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建筑项目与再现的作用——以波兰新胡塔为例【2021.3期优先看 · 主题】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针对的是物质环境及其再现、使用与经验的联合——它们是《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讨论的三个“环节”（moment），即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列斐伏尔并未提出解释三环节关系的空间本体论，也没有在伦理学和美学中规范它们的关系，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描绘三个相互关系密切的空间环节，贯穿它们的是开放的“空间辩证法”。换句话说，空间生产总会包含它所有环节的聚合。本文认为，建筑项目（architectural project【project一词在本文有“项目”“计划”“方案”“投射”等多重含义，其含义接近representation，译文将根据上下文语境选择其含义。——译者注】）是由这种聚合的劳动所定义的。

列斐伏尔写道，建筑师是“空间的生产者”，但从来不是唯一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空间再现的生产者。因此，列斐伏尔半开玩笑半正式地说，他们特定的空间是“一张白纸”。建筑师生产图纸和模型，这样做的同时回应了其他动因（agent）生产的空间再现，这些动因包括个体的欲望、具现的记忆、制度化的意象、集体共有的象征。不论是被理论总结为“集体无意识”“惯习”“生活方式”，还是“文化模型”（1960年代，列斐伏尔在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合作者曾探讨过后两个概念），这些共享的再现成为空间生产的社会过程和设计实践自身积极和消极的基准点。

接下来，笔者将以波兰新胡塔（Nowa Huta）为例，讨论在特定地理和历史局势中，空间的再现如何介入空间生产的发展态势（dynamics）：自1940年代后期，战后社会主义政府在克拉科夫（Kraków）附近建造了这座“波兰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自其创立以来，再现始终是新胡塔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终以“新胡塔”之名将克拉科夫五个区集合起来的是一组牢固嵌入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现，而不是行政或空间整体（遵循这些再现，本文称新胡塔为“城市”，尽管它事实上在1951年就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实体）。列斐伏尔强调再现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组成而不是它们的反射、结果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观点为讨论新胡塔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本文聚焦于依附苏联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末期（1989年）到波兰加入欧盟（2005年）这段时期的新胡塔再现。研究的基础是已刊印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当地媒体。例如：周刊《新胡塔之声》（Głos Nowej Huty），该刊在1957年成立时名为《建设社会主义》（Budujemy Socjalizm），1991年更名为《呼声，新胡塔周刊》（Głos Tygodnik Nowohucki）。评估《新胡塔之声》1988—2003年间发行的所有期刊，可以形成量化比较。其他信息来源是两份社会主义时期的克拉科夫日报——《波兰克拉科夫报》（Gazeta Krakowska）和《波兰日报》（Dziennik Polski），以及1989年后成立的日报——《克拉科夫时报》（Czas Krakowski）和《克拉科夫报》（Gazeta w Krakowie）， 后者是全国性日报《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的克拉科夫版。这些当地报刊内容都与其他区域和专业的期刊（如《补充》[Suplement]）以及全国性日报（《共和》[Rzeczpospolita]）和周刊（《横切面》[Przekrój]和《政治》[Polityka]）的文章进行过对证。本文对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中大量的“再现城市”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认为城市是居民和来访者进行解读和重新诠释的信息库。例如：詹姆士·霍尔斯顿在其巴西利亚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了城市的乌托邦意象与其日常现实间的协商（negotiation）。尽管有些作者会强调居民在解码这些城市信息时的积极作用，但建筑师常常被视为“支配性”再现的生产者，他们对立于居民，受到居民及其叙事的抵制。在两极对立意象中，建筑师的英雄叙事常常被同样英雄的居民叙事所替代。不同于这种两极化意象，笔者会在理论上说明再现之间的协商消耗了建筑师的劳动。用列斐伏尔的理论来观察新胡塔，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建筑师在设计时都做了什么，而且可以更广泛地反思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建筑实践。

1  新胡塔中的对抗性的再现

座落于波兰历史都城克拉科夫10km之外的新胡塔（波兰语“新钢厂”之意）是为附近钢厂工人而建的独立工业城。早在1951年，它就成了克拉科夫的一个区。1991年行政体系改革之后，新胡塔被分成五个较小的区，现今其总人口约22万，克拉科夫的总人口达到近76万。新胡塔基于邻里单元的理念布局，调节住宅和社会设施分布，其建筑语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大量引用了克拉科夫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1960年代早期，这种风格被摒弃并转向现代主义。可悲的是，这种风格在随后的岁月中变得越来越贫乏。这座城市见证了很多政治上的动荡不安。1980年代，新胡塔是当时民众抗议波兰政府的重要中心。1989年政治转型结束后，钢厂被私有化，新的所有者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重组了钢厂，但既没有大量裁员也没有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而且犯罪与失业问题逐渐与新胡塔区联系在一起。由于官方的统计并不支持这种联系，所以研究1990年代城市转变进程的社会学家担心“被预言的社会危机正在应验”。

事实上从一开始，新胡塔的再现与物质现实之间就有间隙。这种间隙始于其“创立神话”——描绘了一个年轻人被“波兰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吸引而来，虽然发现城市并未建成，但仍决定留下来为新胡塔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自此，这种叙事遍及1950年代国家控制的报刊且不断重复。这种叙事采用大众媒体再现作为新胡塔经验的初级框架，用这些再现将追赶的欲求转换成城市发展的潜台词。

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事务都与“追赶”（catching up）和“接管”（taking over）相关，新胡塔恰好处在“追赶”与“接管”的前沿。1969年，芮纳塔·西门内斯卡出版了《新城市的新生活》（Nowe życie w nowym mie’scie），收录了新胡塔大众媒体再现的第一份系统研究。书中指出，早在1950年代，新胡塔“尽管还不是，但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城市”的主张就出现在了大众媒体文章中。此外，作为新胡塔首席建筑师，塔德茨·普塔茨基（Tadeusz Ptaszycki）1952年的文章记录了城市设计与城市动态发展间的差别。他写道：“新胡塔设计师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看到两种城市形态：预期的形态，以及正在建设中、生活条件不足的城市形态；一个‘尚未建成’（not there yet），但有生活并建设自我的城市。”

1989年后，这种“追赶”社会主义城市的叙事几乎一夜之间被“超越”（moving beyond）的叙事取而代之。社会主义终结后，城市话语的最重要变化是它的多元化。官方的“社会主义城市”话语并未消失，但开始在当地媒体上与其他竞争性再现发生碰撞。所有的再现都获得了历史学家话语、个人回忆、私人档案和图片资源的支持。这些讨论往往出于政治动机，其特点是地方话语在新胡塔当地媒体的支持下，与克拉科夫及多数国家媒体的叙事发生碰撞，而两者又被渗入大众媒体的专业话语（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并与关联着特殊机构的话语（出自钢厂、区政府、各种文化中心与社会组织，包括租户组织）联合了起来。辩论最活跃的参与者主导了新胡塔相关讨论的方向，他们包括斯坦尼斯瓦夫·尤赫诺维奇（Stanisław Juchnowicz，塔德茨·普塔茨基新胡塔设计团队的成员，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的教授）、马切伊·米齐安（Maciej Miezian，新胡塔博物馆馆长）、扬·弗朗茨克（Jan Franczyk，当地周报《呼声，新胡塔周刊》主编）、米奇斯瓦夫·吉尔（Mieczysław Gil，当地反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导人），以及尼瓦尔德·卡尔茨尼亚（Niward Karsznia，社会学家、当地教区的牧师）。

到1990年代，新胡塔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再现样式出现了细微变化：有人认为新胡塔被规划成“社会主义城市”但失败了，有人将这种状态归因于它的过去甚至当下。从驱动城市建设的政治动机来看，新胡塔足可被称为“社会主义”城市，依恋前政权的民众追随着这种动机，驱动他们的要么是对过去的城市社会设施与社群氛围的眷恋，要么是强烈的政治信念。2002年市政府选举就展现了政治信念的力量——当时的左翼候选人杰克·马诺维斯基得到了来自新胡塔的强大支持。但选举结果也显示，居民更多的是支持极端候选人而不是支持左派，因为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政治派别都拥有大量支持者。市中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总会让人们联想到“户外博物馆”“实验建筑”“主题公园”。事实上，新胡塔城曾短暂开放过一个模拟社会主义现实的主题公园——“苏格兰”，城市的特殊性被开发成旅游资产。然而同时，新胡塔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再现受到另一种强大且匀质的再现的挑战——作为反抗波兰政府的最重要中心之一，新胡塔是罢工、暴乱与反叛的城市。

从社会主义城市与反叛城市的对立开始，1990年代新胡塔相互矛盾的再现不断衍生。首先是不建教堂的无神论城市与假想的劳工和宗教联合中心的矛盾。围绕着新胡塔教堂的建设以及教皇保罗二世象征性访问（1979年）的斗争，这一矛盾被进一步强化。当地牧师和社会学家卡尔茨尼亚声称，社会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带来了“反社会和不道德的行为”，“新环境引发的道德松弛导致了婚姻破碎”。他补充道，社会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后，这一状况并未改善太多。

另一种对立是新胡塔与克拉科夫的对立：有人将它们的关系描述为“神圣战争”（crusade），其他人则呼吁“和解”。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对立是官方叙事最常见的修辞，它将新胡塔描述成一个“年轻的”、社会设施公平分配的城市，恰好与“老的”、植根于封建统治、地产投机和社会隔离的克拉科夫形成对照。政治变动后，评价却颠倒了：新胡塔被描绘成“缺乏传统的”和“犯罪率高的”城市。这种对比被如下的臆测进一步强化——新胡塔的社会现实一般被解释为乡村移民与新兴的都市现实间的不合拍。都市和乡村节奏的冲突——钢厂雇佣80%居民进行工业化转变与74%乡村出身人口的生活习性（1979年的调查）——传统上被视为新胡塔的特征，甚至在1989年后工人数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同时，反差强烈的意象则将新胡塔视作生态灾害之地，认为钢厂损害了克拉科夫的人民健康和古代纪念物，也损害了绿色城市、公园城市的愿景。

1989年以前，这些矛盾就已大部分见诸于媒体，但官方的叙事迫使它们要么采用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化程式，要么转变为简化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按照后者，农民既可以在得到钢厂的工作岗位后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又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克服城乡矛盾。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结束后，两种叙事模式就过时了。由于缺乏能将所有矛盾归纳成简单论证的元叙事，评论者承认无法将新胡塔再现相互关联起来，并将这种不可能性构建成“矛盾城市”的框架。因为将其叙述简化为矛盾再现的集合且它们都各有道理，所以悬置了城市讨论。这一再现危机常被视作新胡塔作为城市大致失败的征兆。1989年政治变动后不久，有评论家声称“新胡塔及其矛盾证明了以任何知识理念为名程序化未来都是不对的，尽管今天看来这些理念可能在此时此地并没有问题。”

2  再现的工具性：新胡塔的住宅问题

列斐伏尔理论要求追问新胡塔这些矛盾再现的作用（agency），而不是接受“矛盾城市”话语的静止状态。新胡塔的这些矛盾再现一直相互协商并常常易手。下文将证明再现间的协商是集体经验的“容器”，在其中，物质外壳的生产与共有的主体性密切关联。这些想法来自于列斐伏尔对法国西南新城穆朗（Mourenx）的分析（1960年）——他辨别出工厂周边建成社区的想象与都市领域的冲突，后者取代工厂成为社会化、生产、斗争的场所。列斐伏尔思索着战后欧洲福特主义的终结，他记录了不同集体想象的冲突，这些集体想象不仅折射出穆朗空间生产的变化，而且揭示了可能形成政治同盟的结晶点。

1989年后，新胡塔的再现介入了该城最有争议的问题——住宅问题——的斗争。房地产市场的后社会主义自由化损害了新胡塔主要的城市前景——获得住宅的可能性。住房社团（housing corporation）拥有城市中最多的住宅储备，面对其商业化以及住宅租金急剧上升等问题，当地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捍卫人们获得住宅的权利并支持个人所有制。借住房社团的社会主义根源，有人攻击反对快速私有化的人是旧体制的支持者。新立法支持了住房社团成员以市值的一部分购买公寓的要求，与之并行的还有公有房产的私有化政策。

成为业主后，居民有权组建波兰法律允许的“居民社区”（inhabitants’ community）——每套公寓的业主都享有一 定面积的公共区域，并对公共区域进行共同管理。如此一来， 居民社区与住房社团的摩擦很大程度上定义了 1989 年后的 新胡塔地产场景，同时住房社团转变成提供“服务”并与市 场上其他“公司”相竞争的“公司”。

居民社区通常缘于某个公寓楼的居民对住房社团的抗议：当面对服务供应商和政客时，成员的邻里纽带、与其他居民社区的非正式联系助长了弹性同盟的形成。如此，建立公共联结的诉求激发人们创建了居民社区。居民社区深深印在1989年之前的新胡塔意象中，邻里共同成长，相互帮衬。这曾是社会主义新胡塔官方再现的流行主题，强调共同的工作和休闲经验。然而，强大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总是比社会主义更持久。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重要的资源，他们以之对付市场代替国家提供服务时出现的服务降级。它包括了大量琐碎但对许多新胡塔家庭维持生活非常关键的活动，如借进借出食物、小物件（比如灯泡、止痛药）和用于修缮和看护空置公寓的小额资金。最近研究表明，1960年代后建成的社区（如社区“德维兹亚努303”[Dywizjonu 303]和“奥斯韦瑟尼亚”[Oświecenia]）居民的联系频率要低于旧社区（如社区“维洛维”[Willowe]与“古拉里”[Górali]）居民的联系频率。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更老旧的邻里住有大量老人，他们与邻居的关系更持久；同时，建筑类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维洛维邻里，由绿化围绕的2~3层公寓楼促进了社会交往。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对住房储备的重组展现了新胡塔再现的灵活应用，居民回忆并具现了这些再现，尤其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再现。居民社区成员选择性召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经验和不服从体制经验，以面对已成为商业化服务供应者的住房社团。但是，也有活动人士借用同样的新胡塔集体经验去责备居民社区，认为它们对新主动性造成了封阻，对引入能够激活城市中心的新功能造成了妨碍。当然，这种将社区视为城市结构中私有化孤岛的批评并不适用于所有社区，例如：特阿特拉勒（Teatralne）邻里的居民社区不仅与其他社区合作以获取欧盟改造公共空间的资金，它们还共同组织了文化活动。

在新胡塔，关于集体纽带的不同想象相互协商，它们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该城几家文化机构的社会空间，这些机构包括新胡塔博物馆（始于2005年）与俱乐部1949（2006—2010年）。通过影像宣传与展览，两个机构将对后社会主义城市日常经验的感受融入了面向未来的新社区意象。类似地，有关城市动荡史的感受也渗透进新拉兹尼亚（Łaźnia Nowa）的活动中。新拉兹尼亚是2004年成立于前职业机械高中车间的剧院和文化中心。从一开始，它就尝试将艺术相关性与社会任务结合起来。按照拉兹尼亚院长、在新胡塔长大的巴托斯·塞德洛斯基的说法，剧院的城市位置是其戏剧作品的部分“素材”，这指引着剧院大多选择新胡塔日常相关的剧本，且这些作品通常由当地作者撰写（图1）。剧院不会安排与当地生活无关的节目，并换掉了未居住在当地社区的艺术家。因此，能在此上演的作品其风格既不讽刺也不挖苦。塞德洛斯基在访谈中说，“我们不想很批判”。他骄傲地提到，新胡塔牧师在星期天弥撒后的布告中提到了拉兹尼亚的新闻。他承认，当面临艺术质量和社区关联度的矛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同时他也强调剧团也是很专业的。

拉兹尼亚视自己为新胡塔的空间生产者：他们积极地再诠释着城市认同（“我们希望人们认识场所精神”），并发起了改进公共空间的计划。这其中包括“希望之巷”（The Alley of Hope）活动——通过将标志性的欧洲绘画杰作投射到新胡塔市中心建筑上，将名声不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与文艺复兴的“起源”或“原件”联系起来。拉兹尼亚同时发起了整理附近花园的社会工程。这些活动向社区居民开放，诉诸于社会主义想象（社区的社会主义劳作传统最明显地呈现了这些想象），要求有责任心和专业性（参与戏剧演出的居民有报酬），企业主体也会获得欧盟资金项目（PIW2006项目）的支持。

区位促进了俱乐部1949、新胡塔博物馆和拉兹尼亚这些机构的社会空间生产（图2）。将剧院安置在斯柯勒（Szkolne）邻里建筑的做法成为几个项目的起点：附近居民日常使用剧院花园；有独立出入口的剧院咖啡厅成为年轻人的集合点；剧院前面的建筑常常被纳入居民的生活场景。同样，博物馆与俱乐部都位于公寓楼的底层；与之对比的是，新胡塔的旧文化机构都被安放在量身定做的、孤立的、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汇设计的常常是纪念性的建筑中。博物馆与之前童子军储物间嫁接在一起，俱乐部位于旧的二手商店，它们继承了商店大窗户，保证了街道与室内空间的持续交流。两个机构都是所在建筑居民社区的成员，因此持续与其他业主协商其活动成为必须。正是在这些时常困难的协商过程中，人们才想出如何使用博物馆和俱乐部的空间。

在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中，列斐伏尔描述了空间的再现是如何渗入日常实践、普通语言、空间的使用方式、空间的经验方式中的。在《空间的生产》中，这种方法发展成为对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再现调动方式的更全面的质疑。

新胡塔的新近历史揭示了再现的各种作用。在讨论是否发放城区投资和为钢厂提供市政贷款担保的问题时，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的再现成为论据。反对者认为，新胡塔的建立是“斯大林的报复”和“对克拉科夫的敌对”，这也是它的利益被认为与旧王室都城的利益有所不同的原因。这是个很不错的理由，最初人们就决定不给钢厂提供财务担保。新胡塔社区的领导者用“抵制共产主义教化”的反叛城市形象来反对这种再现。在这些争论之上，新胡塔的大众媒体再现成为新街道名称的仓库，因为1989年后，那些提到社会主义英雄、机构、事件的街道名称大多被撤掉了。

此外，这些再现为新胡塔建筑和城市设计竞赛提供了参考。例如：“表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城市叙事成为2002年克拉科夫第九届建筑国际双年展的起点。这次双年展在新胡塔举办，其口号是“少点意识形态，多点几何学”。展览的介绍文字声称这座城市被建设成了统一“意识形态”和“几何学”的实体；意识形态逐渐逝去而几何学尚未完成。“完善”城市遂成为双年展的目标，大多数参赛设计接受了这个目标。更为普遍的是，空间的再现构成了公共建筑（如教堂、住宅综合体）的建筑环境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设计师称后现代住宅综合体“中心E”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抗议”（图3）。

图3  新胡塔住宅综合体“中心E”（1988—1995年)

在新胡塔中央轴线的玫瑰巷设计中，也能探查到空间再现与城市设计的密切关系。1989年之前，这里伫立着列宁的纪念碑，一条不通车的宽敞走廊连接着中央广场（Plac Centralny）与市政厅广场（Plac Ratuszowy）。这块场地没有被设计成城市广场，它也很难成为广场：围绕着场地的建筑物只有一幢幢公寓，进入场地的唯一入口是与公寓连接的楼梯。从1959年出版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按照原始总平面，这些建筑前面建造了一个玫瑰园（图4）。其设计与主轴整体对称，但小路和座位的位置强化了垂直于轴线的方向，这些横贯的小路通向公寓的入口，方便居民进入玫瑰园。因此，玫瑰园被设计成两处空间之间的安静场所，被纪念性建筑包围。不过这些纪念性建筑并未建成：一边是中央广场的剧院，另一边是市政厅——1951年，当新胡塔不是独立城市后，人们便不再需要市政厅了。

1973年，由于城市需要一个适合政治庆典的象征性场所，场地被重新装修，列宁纪念碑建在了总轴线上。玫瑰被移除，场地上覆盖了石板，场地节奏改变了：被监视的空旷（附近建造了一个岗亭）取代了玫瑰园的缓慢步态，只有官方的大规模集会和偶尔的骚乱会中断这种空旷。通过移除横贯的小路和将纪念碑置于轴线上，场地被赋予了新方向。同时，因为剧院和市政厅并未建成，这片场地是市中心唯一按照城市设计完工的场所（图5）。

反政府抗议者攻击过列宁纪念碑几次，有一次甚至炸掉了这位苏维埃领导人的一只脚。第一届非社会主义政府成立后不久（1989 年），抗议者用油漆涂污了纪念碑并要求将其移除。重压之下，市政府勉强决议移除纪念碑（这是历史的讽刺，民主反对派的前领导人力图保护列宁纪念碑，避免进一步激怒苏联政府，因为苏军仍然部署在波兰）。纪念碑被拍卖出售，出价最高的恰好是一个瑞典主题公园的所有者。不过，列宁纪念碑仍然支配着大众对新胡塔的普遍想象：诗人和音乐家玛辛·斯维特利基在1997年承认，“当我想到新胡塔，我看到的是列宁纪念碑，尽管它已不在那儿了。”纪念碑迁出以后，场地缺乏命名的元素，人们口头上称其为“列宁后的广场”或“列宁后的空地”。这些名字不仅展现了这座纪念碑的品牌能力，而且证明了尽管这一场地缺少能够产生城市活动的商业、文化或行政功能（有段时间，至少临近公寓楼的一个楼梯间会被用作临时商店），但它已被人们当作“广场”。

然而在1990年代另一“完善”新胡塔的尝试中，居民和本地报刊呼吁重新装修这块场地。关于场地未来发展的讨论囊括了所有竞争性的城市再现。这一要求的提出缘于1990年代后期关于新胡塔未来的广泛讨论，当时本地报刊记录了城市的快速衰败，缺少市政府资金投入又加剧了这一衰败，很多人认为这不公平（1999年的一篇文章提出，新胡塔区贡献了克拉科夫35%的城市收入，而市政府在这些城区的投资仅占可用资金的10%）。因此，被歧视的感受大量出现在本地报刊上，而新胡塔和克拉科夫的传统对立主导了这些讨论。

随后，市议会委托克拉科夫的建筑事务所阿卡德（Aarcade）重新设计了这片场地，2001年这一设计得以实施。设计把广场内部降低了三步台阶，并用两排台石围起下沉场地，在下沉场地列宁雕塑曾经伫立的地方，建造了一个高架的玫瑰花坛，继续保护着这一几何布局优越的地方，使行人无法进入。花坛对面搭建起了一个名为“艺术表演”（设计师如此命名）的平台。由此，观众的目光被转移了——应该与在列宁纪念碑前举行官方仪式的参与者的目光相反。这是设计中唯一潜在的批判性介入，与场地1950年代总平面的几何布局差别不大（图6）。

设计者称新玫瑰巷为“论坛”（forum），视其为整个城市的吸引元素。然而，尽管在社会主义时期居民会聚集在这里参加或偶尔抗议政府组织的庆祝活动，但是新设计不能改变其作为步行通道的特点。因此，相对于区议会成员的乐观，许多新胡塔的居民对最终实施的设计表示失望，他们认为更多绿化尤其是更多的玫瑰才是必需的。有些人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将广场复原至列宁纪念碑伫立之前的状态。

这种对绿化特别强烈且一致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场地附近缺少绿植。玫瑰巷两侧的公寓楼大多有宽敞的花园式庭院，附近一带还有两个公园，而中央广场面对的维斯图拉（Vistula）草地拥有独一无二、保护得很好的生态系统。与其说是这座城市唯一的都市场所“需要”绿化，不如参考列斐伏尔的“再现空间”概念能更好地理解与设计的分歧。列斐伏尔认为，这样的空间指的是在日常经验中具现的“他处”（elsewhere）；再现的空间“是通过关联的意象和象征而直接生活的”。玫瑰巷正是这样的再现空间，在社会主义时期，来访者面对的是新胡塔的统治性再现，即社会主义城市的统治性再现。在这层意义上，玫瑰巷1989年之后的主要变化并不是物质转变，甚至不是列宁雕像的移除，而是一种支配性空间再现的终结，以及新胡塔各种再现间竞争的开启。

列斐伏尔描述的再现空间并不是“所指”（signified）而是“意义的范围（horizon of meaning）：一种特定的或不确定的多重意义，在一个变化的等级体系中，时而这种意义、时而那种意义因为一项特殊行动或为了这项特殊行动而随时显得尤为重要。”。居民关于这一场地的声音，无论在新设计前还是在项目实现后，是对能在不同“意义”间的建筑设计的期待。他们对已实施项目的批判反映出抛弃一类新胡塔特殊再现——陷入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的再现——的需求，其办法是将另一有影响的再现，即“绿色城市”的再现“置于显著地位”。大众媒体再现对于形成这些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有篇文章用重印1960年代玫瑰花园图片的方式批评新设计，那时纪念碑还没有立起来（图7）。从这层意义上说，选择公园而不是城市广场也许是对1989年前工具化理解都市性（urbanity）的回应，与这种工具化理解相关联的要么是国家控制下的现代化话语，要么是抗议者选择的城市战术（urban tactics）。对公园的欲求、希望不要在玫瑰巷再建纪念碑以及拒绝“游行广场”的设计，与其说是反都市的情绪，不如说是对意识形态二元论局限性的抗议，这种二元论深嵌于后社会主义的话语中。而前述行动为新胡塔的都市日常打开了多重意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