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刘洪钟│全球价值链治理、政府能力与中国国际经济权力提升
2021年
第5期
《社会科学》
ABSTRACT
摘要
Abstract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当今世界秩序变迁最核心的特征之一。与以往的大国赶超背景不同，中国成长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全新的时代背景赋予后起国家不同于以往时期更加显著的后发优势，但能否把握历史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则取决于后起国家的政府能力。中国政府循着先融入后升级的治理逻辑，通过积极推动本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并充分发挥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力优势，引领了中国的崛起和经济权力持续增长。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坠入“大国赶超陷阱”的风险与日俱增，但独特的大国优势、全套产业链、坚定的复兴信念等因素构成了中国跨越“大国赶超陷阱”的重要基础，进而助推中国国际经济权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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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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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国际权力正在自西向东、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快速扩散与转移。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受到挑战，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这场大变革中，中国国际权力的快速提升具有尤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的估计，2028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果真如此，那将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将不再是美国。二战之后，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总量曾先后接近过美国，但最终都功亏一篑，随后陷入“大国赶超陷阱”。当今的中国经济也正在沿着赶超的路径持续增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是否能够跨越“陷阱”并顺利实现国际经济权力的跃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国内外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核心命题。本文希望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这一全新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详细分析中国前行道路上的重要优势、主要障碍以及突围方略。
一
全球价值链时代的
经济权力与现实悖论
(一)经济权力转移
所谓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通常是指由于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国际权力结构中原有主导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大国地位上升并逐渐获得主导大国权力的变化过程。权力转移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其中经济权力转移是最重要的维度，因为它是大国间政治、军事等权力变化的基础。从权力的内涵引申开来，经济权力一般是指在国家间政治经济交往与互动过程中，一国运用自身经济实力，使用经济或金融政策手段，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打击、给予或承诺给予好处的方法从经济上削弱或增强他国，强迫他国改变意志从而使自身获益的能力。与军事权力通常被认为是锐利权力(sharp power)不同，经济权力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粘性权力(sticky power)，它包含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政策以吸引他者进入，进而将其困在其中。这种经济权力往往与双方在国际利益博弈中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所造成的不对等地位有关。经济权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尽管二者并不直接相等，但经济实力是一国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主要支撑，因此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而在外交中使用。学者们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它被认为是关键的“旗舰指标”。
经济权力既具有宏观特征，体现为一国经济总量增加而带来的政治和军事能力的提升，也具有微观属性，表现为该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而形成的迫使他国企业按照本国意愿采取某项行动的能力，比如，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本国企业由于产业升级而形成的讨价还价、议程设置等能力的提高。就目前而言，对于经济权力的微观属性，国内外学者们仍然关注较少。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与经济权力分配：发达国家的优势
通过重塑生产与贸易，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竞争时代。在各类产业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估计，目前全球80%左右的贸易是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的。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本文分析的核心和重点。全球价值链治理可以被定义为在价值链上形成包容或排斥门槛以及参与模式的行动、制度和规范，这些行动、制度和规范反过来又决定了价值的增值、分配、获取条件及区位。它展示了企业权力如何影响一个行业的利润分配和风险分担，并确定了行使这种权力的行为体。在全球价值链治理过程中，权力主要被主导企业所拥有，它们有能力调动和利用自身与其他企业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来决定整个价值链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模式、地点、时间以及最终的价值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分配。这些主导企业通常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既可以是生产商，也可以是采购商。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上对权力的俘获既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依靠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而胜出的结果，也是各国政策支持的产物。它们通过各种贸易、税收、竞争政策等，与本国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与治理，共同获得了主导性的国际经济权力。以美国为例，从1890年通过第一个反托拉斯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对国内大型垄断企业的经济权力保持高度警惕，然而，国外则是另一番情形：只要不影响美国国内市场，本国跨国公司在境外采取联合行动获取垄断地位通常都会得到政府的默许。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欧发达国家政府以“新自由主义”为口号，在全球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以此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当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为吸引FDI而普遍采取宽松的竞争政策和对领先企业的市场势力采取更大的政治容忍时，全球财富日益集中到西方国家的少数寡头企业手中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经济权力的分化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核心特征。
(三)后起大国的“经济赶超悖论”在理论层面上，经济权力失衡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将使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赶超发达国家，而只能保持“雁型”的状态跟随。但现实情况是，近三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国际经济权力的不断提升，尤其中国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权力的转移更是无法用上述理论进行解释。
快速崛起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一个重要案例。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与西方国家隔离的发展战略，而是实施了大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战略。中国通过融入世界经济而与东亚及西方国家构建起了复杂的生产网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时机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从简单的低端加工开始，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产业聚集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步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成长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乃至全球价值链的中枢，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权力也随之不断提升。
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借助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崛起似乎形成了如下悖论：在全球价值链的总体价值分配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势必攫取更大的份额，同时利用规则、条款等方式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锁定在低端位置。然而，现实却是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崛起的重要渠道。在学术视域下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一悖论？进一步，全球价值链缩小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经济权力差距的机制有哪些？此外，面对相同的历史机遇，不同国家的命运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拉美国家却为何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非洲国家则持续迷失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对于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学术界目前仍然缺乏系统性研究和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接下来本文将以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地位变化为视角，通过讨论政府能力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未来中国经济权力变迁的前景与约束。
二
政府能力与后起国家的全球价值链
治理参与：一个解释框架
(一)后发优势：内涵与特征变化
“后发优势”理论最早是由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他通过对俄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的历史研究，探讨了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落后的优势”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实现经济赶超的经验。林毅夫指出，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三个主要条件，三者当中，技术创新最重要。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不但包括技术的后发优势，而且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以及结构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上述优势，后起国家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
笔者认为，导致上述后发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东亚与拉美国家赶超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分工的重大变化对后起国家赶超方式和政府作用形式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传统以技术模仿和产业结构模仿为基础的后发优势无法得到有效发挥。新的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态，要求我们超越简单地以国家作为生产和贸易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在一个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一体化全球经济中，将国家与企业、国内和国外相结合，重新思考后起国家的后发优势及现实约束，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经济发展与赶超的战略选择。
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是以全球产业的多样性为前提，产业是后起国家进入全球经济的主要切入点，也为后起国家提供了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的机会。后起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启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需要像工业化前期的意大利、俄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那样，从零开始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国家可以专注于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从而降低工业化发展的门槛和成本。在增加就业的同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干中学”等，后起国家可以从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获得专有知识，提高组织管理和市场营销技能，从而释放生产潜力，促进整个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上述“捷径”就构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下后起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基础。
然而，潜在的后发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观察拉美和东亚国家赶超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从空间距离来看拉美地区离美国和欧洲更近，理论上本应更具区位优势，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拉美各国虽然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但基本上沦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原料供应地，形成事实上的依附性经济。与其相反，东亚各国却在大规模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本国比较优势，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对于上述差异，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提出，对世界经济的开放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来源，但这些只是潜在利益，只有当国内存在相应的互补性政策和制度时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的腾飞。为此，政府的作用和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它们需要有能力采取适当的政策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所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能有效化解与之相关的风险。
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也忽视政府的角色。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价值链内部治理形式的多样性，而非国家行动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上。即使有些研究关注政府的作用，通常也都将其视为“外部”因素，主要讨论贸易政策如配额、关税和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关问题。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全球生产网络关注度的提高，政府作用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的研究表明，国家政策、制度和政治环境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成功至关重要。加里•格里菲(Gary Gereffi)和弗雷德里克•梅耶(Frederick W．Mayer)最早分析了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来充当全球价值链推动者和监管者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政策有助于价值链的平稳，监管活动则旨在限制市场交易的负外部性。后来有学者将这些政策进一步细化为三类：经济层面的“水平”政策，特定产业的“选择性”或“垂直”政策，以及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即利用国际联系向价值链上更高价值的方向转移。
沿着上述逻辑，从促进本国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提升地位的角度，后起国家政府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后发优势，如果该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国，则额外还具有作为潜在最终消费市场的优势。
1．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和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推进本国工业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发挥促进作用：一是创造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二是采取有效政策支持本地企业参与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当中。
低工资通常是落后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最主要优势，但如果缺乏配套和完善的有形或无形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很难体现出来。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匹配措施，如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外资促进与保护、职业培训等。随着本国企业逐步加入全球价值链，随后的政策考虑就必须确保全球价值链尽可能融入国内经济。尽管全球价值链敞开了大门，但是它们并没有魔力。大部分关键性的工作仍然需要在国内完成，包括支持投资、提升技能、增加工作、促进增长的改革，否则就无法使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经济形成紧密联系，从而也就难以使外国投资企业的技术和专有知识产生更大的扩散效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或保持技术领先，外国投资者实际上往往缺乏融入国内经济的动力，为此，政府就需要努力为通过FDI进入本国的外国有形和无形资产创造良好的全球价值链连接环境，使得国内劳动力能够有效地与外国投资相匹配。
2．经济与技术升级。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企业学习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知识提供了机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购买的高质量国际中间投入品而产生的技术和知识扩散，可以刺激下游部门的生产；将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本地中间产品销售给国际买家，其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可能会刺激各上游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还可能通过知识和技术溢出而对当地其他企业产生示范效应。此外，还可以通过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并通过劳动力市场流动而将内含在劳动力身上的技能和知识转移到本地其他企业。
但是全球价值链仍然由主导企业掌控，它们不愿看到后起国家的经济升级，更可能通过与后起国家的供应商保持稳定的技术差距，进而形成等级结构。如何突破低端锁定，就成了后起国家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框架内，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经济升级：一是产品升级，即进入更复杂的产品线，能够以更高的技术和质量提供超越竞争对手的高附加值产品；二是流程升级，就是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进先进技术，使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更高；三是功能升级，即通过整合或转移到更复杂的任务，提高本国在现有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份额；四是链的升级，就是企业借助现有产业链中的知识和技巧进入新的具有较高增加值份额的产业链。
为达到上述四个目标，政府可以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提高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劳动力技能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它影响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本国经济升级的能力。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特殊工业园区和培训基地等方式形成或提升针对特定产业的劳动力技能。比如，新加坡政府通过专门的高等教育项目、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和创建与航空相关的特殊工业园区，成功实现了本国在商用飞机行业的价值链深度嵌入和地位提升；同样，日本政府也通过专门的技术培训，使得本国制造商在最新的波音787飞机生产所依赖的复合材料领域获得超越美国的优势。提高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则需要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和技术水平。为此，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引进新技术、加速折旧、产学研合作、研发投入税收抵扣等方式推动综合或特定行业的投资，以此保证企业产品质量和企业持续高水平的创新能力。
3．推动创新。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创新活动大多都是由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完成的，这也是他们经济权力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由于后起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人们往往怀疑它们的创新能力。然而，在现实中，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各个行业发挥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后起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和价值链构建转变为主导企业，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上经济权力的逆转。
后起国家企业可以从简单的代工(OEM)开始加入由主导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干中学”获得相关运营知识和技能。随着资本的积累和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企业就可以从简单的工作(如装配)中脱身，开始参与生产设计、研发和营销等，以此通过面向委托设计和制造(ODM)的转型进而实现价值链参与能力的提升。最后，一旦这些企业具备独立完成生产、设计、营销、渠道管理和研发的所有能力，他们就可以通过对研发活动的大量投资促进自身技术、产品和工艺的发展和创新，完成向自主品牌制造(OBM)的转型。这种OEMODMOBM三阶段理论常被视为理解后起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的关键框架。
然而，实现上述升级，尤其是从ODM向OBM的“惊险一跃”却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较高的进入门槛。与早期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羊毛－葡萄酒”式的分工与贸易模式相比，如今在许多产业中，由于在位企业具有先发优势，任何新进入者都必须在相似的初始规模起步，这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资，同时还需要拥有高效经销商和支持网络。以半导体产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用5000万美元建起来的装配厂，到2008年时所需前期投入则要超过3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完全听凭市场力量的引导，后起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控制下的全球价值链并与主导企业展开竞争就像一场旷日持久、成本高昂而且异常艰难的战役。但政府却可以扭转局势，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后起国家新进入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优势，从而改变该产业的世界分工与贸易格局，各国企业竞争形成新的均衡。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从一个签约制造商转变为一个自有品牌和营销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最初可能没有顾客愿意购买他们的产品。最后，还有一个重大风险是来自主导企业的干扰甚至攻击。他们可能会通过取消OEM/ODM订单、知识产权诉讼、价格战或倾销等方式，对这些以前的合作伙伴实施打击。因此，从ODM向OBM的“惊险一跃”就好似跨过一条宽阔的“OBM河”(OBM river)，只有实现真正的跨越，后起国家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一家OBM公司。
因此，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与推动本国企业和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而采取的外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不同，在本国企业转向自有品牌跨国公司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的是扶植和援助。政府可以帮助国内企业寻求独立，通过产业政策安排、创新体系构建、公私合作研发、市场信息提供、教育和培训体系完善等措施，扶植和促进本国赶超型企业的升级与转型。至于援助，由于后起国家的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普遍规模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竞争时必然处于下风，特别是当后者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等行动时，本国企业往往会由于资金、能力和经验不足而轻易落败。因此，政府的任务就是为企业预防涉及专利的知识产权纠纷或在其遭受纠纷时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比如针对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诉讼出售商业保险，为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提供调查服务，以及当本国企业面临外国企业知识产权诉讼时提供一揽子咨询服务等。在上述政策激励下，后起国家就有希望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推进本国企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洼地”向两端“高地”转移，实现全球价值链上经济权力的转移。
4．国内市场。权力并不只是意味着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经典定义所说的迫使其他行为体服从的能力，它还包括议程设置和改变其他人偏好的能力，即为结构性权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本国重要的结构性权力，而现有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通常没有考虑后起国家规模的异质性。这些国家的企业加入由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本国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小以及产品销售市场的特征都被假定为同质的。在此背景下，后起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逐步完成。但在现实中，国内市场的规模大小及其作为最终产品销售市场的能力实际上会对本国企业的升级和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代工或委托生产的产品都是销往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么参与其中的后起国家企业在与龙头企业的博弈中通常都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发达国家品牌零售商(买方)会不断向工厂(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降低成本和价格。
然而，随着后起国家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主导企业不可或缺的最终需求市场，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议价能力也将随之提升。相对于主导企业，后起国家企业对本国的法律法规、市场环境、消费者习惯等更为熟悉，如果主导企业希望利用本地企业的在地优势更快地嵌入东道国市场，则后起国家企业在与主导企业博弈时就会形成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比如，基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中国国内汽车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就形成了比较紧密的战略耦合关系，主导企业往往会赋予中国国内汽车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同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助于后起国家的国内企业构筑自己的价值链。当本土企业尝试从ODM向OBM转型时，除了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本身，能否打开市场把自有品牌销售出去，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如果本国市场规模过小，那么转型企业就需要从其他后起国家的市场积累经验，逐步形成品牌优势，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本国市场规模足够大，后起国家本国企业则具有了天然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在本国市场的开拓逐步壮大企业规模，累积组织和营销能力，扩大自有品牌影响力。为加速本土企业的升级，减少转型进程中的摩擦成本，后起国家的政府无疑能够起到有力的引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各种金融、税收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激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努力形成自有品牌，从本国市场开始，逐步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
三
价值链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崛起
与经济权力的演进
(一)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中国经济赶超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节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根据特征差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此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权力也实现了快速的跃升。
为了加强与完善对加工贸易的管理，鼓励企业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扩大外贸出口规模，中国政府自2000年4月开始成立了一系列由海关监管的出口加工区。除了对加工区内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等实施免税政策，以及对区内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提供服务的企业实施保税政策之外，国家为促进当地形成产业集群，还在每一个出口加工区设定了主导产业，从而形成了出口加工区扶持“主导产业”的政策。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加工区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平台，其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到全国进口总量的1/3和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另一方面，各地区依据中央政策和本地区特点形成的供应链，完美地将规模驱动的专业化转变为一种可持续的国家竞争优势。从珠三角地区专门从事零部件生产以及将其组装成各种最终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长三角地区专门从事汽车、半导体、手机和计算机等产品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中央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作出战略规划，并在地方层面快速、大规模实施的结果。这些专业集群一方面与东亚关键零部件供应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与全球买家联系在一起，将中国产品推向世界市场。
由于上述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中国最终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厂”，主要表现为：一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总额快速增加，国际贸易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很高。从1992年到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从849亿美元上升至14307亿美元，提高了16.9倍；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110亿美元上升至1083亿美元，提高了9.8倍。在出口总额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比从1996年的41%提升至2008年的55%，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对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度不断提高。二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后向联系不断加强，说明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是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融入世界经济的结果。1995－2007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后向参与度从14%快速上升至20%，表明在这一阶段，中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的方式快速、全面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由此形成的生产和贸易分工网络被一些学者称为“新三角贸易”。
第二阶段(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提升地位和实现创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大拐点”，同时也是中美经济权力转移的一个分水岭。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开始显著下降，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3－2017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30%，超过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贡献总和。
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变化促使中国政府开始调整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额断崖式下跌，外需减少迫使中国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下降；早期“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政策并未获得显著成效，同时导致许多产业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本土企业却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等等。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发展政策在两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是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二是实施技术升级与创新战略，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构建我国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
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开始改变以往对出口拉动的过度依赖，真正迈入后重商主义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08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4%，大大低于投资的53.3%。但从2012年开始，最终消费逐渐超越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4年消费贡献率达到56.3%，2018年进一步升至64.0%。
增长方式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对于通过引进技术推动本国创新发展的思路也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和企业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的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为此，就必须改变以往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发展本国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将注意力集中在打破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和创建自我持续的、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上。
2006年中国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被认为是中国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标志。大会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更为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新兴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围绕创新驱动、新兴技术(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发展，中央政府又陆续出台多个政策文件，其中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是集中体现。从政策措施来看，在继续秉持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下，中国开始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与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等功能性产业政策，则成为政府新的政策着力点。2016年12月，中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三个方向：继续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出口增加值，主动打造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为此，政府从产业基金支持政策、财税政策、人才政策、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金融政策、创新政策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政策框架。
上述一系列产业提升和创新政策的实施正在显现成效。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升级，从低端制造向先进制造和先进服务迈进，中国也由此开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价值链枢纽”转变。
首先，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不断攀升。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更复杂、增加值更多的生产环节，实现所谓的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和功能升级。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后向参与度的下降得以体现。从2009年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79.0%上升至81.3%；相应地，外国增加值从21.0%降至18.7%，减少了2.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产业链升级，替代和减少了对中间产品的进口，制造业正在升级到先进制造产业。张斌等人基于制造业出口产品增加值率的计算也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后制造业的升级要快于危机前，而且对出口增加值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行业内效应，而不是行业间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路线主要来自对所进口中间产品的替代。后向参与度下降的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前向参与度则在危机之后稳步上升，从2009年的1.5%提升至2015年的2.4%，说明中国作为全球中间产品供应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中国出口中的中间产品占比从36%上升至63%，而中国在世界中间产品出口中的占比则从8.9%升至15.7%，增加了6.8个百分点。上述现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多数国家中间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开始在全球价值链上扮演关键的“枢纽”角色。
其次，越来越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重构实现“链的升级”。通常人们将创新等同于突破性技术，但事实上，正如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所言，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除了高水平的突破性技术，还包括许多中等水平和低水平的应用性技术创新，它们是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有益补充，也是一种同等重要的创新活动。何少伟等人借鉴毕海德的思想，从结构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和嫁接创新(grafting innovation)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企业的链的升级活动与绩效后发现，华为(结构创新的代表)、比亚迪、中国南车(嫁接创新的代表)都已显示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为了进一步升级和追赶，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还在政府“走出去”和“自主创新”政策的支持下，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或是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根据中国政府2012年对数百家中国领先创新企业的调查，其中70家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了137个研发中心，其中大部分位于发达国家。由于上述链的升级活动，大量中国企业开始向主导企业转变。比如华为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联想是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海尔是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中国中车则是世界最大的机车制造商等。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新趋势正在导致全球创新和研发活动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地理区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新的企业开始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市场中塑造自身的领导地位。
最后，中国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大大提高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成为中国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需求停滞，全球价值链的最终需求开始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中国国内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2010年到2017 年间，全球汽车销量增长的 50% 来自中国。2017 年美国企业通过对华出口和在华子公司的业务，共计从中国获得了 4500－5000 亿美元营收。这种转变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本土企业(合同供应商)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合同购买方)的关系，并使得前者的议价能力不断提高。因为生产目的从出口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的制造商必须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作用从制造扩大到采购、销售和分销，而这些功能原本都是由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控制的。除了本土企业议价能力的提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与跨国公司谈判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由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特别是来自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加欢迎能更大程度融入本地经济、有助于促进本地产业技术升级的跨国投资。
(二)中国国际经济权力的提升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9年则达到美国的2/3。那么，如何客观地比较和评价中美的经济实力呢？学者们通常采用GDP总量来讨论中国的经济崛起，尽管学者们对于用名义汇率计算的GDP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更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的看法并不一致。另一方面，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GDP指标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人口大国的实力水平，而忽略国家的成本和效率，为此，他提出了以“GDP×人均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前者代表一国经济和军事产出总规模，后者则反映该国经济和军事的效率，二者综合即可囊括净资源的规模和利用效率这两个重要维度，从而更加准确地测量出该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格伦•哈伯德(R.Glenn Hubbard)、蒂姆•凯恩(Tim Kane)则进一步把经济增长率纳入衡量范围，提出了如下计算公式：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增长率1/2。如果分别用名义汇率和PPP方式按照上述三种衡量方法计算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占美国的百分比)，会发现六种结果差异巨大。以2018年为例，按照名义汇率方法下的“GDP×人均GDP”公式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只有美国的10.3%，而按照PPP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则已达到美国的123.6%。
考虑到上述方法各有优劣，笔者对六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加权平均，以此计算出来的结果能更好地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见表1)。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占美国的比重从9.3%上升至50.9%，提高了4.5倍。如果把欧元区、英国、日本和印度也纳入考察范围，20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仅仅超过印度，分别只有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16%、26%和73%，但到2018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则几乎与欧元区持平，分别为日本、英国和印度的2.9倍、4.8倍和3.7倍(见表2)。不过，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上升很快，但截至2018年中国经济实力仍然只有美国的一半。
表1 中美经济实力比较
(中国占美国的比重)(单位：%)
表2 主要经济体经济实力比较
(各国占美国的比重)(单位：%)
四
国际秩序转型、全球价值链
重构与跨越“大国赶超陷阱”
(一)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大国博弈
近年来国际秩序进入剧烈的震荡期。英国脱欧、特朗普民粹政府上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黑天鹅事件”此起彼伏，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陷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危机，国际秩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其中，中美两国因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扩大的分歧，无疑是当今紧张、动荡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缩影。在未来数年中，各国都将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作出艰难的政策选择。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因为全球化逆流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而开始发生深刻调整。事实上，这一变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已经出现，主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化转变态势，大量研究表明，北美、东亚和欧洲正在逐渐向彼此“脱钩”的方向发展。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巨大影响则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为了避免美国对华征收的高额关税，一些价值链主导企业已经开始减少从中国的采购，或者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能从中国撤回，或转移至第三国。比如，苹果公司已经要求它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把10%到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根据科尔尼公司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2019年美国制造业从中国进口减少了900亿美元，其中有310亿美元被东盟低收入国家所替代，而越南是最大的受益国，获得了其中大约50%的份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商业环境调查报告也显示，特朗普执政以来，有20%左右的公司已经或正在考虑将产能转移至中国境外，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2020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暴露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脆弱和安全问题，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激励本国跨国企业回归本土，疫情之后这些国家必然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努力通过价值链调整和重新布局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企业撤离中国的规模、范围和速度，将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和集体所感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大小。一些受到高度安全审查的技术型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可能被迫选择彻底退出中国，并根据新的市场环境重新设计其技术生态系统；另外一些企业不会选择彻底离开中国，但可能会缩小在华经营规模，同时采取“中国＋1”的发展战略以分散风险。
新形势下大国博弈的加强，预示着中国正在接近“大国赶超陷阱”，不过正如张宇燕所说，“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参与大国博弈的国家必然会坠入陷阱，而是意味着大国间的赶超在达到一定层次后难度会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态度与政策的大角度转变”。那么，中国最终能够跨越这个“陷阱”，从而实现国际经济权力的跃升吗？
与苏联被美国称为“极权主义国家”类似，中国如今也被美国政府称为“修正主义国家”，中苏与美国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而且也是两种制度的竞争。不同的是，美苏对抗是在两个“完全平行的世界”中进行的，两国经济基本没有交集和合作，因此，双方的博弈更类似于零和博弈，一方的失败就意味着另一方的胜利。中美竞争则不同，两国共存于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全球化高速发展下，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双方的竞争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非零和博弈，双方均无法在完全击垮对手之后全身而退。
从同一国际经济体系的竞争角度看，中美竞争与日美竞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中日经济实力接近于美国时，美国采取的施压政策主要以经济和贸易手段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和军事层面的直接对抗和极限施压。背后的原因在于中日都是依靠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长起来的，除了在治理层面寻求边际上的调整与改进之外，两国从未试图颠覆和推翻该国际体系，相反，还都努力维护和加强现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有效性，同时也都承认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领导角色。
以中国为例，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维护其正常运行：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目前在全球部署有2500余名维和人员，超过其他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人数的总和；中国提前还清世界银行的借款并向其进行了捐款，中国还从支持法治、打击腐败、开放数据系统等方面为世界银行的诸多倡议提供支持；同时，中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以增强该机构的资金实力。中国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非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的替代，相反在政府管理、采购和环保等方面采纳了已有的全球标准，同时还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提供资助。中国如期兑现了入世时关于关税、配额等方面作出的承诺，并将贸易壁垒降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此外，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中国竭力维护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威：从2000年至2018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推动了190项与“制裁违反国际规则的国家”有关的决议，中国对其中的182项投了赞成票。因此，总体上中国是把自己的利益与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利益锁定在了一起，这一目标与美国高度一致，美国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做法更多体现为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中美竞争又不同于日美竞争。2017年底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这与历史上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日美是一个同盟体系内领头羊与跟随者之间的竞争，中美则是经济与政治制度均存在巨大差异的新兴崛起大国和在位霸权国之间的竞争。除了这种制度性差异，崛起的中国与日本还存在诸多重要的不同，这些不同可能奠定中国跨越“大国赶超陷阱”的坚实基础。
首先，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经济高速增长期，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变成了赶超的“红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此外，人口众多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在面对愈发明显的外部压力时，为后起国家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当前中国具有更显著的后发优势。1994年，当日本GDP超过美国的2/3时，人均GDP已达到美国的1.4倍；而中国在2018年GDP达到美国的2/3时，人均GDP还仅仅只有美国的15.6%。1995年日本的城镇化比率已达到78%，中国2017年的比率仅为58%。再次，当今中国与美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本土已拥有全套型产业链，这使得中国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间。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尽管双边贸易规模很大，但彼此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美国一直指责日本市场对外封闭，1994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只有18.7亿美元，仅比对中国的12.3亿美元多6.4亿美元，而该年日本的GDP是中国的8.7倍。日本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增加值所得基本上都被日本企业攫取。相反，由于美国在中国的大规模直接投资，中美两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并高度相互依赖，这也使得美国难以真正与中国经济全面“脱钩”。最后，中国具有坚定的复兴信念、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政府能力。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挑战，而中国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持续推进国民经济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同时，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中国跨越“大国赶超陷阱”存在诸多有利条件。
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内部和外部制约。从内部因素来看，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困难重重，外需大幅下降的同时，内需却由于社会保障缺失、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而难以快速提升；向高质量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大量的体制性障碍，过度管制性倾向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仍广泛存在；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仍是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但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已面临债务负担、金融风险和产业空间的极大限制，政策的边际效果不断下降；新旧动能转换任重道远，旧结构、旧动能开始衰退，但新结构、新动能仍然发育不足；政府扶植型新动能过剩而政府服务型新动能不足；等等。从外部制约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持续回落，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这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战影响逐渐显现，对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产生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全球贸易和投资突然停摆，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已成定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加悲观。特别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受到中美贸易战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分工风险日益暴露，全球化发展正加速回潮，而危机当中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乃至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大幅上升，这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民意基础，需引起我国的高度警惕。外部环境的动荡与恶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正步入一个不确定性风险更大的新阶段，开放战略和模式的调整势在必行。
结 论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大国之间的权力变化与更迭是国际关系中不变的规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在新兴大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中国走在了最前列。与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不同，中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断成长。在此过程中，具有显著东方特征的政府权威和国家能力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干预和激励模式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韩国大同小异，其利用后发优势采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战略举措，甚至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成长初期的做法也无二致。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他大国崛起时面临的时代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与早期的全球化发展不充分、各国产业处于分离状态不同，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环境。中国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技术进步所提供的机遇，利用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化转型红利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等优势，把本国经济有机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同时，依靠强大的政府能力，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验与谨慎推进”“干中学”等方式，保证国内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稳步前行的同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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