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绿色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一方面提出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两方面目标的落实正是践行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着力方向。为顺应绿色发展趋势，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逐步从单一的以解决经济发展的环境负外部性为目的转变为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引领新经济发展模式为宗旨。绿色信贷政策是最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兼具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与环境规制双重特性，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高污染行业历来是中国信贷资源配置的重点行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设立环境准入门槛及信贷配额管制双重约束机制，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决策以及企业间的资源再分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构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新动力。根据发展经济学观点，技术创新与资源优化配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因此，探讨绿色信贷政策能否对中国信贷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能否推动末端企业技术创新并达到改善企业间资源配置的目的，及其微观传导机制，不仅是评估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的重要方面，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寻求环境治理与经济协调发展、助力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陆菁、鄢云和王韬璇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期的论文《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在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引入企业创新行为与绿色信贷约束，基于企业内与企业间双重维度论证绿色信贷政策的波特效应及资源再配置效应。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主要研究发现：

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未能产生波特效应，高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所下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遵循成本效应与信贷约束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绿色信贷政策的市场选择效应加剧了高污染企业的退出风险，市场份额效应促进了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张。

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技术创新、退出概率以及市场份额变动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国有企业更严格、缓解了固有的信贷所有制歧视，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抓大放小”的政策执行导向，激发了高污染行业内基于生产率差异的退出调整与市场份额再配置。

绿色信贷政策是源于实践的政策创新，尚处于积极探索阶段。政策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容错纠错到趋于完善的过程，该研究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应进行合理评估，有助于深入了解政策的实施成效、识别政策执行偏向性以及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性障碍，对深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不断完善优化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具体启示如下：

第一，完善绿色信贷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绿色信贷政策推行初期，由于实施细则与配套政策缺位，对企业信贷审批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由此引致的遵循成本效应与信贷约束效应导致高污染企业被动应付而不是主动采取技术创新获取创新补偿收益、陷入“融资约束—创新下降”的恶性循环，背离了引领绿色发展的长期目标。绿色信贷政策的信贷约束只是手段，其初衷是将环境风险显性化，提高污染成本，倒逼企业技术革新。但企业技术创新需要资金支持，因此除了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一剩”行业的约束效应，同时还应建立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第二，解决“市场驱动”与“政策驱动”的关键矛盾。绿色信贷政策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仍以政策驱动为主，与其市场化驱动的内在本质有所背离。要解决“市场驱动”与“政策驱动”的关键矛盾，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引导功能，建立完善绿色信贷相关配套政策，尤其是健全财政对绿色信贷的高效贴息机制，给予银行一定的风险补偿，引导银行自主有效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转变政策执行导向，在对重点污染行业重点企业先行治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由点到面的管控政策；消除市场壁垒，清除扭曲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制度障碍。

第三，建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制度。建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制度，应制定环境风险评价体系，统一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评价标准；构建绿色信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统一数据来源和填报口径；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制度切实纳入到绿色信贷政策设计和实际执行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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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推文编辑：杨涵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