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逆全球化”

（1）近来年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不应被简单解读为一连串的偶发政治事件或者仅仅是民粹主义者的鼓噪，在这些纷繁表象的背后实则是世界实体经济正在酝酿重大变革，意味着单边主义扩散、全球化放缓的倾向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向更多领域渗透。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影响逐步释放，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有所弱化。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GVC参与度下降和“逆全球化”构成了更强的推力。其中，中美经贸摩擦推高了美国的贸易保护壁垒，最终产品本地偏好程度继续上升，而新冠肺炎疫情则打乱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倒逼各国增强基于中间产品本地偏好的产业韧性，跨国公司的生产布局和供应链策略从“效率优先”转向“战略优先”。此外，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产体系割裂，致使供应链更趋区域化。可以预见，后疫情时期，GVC参与度恐难以出现止降回升的趋势性拐点，“逆全球化”及其影响有可能持续深化。

（2）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制造业本地化趋势的结果，而进口替代导致的贸易集中度上升以及新工业革命下发达国家新一轮的内部化倾向恰恰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又一力证，这也正是中国作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未来一段时间，在加快迈向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凭借日益完善的国内配套体系，中国进口替代的程度和效果有望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推动最终产品本地占比与中间产品本地占比继续攀升，这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进而为培育合作更加紧密的区域价值链创造条件。发达国家GVC参与度的下降态势则对中国提升供应链体系的安全性自主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应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同时，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充分发挥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性和现代化水平，从而以全球生产体系重构为契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塑造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

（3）回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螺旋式上升是规律性趋势演进的普遍特征。放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下观察，所谓“逆全球化”也许只是“前进中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新工业革命初期出现的“技术反噬”效应及其对全球化的“反向”作用，可以将其归为阶段性的因素。随着新兴技术不断成熟，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回归资源全球配置动力的角色。为此，要全面、客观评判“逆全球化”及其影响，密切追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高度重视全球化逆流的动态、形成机理及其演变为长期趋势的可能性，为探索推动新型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储备议题和方案，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