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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推介】付可桢︱《德意志意识形态》原貌的完整呈现——对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的历史性评估

付可桢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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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组学术笔谈,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新近完成的成果。它的思考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前后写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也是在这一重要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自20世纪初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编辑版本,其文本编辑原则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特别是2017年新近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第一次完整呈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文献,然而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原则下,编者却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写作一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论著的合法性,这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前沿。本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全面和历史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异质性思想话语实质的学术研讨,我们期待由此引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拓展和深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貌的完整呈现

——对MEGA2第一部分

第五卷的历史性评估


作者简介

付可桢,南京大学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5—40页。


摘 要

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一方面对新时代深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版本创作、传播接受和编译研究,以及系统梳理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文本的细节考证而疏离思想研究,也引发了文本编辑与理论阐释、文献引用和思想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它在语文学和文献学上取得的合理成果,坚持文本学解读与思想史阐释相结合,在文本、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统一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关 键 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MEGA2正式版;  去意识形态













2017年11月底,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MEGA2正式版)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出版,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也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国际上,它的版本诸多,且在编辑思路和文本结构上差异较大,仅MEGA2就先后编辑出试行版(1972)、先行版(2004)和正式版(2017)。后者在前两者发行后,充分吸收编辑和学者的批评性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出版,并在文献学意义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文本生产的历史现场。如果从梁赞诺夫(D.Ryazanov)版(1926)算起,经历MEGA1版(1932,亦称阿多拉茨基(V.Adoratskij)版)到MEGA2正式版(2017)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其中,只有MEGA1版和MEGA2正式版是全本),整项MEGA编辑工程历时将近百年。回顾这段漫长曲折的编辑史,需在与其他版本的仔细比较中,正确评估MEGA2正式版的理论价值及其历史局限,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使用它的科学立场与方法论原则。

















MEGA2正式版在

编辑思路与文本结构上的

新变化


不同版本的编辑思路在前提意义上规制了对文本理论的阐释界限及对思想史的逻辑定位。换言之,有什么样的文本编排和资料编写方式,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关系有什么样的理解。譬如,MEGA2试行版和先行版就是同一编者陶伯特(I.Taubert)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出来的两个完全异质的版本。沿袭MEGA的编辑传统,MEGA2正式版也遵循学术化、国际化、历史化的编辑准则, 但是, 要想展现它在编辑思路与文本结构上的新变化, 需要与以往的MEGA版本特别是MEGA1版和MEGA2先行版进行比较, 从编排原则、 标题设置和作者判定等方面发现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第一,MEGA1版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原文版,成为往后国际上诸版本编译所依照的母本,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但为人诟病的是,编者阿多拉茨基人为地打乱了马克思和伯恩施坦在手稿中标注的原始编码,对“I.费尔巴哈”章进行了任意的拆解、重组和拼接,按“意识、意识形态的基础、共产主义”的逻辑编排,并增设了小标题。这种编排的目的是将相对分散的手稿整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著作,因而,确实存在一种逻辑优先的主观重构,而非对手稿的忠实再现,这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与西方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理论动机。不同于MEGA1版的逻辑编排,MEGA2先行版按完稿或写作时间而非发表时间的顺序进行分篇编排。但遗憾的是,它没有完整收录费尔巴哈手稿和鲍威尔手稿之外的其他手稿,譬如厚重的施蒂纳手稿,因为它的编辑非常复杂,存在诸多技术难点,涉及大量删除(dicke Tilgung)笔迹的辨识问题,若完全按时间顺序编排,则势必会破坏其内容的完整性。因此,MEGA2正式版未完全采用时间顺序编排,而是把内容与时间的双重因素考虑在内,在保证各篇手稿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它们按写作时间顺序单独编排。

第二,在文本结构上,三个版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I.费尔巴哈”章和附录的编排上。MEGA1版采用逻辑编排的方式,将第二篇和第三篇当作一篇文稿,因而只有七篇,并将第二篇文稿的导言部分排在第一篇文稿之前。MEGA2先行版采用分篇编排的方式,其“I.费尔巴哈”章由八篇相对独立的手稿构成,即开头部分的三篇文稿,主体部分的三篇文稿,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和实质的两个片断的誊清稿和一篇笔记。MEGA2正式版在篇目和排序上作出了诸多调整,从目录呈现来看,正文部分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费尔巴哈笔记、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I.费尔巴哈”章的开头部分三篇手稿移到主体部分的三篇文稿之前,而第七、八篇文稿(片断1、2)的次序保持不变。附录部分收录赫斯在马克思参与下写作的文章,赫斯和恩格斯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著作的摘录片段,以及丹尼尔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下撰写的文章。

第三,标题的设置体现出编者对手稿的文本性质、作者分担和写作时间判定的差异。首先,在文本性质上,MEGA1版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编成完整的著作,而MEGA2先行版和MEGA2正式版将其解构,编成内部相对独立的季刊。事实上,章节标题的差异折射出编辑思路的差异,对手稿结构和内容无论是逻辑编排还是分篇编排,都将影响对手稿形态是著作还是季刊的原则判断,而这进一步涉及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史上的定位。其次,在作者分担上,MEGA1版和MEGA2正式版将作者判定为马克思恩格斯,而MEGA2先行版则将作者判定为马克思恩格斯和魏德迈,原因在于,后者附录中收入了魏德迈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一文。然而,吊诡的是,MEGA2正式版附录中收入了赫斯(Hess)、丹尼尔斯(Daniels)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下写作的文章,但他们并未被编者作为作者反映在扉页和标题上。因为,在编委看来,与其费力去追问作者署名的问题,还不如去思考他们的文章被作为附录收入的缘由。最后,正文部分增收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而根据编委对这篇文献写作时间(1847年4—5月)的考证,导致整部手稿在写作时间上往后延至1847年。

















正确评估MEGA2正式版的

理论价值及其历史局限

MEGA2自1975年首次出版以来,通过采用现代编辑和排版技术,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收录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力图恢复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再现其思想历程,清理其理论支援和时代语境,具有全面性、原始性和过程性等特点。为呈现本真性的文本形态,MEGA2正式版没有采用现代正字法,而采用了文本创作时代施行的正字法。这看似只是外部技术性的问题,其实都涉及背后用于指导整个文本考证和编辑工作的意识形态。客观来讲,与其他学习版相比,MEGA2正式版包含的前言、写作说明、注释、异文、附录等,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理解和把握他们思想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坚实而丰富的语文学和文献学支撑,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细化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升研究质量和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并在完整性、可靠性、历史性、考证性、学术性和技术性等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但需警惕的是,MEGA2正式版过于强调文本的细节考证、呈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而忽视思想研究,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客观地讲,疏离甚至忽视思想研究正是当前MEGA2编辑和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由此进一步勾连出文本编辑与理论阐释、文献引用和思想宣传等方面的问题。第一,文本编辑与理论阐释的问题。不同版本的MEGA编辑原则和编辑思路,在国际上引发了作者判定、写作分担、文本结构及在此基础上关系到重大思想史判断的一系列问题。譬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存在的争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判断以往是建立在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一部完整著作的编辑前提之上的,特别是“I.费尔巴哈”章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将它看作是一部季刊,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存在。这继而引发了西方马克思学持续争论的两个问题:第一,后人包括恩格斯编辑、修订、刊印马克思原始手稿是否合法?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何种关系?事实是,西方马克思学者在利用MEGA2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形成的过程中,试图制造马克思后期文本和早期文本的对立,扩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甚至解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即“两个马克思”的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等系列问题。所以在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意义上,MEGA2与西方马克思学是一丘之貉。国外一些学者凭借手稿笔记来试图彻底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谁是“第一小提琴手”的做法是武断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相识以来一直是理论和行动上的亲密战友,他们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需将他们一同放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进行整体理解,切不可被西方马克思学牵着鼻子,无脑地掉进他们预先制造的意识形态陷阱。第二,文本编辑与文献引用的问题。在文本构成上,和MEGA2其他卷次一样,MEGA2正式版也是由正文卷(Text Band)和附属资料卷(Apparat Band)两部分组成。结合整个MEGA2四个部分来看,人们似乎更加重视第四部分具有过程性的摘录、笔记、批注而非第一部分相对成熟的著作。但是,无论前者内容多么丰富翔实,都只是后者的理论资源和支撑材料。而单独从MEGA2正式版的正文卷和附属资料卷的关系来看,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的情形在编委的无声引导下广泛流行于西方学界。因为后者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作时产生的大量异文和编委经历史考证后撰写的诸多注释。从这些异文和注释中,人们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差异,甚至进一步将其扩大,指认为二人存在巨大的思想差异。这正符合MEGA2编辑原则,即最大程度地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形成的异质性、过程性和历史性。但需警惕的是,MEGA2通过技术性的历史考证试图去还原文本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解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及其思想体系的过程。因此,需从捍卫马克思主义体系完整性的原则高度出发,对MEGA2正式版的语文学和文献学成果进行辩证扬弃,在吸收其合理成果的基础上编译中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版本,而这已得到了中央编译部门的明确肯定。因此,中文新版将仍是我们开展学习和研究所依据和引用的可靠版本。第三,文本编辑与思想宣传的问题。MEGA2正式版的长处在于文本编排上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但这也导致阅读和使用它的门槛较高。一般读者很有可能难以坚持读下去,并且,以从事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为己任的学者几乎很少会去使用极为小众的该版本,除非涉及非常细微专业的文献学问题。因此,与学习版相比,它的长处却变成了短处,不像前者那样通俗易读,便于广泛推动思想宣传和理论普及工作。我国作为世界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对理论具有非常迫切的需要。况且,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需通过系统的宣传和教育才能真正掌握和武装群众,这便涉及学习的范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可能直接采用MEGA2正式版进行汉译,只能将其作为参照的原始母本,编译适合中国实际的高质量《德意志意识形态》,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使用。唯有如此,这个已被西方“博物馆化”和“碎片化”了的版本才能从学院书房之高阁走向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更好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学习、研究和发展,结出更丰富的理论果实,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正确评估MEGA2正式版的

理论价值及其历史局限



为什么德国具有编辑重要思想家著作历史考证版的学术传统,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都有历史考证版,而法国则倾向于做文本研究,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去探究思想的演进?为更好理解MEGA历史考证的技术和方法,需引入法国这个异域视角。联系20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盛行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便能明白:在思想相对匮乏的后现代,历史考证版研究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外部看似严谨精细,内部实则没有太多新的思想内容。事实是,他们以再现文本形成过程为名,行解构经典文献之实。这虽然只是个异域视角,但却深刻道出后现代状况下历史编纂学的真实存在样态。根据法国学者德比亚齐的观点,他主张采取文本发生学的方法介入文本,深入到作者的“幕后、车间和实验室”。因为在他看来,文本发生学“它不仅关注符合规范的文本,也关注在档案中被挖掘出来久被遗忘的文本。文学手稿的分析原则要求尽可能多地关注作家的写作、行文、情感及犹豫的举动,主张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草稿和编写工作来发现作品的文本”。于是,对文本的发生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新的阐释学。通过比较,可以看出,MEGA2正式版编辑所做的文本考证或多或少与德比亚齐讲的文本发生学有交集,即注重对文本的写作、流传和保存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而差异在于,前者具有文献形态上的机械技术性,而后者能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但是,国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诸多且差异巨大,关于它的编辑原则和方案一直都处在争论之中,始终拿不出一部令各方信服的权威版本。在笔者看来,过度掉进这种技术性的文献学问题,无益于深入推进思想研究。因为事实摆在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去世,后人对他们手稿的编排总是带有解释学的“前见”,即任何一种手稿还原、版本考证和文本编辑都是建立在一套先在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去真正还原手稿原初形态的企图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美好想象,而MEGA编委主张的“去意识形态”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一种更为隐性的意识形态,它成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强制”。那么,以此为镜像,我们研究和使用MEGA2正式版的科学立场和方法论在哪?

第一,坚持文本考证与思想研究的辩证统一,充分释放和化解二者的内在张力。前者无疑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还要为后者服务。反过来,后者又为前者提供方向指引。如果过分拘泥于前者的外在技术维度,那么就易忽视后者而无法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内心的思想世界,甚至解构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我们需避免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应坚持文本学解读与思想史阐释相结合,而不能停留甚至掉进文献学繁琐的版本考据、目录学、编纂学等外部技术层面,做无思想价值内涵的纯粹文本考证。只有在文本与思想的内在统一中,一方面将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的解读建立在翔实可靠的文本支撑之上,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作为文本解读所参照的总体坐标,才能充分发挥MEGA作为原文版应有的文献学价值。但是,也要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盲目照搬、拔高和神化MEGA,甚至是拜物教;二是闭门造车,无视MEGA的最新进展。相反,应紧密结合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遵循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关注和跟踪它的最新成果,在仔细甄别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并自觉将其应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史研究。

第二,坚持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充分吸收和借鉴MEGA2正式版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合理成果。虽然MEGA2编辑计划屡经调整和压缩,但是编委在统筹MEGA2四个部分的基础上,进行互文式编排,在文献搜集、版本考证等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譬如,MEGA2正式版将前言放置在附属资料卷中,因为在编委看来,前言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写,而是由编者后来共同撰写补充加进去的。因此,无论是编译中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深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思想研究,都需站在科学扬弃MEGA2正式版的历史基础上继续前进。在解释学意义上,编者和研究者之间始终存在文本距离和视角差异,因此,后者需将它放置在整个MEGA2四个部分的参照系中,进行互文式阅读,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最终实现研究逻辑与阐释逻辑的辩证统一。具言之,通过第四部分的摘录、笔记和批注,为第一部分的著作还原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援引的复杂思想语境及其运思线索,借助第三部分的书信复现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和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形势,帮助理解他们从事理论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特别是第四部分,尤其是马克思庞大的笔记群和第二部分的《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它们展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处理文本方式上的差异。另外,前言、写作过程说明、注释、索引、异文和缩略语等重要内容,蕴含编委对文本构成细节的斟酌和考虑,这些将影响对文本内容的具体解读和对理论历史的定位和判断。

第三,坚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尽管编委奉行“价值中立”的“去意识形态”编辑原则,但这种“去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更为隐性的意识形态。回望MEGA编辑史,MEGA2正式版为什么历经近百年才能问世?这既与东西方复杂的思想政治环境相关,也与整个编辑力量的代际更替相关,但归根结底还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这段漫长曲折的编辑史成为透视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史的棱镜。从MEGA1到MEGA2,从它们的启动、停滞到复兴,意识形态在整个MEGA工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们当初之所以能立项并得到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是因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编辑工作的最高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传播等方面享有国际权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意味着,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国家,谁掌握这个版本,谁就在文献和理论上占据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绝对解释权和话语领导权。由此,MEGA就历史性地成为东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苏东剧变后,为迎合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委退居学院,以开展学术研究为名,像对待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遗产那样,以历史考证的形式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编辑出版,然后束之于学院书房的高阁之上。显然,这种被“博物馆化”和“碎片化”了的“传世经典”,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逐渐脱离甚至走向反面,无疑钝化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用来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于是,编委提倡的“去意识形态”编辑原则,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局治理的一个环节,最终难逃被收编的历史命运。

因此,MEGA近百年编辑事业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教育和研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不折不扣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当前最为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一方面要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意识到自身所用方法的边界和限度,既不偏执,更不狂妄;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和利用MEGA2正式版语文学和文献学取得的合理成果,坚持文本学解读与思想史阐释相结合,在文本、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统一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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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2期第35-40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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