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王晨仰︱文化生态视角下先秦至北朝骑兵发展研究——以骑兵马俑为例

Original 王晨仰杨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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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视角下先秦至北朝

骑兵发展研究

——以骑兵马俑为例

第一作者简介

王晨仰，西安工程大学副教授，从事军事考古学与服饰考古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37—145页。

摘要

骑兵俑作为骑兵这一兵种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骑兵的军事情况，是研究古代骑兵以及军队发展进程的重要参考资料。而战马作为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对骑兵乃至整个军队的作战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先秦至北朝骑兵马俑及其文化内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解读其所具有的自然、社会、军事等文化交往内涵。首先基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从纵向时间的维度对骑兵马俑及其特征进行比较，认为骑兵发展演变的核心就是战马的发展演变。继而结合军事考古学理论，分析认为军事因素的变化是骑兵发展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发展的四个阶段。最后透过文化生态学视角，探究自然、社会、文化等要素对骑兵产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古代军事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四方面影响因素。

关键词

骑兵俑；铠马俑；甲骑具装；文化生态；军事考古

骑兵俑是墓葬中出土的具有象征骑兵作战功能的一类随葬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骑兵的军事情况,而战马作为骑兵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马具及防具对骑兵乃至整个军队的作战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古人丧葬观念的影响下,骑兵俑的随葬一方面体现墓主人生前死后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武装力量、军队的一种表现,起到对墓主人死后世界的守卫护卫作用,甚至于帮他们开疆拓土巩固政权。现考古发现的骑兵俑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秦墓,且在秦、西汉时蓬勃发展,经历东汉魏晋时期短暂的发展停滞后,自十六国时期迎来了新一轮变革,至隋末唐初逐渐定型。

以往对骑兵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类骑兵俑的类型学方面,如《秦俑专题研究》《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山东青州香山汉墓出土彩绘陶俑初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及甲骑具装俑研究》等论文论著,尤其是学者王学理不仅对秦汉骑兵俑做了详细的分类探讨,还对秦汉骑兵在军阵中发展变化做了细致的分析。此外还有对骑兵俑的装甲、服饰等方面的研究,如《中国古兵器论丛》《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二》《咸阳杨家湾汉墓兵俑服饰探讨》等,其中杨泓多篇论文论著对古代骑兵装甲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论述,为后续对于骑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古代骑兵的战略战术、排兵布阵亦进行了详细的研讨,如《汉骑兵主战之例证——咸阳杨家湾汉墓骑兵俑》《试谈杨家湾汉墓骑兵俑——对西汉前期骑兵问题的探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新发展》《灵活多变:魏晋南北朝骑兵的战术特点》等论文都对两汉魏晋时期骑兵的战略战术做出了相应的研究。

结合过往研究可知,对于骑兵的研究很多,但有关于骑兵所配战马研究的尝试较为薄弱,透过文化生态因素下关于军事、文化等情况对其发展演变起到的影响更是鲜有涉及。文化生态理论认为文化受到了不同民族所处环境、过往社会观念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历史事物的演变发展应该以系统的、综合的视角对其相关的自然、文化要素进行分析,以剖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骑兵之战马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厘清骑兵部队作战方式的改变对战马的发展演变发挥的功能继而对整个军队作战方式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当时的环境、社会、军事文化因素,对其在战马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

民族交往中的萌芽期

——东汉以前

关于马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商晚期的殷墟遗址发掘中就曾出土过马匹随葬的情况,墓葬中还发现了少量兵器及马具。同时在殷墟遗址中还出土有较为完整的战车遗迹——为四马两轮式战车,西周至春秋时期出土的战车与商晚期基本相同。另外殷墟卜辞中也有对战车的相关记录,这也是有关战车的最早记载,但无论从考古发现或是文献资料来看,都没有关于骑兵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测在这一时期骑兵还未出现。也就是说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马在最初仅是作为驾车之用,军事作用并不突出。关于骑兵最早的记载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对长平之战“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由此可见自战国晚期开始,骑兵逐渐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之匹配的马匹也演化为战马,军事性质明显增强。

目前考古界发现最早的骑兵俑出土于战国晚期咸阳塔儿坡秦墓,共两件，可视为当时骑兵的真实体现,战马马具主要以笼头、辔头组成，这也是目前为止东周时期发现的仅有的骑兵俑。至秦时期,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骑兵俑为骑兵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如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一百多件骑兵俑,马头部均有控马的笼头与辔头,背部装马鞍。马鞍造型中部凹陷,前后部稍稍隆起,鞍具中部与尾部各有韅,分别套住马腹部与臀部,防止滑动(见图1),从整体来看形制较为简单,类似于一块衬垫垫于马背部。同时,在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还出土石制马甲一件,经复原后认为可能是保护战车辕马的披甲。同类型的作为保护战车辕马的披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如淅川下寺楚墓、包山楚墓等均有出土。对比同时期的骑兵俑,尤其是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战马均未出现马甲的情况,则与当时骑兵的军队性质以及作战方式息息相关,后文会对此提出看法,兹不赘述。

西汉时期为我国古代骑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墓葬中出土的骑兵俑看,不仅数量较之前大幅增加,而且在军阵中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元,并且自身也分化为甲骑兵与轻骑兵两种。从墓葬等级来看,在西汉前期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惠帝安陵等帝陵陪葬坑或高等级墓葬中均有发现,可视为当时军阵中骑兵的真实体现。在出土的骑兵俑中,又可分为着衣俑与塑衣俑两种,其中着衣俑的制作更接近于早期楚地着衣木俑的制作工艺,由于木制的战马及陶俑身着的布帛或皮革、木质铠甲均已腐朽无法看清,因此主要从塑衣俑进行讨论。

从咸阳杨家湾汉墓兵马俑陪葬坑中出土的骑兵俑我们可以发现,墓葬中骑兵俑战马马具与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马具基本一致,仅在马鞍上有所区别,其前后部较之前有所增高,已经出现了“鞍桥”的雏形(见图2-1)。对比目前发掘同时期的几座大墓可知出土骑兵俑的战马马具亦当如此,轻骑兵与甲骑兵的分化也仅是表现在士兵所持兵器与身着铠甲与否的区别上,在所配备的战马上并未有任何不同。自西汉中后期开始至东汉前期,由于“七国之乱”，当时统治者下令除帝陵外其他高等级贵族墓禁止随葬兵马俑群,同时出于对帝陵的保护,并未对这一时间段的帝陵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但我们可以从侧面对这一时期的骑兵做相应的了解，例如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M1出土的几幅骑马射猎图就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参考,壁画中马匹的马具与西汉早期骑兵俑战马马具相同,但是马鞍鞍桥进一步增高。这一点在东汉时期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见图2-2),其墓葬中出土作为仪仗性质的骑兵俑战马马具与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中壁画所表现的马匹马具基本无二。可见,两汉时期的骑兵是秦时期骑兵的继承与进一步建设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骑兵的出现与建设发展阶段。它的出现与发展无一不与当时的社会及军事文化关系密切。

首先是骑兵的出现,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都显示了是秦人最先分化骑兵这一兵种,这主要与秦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史记·秦本纪》就有记载：“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以及“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结合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考古发掘情况可知,秦人自商晚期开始已经在现礼县一带生活,奉命守卫边疆。也正由于此,秦人在长期同戎人的作战过程中习得“御马”之术,加之甘肃以北地区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因此秦人不仅御马有术,更是善于养马,并在西周时期由于养马有功而封邑。这都为骑兵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条件,因此在中原诸国还处在车战时代时,秦国已经开始出现骑兵这一兵种了。

其次是在骑兵的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社会环境以及不同军事文化的影响。如上述所讲的,骑兵是秦人在边境不断与戎人对抗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兵种。因此,在战国时期与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战斗中,为适应与各诸侯国平原作战的需要,秦人仍旧以车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车兵、骑兵、步兵两两或三者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新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种战略战术的安排下,骑兵主要承担迂回包抄、远射突袭的作战任务，发挥其快速机动的特点,并没有正面冲杀的功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并未配备防具与长兵器,而是主要配备弓弩及防身用的短兵器作为武器。同时,对比秦兵马俑与战国塔儿坡秦墓出土骑兵俑可知,虽然秦朝时期的战马马具仅较战国时期多出一个马鞍,但这一点足以对当时的骑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马鞍的配备可以增加骑兵在战马上的舒适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对比战国时期的裸马来讲,马鞍的出现能够让骑兵更好地操控战马,也就能更好地完成作战任务。西汉前期,中原统治者的作战对象变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史记·匈奴列传》)的匈奴帝国。西汉初年经历数次战争,统治者见识了匈奴骑兵的实力后推令鼓励养马,大力发展骑兵,这一点在《汉书·食货志》等史料中都有相关记载。至此,在与匈奴的持久对抗中,军队的排兵布阵也由早期的车兵为主,骑兵、步兵为辅逐渐转变为以骑兵为军阵主力的模式,从杨家湾汉墓出土反映当时真实军阵的俑坑就可看到,骑兵已成为其时的战略战术核心,而战车在此时成为指挥车,并不直接参与战斗,车战时代就此完结成为历史。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虽然也时有战乱发生,但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尤其是东汉时期南方水战较多，不适于骑兵,故战略战术上更多是西汉前期的延续,并未有更多的发展变化。仅是战马马具“鞍桥”进一步增高,更加利于骑兵对马匹的控制。

1.西汉（据杨家湾汉墓骑兵俑）；2.东汉（据雷台汉墓骑兵俑）；3.西晋（据长沙晋墓骑吏俑）；4.东晋南朝（据苍梧倒水南朝墓骑马俑）；5.十六国（据梁猛墓骑马武士俑）；6.北朝（据叱罗协墓骑马武士俑）；7.唐（据郑仁泰墓石马）

少数民族政权治下的大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军事活动频繁、政权更迭的时代,大大小小战争不断,骑兵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墓葬中虽然没有大型兵马俑群的随葬情况出现,但骑兵俑的随葬情况较为普遍,尤其是高等级贵族墓中随葬的骑兵俑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普遍制作精良,部分骑兵俑甚至有贴金现象,可视为当时骑兵的真实反映,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骑兵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通过这些考古资料分析可知,无论是其战马所配备的防具、马具,或是其本身战略战术的安排与作战方式，都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

从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两件铠甲马俑可以看到,骑兵俑之战马较秦汉时期变化较为明显。该墓葬中的两件马俑均为全身披甲;马俑腹部左右两侧均配有马镫,马鞍的鞍桥也更高更直,故将此类俑称为甲骑具装俑(见图1)。这种全身披甲的战马在秦汉时期的骑兵队伍中并没有出现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前文提到的春秋战国时期淅川下寺与包山楚墓中保护战车辕马的马甲,应当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同时在马腹部左右两侧各配有马镫的情况也是首次出现,而马镫出现最早的实物资料发现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骑兵俑,其马腹左侧就已经有马镫出现了,但右侧并没有发现马镫,且骑手脚部并未踩在马镫上而是悬于马镫之外,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仅仅是用于上马时的“脚蹬”(见图2-3、图2-4)。同时该俑马颈部胸部穿戴网格纹护甲,说明在西晋时期骑兵已经开始注意提升战马拼杀过程中的防护措施(见图1),因此可以推测十六国时期的双马镫也是由早期单马镫逐渐演变而来的。同时期这种全身披甲的马俑在梁猛墓中也有发现,墓葬中出土马俑两件,其中一件与平陵十六国墓的防具、马具基本一致。另一件与秦汉时期骑兵战马较为接近,未配备防具,但马具齐全,且配有高桥马鞍,马腹部两侧也均装有马镫(见图2-5),可称为轻骑兵俑。墓葬中甲骑具装俑与轻骑兵俑共存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北魏早期,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轻骑兵俑，当从数量上来看,甲骑具装俑明显较多。

从现有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出土骑兵俑可知,自北魏迁都洛阳的后期开始,骑兵较十六国北魏前期又有了新的变化。轻骑兵俑在整个已发掘的北魏后期墓葬中并没有出现,在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时期也仅在磁县湾漳北朝墓中有过出土记录,西魏北周的墓葬中亦当如此。可见,这种不配备任何防具,主要发挥其快速机动作用并自战国开始在战场上叱咤了数百年的轻骑兵部队在战场上的战术地位逐渐降低,被防具、马具齐全的装甲骑兵逐步取而代之,占据了绝对的主力地位。与此同时,这类代表装甲骑兵的甲骑具装俑较前期也略有变化,主要体现在马甲的多样性之上。如东魏北齐的湾漳北朝墓与娄叡墓中骑兵俑铠甲全部贴金的情况以及西魏北周叱罗协墓与北周武帝孝陵等墓葬中出土的着传统鱼鳞甲与着虎斑纹铠甲、豹纹铠甲骑兵俑共存的现象。马甲的这种多样性虽然与骑兵的战术与作战方式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却是紧密相关的。

综上所述，可知骑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防具与马具的变化上。首先是马具的变化,马鞍的鞍桥升高、两侧出现马镫都提高了骑兵的战斗能力,特别是马镫的使用,使骑兵对于马的控制能力大大提升(见图2-6)。东汉以前的战马由于没有马镫的存在,骑兵主要靠双手拉住缰绳来控制马匹,以其快速机动的特点手持弓弩远射作战；自十六国开始,骑兵可以通过脚踩马镫以小腿夹住马腹来控制马匹,这样也就可以腾出双手使用兵器进行战斗而不至于跌落马下、失去对马的控制，作战的精准度也大大提升。如本文上段所提到的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配有单侧“脚蹬”骑兵俑,虽然是马镫首次出现在马匹上,但其实“脚蹬”的出现是远远早于该时期的。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西汉时期霍去病墓的石牛上就已经有“脚蹬”出现了,不过并没有进一步得到实际运用，推测主要还是受限于古人当时的军事思维,也与当时军队中骑兵的战术定位有直接关系。至西汉时期骑兵队伍虽有了甲骑兵与轻骑兵的分化,但在军队中的主要特点还是步兵、骑兵相互配合作战,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即便是穿戴铠甲的甲骑兵也并不是在马上作战,可以视为骑在马上的步兵,故马镫也就没有了装配的必要性。

其次是防具的变化,同样的原因在防具上也是有所体现的。防具的出现使得战马受到的保护大大提高,降低了在作战过程中由于战马受伤或死亡而使骑兵队伍减员的情况。不过，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保护战马的铠甲并不是在十六国北朝才有的。本文在第一部分就已经讲到,早在春秋期战国与秦时期,这种铠甲就已经存在了,主要用于保护拉战车的辕马,伴随车战时代的衰落,这种马甲也跟随着战车的步伐一同消失。随着十六国时期这种铠甲的出现,结合当时骑兵主要冲杀近距离作战的特点,是否可以认为这种装甲骑兵其实就是结合了早期车战时代辕马的优点与西汉甲骑兵的优势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作战单元,为军事活动提供了更灵活的战术选择。除此之外，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时期墓葬中随葬骑兵俑数量多且较为普遍,尤其是西魏北周时期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基本都有骑兵俑的随葬,加之随葬骑兵俑战马马甲的多样性,一方面体现了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军事活动频繁,更从侧面证实了当时骑兵的重要性。

最后从社会背景来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均为当时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游牧生活的特性,相比于传统中原地区的汉人更善于御马及马上作战,因此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原地区在多民族的融合之下,军事思想、军事文化都在经历不断的相互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推动了骑兵这一兵种的进一步发展,继而对整个军队的排兵布阵与作战方式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为之后时代的骑兵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虽然之后唐代至宋辽金时期,由于步兵的新战术使装甲骑兵队伍受到重挫,致使骑兵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也随之转变,战马脱下了厚厚的铠甲,回到了北魏前期的轻骑兵形象,更加重视其快速机动作用,但是高桥马鞍与双侧的马镫等一套完整的马具则一直保留了下来(见图2-7)。

文化生态因素对骑兵

产生发展的影响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我们可以发现骑兵的发展历程也就包含在这些不断的纷争与融合之中。其发展经过了东周时期的萌芽阶段、秦汉时期的建设阶段、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与唐宋之后的定型阶段。但是,无论处于何种阶段之下,马匹始终是骑兵的核心,所有变化最直观的反映也表现在马上,而这种变化总体来说是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生活环境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到,骑兵最早出现于秦地,而秦人正是生活在现甘肃礼县一带,古时候那里地处西北部边关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接壤,因此秦人少不了与马打交道,加之当地水草丰茂,为秦人的养马业提供了充分条件,由此可见生活环境因素是骑兵产生的基础。同样处于骑兵发展阶段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源于统治者也均为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在统治中原之前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更了解马也更懂得如何使用马,双蹬、马甲等都是这一时期装配于骑兵队伍的,可见在骑兵发展过程中,生活环境依旧对其产生影响。

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从骑兵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每个阶段都处在军事活动频繁的时期。首先是东周时期的萌芽阶段,即秦人在边境与北方戎人长期对抗时期,也正是在这不断的对抗中,原始骑兵产生了。其次是秦汉时期的发展阶段,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骑兵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兵种并开始与其他两类兵种相互配合作战,而在之后的西汉时期,从最早抵御匈奴的入侵到对匈奴的反击过程中,骑兵也开始逐渐成为军队中的主力,并演化为甲骑兵与轻骑兵两类。再次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正如历史记载,这一时期是战火纷飞的时代,大大小小战争不断,骑兵队伍成为了绝对的主力,战马配备的各种防具、马具组合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最后就是唐宋之后的定型阶段,随着隋唐时期大一统实现,骑兵部队也逐渐定型,在此之后并无更多的变化。因此总体来看,社会环境的变换尤其是军事活动也是推动骑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作战对象的因素。从骑兵发展的四个阶段可知，除战国时期秦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外,其余几个时期作战的双方均为汉人与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而秦国在战国时期由于其封地所处位置,长期过着半游牧生活,中原各诸侯国也将秦人视为半个戎人,这一点在《史记》中都有相关记载。换句话说，就是作战双方至少有一方是逐水草而居、弓马娴熟的作战队伍,因此发展骑兵也就成为必然。与十六国北朝同时期的东晋南朝对比可知,由于作战对象均为汉人,骑兵较之两汉基本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在同一时间段内南北两地骑兵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作战对象的不同对于骑兵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军事文化、战略战术的影响。军事文化对骑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战方式上。游牧民族习惯的作战方式是引弓射箭,在马背上作战，而反观汉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则是步兵结合战车协同作战。因此在双方相互对抗的过程中,军事文化也在经历一个相互交融的过程。故产生了诸如秦时期的车兵、步兵、骑兵相互配合的作战方阵;西汉时期结合步兵与骑兵各自优点的甲骑兵队伍;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战马全身披甲、马具齐全,擅长正面冲杀的装甲骑兵队伍。也正是基于不同时期交战双方的军事文化不同,因此对骑兵的战略战术安排亦大不相同。如秦时期是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骑兵队伍主要起到的是配合作用,所以对骑兵战略战术的安排是配合步兵与车兵,手持弓弩远射作战。故战马并未配有防具,马具方面除了必要的控马马具外,仅增加了简单的马鞍,提升骑兵的舒适性与稳定性。西汉时期由于应对匈奴的袭扰式侵略,汉统治者探索出了新的骑兵战术。在冲击匈奴的战斗中,军队皆为骑兵,并将骑兵队伍分化为着铠甲手持长兵器的甲骑兵与着戎服手持弓弩的轻骑兵两类,主要是发挥其快速机动的作用,方便随时对匈奴骑兵主力展开追击。但从战术的安排上来看,轻骑兵与秦时期安排一致,甲骑兵更像是骑战马的步兵,在双方正面交战时,下马持长兵器作战。因此可以看到西汉时期无论是轻骑兵或是甲骑兵,其战马装备与秦时期都较为相似。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作战双方多为游牧民族,也更加擅长马上作战,对于骑兵的战术安排就是正面冲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骑兵的战马上不仅配备了保护战马的全套防具,同时也配备了利于马上作战的双蹬。所以说,骑兵的发展历程与不同的军事思想关系紧密,更与相应军事思想下的战略战术安排密切相关。

结语

由此观之,骑兵发展演变的核心就是战马的发展演变。牧马业的兴盛与对马匹的熟练操控是骑兵出现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更多军事因素的变化则是骑兵发展的根本原因。先秦时期由于作战对象的原因，士兵配备了马匹,骑兵开始出现;两汉魏晋时期因为战略战术的不同，安排马匹配备了不同的马具以适应作战的需求;唐末至辽金时期,又随着步兵新战术的应用,骑兵也随之相应改变,在新的战略战术下马具再一次发生变化,战马脱去了厚厚的装甲,至此骑兵的发展基本定型。在此之后随着火器的出现,骑兵的变化仅表现在骑手所持兵器的变化,马具并无再多变化。

总的来说,古代军事活动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百姓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总体来看还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传统汉人的相互对抗中,其实不仅仅是军事文化在经历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他的社会文化包括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丧葬文化、生活习惯、服饰造型艺术等都在不断的融合中向前发展,也为之后隋唐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