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锁｜生命历程视域下的贫困风险与资产建设
摘 要
我国反贫困战略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这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脆弱人群生命历程的贫困风险，强化动态性贫困治理。资产建设的政策理念对此有积极启示。资产建设具有制度性、发展性及终身性的政策内涵，有助于形成包容性、跨越生命历程的社会保护。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极大形塑了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特征，资产拥有日益成为累积性贫困分化的重要影响机制。在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资产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应关注政策实践的文化敏感性；另一方面还应强调救助保护与资产发展的整合，通过创新性政策设计强化反贫困的可持续性。
作者：邓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刊于
《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01
研究背景
贫困与不平等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有意识地推动扶贫政策行动的结果。尤其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时期，我国反贫困战略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转向更好地应对多维度的动态贫困与不平衡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无疑对反贫困事业进程带来较大影响。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家和地区都迫切地需要加强合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脆弱人口的生计与社会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开发式扶贫到精准脱贫的政策推进，体现了政府对贫困复杂性的更深入理解。脱贫攻坚行动不仅关注贫困户的兜底保障，也更加强调贫困者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加强脱贫与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结合。不过，在经济社会的新发展阶段，贫困及低收入人群面临的脆弱性更加多元，外部的社会系统风险可能与个体家庭的生命历程风险相互交织，带来脱贫发展的更多不确定性。这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静态的、群体性的贫困后果研究转向动态的、个体生命历程发展的贫困风险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调整反贫困相关的政策与实践。
资产建设是伴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而产生的新的社会政策理念，对理解和应对动态贫困风险问题有积极启示。资产是一种稳定的资源及其关联能力聚合，储备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是原初的生存保障观念。在传统社会中，这一功能主要通过家族共同体的互助得以实现。工业化时代，受到劳动力商品化的剧烈冲击，传统的家庭保护逐渐地被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制度性保障机制所取代。不过谢若登(Sherraden)指出，工业化时代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分化性，面向穷人的福利政策局限于满足其当下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往往形成负向的发展激励，无法抑制或消除贫困的再生产。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和多元，资本的收益率超过劳动收入增长率，社会财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资产贫困同时与性别、种族、阶层等社会分化机制相互交织，加剧了已有的社会不平等，可以说是当前许多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主要体现。资产建设研究者由此呼吁发展普适性的资产社会政策，激励穷人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积累。研究者倡导运用具有创新性的政策进行干预，如个人发展账户、儿童发展账户以及金融社会工作服务等，促进穷人实现实质性的发展目标，包括住房拥有、教育获得、就业创业及社区发展等。资产建设的思想也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得到现实回应，在社会救助、儿童福利、住房等政策领域有较多探讨；资产建设理念还与金融社会工作相结合，在反贫困、青少年以及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研究关注点。
尽管既有研究揭示了资产拥有机会和能力能够带来积极的发展效应，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资产建设与生命历程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分析。研究者较多从“收入－资产”二分框架展开讨论，忽略了资产建设对个体和家庭动态生命历程累积性分化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社会政策在应对贫困风险上的关联性。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以及从20世纪中期逐渐开启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极大改变了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历程轨迹，是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迥异于西方国家，但“压缩现代性”社会变迁也极大形塑了个体的生命历程特征。一方面，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拓展了更加多元的个体发展机会，促进了城乡家庭资产的积累；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交互影响导致累积性的不平等后果，使得贫困的发生具有越来越鲜活的生命印记。在此背景下，社会政策不能只是在贫困的下游进行补救式干预，而必须要有一定的预防性和前瞻性，以适应社会成员更为异质化的生命历程特征，这是资产建设相关政策与服务实践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本文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解析资产建设理念的内涵，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与制度文化情境的特殊性，探讨资产建设对于未来反贫困政策发展的启示。
02
社会福利政策的生命历程转向
(一)生命历程转变下的西方社会福利政策
生命历程的概念借鉴了发展心理学对于人的生命发展阶段分析，将个人成长视为从出生到死亡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过程，包括幼儿期、青春期、成人期和老龄期等。朗特里(Rowntree)最早对英国伦敦的贫困状况进行系统分析，他关注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呈W形态分布的贫困风险，即儿童期、初为父母期和老年期呈现出更高的贫困可能性。然而，早期贫困生命周期的研究并没有看到不同生命阶段的关联性，也没有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历史、制度变迁等之间的影响关系。
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启发和影响，埃尔德(Elder)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时期儿童的生命历程，将重点放在特定危机历史情境下的家庭与群体行为。他认为家庭乃是社会变迁和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最重要连接，家庭能够适应外部变迁的要求和期望，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应对危机。随后的研究者将年龄的概念引入进来，指出社会变迁源于个体年龄增长与社会结构变化之间无法保持同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同期的更替。美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纵贯数据的发展为生命历程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基础。除了年龄外，生命历程研究者还提出其他的核心概念如事件、轨迹、过渡等，生命历程既包括个体生命阶段的横向连接，也包括纵向个体生命轨迹所嵌入在宏观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贫困，要求关注贫困发生的个体成长与发展的整体性脉络。贫困被视为伴随着连贯性生命历程发展、个体与外在结构性力量相互影响的累积劣势结果，初始的不平等与机会结构和历史处境相结合，共同影响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积累资源的能力。由于童年期与成年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早期生活的不利境地可能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尤其值得关注。已有关于生命历程中的累积劣势发生机制的经验研究为反贫困干预带来积极启示。
欧洲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与美国有一定差别，强调关注生命历程的制度建构，特别是福利国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形塑。以往对代际流动、年龄分化的研究常常忽略国家的角色，而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视角将宏观的国家制度安排与过程和个体层面的生活历史动力连接起来。在现代福利国家中，个体的生命阶段特征界定着其获得福利权利的资格，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都和个体的年龄及生命历程阶段转换息息相关。个体的生命历程发展由此体现出时间化、时序化、个体化以及薪资劳动系统等特征。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也改变了贫困发生的特征及其应对方案。在充分就业和稳定性别分工的生命历程中，贫困是暂时的，福利政策的目的是缓解短期性的就业收入损失。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其中既包括经济层面全球化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变迁，也包括政治层面如民族－国家权威下降，以及社会层面中女性主义兴起、生育率下降及文化多元性等。贝克(Beck)认为风险是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从制度性的管辖空间转移到个体性的个人决策领域，使得个体直接暴露在风险全球化的处境中，并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不再是与工人阶级相伴随的特征，而成为更多人的生命历程经验，尤其是儿童、女性以及单亲家庭等脆弱人群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
风险社会的变迁对于制度化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冲击，从儿童阶段、成年阶段以及老年阶段之间的结构性界线都产生了“去制度化”的趋势。传统的社会保障机制也由此面临着巨大挑战，福利国家被要求重建适应生命历程变迁的新社会保护机制。20世纪后期，社会政策领域中的社会投资和社会发展理念兴起，更加强调社会政策的预防性和前瞻性，从综合的、被动的福利提供转向突出个体的责任以及积极化，人生早期开端的社会投资被认为可以带来更加持续的社会保护。个人社会服务则发挥着风险管理的功能，协助脆弱人群应对不同生命阶段的过渡问题，加强生命历程的连贯性。资产建设理念强调人生长期发展的福利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转向。但面临着全球风险社会的转型，西方国家生命历程个体化与制度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不同国家资产社会政策及其效果也体现出很大差异。
(二)资产建设与生命历程的风险应对
资产建设理念倡导福利政策从工业化时代的“收入－消费”转向“资产－发展”框架，促进穷人的长期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应对生命历程风险的积极福利观。基于相关研究及政策实践，笔者认为，资产建设对于生命历程社会保护的意义主要体现于其制度性、发展性及终身性三个层面的政策内涵。
首先，资产建设理念强调使穷人获得制度性的资产积累机会，从而扭转其累积劣势的结构化力量。许多研究指出，家庭资产拥有是一个重要的累积性分化机制，资产不平等会进而加剧其他的社会分化后果，包括健康、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劣势。比如，基于美国数据的家庭资产研究显示，资产拥有及其持续期影响不同年龄同期群的健康，会加剧累积劣势的效应。资产带来的贫困分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福利政策有关，在家计审查式的政策下，穷人常常面临着资产临界点的限制。资产社会政策并非不存在，如一些有关购房、土地出租、税收补贴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很多是排斥性的，设有较高的进入门槛，穷人并不一定能从政策中广泛受益。收入维持性的救助政策强调救急救穷，但缺乏一个让穷人可以积累优势的结构机制。资产社会政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储蓄资产本身，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有机会积累资产的制度进入渠道，使穷人能够突破个人生命历程阶段中的“瓶颈”，进而摆脱贫困恶性循环。资产建设研究者强调政策的制度主义后果。在传统的福利政策下，穷人好比是在一个不公平规则的赛场中参加比赛，失败结局早已注定。而以促进穷人资产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通过导向性的政策、项目以及服务等，为穷人提供可及性、信息、激励、期待、限制以及安全保障等制度激励。如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制度激励机制下的住房政策会带来迥异的家庭资产发展效应。在现实世界中，资产建设的政策常常体现的是一个制度组合，通过实践中的政策与服务创新，以实现反贫困的更好成效。
其次，资产建设理念强调关注人生长期社会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短期消费和福利满足。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概念来看，资产比收入有更加充分的信息基础，可以作为个体功能性活动的重要维度。早期贫困研究主要使用收入作为测量指标，但随着资产的引入，贫困的结构性和动态特征能够得到更好地反映。相对于收入贫困来说，资产贫困体现了时间性和发展性的维度，是一个分析长期贫困的有用概念。哈夫曼(Haveman)和沃尔夫(Wolff)将资产贫困界定为家庭缺乏充足的资产满足其困难时期的基本需要，“一定时期”一般被设定为三个月，以反映家庭资产对于收入缺失的缓冲作用。在社会发展领域，资产的概念更加丰富，不仅包含了金融资产，也包括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适用的土地、牲畜、农业生产设施、生产工具等维度。国际发展署与英国发展研究研究所提出可持续生计框架，更以家户为单位纳入了比较宽泛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类别。将资产与生计策略连接起来能够帮助我们从个体、家庭生命历程的动态视角更好地理解贫困者的可行能力。同样，这里的资产积累所关注的并非是资产本身，而是从资产到可行能力与社会发展的转化。不过，如何识别不同类型资产的发展性特征也是干预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最后，资产建设理念强调建构从人生早期阶段开始的终身性社会政策。从生命历程发展的连续性来看，童年期与成年期相互关联，早期人生阶段的贫困会带来长期发展损害。与成年人贫困不同，儿童贫困具有与其特定年龄阶段相关联的需求特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多维度儿童贫困的测量方法，从营养、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受保护等多个维度来测量儿童受到剥夺的状况。儿童贫困的多维度特征使得单一性的政策干预往往收效不大，通过现金转移支付与社会服务等整合性的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合力。在过去20年里，基于资产建设理念的儿童发展账户项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广泛应用，体现了跨越生命历程的整合干预特点。儿童发展账户是政府、家庭或社会服务机构为儿童设立的储蓄性或投资性的金融账户，以加强对儿童的经济保护，促进实现其长期发展目标，如大学教育、住房拥有和就业等。儿童发展账户也常常与促进儿童发展的家庭服务、教育和金融能力干预结合起来。在理想情况下，儿童发展账户可以与大学教育储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相互关联，构成覆盖社会成员全生命历程的社会保护。
综上可见，资产建设并非着眼于回应短期的、暂时的贫困后果，而是在生命历程转变进程中，试图应对结构性的贫困风险，建立具有发展性的长期政策体系。不过，由于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对于资产概念的理解、资产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之间如何更好地整合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毫无疑问，资产社会政策及其实践并非万灵药，它仍然无法充分回应风险社会下日趋复杂化的社会发展挑战。但是，资产建设研究将资产/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带入到社会政策领域中，体现了对于新的全球化时期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重要关注，对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跨越生命历程的社会保护体系有积极意义。
03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
贫困风险与资产建设
(一)变迁中的生命历程与贫困风险
个体的生命历程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中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极大形塑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轨迹，也使得贫困的个体化与家庭化趋势更加凸显。家庭资产拥有对个体生命历程的累积性贫困分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我国计划体制时期，个体的生命历程卷入集体化的进程中。国家深度介入基层社会，对传统家族组织、家族伦理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单位制、人民公社等一方面作为社会控制的机制，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较低的人口流动以及总体性的社会结构特征，使得计划体制下的个体生命历程在较大程度上被制度化。同时，低水平、广覆盖以及相对均等的社会福利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贫困社会问题，个体家庭由于依附集体保障机制而缺乏累积资产的制度机会，国家的社会救助政策主要表现在对于少部分困难人群，如“五保户”，或者自然灾难发生后的救济行动。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去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个体生命历程的选择自由大大增加。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通过进城务工获得收入，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不同位置个体的生活机遇，也导致了基于个体化职业路径与获得机制的不平等后果。而在家庭内部，年轻一代收入获得能力的增强带来家长权威的衰落和子女权力的增长，呈现“下行式的家庭主义”为特点的社会个体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家庭与人口结构呈现双重变迁的特征，表现为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家庭结构趋于简化、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等。面对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的压力，家庭的工具性以及情感性的支持都变得更为重要。在捆绑式的家庭福利体制下，家庭甚至可以被视为不确定风险社会中个体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再家庭化”趋势也带来了分化性的风险后果，家庭成为个体应对外部不确定风险的依附，这对于家庭经济资源、发展策略和决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缺乏外部各种资源支持时，脆弱家庭往往面临很大的贫困风险。
在生命历程变迁的背景下，贫困轨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化与家庭化趋势，这也影响到我国扶贫政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战略从区域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扶贫逐渐转向精准扶贫，各项扶贫措施要求更加精准地回应到贫困户的需求，提升其脱贫发展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反贫困一方面要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等措施实现贫困户救助兜底，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动态的贫困发生过程，尤其是脆弱人群的生命历程事件、轨迹以及过渡等可能带来的贫困风险。儿童/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等不同生命阶段节点之间的转换是致贫风险的重要原因。从童年期到成年期转换的贫困风险主要集中在教育及就业维度。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以及其教育救助等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有效降低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比较明显，贫困边缘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很重，如一些研究所发现，部分低收入家庭缺乏支持孩子完成更高程度教育的经济资源，子女教育成本常常导致家庭陷入支出型贫困。从教育到就业阶段的转换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个体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如何更好地实现匹配。在信息化与后福特主义时代，非常态的雇佣关系日益普遍，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增加。在青年人口中，就业能力不足、缺乏经济支持及就业保护等都可能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产生“啃老族”现象。此外，成年期到老年期的转换也容易带来贫困风险，它主要表现在老年人退休之后收入减少、家庭成员关系、居住安排等方面的变化可能使老人遭遇经济剥夺风险。在数字化与金融化日益加剧的时期，老年群体金融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也可能使其面临金融排斥和财务风险，从而带来老年贫困。
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贫困经历具有不同的时间性形态，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在恰当时间(timing)中的干预能够获得更好的成效。当然，个体和家庭并不是被动地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它们也具有其能动性，并通过各种选择性的策略来应对外部冲击。反贫困干预应强调如何激发个体与家庭的发展能力，协助其预防和化解生命历程重要阶段的贫困风险。传统的反贫困干预主要指向突发性或暂时性的贫困，并没有能够很好应对伴随生命历程变迁的延续性贫困问题。从生命历程视角考察社会变迁对于贫困风险的影响，要求我们同时关注反贫困措施的及时性和持续性。如在疫情影响下，脱贫不稳定户和贫困边缘户需要获得及时帮扶，但同时还应建立解决其致贫、返贫的长效保护机制，“扶上马送一程”，动态跟进和监测家庭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可能遭遇到的贫困风险。此外，各项脱贫与社会保障措施还应当打破身份、地区以及年龄阶段的政策接续等障碍，具备更大可及性与灵活性。在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变迁中，资产建设着眼于持续性与长远社会保护，其与兜底保障措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二)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下的资产建设及本土实践
在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中讨论资产建设还必须关注伴随生命历程变迁的社会政策特点及文化敏感性，这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及本土实践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资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体现于对民生和良好社会秩序的追求。《管子·牧民》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强调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并提出“制民之产”的治理之道。在中国家本位的文化中，家庭是资产拥有与发展的基础，传统家庭是一个“同居共财”的社会单元，它具有家庭成员共同消费、收入一体以及共同居住等特征。家长是家庭生产单位和事业的经营者，也是家庭财产的占有和支配者。基于代际伦理的财富转移是家庭财产延续的主要渠道，也是父权家长制再生产的过程。家庭资产及其使用的方式还反映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的伦理责任，如完成子女教育、帮助子女完成婚姻大事、赡养老人、给老人送终、人情往来等，体现一种“过日子”的家庭生活逻辑。许多研究也指出，尽管经济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家庭形态和伦理，但家庭作为基础社会单位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家庭主义的行动逻辑中。当前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家庭主义特征仍然明显，父母子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呈现出相互依赖的代际共生模式，如父母在子女购房、置产等有关家庭重要的资产决策中有很强的参与，代际之间具有一种协调博弈的特殊团结关系等。这都说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资产建设并非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更大程度体现为家庭关系为基础、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选择。这种家庭主义特征对于资产建设及金融社会工作等相关的干预实践有积极的启示，比如基于小额信贷模式的实践考察发现，地方性知识包括家庭性别观念、社区情理等都影响着农民对信贷项目的参与。基于儿童发展账户的探索性研究也发现，以家庭为本的介入能够更好地带动代际互动以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家庭关系网络的脉络来理解资产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加关注相关政策与实践运用中的文化敏感性。
从政策发展的维度上看，资产社会政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需要将救助保护与资产建设实现整合，通过创新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可持续性。近年来，资产不平等及资产贫困问题引起较多关注。多个数据来源的研究发现，全国财产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金融性资本、住房等资产逐渐成为居民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构成，财产分配差距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危险因素。西方的经验表明，再分配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资产不平等并不能起到充分的调节作用，这需要出台或强化更多有利于资产发展的社会政策，如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增强儿童津贴的普惠性等。我国精准脱贫行动也应更加重视增进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积累，比如加强资产收益性扶贫的包容性，通过集体土地分红、旅游开发、光伏发电等促进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的长期资产发展。但另一方面，资产社会政策还需要与救助保护类政策更好地整合，“收入－资产”的二元划分并不能完全反映贫困的动态变化特征。在生命历程的变迁过程中，收入支持和资产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边界。收入支持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激励转化为促进个体与家庭发展的资产；反过来，资产发展的能力和资产拥有也可以使穷人获得更加长远稳定的社会保护。
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往往被作为一种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反贫困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政策创新，将既有的救助保护与资产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如从人生早期阶段构建整合性的社会保护政策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反贫困应突破传统狭义的就业保障范畴，推动建立整合性的社会保护框架，以应对不确定性对于脆弱人群如儿童、残疾人以及非正式劳动者等带来的贫困风险。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将收入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资产建设等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社区储蓄等不同的手段，促进贫困儿童的教育、家庭就业技能提升以及社区发展等。这些政策实践模式对于我国2020年之后的可持续反贫困也有积极的启示，面对日益复杂的风险社会，单一的反贫困社会保护项目往往难以实现家庭及儿童的长期脱贫发展，收入保护与资产发展之间的整合十分必要。
资产建设不仅仅停留在政策视角的分析，也通过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推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资产建设类的政策工具如儿童发展账户、个人发展账户、社区为本的资产发展、金融教育服务等都很强调其实践中的模式总结，开发出适合社会工作者使用的工具指南。从过往的政策与服务实践来看，有效的资产建设项目需要一个多方参与的、持续性的制度机制，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金融机构以及贫困家庭等多方行动者的合作。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实践模式也有较大差异，如儿童发展账户项目可能依托于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体系，也可能依托于民间性的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等“半正式化”平台。在华人文化地区的儿童发展账户实践中，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家庭为本的服务介入方案。在日趋金融化的社会中，资产积累也与金融能力建设有紧密联系，如消除金融排斥、提升金融知识和技能等促进实现贫困者的就业参与、子女教育等发展目标。贫困问题与经济机会剥夺、金融能力缺乏等息息相关，社会工作在介入反贫困中需要触及服务对象的经济问题，这也使得社会工作教育有必要纳入有关资产建设、金融能力及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近些年，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界积极地参与到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行动中，积累了许多有意义的反贫困实务经验，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基于实践证据的本土研究，以丰富资产建设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知识。
04
结 语
社会政策创新对于消减经济社会不平等、促进建立解决贫困问题的可持续性机制十分重要。面临着全球日益凸显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社会政策应特别关注社会系统与个体风险相互交织所带来的贫困分化后果。政策目标不仅需要回应现时的贫困救助与服务需求，还应聚焦于如何提升个体家庭的发展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预防和应对生命历程发展中的贫困风险。我国改革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同时带来了更加异质化的个体生命历程特征，贫困发生的个体化、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这要求我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应更重视生命历程的视角，强化对于脆弱人群更加动态的、具有未来取向的社会保护。
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现了生命历程的取向，它强调资产是导致个体生命历程累积性分化的重要力量。这里的资产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包含了制度性、发展性及可持续性等多重内涵，资产积累的机会和能力并非是完全个体性的，而受到外部制度与政策环境的约束。资产社会政策因而在预防和应对生命历程贫困风险中凸显其积极意义。然而，资产建设的相关实践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社会转型以及制度文化情境的特殊性。一方面，加强对贫困及贫困边缘群体的救助保护仍然是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民生纾困政策对于脆弱人群生活保障有重要作用。但长期来看，政策干预还应当致力于脆弱人群的可持续经济赋能，包括加强对于就业能力、住房拥有、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等的社会投资。具有累进性的财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也有利于贫困家庭的长期资产积累。通过创新性的政策设计，可以发挥短期与长期的反贫困效果。在这一意义上，拓展传统社会救助政策的范畴，构建有利于资产建设的整合性社会政策与服务体系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资产建设的政策实践还需要具有文化敏感性。在家庭伦理关系脉络下，资产积累与家庭生命历程阶段的重要事件紧密联系，资产建设的干预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代际互惠、家庭网络、社区支持等重要维度。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以及生命历程的变迁，西方福利国家以及社会政策都处于转型的重要节点，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保护与社会团结中的作用引起广泛关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可能在生命不同发展阶段遭遇贫困风险，社会政策因而与所有社会成员息息相关。资产建设并非是关于可见的资产本身，其实质意义上是促进可及、公正以及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使得社会成员尤其是脆弱人群能够更好地抵御风险，增强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韧性，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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