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刘海涛：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

刘海涛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连续七年进入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省优博论文指导教师，多次获得教育部与省级政府社科奖。多种语言学出版物的主编、副主编及编委会成员。在数十种国内外文、理、工刊物发表语言学相关文章200余篇，其中100多篇被WOS核心库收录。

摘要

主题词：语言；国家安全；语言治理；国家意识；濒危语言；国际通用语

01

引言

国家安全学作为系统研究国家安全的学科，重点关注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揭示国家安全相关方面的规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讨论语言问题，首先可能需要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①中是否提及或如何看待语言问题。经检索发现，《国安法》不包含“语言”这个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与语言无关。因为，人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而人不仅是社会人、经济人，更是语言人。《国安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工作的宗旨是人民安全，保障是军事、文化、社会安全。尽管没有提及语言，但鉴于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要素之一。 

而关于文化的重要性，《国安法》第二十三条有更具体的阐述：“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语言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世举，2015），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探讨语言问题，文化应该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事实上，在已经出版的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论著中（胡惠林、胡霁荣，2020；刘跃进，2004；潘一禾，2007），语言安全均被视为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在论及语言、文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时，不少文献都提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有的文献甚至通篇只有这一个与语言有关的例子。以史为鉴，学史明理。让我们先回到《最后一课》中19世纪70年代的阿尔萨斯，看看这段历史是否有助于厘清国家、语言、安全、人民、文化、国家意识等基本概念并加深我们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02

从阿尔萨斯看语言与国家的关系

在新近出版的《文化与国家安全》中，第一段话是这样的——“对于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大家并不陌生。中学语文课文《最后一课》中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而形象的例子。……老师德麦尔先生无比痛心地说：‘……柏林已经来了命令，以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同时，德麦尔先生也满怀希望地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由此可见，语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文化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Ⅲ）。也有论者认为，《最后一课》不仅反映了爱国主义主题，而且清楚地揭示了语言文字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刘跃进，2004：147）。

《最后一课》也许可以说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导致强迫性的语言转用；教育对语言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语言具有重要的（国家）身份认同作用；要珍视自己的语言，等等。但我们很难从故事本身直接推断出语言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因为，都德所说的不再教法语的事是战争的结果，而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割地）的这场战争并非是由语言引起的。

《最后一课》最早收录在都德18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Contes du lundi）中。该文于1912年由胡适首译为汉语白话文，曾长期是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保留篇目。《最后一课》在不同时期完成了教材编写者需要它完成的任务，但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普法战争150年后的今天，法语已经成为阿尔萨斯地区的主要语言。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最后一课”了吗？考察阿尔萨斯地区的近百年来的语言史，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阿尔萨斯目前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首府为斯特拉斯堡。历史上，阿尔萨斯曾多次在法德两国之间易手，是人类历史上不太常见的现象，已有大量文献从多种角度、不同时期来研究这一现象（Fischer，2010；Lazer，2019；Putnam，1915）。从语言分布地图看，阿尔萨斯正好处于罗曼语族与日耳曼语族的分界区域，这可能也是其成为语言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样本的原因之一。

法德的阿尔萨斯之争始于路易十三时期。在1648年到1871年第一次法控时期的前141年里，尽管1685年法国规定阿尔萨斯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必须用法语起草，但并没有制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政策，因此也就谈不上刻意的法语化。这与当时欧洲的整体情况是吻合的，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显性的语言政策。当然，这也与法国人当时对被吞并领土的态度有关，即，领土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可以照原样运行。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变化始于法国大革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阿尔萨斯人在此期间十分活跃，强化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现代国家意识与理念的认同。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或“统一的国家用统一的语言”）理念，影响了后来许多国家的语言政策。例如，1794年7月20日，法国国民大会推出被后世称为“语言恐怖”的法令，即“在起草所有公共法案时，必须而且只能使用法语”。尽管该法令在40多天后即被废止，但其中所蕴含的理念却渐渐转换为隐性的语言政策，开始在法国各地实施。此时的阿尔萨斯属于法国，当然也受到了影响，法语成了主要的教学语言。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德两国签订《法兰克福和约》（以下简称《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地区（贝尔福除外）给德国。为什么贝尔福会成为例外呢？这是因为在《和约》签订时，语言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贝尔福地区的居民几乎都讲法语，所以贝尔福就留在了法国。当然，北部的一些法语地区，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仍被割让给德国。这也说明，在关乎国家利益和领土的问题上，语言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方领土”的理念含有“语言”，但从构成国家的要素看，领土更重要。

在接下来德意志帝国统治的40多年间，恰逢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形成国家意识的关键时期，德语自然成了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当局极力想把这个讲德语的地区“德国化”（Hartweg，1991），培养居民的德意志国家公民意识，但法语仍然是法语区的主要教学语言。这里一再提到教学语言、提到学校，特别是小学的教学语言，不只是因为都德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小学的事情，更是因为，无论如何理解国家的本质，无论把国家理解成精神的、社会的还是物理的，都避不开下面的问题：人们如何想象出一个国家认同，想象出一个共同体？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尽管语言被看作区分“他者”和“我者”的便利工具，但教育可以改变工具的用途或让工具更为有效。Harp（1996）通过对这一时期阿尔萨斯地区小学教育的研究，认为学校在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学校是一个国家展示自身形象，并将其根植于孩子心中的理想之地。当然，教育对国家意识形成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小学阶段。Craig（1984）指出，欧洲大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改革，就是探索高等教育如何满足新兴民族国家在官员、教师、政治社会化、先进技术、文化认同与声望等方面需求的历程。换言之，教育的目标不只是强化国家意识，也应有助于建构和界定这种意识。

从1919年到1945年，阿尔萨斯又在法德之间转了两个来回，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控制期间，语言政策均比以前更加强硬，只允许使用所在国的主要语言，对其他语言则采用限制使用等手段。调查显示，2012年该地区会讲阿尔萨斯语的人只占43%，而这个比例在2001年是61%，在1997年 是63%，在1946年是90.8%，在1900年是95%；按年龄划分，60岁以上的人有74%会讲阿尔萨斯语，45~59岁的有54%，30~44岁的有24%，18~29岁的有12%，3~17岁的有3%，阿尔萨斯语已经显露出濒危迹象②。这些数据说明，语言转用不仅需要时间，也与相关语言政策及其执行的力度密切相关。

总之，阿尔萨斯的国家身份认同与其语言认同是错位的（Vassberg，1993）。从语言上看，阿尔萨斯更倾向于德意志国家，但在欧洲国家意识的形成时期，阿尔萨斯归属法国管理，更倾向于认同法国大革命倡导的社会契约与自由平等观念，而不太认同德意志基于民族和语言形成的国家观念。另外，尽管阿尔萨斯语是一种日耳曼方言，但在德语标准化的关键时期，阿尔萨斯属于法国管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阿尔萨斯语与德语之间的互通，也拉远了阿尔萨斯与德国的距离，进而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德意志国家的认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穿过如此曲折时光隧道的阿尔萨斯，也向我们展现了语言、国家、文化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涉及语言、艺术、心理的文化复杂性也形成了在同一片领土上融合两种文化（德、法）于一体的独特的阿尔萨斯文化（Weckmann，2011：6）。

尽管阿尔萨斯的曲折历史反映的可能不是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普遍规律，但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有所启示：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和塑造国家意识的手段；语言与国家安全有关，但与领土等“硬要素”相比，它是一种“软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人是构成国家最重要的因素，人离不开语言，如果将国家视为机器，语言便是这台机器中最重要的软件之一，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软件的突然替换会引起警觉，但“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更须警惕。换言之，人还是那些人，说的语言也可能还是原来的语言，但想的事情，可能已完全不同了；语言极有可能成为这种“换心术”的工具，在“换心”的过程中，教育是无形的“手术台”。同时，教育也是语言治理、形成国家认同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其中，学校的作用极为关键，教什么、用什么语言教都可能会影响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目标的达成；国家要把教育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里，防止其他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向学生，特别是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中小学生，灌输有损国家安全的思想。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语言功能的治理优先级，合理规划人、语言、国家之间的关系，使软件可以匹配硬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全方位的国家安全体系。

此前说过，从国家安全角度探讨语言问题的切入点是文化，语言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但语言既不是文化的唯一容器，也不可能只有这一种功能，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作为交际工具，因此，不能将语言严格等同于文化。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首先应该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交流需要。换言之，语言不是一件摆在博物馆的艺术品，只要还有人在用，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有关语言安全的问题时，要分清楚哪些变化是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是难以改变和逆转的，而哪些是可以通过人工干预防患于未然的。接下来，我们再看文化（国家）安全学者们在讨论语言安全时，常常提到的语言消亡与语言纯洁化等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语言的本体安全”问题。  

03

语言的本体安全与安全感

语言的本体安全指的是语言本身的安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受到侵害，二是语言的消亡。语言不是一种具体的物件，所谓“受到侵害”，大多是指语言受其他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也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源于内部的某些改变也是有害的，是应该避免的。

显然，无论是语言受到侵害还是消亡，都不是物理（硬件）安全的问题，而是一种软件修改或转用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可能要区分这种修改是来自外界恶意的攻击，还是由于硬件的需要，或整个系统为了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或为了达到新的目标而做出的变化、升级和转用。从安全的角度而言，在加强对个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系统管理员”也应该从专业的角度采取措施，防止来自系统内外的恶意攻击，但“系统管理员”这样做的前提是有能力甄别正常的软件升级和恶意攻击，否则不仅白费工夫，而且可能会阻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语言是一个系统，因此这里提及的安全手段也适用于语言安全领域。

我们先来看人类语言的分布状况。按照Ethnologue③的最新统计，目前世界上有人使用的语言共有7139种。从地域上看，这些语言的分布极不平衡，亚洲有2314种，非洲有2154种，太平洋地区有1323种，美洲有1059种，而欧洲只有289种。亚洲和非洲的语言数量几乎占到全世界总数的2/3。地球上86%的人用的是欧洲和亚洲语言；世界上一半的人使用的语言仅占人类语言总数的0.2%，而96%的语言只有4%的人在使用。

这7000多种语言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差别。判断语言健康或活力的指标有不少，但几乎都与目前讲这种语言的人数以及未来可预测的讲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Ethnologue统计，目前全世界42%的语言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态。Krauss（1992）则估计，到2100年，全世界90%的语言将处于严重濒危或消亡的状态。Pagel（2000）估计人类历史上有过14万种语言，其中绝大多数都消失了，这说明自人类诞生以来，语言数量一直在减少。目前，这种急速减少的态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语言的消失不仅和文化传承、身份认同、语言人权、知识积累等与人类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有关，也与文化多样性，乃至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果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些因素可能不仅会影响语言的兴衰，也会影响国家的兴衰和安全。

毫无疑问，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人类都不能对此视若无睹。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如果语言的消亡是语言使用者主动适应社会进行选择的结果，那么问题的解决就更加复杂。Mufwene（2004：219）列举了语言学家在参与濒危语言拯救活动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必须面临的问题：如何界定濒危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权利？这里面是否也包括他们能够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语言再生的辩护者们也应该回答，是否能够在无法重构这种语言以前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再生或振兴语言？如同文化一般，语言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任何有关语言的活动都不能忽视语言使用者根据自身需要做出的选择。当然，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语言生态，并不只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还包括一些历史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导致语言濒危或消亡的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以便厘清哪些因素是可控的，哪些是需要引导的，避免在那些不可控的因素上做无用功。语言濒危或消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再有人使用或人们不打算继续使用某种语言了，但为什么不用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大致可将这些原因分为两大类（Austin & Sallabank，2011：5-6）。第一类是物理原因，比如战争、种族灭绝、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对使用者个体而言，这些原因一般是无法抗拒的，由此导致的语言濒危或消亡，也很难从语言层面来解决，因为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不只是语言问题。当然，对使用者个体而言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也不能解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恰好也是国民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要解决的。这再次说明，国家语言安全是一个整体，只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证国家的全面安全。

语言濒危或消亡的第二类原因，主要是一些影响使用者选择语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心理等因素，与第一大类的“硬”相比，这一类要偏“软”一些。尽管表面看起来，它们是影响使用者选择语言的因素，使用者似乎有选择权，但这些选择实际上也可能只是使用者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手段。换言之，看起来有选择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使得在语言保护领域多年行之有效的“语言属地原则”受到了挑战。人口的快速流动形成了超越传统地理概念之上的语言多样性，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语言超级多样性。所有这些因素错综交叉，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形成了一幅扑朔迷离的语言图景。如何在保证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语言安全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语言学家和国家安全专家的任务，也是值得全人类思考的问题。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安全是指一国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本书编写组，2020：66）。尽管文化不等于语言，语言也不仅是文化的容器，但由于二者关系密切，人们还是习惯在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时，把二者等同起来。这样，如果将以上引文中的“文化”替换为“语言”，就得到“语言安全是指一国语言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事实上，很多研究国家安全的学者就是这样理解语言安全的。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讨论过导致语言濒危的一些原因，其中，有些是可以通过干预和引导解决的，但有些很难解决。语言是一个人驱复杂适应系统，系统运作的驱动力是人，人为了让语言适应交际的需要，会随着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改变语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多语社会，讲不同语言（方言）的人之间的交流与接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这种接触与交流，自然会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也会影响语言的“纯度”。

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纯洁”语言，除非讲这种语言的人永远与世隔绝。但隔绝不仅不能保障安全，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不安全（刘跃进，2004：151）。如果“洁癖”与安全感密切相关，那过于在乎语言纯洁的“语言洁癖”，同样会引发与语言有关的心理不安全感。对于严重的语言不安全心理问题，需要引导和关注，以防其诱发其他更大的问题，最终影响国家安全。当然，很多人关注语言的纯洁性，真正担忧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与语言有关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问题。这再次提醒我们，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时，语言不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所涉及的问题也已超出了语言本身。

如果要搞清楚使用者的语言安全感对于国家语言安全的影响，我们不但需要对这种安全感影响国家安全的程度进行分类，也需要对这种感觉分级。Calvet（2006）根据认同、地位和形式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将语言安全感分为8个层级。从表面来看，与国家安全最有关系的维度可能是“认同”，但由于这三个维度反映的只是语言的不同功能引发的语言不安全感，形式与地位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认同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便疏导和解决语言安全感的心理问题，服务于国家安全。传统上，解决上述相关问题的学术领域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今天也被称为（全球）语言治理。Calvet提到的语言认同、语言地位以及语言形式，在语言规划领域都有涉及，只不过此前的语言规划研究大多围绕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来展开，没有过多考虑国家安全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语言规划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转变，从单变量到多变量的转变是其中之一。这种转变对于我们了解影响语言安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对此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Ager（2001）提出的语言规划动机模型，该模型含有认同、意识形态、形象、不安全、不平等、融合和工具这7个因素。但语言问题常常不是由单个因素引起的，而是多因素混合驱动的。以法国为例，从大革命开始倡导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方领土、一种政治概念”民族国家理念，导致极端的语言纯洁化理念，使得“在法兰西，语言是国家的事”（Szulmajster-Celnikier，1996），于是法国成了语言法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国家意识观点，在涉及领土问题时，便退居其次了。当然，待时机成熟，这种理念又会成为另一个目标迥异的语言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两方面，阿尔萨斯都是很好的例子。

法国人认为，英语的入侵可能会毁灭法兰西文化，毁灭法国的生活方式，毁灭法国的学术体系，最后彻底毁掉整个法国。有这些担心与不安，可能与他们曾经用法语毁掉过他人的语言和国家有关。法国不是孤例（Sowell，1998），不仅北美殖民者曾采用语言种族灭绝的残酷手段毁掉过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蔡永良，2003），日本也在其东亚殖民地实施过近乎疯狂的语言文化殖民政策（石剛，2005）。我们不能因为此前这些语言问题大多是战争的副产品而高枕无忧，因为和平时期的语言文化侵入，可能采用的是另外一些难以察觉的手段。在新时期，这种隐形的语言文化侵入同样值得关注。或许，正如刘海涛（2007：66）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感到‘不安’和‘危机’”，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才有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尽管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探索造成当今世界各种问题的根源，但笔者认为，绝大多数问题可能均源于当前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例如，在Rothkopf（1997）所构拟的全球文化中，作为共同语言的英语成了确保美国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工具，其价值观也应是美国人感到舒服的价值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应该服务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该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进而开创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发展道路。传统的语言规划（治理）方法显然难以应对这种变化，因此需要从全球语言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沈骑，2020）。刘海涛（2006）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效，而且应该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原则。为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更需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全球语言系统，因此自然而然地涉及国际（通用）语的问题，特别是国际语的发展规律以及影响语言国际性的因素。

04

国家语言安全视域下的国际语问题

1922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一切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愈之，1922：77-78）。胡愈之在100年前勾勒的国际语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语言安全观的国际语理念。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100年来，英语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际语。为什么会这样？影响一种语言国际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刘海涛、王亚蓝（2021）从人口、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维度，对10种国际性语言做了量化分析和排序，结果表明，这些语言可分为四个层级：事实的国际通用语（英语）、潜在的国际通用语（法语、汉语）、主要的区域通用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和阿拉伯语）、基本的国家通用语（日语、葡萄牙语和印地语）。与Weber（1997）的结果相比，这10种语言所处的层级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表明语言的国际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语言本身导致的，但语言作为一种人驱系统，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促进或削弱某种语言的国际性。这个层级结构也暗含着这样的关系：不同层级之间的语言有竞争，但同级语言的竞争更激烈，考虑到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特殊性，最高层级一般只有一种语言。国际语的层级分布或许与人类追求卓越的本能有一定的关系。层级越高，语言数量越少，人们在选择国际语言时更偏好高层级语言，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让自己的语言成为更高层级语言的努力。尽管有些维度很难人为控制，但这些指标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努力的目标。

另外，也不该忽视这样一种相关性，即一种语言使用的范围越广，变化就会越大，这一语言就会越不“纯洁”，也就越不可控。如果讲某种语言的人，一方面患有严重的“语言洁癖”，另一方面，又很希望自己的语言成为全球性的语言，在和平年代，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胡惠林、胡霁荣（2020）在谈及“世界主要大国文化安全政策与战略”时，提到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文化战略与政策，其中语言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各自国家语言的教育与推广，也就是努力保持或成为更高层级的语言。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一种语言所处的层级越高，就越安全。但遗憾的是，这种安全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其他语言的安全为代价的，是以可能破坏全球语言生态为代价的。这也是胡愈之在100年前提出“理想的国际语必须是中立语言”的缘由。这里的中立性指的是交际中立性，即这种语言不应该是任何交际参与者的母语（Liu，2006）。借用此前语言是国家机器软件的说法，中立语就相当于开源软件，因此更安全。如果选择一种完全中立的计划语言，在短期内过于理想化，那么选择一种没有“原罪”的自然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可能也会更安全，更公平、公正一些。

Skutnabb-Kangas（2000：284）曾提出国际语应该满足的几项指标：平等、文化语言多语性、非歧视、民主和有效性。她认为英语难以完全满足这些指标，但世界语可以，因此，世界语是一种具有增值作用的语言。这些指标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语者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即语言交流的平等与民主、跨越民族和国家的教育、高效的语言教育和多语制、公平公正的语言权利、五彩斑斓的语言多样性、潜力无限的人类发展空间（Corsetti & Buller，1999）。显然，这也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全球语言生态系统所追求的。但美好的理想很容易遭到破坏。1919年，阿尔萨斯又回到了法国；但在巴黎和会上，法语作为世界外交语言的地位受到了英语的挑战；同年，五四运动，中国觉醒。1920年，旨在保证国际秩序的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成立，国际联盟第一次全会便收到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的提案。1920年12月18日，在提案的讨论中，法国代表Gabriel Hanotaux为了法语的利益，辩称世界语没有历史，前途未卜，与民族语相比有很多不足，并投了决定性的反对票。次日，世界各大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特别指出世界语成了Hanotaux猛烈攻击的受害者。1920年12月25日，《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刊载了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弟弟René de Saussure的读者来信，驳斥了Hanotaux的说法，强调在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为了保证所有国家民主、平等的权利，采用一种中立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才是国际语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有人说，如果Hanotaux今天还活着，看到法语的国际地位已经被英语取代的现实，可能会说“mi voĉdonas por Esperanto！”（我投世界语一票！）④。

05

结语

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心智的窗口、思维的手段和国家的资源。语言安全要解决的是国家的“软件”问题。相比“硬”问题，“软”问题更隐秘，解决起来需要的时间更长，也更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语言规划（治理）的目标、对象也有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出发，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和更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考虑和平衡人、语言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语言治理不仅要顺势而为，也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要注意隐规则的作用，不能认为有了一些法规与条文，就可以高枕无忧。语言的本体安全固然重要，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更应该防范的是在工具的外衣下暗藏的那些想改变软件运行模式的恶意行为。教育在国家意识的构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也是国家机器的软件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的保障。

我们对濒危语言不能只关注其内在价值，而忽视其工具价值，因为失去交际功能的语言已不再是人的语言，其内在价值也难以脱离人而存在。对外来的强势语言，我们不能认为它只有工具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忽略强势语言的内在价值，可能是在和平时期通过语言引发的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有可能导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和国家精神的丧失。我国语言安全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能是，要处理好语言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关系，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逐步增强国家的语言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上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人的觉醒年代，这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人的腾飞时代。一百年前，觉醒年代，语言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一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如何与时俱进，直面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语言超级多样性引发的种种问题，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安全第一、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与语言文化相关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及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注释

①http://www.gov.cn/zhengce/2015-

07/01/content_2893902.htm. 

访问日期：2021-08-21. 本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均引自此网站。

②http://www.olcalsace.org/fr/observer-

et-veiller/le-dialecte-en-chiffffres. 

访问日期：2021-08-21.

③https://www.ethnologue.com/. 

访问日期：2021-08-21. 若无特别说明，本节数据均引自此网站。对于语言的定义，人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笔者引用该网站的数据只是为了说明有关世界语言的整体分布情况，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同意他们对于语言的定义与分类。 

④http://impofthediverse.blogspot.com/2014/12/a-dark-day-for-esperanto.html. 

访问日期：2021-08-21.

本文来源：《中国外语》2021年第6期

本文转自：国际青年应用语言学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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