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对话的伦理与新文化道德规范建构——以“五四”新旧思潮论战为中心
摘要：在新文化运动中，经由蔡元培与“新青年”派等新思想领袖的倡导、引领，立意革新的进步报人不仅充分继承了由晚清、民初报刊媒介所蕴育与发展出的舆论手段，而且极力纠正在以往历史时期形成的报刊舆论活动的恶劣习气，既创造出新的有效的舆论手段，又确立了报刊舆论活动的新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原则，其核心正是全新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的确立标志着新文化生产中“对话”范式建构的正式启动，呈现出鲜明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质，不仅秉承思想自由的原则，坚守现代民主社会的道德、法律准则，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印记。
作者简介：张先飞，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整体转型’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7BZW01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01)的阶段性成果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广泛开展的思想讨论与观念交锋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出现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思想报刊”成为这些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载体。于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精英都必须郑重思考如何运用报刊这一新兴媒介工具推动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报刊中展开的对话交流应遵循怎样的活动原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新思想领袖率先建构起“新思想报刊”在新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路径与原则，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开创了一种新传统。“五四”新思想领袖能够完成这样的新开拓，不仅是“新思想报刊”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包含了他们对自戊戌维新到民初以来近代新兴报刊在思想文化活动中的行为模式、遵循原则的继承与强烈反思。而引发新思想领袖反思既往并开始自觉开创新的路径与原则的历史契机，正是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春发生的新、旧思潮论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些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得出了新的思考结论，他们不再执着于追逐欧美、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其思想领地逐渐被新近崛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新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革新思潮所占据，观念发生了根本转移，他们开始成长为集革新家、舆论家、宣传家于一身的新思想领袖并以群落形态聚集，这标志着中国变革之路的根本性转向。新思想领袖群落在此巨大的思想变局中直接铸造出“新思想报刊”，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思想报刊”与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宣传媒介呈现出巨大差异，它的功能定位已变成对理想主义世界改造运动的理论宣传与实践鼓动，承载着新时代簇新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关，“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以及应遵循的对话的交流方式与伦理原则也自然会发生质变。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由于“新思想报刊”刚刚出现，影响力小，基本没有开展成规模的舆论宣传活动，更遑论思想的交锋，因此，关于“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以及应遵循的对话的交流方式与伦理原则问题，尚未得到新思想领袖们的特别关注。直到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讨论与交锋——新、旧思潮论争，以及与之相伴的舆论攻防战的展开，才触发新思想领袖们正视两个时代之间报刊媒介的舆论活动方式、舆论手段(Opinion means)的本质差异，并申明“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应坚守的对话的伦理，这可以视作他们自觉建构新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的开端。本文拟从对话的伦理与新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建构这一新视角出发，重新挖掘与阐释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内涵，彰明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起点的历史坐标。
#01
晚清、民初报刊舆论习气与
“双簧信”、林纾师弟的搏战
若要清楚解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亦最富标志性的一场论战——林纾、张厚载师弟等与“新青年”派的大鏖战，就必须从晚清、民初报刊媒介所蕴育、发展出的舆论风气和舆论活动的惯例等谈起。林纾、张厚载师弟等与“新青年”派之争的主因是钱玄同、刘半农所共同导演的“双簧信”事件。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载了关于新、旧文学家相互论辩的两封信。首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人士口吻，致信《新青年》编辑部，质问“新青年”派为何意欲颠覆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伦理原则与文学主张；随后，刘半农以杂志记者的名义，自居“新青年”派代表，撰文逐条批驳，所用言语略显轻薄，措辞也不免有些粗蛮、强横，其中还有大段篇幅直指近二十年来影响巨大的林纾，严厉批判并否定林纾文学翻译活动的价值等。这样一场由“新青年”派几位核心成员精心策划的报刊媒体的舆论活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正是这一公开的激烈挑衅行为激起曾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要职，与政府首脑、要员交从甚密，而且俨然以旧派文坛宗师及卫道领袖自居的林纾的愤怒，他以卫教和爱护北京大学声誉的名义站到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姿态儒雅却难掩其逼人的气势，公开与“新青年”派论理。
首先需要说明，在“双簧信”事件的多数知情者看来，钱玄同、刘半农的作法并不光彩，如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同仁和许多新旧知识分子多批评此举失之轻薄、草率，而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以化名攻击敌手的手段亦显卑劣。概言之，他们无法认同钱玄同、刘半农的舆论活动手段，因为钱玄同、刘半农所采用的正是胡适等极为不齿的民初旧派报人的不良手法。应该说，借助新兴的报刊媒介以不正常或不正当的特殊手段攻讦、打击对手的做法在晚清报刊界已颇为盛行，且多集中于革命派、维新派、立宪派等改革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等旧派政治势力的争斗当中，尽管革命派、维新派、立宪派等所采用的不良手段与其欲实现的高远理想目标实不相融，但由于他们所做的一切大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改革大业，因此，在手段上暂时从权也可以谅解。然而，到了民国建立、共和目标初步达成之际，在晚清报刊中所盛行的以不道德、无底线的手段煽动舆论、攻击对手的做法却依然被完整承袭，并渗透到逐步败坏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大批报刊与报人自甘堕落，一方面，他们宁为无良政治、肮脏社会活动的前驱，最开始他们沦陷于民初毫无节操、底线的污糟的党派政治中，紧接着在袁氏当国之际又彻底沦为袁氏政权打击政敌的舆论大棒。在每次政治丑行中都穿梭着堕落报人的繁忙身影，他们公开展示着造谣、诬蔑、蛊惑、栽赃、勒索等恶德丑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在此之后，这种不良传统并未随着袁世凯弃世而消歇，反而被固定下来并成为报刊舆论活动的惯例。另一方面，大批报刊与报人在不良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浑水摸鱼并推波助澜，居然将此类活动变为牟利工具。具体到社会文化方面，他们创造出黑幕文学、影射文艺、泼秽水的批评、捧角戏评等文艺形态，并建构起了巨大的产业链条。同时，民初这些堕落的旧派报人在不良的政治生态和舆论活动中发展出多种类型的纯熟的构陷、攻计等手段。总之，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这些普遍存在的堕落的报刊舆论活动方式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导致社会整体环境加速败坏，更可怕的是令普通大众，乃至知识界人士逐渐淡漠了对于社会基本道德原则的坚守，反而对报刊舆论活动超越底线的行事方式视若无睹，认为报刊舆论活动的运行本应如此，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都在有意识地学习、模仿，并能够纯熟运用。这些知识界人士当中就包括“新青年”集团的两位中坚分子——钱玄同与刘半农，尤其是刘半农在进入《新青年》作者行列之前长期混迹于海上文坛与报纸出版行业，并惯作日报文字，对这些行业手段极为熟稔。因此，迫于社会大众与报界同业始终不认可《新青年》的生存压力，钱玄同、刘半农便萌生出要采取民初报人所惯常使用的非常规手段来实现突围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加以实施。
钱玄同、刘半农作为新思想文化领袖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首先设计出一位论敌，即作为旧派一方思想代表的虚拟人物王敬轩，而且他们依照旧派文人的思维特点及对新旧思想、文学等问题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精准设置论题，有意放大王敬轩的负面形象，将其设计得极端冬烘迂腐，与当时旧派文人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而钱玄同、刘半农在面对自己所虚拟建构出来的论敌进行答复时，也做出了精心设计，故意采用一种极具刺激性的表述方式，如肆意抛出爆炸性的论点与挑衅性的言语，嘲讽与羞辱对方，态度极为轻薄，嬉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这种专门策划与精心设计，钱玄同、刘半农有计划地制造出了一个社会舆论热点，并藉助这一时期并不正常的报刊舆论的话语场域，极其有效地鼓动起巨大的社会舆论。果不其然，按照民初报刊舆论界的固定套路，这场“双簧信”事件取得的效果颇佳，甚至超过了钱玄同、刘半农两人的预期。此后，林纾的翻译、古文，以及文艺观念不断遭到“新青年”派成员的批判，不过这些都是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思想报刊”进行的正当讨论，与“双簧信”的做法不同。
林纾与弟子张厚载合作，奋起搏战，他们的反击方式仍然不脱民初报刊活动的固定套路，同样取得了不凡效果，与“双簧信”的表演成效不相伯仲。当然林纾在这场主要通过报刊媒介进行的舆论博战中也并非没有采用过正当的做法，比如他紧随胡适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在天津《大公报》“特别记载”栏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引起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余颂华等的讨论；他还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质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何纵容教师倡导“覆孔孟、铲伦常”、废古书，兴土语等。但同时，林纾藉助上海《新申报》、北京《公言报》、上海《神州日报》等旧派思想文化阵地和各类庸俗小报发起舆论攻伐战，大肆运用了民初舆论活动中最为卑下、低劣的手段。1919年2、3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为自己所设的专栏“蠡叟丛谭”中发表影射小说《荆生》(1919年2月17－18日连载)、《妖梦》(1919年3月19－23日连载)，公开侮辱、诽谤并恶言诅咒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派的新思想领袖，对这些“名教罪人”恨不得食肉寝皮，而且还大声疾呼武人来维持礼教、消灭言论，其行事之丑恶、卑劣与当时其他的无行文人、堕落报人毫无二致，同样引发舆论大哗。不过，客观而言，林纾的这种做法和钱玄同、刘半农生造出一个王敬轩的行为本质接近，明显深受民初舆论活动中不良习气的影响。不仅如此，林纾与张厚载师弟还采用了更为恶劣的手段，他们积极游说北京政府的各派力量，伙同安福系，与军方、警方、特务机构和国会中的反新文化势力暗相勾结、密切磋商；为与这些活动配合，他们借助各类烂污小报、小册子、专栏等，如张厚载在上海《神州日报》主持的不定期栏目“半谷通信”，故意制造谣言并煽动舆论，意欲引发政治力量干涉，进而掀动社会大众恐慌，藉此达到从组织到人员消灭新文化群体的企图。
刚开始的社会舆论走向果然符合林纾、张厚载师弟等的预期，他们藉助不正常的报刊舆论的话语场域，充分利用谣言在公共话语、政治生态中的传播、煽动与破坏力量，使本来仅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旧之争发酵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一时之间北京谣言四起并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报刊舆论界，远至广州、成都等地都在散播与讨论此事。谣言风传北京政府中的各派力量，包括总统府、总理府、国会、安福系，以及军方、警方、特务机构等将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思想文化群体，尤其是推动新文化运动并为之保驾护航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新青年”派主要领袖，施以重手打击，如谣传将处罚或取缔北京大学，以及逮捕或驱逐革新派首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这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慌。同时，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据称参议院有人准备提出议案查办蔡元培、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云云。林纾与张厚载师弟自以为得计，确信倾覆新思想、新文化势力只在旦夕之间。当然，由于林纾、张厚载师弟旧文人的积习甚重，且长期受到晚清、民初不良舆论风气的熏染，因此，在他们看来，自己采用这些手段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只是按照当时舆论活动的通行惯例行事罢了。
#02
新、旧思潮论战与
“新思想报刊”对话伦理的确立
从一定意义上讲，林纾与张厚载师弟确实是时代的落伍者，思想与视野的局限使他们无法洞悉整个时代观念的遽变，未能及时感受到整个社会对报刊舆论界的要求和定位正发生着质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蔡元培与“新青年”派思想领袖的有意引导，更是当时大批进步报人力图一扫报刊舆论界恶劣习气的主动作为的结果。于是，整个社会惊异地发现，当谣言四起之际，却是新思想文化力量和进步报刊、报人高歌猛进之时，他们非但未被流言吓到，还不约而同地向旧派力量发出集体讨伐。
关于新派的反击和林纾师弟的辩驳，并非笔者集中思考的重点，笔者所关注的，乃是新思想文化势力和进步报刊、进步报人如何通过“五四”新、旧思潮论战活动扭转民初无道德底线的报刊舆论活动的风气，以及如何重新为报刊舆论活动确立新标准，树立新风气。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新思想领袖和其他参与论辩的新思想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进步报人等慎重审视这首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反复阐释、陈说着同一个命题，即以报刊媒介为舆论平台的思想讨论、文学批评等应遵循怎样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原则。事实上，他们都已清醒认识到目前报刊舆论活动乱局形成的症结所在，认识到只有尽快扫清长期盘旋的污浊风气，才能建构合乎新时代要求的健康的媒体舆论平台，以公正、自由的讨论机制保障知识生产、真知探求的有效进行。于是他们借此时机集中倡导新标准、新风气，不仅希望启迪报刊界以及广大报人自觉改造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而且期待彻底改变普通民众与知识界人士扭曲已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新思想文化力量和进步报刊、报人为确立新的标准、树立新的风气，着重申说了报刊舆论活动的道德、法律与思想底线问题，他们首先强调必须坚守与维护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宪法所规定的思想自由原则。全国教育界、进步报人虽然不明流言真伪，而且对新、旧思想文化之争各怀己见，但他们面临现政权有可能再度承袭袁世凯对中华民国宪法原则公然破坏的巨大威胁时，立刻同仇敌忾，群起抗争，对以暴力压迫思想自由的行为严厉批判，并揭露某些黑暗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宪法的险恶用心。《每周评论》第13号就专门在《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的“特别附录”中，将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余家报纸上谴责林纾、维护思想自由的报道与专论等加以摘要汇录。
与此同时，蔡元培和“新青年”派核心领袖从各自角度阐释了新的报刊舆论活动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原则。蔡元培在此次新、旧思想争端中做出重要表述，核心观点集中于回复林纾的公开信《答林君琴南函》中，蔡元培预设的受众群体显然并不以林纾为主，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因此，蔡元培坚持将争论的全部真实情况放置于公共的舆论媒介平台上，郑重其事地将自己的回信与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同刊于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向整个社会展示。当我们细致考察蔡元培回信的历史文本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蔡元培对于林纾所提出的卫教、白话文等核心问题始终避重就轻，极少正面应答。究其原因，在于这些问题不是他的话题重心所在，蔡元培撰构此文的立意和基本逻辑思路是为阐明“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以及教员校外政治言动与学校无涉的现代大学理念，乃至立身处世的正当道德规范与伦理原则等。应该说，蔡元培虽仅仅围绕北京大学展开论述，但在他的认知当中，他所阐述的不仅是现代大学需要遵守的准则，更是文明世界中的基本准则，而作为文明世界中最重要活动之一的报刊舆论活动也必须循此通例。此外，蔡元培又将他与张厚载之间的通信公开刊载于本期《北京大学日刊》，期望通过这一对话阐明另外一些原则。蔡元培严厉批评身为北大学子和媒体从业者的张厚载严重违背做人底线，道德有亏：一方面，蔡元培指责张厚载作为北大学子和林纾弟子，明知林纾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却积极主动帮助其师投稿发表于报刊媒介并传播扩散，既败坏了本师声誉，又损害了母校形象；另一方面，蔡元培还批判林纾以“谩骂语轻薄语”侮辱人格的行径“实为失德”，实际也是在指责张厚载利用媒体从业者的便利条件推波助澜、帮助散播这些不道德、无底线的污言秽语的行为。很明显，蔡元培是在通过具体分析林纾、张厚载师弟借报刊媒介做出的失德行为来强调作为文明社会成员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他的批评与指摘对于当时的报人而言是一种尤为严厉的警示。总之，蔡元培的有关重要论断对步入革新的报刊舆论活动起到了卓有成效的影响。
作为新思想文化运动的领袖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核心灵魂人物，陈独秀自新文化运动伊始，就立场鲜明地宣示，作为一名有“主义”的报人，为了维护真理，必须秉持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并采取决绝手段进行正当的斗争。在所有进行思想斗争的舆论阵地中，陈独秀极其重视并偏爱《新青年》“通信”栏目，因此，他关于坚守“主义”的报人需要恪守的原则与维护的立场的论断集中于他在《新青年》“通信”栏目对读者来信的回复中。应该说，作为坚守“主义”的新报人，陈独秀自身的行为可称典范：一方面，他表现得俨然真理的化身，态度极端强硬，口吻不容置疑，尤其当有人质疑“新青年”派对林纾等守旧人士的态度过于严厉、专横时，他的驳斥斩钉截铁、果决而坚定；另一方面，他在与任何对手进行论辩时，始终严守目的与手段完全一致的原则，其意见表述坦白直接，使用手段正大光明。陈独秀作为新思想文化领袖与报刊媒体革新的首创者，其所尊奉的行为准则为报刊舆论活动的革新运动作出了表率，并在其后“新青年”派的“《晨报附镌》时期”，以及“语丝派”的活动时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落实和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由陈独秀所创立的《新青年》属于第一份由信奉共同主义的同仁所主持的“新思想刊物”，为后来很多新思想、新文学刊物提供了办刊标准与范式。需要特别说明，在陈独秀等坚守“主义”的新报人看来，“为主义”而办报，为宣扬真理而进行思想交锋，与民初大批政党势力烂污的办报手法、卑劣的争斗伎俩中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陈独秀的这种“为主义”而办报的理念和经验，很快随着他转向共产主义并创办党刊的活动，开创了现代中国新型政党刊物的办刊传统。
新文化思想运动的另一位领袖胡适的侧重点与蔡元培、陈独秀不同，他期待遵循现代民主社会讨论、磋商的交流方式，将《新青年》这样的“新思想刊物”塑造成为一个讨论问题、研究学理的公共论坛，倡导通过公平的讨论、和平的竞争等方式推进思想的自然进化，并强调必须秉持宽容的态度。胡适在《新青年》初次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时便已申明了自己的这一原则，并在此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的报刊媒体活动中始终严格遵循，他甚至在“新青年”派与林纾、张厚载师弟正激烈鏖战之际，仍向张厚载约稿，希望引起讨论。事实上，正因为胡适力邀张厚载参与，且“新青年”派成员和一些进步戏剧理论家又多能较好地做到据理辩论，才使得“五四”新旧论争能够在正当伦理约束下取得很有意义的思想成果。不过，钱玄同却因胡适约稿之事对其横加指责并威胁要脱离《新青年》。胡适在北京“新青年”编辑部解体后仍将此原则落实于20世纪20年代《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的报刊舆论活动当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传统、活动方式等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胡适在此后自己的报刊舆论活动生涯中始终坚守准则。
#03
结语：现代中国
“对话”伦理确立的开端
在作为现代中国真正起点的新文化运动中，经由蔡元培与“新青年”派等新思想领袖的鲜明倡导与积极引领，立意革新的进步报人不仅充分继承了由晚清、民初报刊媒介所蕴育、发展出的舆论手段，而且极力纠正在以往历史时期形成的报刊舆论活动的恶劣习气，在创造出新的有效的舆论手段的同时，共同推进“新思想报刊”及其他进步报刊初步确立了报刊舆论活动的新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其核心正是全新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的确立标志着新文化生产中“对话”范式建构的正式启动，呈现出鲜明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质，不仅秉承思想自由的原则，坚守现代民主社会的道德、法律准则，还带有强烈理想主义印记。
新、旧思潮论争之后，这些正当的“对话”伦理开始得到新思想领袖们的集体认可，这在新思想文化阵营的几场单向的舆论攻伐战中得以充分展现。最具代表性的重大活动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转折点的“陈独秀被捕事件”及后续事件当中，这次新阵营单向的舆论攻伐战的核心成果之一就是新文学的发生。第二个显例是早期“新文学共同体”立足于“新思想报刊”对黑幕文学文贩、鸳鸯蝴蝶派作家群落的攻伐行动。这是刚刚建立起的“新文学共同体”首次集体亮相并发出共同声音的标志性活动。早期“新文学共同体”首次集体性的迅猛出击对黑幕文学文贩的商业竞卖、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学活动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各类报刊不再支持黑幕文学的活动，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报刊生存空间一度受到了极大挤压。在这两次舆论攻伐战中，新思想领袖与新文学家们很少受到被攻击一方的回击，也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但是，新思想领袖与新文学家们展开的攻击是异常激烈、不留情面的，而且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取巧的做法，完全是火力全开、堂堂正正地正面攻伐，只做“主义”和思想的交锋，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既不恐吓、威胁，也绝不侮辱、抹黑。
需要说明的是，新思想领袖和进步报人倡导“对话”的伦理，并非是对人类关系的抽象思考，也未提炼与升华出形而上的新的“对话”理论，这些新思想文化势力所做的只是纯粹地对思想文化活动中的实际伦理问题进行考量，他们在确立“对话”伦理方面的开创之功对此后现代中国新的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建构，即现代中国思想、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民主社会伦理的建立，以及现代中国报刊媒介、舆论环境的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仅就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首先，新思想领袖和进步报人所意图树立的新标准、新作风很快就在大多数的主流报刊媒体中得以奉行(包括新型的政党报刊)，成为了新的行业规范，广大倾向新文明的报人也将此新标准、新作风奉为职业操守的准则；而与之相反的，依然遵循以往不良习气的报刊、报人就会受到同业的鄙夷与拒斥。其次，广大的知识界人士也逐渐消除掉自身所受的旧风气的熏染，如作为“双簧信”事件主角的钱玄同后来也有所反省。最后，对于活跃于革新后的报刊舆论平台上的新思想文化的宣扬者，以及新文学、新艺术的活动家而言，这些“对话”伦理逐渐成为约束其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活动的铁律，现代中国思想运动与文艺运动的基本行动原则、话语规范、伦理界限等也由此逐步确立。当然，关于“新思想报刊”“新文艺报刊”应遵循的伦理原则等问题，在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发生期仅完成了最基础性的思考与建构，其后的新思想家、新文艺家仍在进行着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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