和左翼政党的传统联盟，工人选民“丧失了保护性政治关系”，他们以议题为导向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客观上发挥了重构代表性的作用。但这种政治代表性重构的尝试，是“扭曲形式的工人抗议”，会进一步弱化工人选民的阶级意识。其次，对于激进右翼政党而言，议题联盟显示了自身的正当性地位，为其竞争政治领导权创造了条件。激进右翼政党利用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逐渐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主流政党为了应对激进右翼政党的压力，所采取的政策模仿行为将“民粹主义议题和偏见”引入政治过程。激进右翼政党和主流政党对领导权的竞争，以消解民主制度的共识基础作为代价。最后，对于政党体制而言，工人阶级选民和激进右翼政党的议题联盟，已成为影响政府组织的关键变量。由于激进右翼政党分流了左右翼政党的传统选民，主流政党难以获得独立执政的社会基础，政党结构因此表现出碎片化趋势。主流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在选举后的组阁谈判，将影响联合政府的具体构成。
结 语
从当代西欧政党政治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工人阶级的支持已经成为激进右翼政党取得选举突破的重要原因。工人阶级从左翼政党的联盟者转变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反映了政党体制社会基础的转换，以及政党竞争空间的重构。在阶级分野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工人选民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投票，共同维系了与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关系。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不同于传统经济议题的文化议题逐渐凸显。后工业社会的政党竞争，既有左—右维度的经济冲突轴心，也有自由—保守维度的文化冲突轴心。在经济冲突的维度上，左翼政党为了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采取的与右翼政党趋同的政策纲领，背离了工人阶级的再分配诉求。在文化冲突的维度上，左翼政党为了吸引后物质主义群体的支持，选择的社会自由化立场，同样背离了工人阶级的保守价值观。由于阶级分野走向弱化、价值观冲突日益强化，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之间的联盟关系趋于解体。在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工人选民转向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受到宏观上社会结构变迁、中观上政党体制僵化和微观上反建制动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过程中议题显著性的变化，提供了工人选民与激进右翼政党联盟的现实条件。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认同的削弱和政治领域文化议题显著性的增强，是激进右翼政党能够成功地实施社会动员、吸引工人选民支持的根本原因。有别于历史上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基于意识形态认同建立的选民联盟，当前西欧的工人选民主要围绕反移民等核心议题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工人阶级选民与激进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联盟的议题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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