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与历史城市的保护【2019.1期】

——精华版——

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人—地情感连结”是社会科学领域里众多学科的研究议题。其中，环境心理学领域中的地方依恋研究是当代“人—地情感连结”研究的核心。这一概念在2006年被引入中国，虽然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学界，但其对历史城市保护的相关实践具有的理论意义值得规划师重点关注。

这篇文章的写作在2016年。当时，对于将地方依恋研究用于历史城市保护的想法还处在理论构想层面。因此，文章的论点完全是基于既有的文献，而非实证。相关的实证研究将会在日后逐步发表。

地方依恋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表明：“历史”（相对于“非历史”/“现代”）作为某个地方的“质性”环境属性通过不同的维度（主要是“地方认同”和“文化归属”）影响了人—地情感的形成（详细的理论论述，请阅读下面的全文）。而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代城市保护的实践和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关注。

文章提出：结合地方依恋研究，发展一套关注历史城市环境情感意义的城市保护理论，并最终成为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决策依据设想。例如，文章提出，在保护实践中借鉴地方依恋研究中的情感调查，让人们依据情感需求，自己决定最重要、最需要保护的历史地方和投入，并参与其中。

历史环境不仅具有“质性”情感意义，而其情感本身还有“量性”差异，即强弱之分。文章作者后续的实证研究将是结合这二者的情感调查。

文章提出的主张不同于基于专家对历史价值的评定选择保护对象、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区域这样的传统范式；突出的是构建一个开放的历史城市环境及保护体系，以及城市保护的目标与人们情感诉求的一致。可以推测，人们选出的场所中，有些也许因“历史或遗产价值不高”或因“等级不够”而未被认定为保护对象，有些重建或改建后的历史环境可能已经改变了原初的历史形态，但依然在人们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情感需求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

——全文——

引言

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如移民对故土的思念、成年人对儿时成长地方的怀念、因城市更新而被迫迁居的市民对原住址的不舍。自1960年代以来，“人—地情感连结”（people-place emotional bond）逐渐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议题。一些研究表明：环境的历史属性是影响人—地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波兰学者列维卡的研究显示，居住在华沙历史城区的居民比居住在其他城区的居民更为依恋其所生活的地方；更早一些的洛研究得出，历史场所更容易被人们依恋；德瓦恩-莱特和莱昂斯等认为历史场所帮助人们获得一种“过往的连续感”；班内特指出历史遗存可以满足人们怀旧之情的需要，而后者是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心理表现。

历史环境是满载情感的场所，是人们重要情感的指向。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代城市保护的实践和研究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历史城市环境的情感意义常常被保护所倡导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掩盖。

本文将从论述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开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而以“保护如何关怀并应用情感”的思路，就当前城市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中一些重要的问题、争议和发展趋势提出见解。这同时也是对地方依恋研究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的一种思考。

1  历史环境与人—地情感：环境心理学的解释

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对人—地情感连结的概念化定义十分多样，最主要的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环境心理学中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其中，环境心理学领域中的地方依恋研究是当代“人—地情感连结”研究的核心，呈现出一个伞状的结构，包含情感、认知和行为等多个方面，近年的研究成果逐步丰富。这一概念在2006年被引入中国，虽然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学界，但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规划、资源管理和城市具有的理论意义值得规划师重点关注。本文所论述的历史环境与人—地情感将围绕地方依恋展开。

1.1  地方依恋

“地方”（place），建筑学中也称为“场所”，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核心概念；“依恋”（attachment）是心理学中的概念，个体对最亲近的人的依恋是人的天性，特别是婴儿对母亲的依恋。“地方依恋”是在环境心理学领域由威廉姆和罗根布克（Williams & Roggenbuck）于1989年正式提出的概念，用以概念化此前有关人对特定地方情感依附的研究内容。包括现象学研究学者所感兴趣的环境行为议题，他们通常关注“家”（home）和“圣地”（sacred sites），探讨人与这些特定地方的独特的、情感上的联系；环境心理学研究学者担心的现代性对传统社区的瓦解，强调社区环境研究要关注地方依恋；人类学家关注的个人与家庭的变动（如迁居、流离失所）以及社会人口流动等因素引发的人—地情感关系的变化等。由于地方依恋涉及的内容包含许多相似且相互交错的议题，导致概念界定的困难，后来的相关研究常常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和假设将其解构为由不同维度【维度表示的是地方依恋的类型（或成因）】构成的结构性概念。

1.2  历史环境与地方认同

威廉姆和罗根布克不仅正式提出了地方依恋的概念，同时构建了“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的二维结构，对当前的地方依恋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认同指人们通过认知将地方特征和信息与自我性格、身份和意愿等关联，形成人—地情感的心理过程。地方依赖指的是地方因环境品质、设施和特殊资源等满足人们活动的功能性需求，被人们依恋。后来的研究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纽带”（social bond）维度和“自然的联系”（natural bond）维度等。

地方依恋的这些不同维度中，地方认同与历史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需要指出，环境心理学的文献中，地方认同是另一个解释人—地情感连结的重要概念，其与地方依恋的关系是学术上争论的议题。二者可能是不同的人—地情感。一个人可以对某个地方产生依恋，但不一定将其与自我身份联系起来；反之亦然】。

历史城市环境可以通过地方依赖、社会纽带、自然的联系（如历史城市公园这样的地方）等不同的维度成为人们依恋情感的指向，但是单纯的功能性、社会性和与自然的联系无法解释“历史”（相对于“非历史”/“现代”）作为地方的属性在人—地情感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意义。如城市在不断发展，如果新的、更高品质的、功能更齐全的新城区和居住社区开始形成，人们就有了可以选择的替代品；如果历史老城在就业和经济方面不景气，人们便会离开，寻找机会更多的地方。然而，人们选择环境的依据不仅包括具体的功能、社会服务和环境质量，还包括价值观、理想和欲求等。正如拉普卜特所言，“有些情感需求、行为和生活方式中，存在着恒常，或者变化缓慢的因素……坚持旧有的形式不是因为它符合功用，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体面和身份”。这正是历史环境不同于其他现代场所的最重要的“质性”（qualitative）意义所在。

鲁宾斯坦和帕米利认为，地方的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地方意义”（place meaning）的解释和自我认同的参照。历史环境不仅保留了重要的历史特征——以直观的形式唤起人们对往昔生活的想象和回忆，还是社会集体记忆的载体，一些场所还是举行纪念活动和仪式的地方，人们参与其中，回忆历史场景并感受到社会存在和身份归属。

1.3  历史环境与文化归属

在众多对地方依恋概念的解构中，很多学者根据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划分地方依恋的维度。如洛提出的心理学维度和文化维度；斯坎内尔和吉福德区分的“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地方依恋”（personal and collective place attachment）；段义孚在关于地方感的讨论中也提到人们对地方会产生心理上的情感和社会上的归属。人们的地方依恋不仅与个体的独特生活经历、需求、感受、偏好和信仰等有关，还受到地方文化的控制。

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将文化作为真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去理解。他们认为：文化是具体的、界限明显的、“表达着不同‘意义’和价值的习惯性的活动或行为组成的世界”。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人们生活在城市中，总是可以被归为具有某一类文化特征的群体，如“生活在某某城区的人”。从更大尺度的地理空间划分上来说，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还是“某某市民”，还可以被归为生活在城市所在的区域的群体或民族的一员。每一个城市居民受到不同层次文化的影响，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形成长久、亲密的联系。这不仅促成了人们对生活环境空间要素及其组织结构的认知，而且影响着人们生活的速度和节奏，以及生活和生命中的活动安排和相应的时间分配。最终，人们通过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和行为，流露出对众多生活经验、感受和思考中那些与环境相关的有“意义”的东西的理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城市大教堂（或社区教堂）在现代西方城市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来说，城市教堂是大多数西方人从出生、成人、结婚到离世中举行各种相应仪式的地方。这些仪式记录了人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赋予了人们所需要的感情色彩，不可缺少。城市教堂“不仅最好地标识着人生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所经历的世俗礼仪；而且体现出人们与这块土地和社会往昔的历史联系”。

文化将其影响或控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及其发生的地理空间转变为一种空间、时间、功能和“意义”的聚合，为个人对环境意义的解释加入了社会定义的成分。可以说，文化赋予了历史城市环境对于人们的独特“意义”——如那些“恒常性”的需求（地位和认同感等），超越了环境评价中的美学感受、生理感受和实用性。有时，功能也不能与“意义”分开，其概念比物质和实用的范畴大得多。空间的功能限定了人们的活动细节与特性，最终使控制人们活动与交流方式的文化与环境取得联系，并为人们的活动和环境的意义提供了诠释。另一方面，人类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末的研究又开始将文化作为“述行性的术语”来解释。述行是语言哲学术语，是“述作用于行”的意思，指的是语言表达（如一段描述）本身所具有的行为意义。当谈及文化的述行性时，是指那些依赖记忆和象征体系而维持下来的社会共同经验所具有的社会行为意义——帮助人们表达其社会存在和身份归属。

2  对情感的关怀和回应作为历史城市保护的新路径

当代历史城市的保护开始于1960年代西欧有针对性的保护实践。从运用传统的建筑保护的语汇，如遗产（heritage）、原真性（authenticity）、修复/保存（restoration/preservation），到引入管理历史城市的变化和发展的形态学、经济学等方法，如城镇景观管理（townscape management）、城市复兴、开发性保护（conservation development）等，历史城市保护在城市规划领域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不过，这些理念关注了历史环境的美学价值、教育意义、历史文化价值和可能产生的经济潜力，却忽略了其情感重要性，使城市保护的整体意义有所缺失。这与城市保护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几个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有关。对此，笔者大胆提出从关注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出发进行保护的设想：城市保护如果在实现历史环境的情感价值方面有所考虑，也许可以突破既有范式的约束，为应对保护实践中的现实难题提供思路。同时，对于当前想要留住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逝去的“乡愁”的呼吁，或可有所作为。 

2.1  情感的民主基调挑战历史城市保护的精英意识

当代历史城市保护实践中，有关公众参与的呼吁由来已久，已有不少有益的实践探索。然而，公众参与在很多层面都受到制度性限制。很多时候，公众可以参与的保护项目中的历史环境是提前被确定的。而对于通常由专家设定的历史环境的遗产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普通民众缺少专业性知识和认识去理解，更难去评价依据这些专业的遗产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评估而制定的保护决策。如美国学者安东尼-滕批评所指——“各地的保护文本所呈现的法律条文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命题，历史城市环境的美学和历史价值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

对此，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历史城市环境的情感价值。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相比，人们对历史城市环境的情感和体验——地方认同和归属——更直接，也更普遍。人们对历史保护的认识和态度也更多地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和需求紧密相关。库洛什等学者研究发现地方依恋是高质量公众参与保护的重要指标。鲍尔和史密斯研究发现，英国“基于社区的遗产保护项目”（Community Based Heritage Conservation）为参与其中的居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幸福感的提升。如果参与保护的人们与保护对象之间存在紧密的情感联系，那么保护的本身更容易达到历史城市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人们情感诉求的一致性，如此形成的参与式保护也可能突破被动式保护的瓶颈。

如我们可以借鉴地方依恋的情感调查，让人们选出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认同和归属的地方，确定“保护什么？”。我们可以推测，人们选出的场所中，有些也许因“历史或遗产价值不高”或因“等级不够”而未被认定为保护对象，但它们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套用拉普卜特的话说，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的种类”或等级，“只有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藉以满足人生在实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体验生活情境赋予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几个极端例子中获得一些“如何保护？”方面的启示。斯坎内尔和吉福德在研究中提到“地方的重建”行为时，列举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弗朗卡维利亚（Francaviglia）撰文记录的1974年俄亥俄州齐妮亚镇（Xenia）在龙卷风之后的重建。本来，灾后重建成为规划人员修正此前规划问题（中心衰败和郊区化）的一个契机，但规划师提出的灾后区划未被当地居民与行业业主们接受。最终人们基于怀旧恢复了该镇原样。另一个是盖佩尔在《灾难与重建》（Disaster and Reconstruction）中记录的意大利费留利在1976年地震后的重建，有着与齐妮亚相似的经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再现一个他们所熟悉的城镇被证明比修正其原有问题更为重要，而居民对重建方式的主张和行为背后的动力和价值标准正与地方依恋的情感密不可分。还有一个例子来自艾伦· 雅各布斯在《美好城市》中讲述的意大利拉奎拉2009年的震后重建。人们在科斯塔-马夏雷利大道的重建中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远远超越了在其他部分的投入。

2.2  情感价值挑战“原真性”争辩

从《威尼斯宪章》开始，保护历史遗产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就已成为重要标准。多年来，历史保护的学术领域围绕原真性的认定出现了众多争论，近年来更是成为东亚历史保护学术领域批判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原真性这一概念源自西方保护哲学，基于原真性的保护偏重“建筑学”的手段，重在物质形态的保存，这与强调形式意义大于形式本身的东亚文化相悖。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原真性的理解存在偏颇，需要修正。

笔者则认为，这种对原真性概念的批判以及相关解读本身意义并不大。原真性争辩的背后是前设的文化对立。而事实是：遵从原真性的主张与历史环境时空存在性之间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反映的是保护策略的技术理性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的相互分离，最终还是落在规划实践（城市保护也是规划实践）中存在的根本对立面——精英意识和民主意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朱宇杰博士曾撰文分析原真性作为城市保护的制度化标准给历史遗产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一个表现正是对人们情感的忽视。

对此，结合本文前述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笔者进一步提出大胆的思考——历史城市保护是否一定要遵从原真性标准？值得保护的对象是否也一定要具备原真性？有些重建或改建后的历史环境可能已经改变了原初的历史形态，但依然可以在人们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情感需求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可能危及历史环境“原真性”的保护提案是否一定应该被否决呢？如果我们从对“历史的原真性”的强调转向对“情感真实性”的尊重，保护人们真实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那么，摆脱对原真性的争辩的历史城市保护是否可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关怀呢？

笔者在此无意倡导假古董，那些脱离历史和文化土壤的仿古行为应该被拒绝。具体的历史环境保护还需要结合其文化情境具体分析。一处历史地方也许并没有留存下其旧有的形态，但在时空变迁中积蕴了人们的情感。让人们依据情感需求，自己决定最重要、最需要保护的历史地方和投入，并参与其中，将得到一个开放的历史城市环境系统。也许，我们需要的正是突破基于专家对历史价值的评定选择保护对象、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区域这样的传统思维。

2.3  关怀情感的保护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游憩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地方依恋是产生故地重游的主要动机，对某个地方产生依恋的人将会对这个地方贡献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强调历史环境情感意义的保护使得对历史的投入并不缺少经济的回报，这也是人—地情感研究在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体现出的实用价值所在。如人们倾向于把富有特色的环境作为旅游度假的目的地，很多城市因此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寻找卖点。在英国，一些历史城镇的丰富历史特征给它们带来了繁荣，还因此带来了地产收益的提升；“吸引旅游和复兴城市衰落地区”也是英国发展遗产保护产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在美国，威斯康堡重建塑造了弗吉尼亚州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如新奥尔良老广场、萨凡纳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4  动态的情感与历史城市景观管理的契合

历史城市环境的保护已进入将“历史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变化管理作为核心的新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通过的《维也纳备忘录》正式将历史城市景观置于当代城市保护的中心。而将保护视为对历史城市环境的管理的实践在欧洲国家已开展多年。相比而言，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这一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城市保护的中国问题】。考察人—地情感变化情况的历时研究，如研究一段时间跨度内历史城市环境的形式特征的变化（弱化或改变）如何影响人们的地方认同等情感，可以为评价保护的情感效能、调整保护策略、约束历史城市环境的变化提供社会和人文支持。   

总体来说，关注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城市保护提供了新的维度，为基于专业技术分析的保护决策在其作为公共政策维度上的考虑提供了媒介。

3  结语与讨论

“地方依恋”的研究包含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历史城市保护则是一个范畴广阔的实践领域。对于历史城市的建设，特别是对于中国历史城市的建设来说，结合地方依恋研究，期待一套关注历史城市环境情感意义的城市保护理论，并最终成为保护政策制定的一个决策依据，甚至开设一些参与式保护的实验项目，整合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战略中，实现历史城市保护的多元价值，以至于在更加广阔的区域空间中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将是一个充满前景的课题。不仅如此，随着保护的范畴进一步将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等概念吸纳进来，人—地情感还可以在保护的更广层面表现出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人—地情感作为基础理论与城市保护结合时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人—地情感连结与城市规划分属不同的学科，至今仍是各自分立的研究领域，研究历史城市保护的人员对历史城市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情感意义缺少理论上的认识；即使是在地方依恋自身所在的研究领域，相关的理论论述和实证研究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地方依恋的研究过多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别，如人们在被调查地方的居住时间、是否在该地拥有房产、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地方依恋的影响，这与作为公共政策的历史城市保护存在矛盾。这也客观上阻碍了人—地情感在历史城市保护领域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是理论构想在面对实践挑战时面临的难题。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遗产数量众多，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从情感角度出发践行城市保护，还面临很多挑战。如中国城市中很多重要的历史区域由于建筑残破、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期待的是拆迁改造，并以此获得较高标准的生活环境。这样的情况下，情感调查是否有意义？又如人—地情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历史城市环境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处在快速置换的生活状态下，原住民的数量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新移民数量越来越多。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保持长久稳定联系的状态正在被打破，如果以这样的群体为基础调查地方依恋，如何衡量所获得的结果的时效性与实用性？

第三，本文探讨了历史环境的“质性”情感意义，而其情感本身还有“量性”差异，即强弱之分。当前地方依恋研究常采用“制图学测量方法”，用空间图示呈现地方意义【地方依恋研究中的“制图学测量方法”（Cartographic Measures）源于知名的“古尔德地图法”（Gould Maps Method），其结果成立的基础是：假设地图上的不同地方对人们而言具有不同的心理意义。如“华沙环境研究组”（The Warsaw Environmental Research Unit）的弗兰和列维卡（Foland & Lewicka）让受访者用彩色铅笔在给定的地图上标出一些地方，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心理感受。受访者完成的答卷（地图）经数字化处理、叠加，不同颜色的强度就呈现出不同地方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与排序】。如果我们可以将量性研究获得的数据计入其中，结合GIS的使用，实现人—地情感强弱程度的标绘，还可以搭建“情感地理信息平台”（EGIP: Emo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latform）。

最后，本文的理论论述部分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以上几点也是本文作者后续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者：王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城市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y.wang.1984@hotmail.com

于立，博士，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生态城市硕士专业主任，苏州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YuL@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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