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2017.3期】收缩城市的现象、概念与研究溯源

引言

近年来，在国际城市与规划研究领域，收缩城市、韧性城市、低碳城市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其中，收缩城市与非正规居住等概念的兴起反映出学者开始关注那些曾被忽略的少数与弱势群体，体现了更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目前，国际上收缩城市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近年来被SCI、SSCI、A&HCI等收录的相关文献及其引用量均呈大幅上涨的趋势（图1）。同时，收缩城市的研究已从原先的城市与规划研究界扩展到了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

图1 被SCI、SSCI、A&HCI等收录的收缩城市相关文献及其引用量

当前我国的城市与规划研究界也在积极跟进收缩城市的研究。在对西方收缩城市的现象、本质与内涵的理解上，国内已出版的文献涵盖了理论综述、规划应对等内容，但目前对于收缩城市的现象辨析与确切的概念定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在西方国家，收缩城市是一个新概念，但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当前兴起的收缩城市研究与以往的城市与规划研究间存在何种关系尚不得而知。

有别于之前的理论综述，本文从当今收缩城市现象与概念的分歧和误解出发，回顾收缩城市现象与概念的历史发展，再对两者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在城市、邻里、建筑三个尺度上的研究发展与当今收缩城市议题间的关系，本文揭示了西方收缩城市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鉴于美、德、英三国在收缩城市领域发表的文献占绝对优势（图2），本文的论述将以上述三国为主。

图2 Citespace软件分析显示美、德、英三国在收缩城市领域发表的文献占绝对优势

1  收缩城市现象与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差异比较

1.1  当今收缩城市现象与概念的分歧和误解

从现有文献来看，收缩城市现象与概念的分歧和误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尽管人口减少是收缩城市概念的核心内涵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如何界定城市的人口减少上，还未得出一个统一的、普世的标准；第二，在概念上，收缩城市容易和城市衰退（urban decline）、城市颓败（urban decay / urban blight）、鬼城（ghost cities）等相关概念混淆。

在界定收缩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上，存在两方面的分歧：第一，如何定义收缩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收缩”和“城市”；第二，如何确定人口减少的定量标准，即如何确定“门槛”和“标尺”。将上述两方面分歧结合后，可以发现，要想明确地界定收缩城市，必须给“收缩”和“城市”分别列出两个指标，其中三个指标有关收缩城市的准入门槛，另一个指标则关于收缩城市的标尺：人口持续减少的时间跨度（门槛）、总人口减少量或年均人口减少量（门槛）、人口数量减少的地域空间边界（标尺）、地域空间边界内的人口数（门槛）。本文整理了目前国际上给出明确定量指标的收缩城市定义，这些定义在上文提出的四个应明确的指标中差异较大，且部分指标存在空缺（表1）。

表1 国际上提出明确定量指标的收缩城市概念

为了解中国城市规划与研究界对收缩城市的理解情况，2016年4月，笔者会同北京城市实验室，通过“问卷星”软件，在网络上发起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基本态势调查问卷》调查。截至本文撰稿时，共收到516份有效答卷。从答卷情况来看，基本反映了在收缩城市概念理解上的分歧。被调查者反馈收缩城市应具有的特点中，人口减少位居第一，建成空间大量空置、经济衰退等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图3）。同时，在对中国收缩城市的认知上，近年来因鬼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鄂尔多斯、沈阳等城市被提及的次数高居前列，而事实上这些“鬼城”的人口近年来反而在增长。

图3 被调查者反馈的收缩城市应具有的特点

1.2  收缩城市现象的历史发展与差异比较

1.2.1  收缩城市现象的历史发展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城市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传染病等偶然因素，其人口在短时间内迅速减少甚至完全消失殆尽，如被古罗马军队摧毁的迦太基、被火山灰淹没的庞贝等。还有不少历史上曾人丁兴旺的城市，以未知的原因被彻底遗弃，如中国的楼兰古城、墨西哥的玛雅古城等。

工业革命后，先发国家城市化开始起步，大量新兴城市依靠工业得以发展。但是部分建立在人居环境恶劣地区的工矿业城市，在矿产资源枯竭后即被彻底遗弃。以美国为例，18—19世纪的淘金热促使其西部诞生了许多掘金小镇，然而在金矿枯竭后，不少小镇陆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彻底遗弃。由于这些小镇至今还较好地保留了大量当年的建筑与工矿业设备，因此被学者称为鬼镇。

到了1920年代，英、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均已先后迈过50%大关。19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致使西方世界大城市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减少。受殖民体系衰弱与欧洲大陆与北美工业兴起的影响，老牌工业国家英国的东北部传统工业带的城市开始衰退，人口也自此不断减少。由于城市经济的衰退导致了人口的减少，同时在统计数据中经济衰退比人口减少幅度更为显著，因此以经济衰退为核心的城市衰退概念经常被学者用来概括此类城市。经济衰退后，城市的物质空间品质也相应恶化，学者据此提出了城市颓败的概念。

西方世界真正大规模出现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要到二战以后，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城市人口的减少受到区域尺度的人口推拉作用以及城市尺度的郊区化共同影响。由于战后美国西南部阳光带地区因航空、电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加之气候更为温暖，吸引了大量东北部雪带地区【雪带地区（Snow Belt）：又名霜带地区（Frost Belt），由于湖泊效应（Lake-effect），即冬季寒风带走了大量相对温暖的湖面的水气，使得下风向地区暴雪频发而得名。雪带地区的范围主要在北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以及五大湖地区，集中了美国大量传统的工业城市，1970年代后去工业化导致了大量工厂关停，只剩下锈迹斑斑的设施，因而“锈带地区”（Rust Belt）的说法从1980年代起开始逐渐流行。雪带地区、霜带地区与锈带地区均无明确的地理边界，但所指的地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的人口。同时，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与汽车的普及，加剧了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内城的经济衰退与人口减少逐渐显现。尤其是到了1970年代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即以美元和黄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1944年西方各发达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签署而得名。1960年代末以来随着美元的迅速贬值，金本位和该体系相继瓦解】的瓦解和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大幅推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而以日本为代表的竞争对手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提升，迫使大量美国工厂关闭或搬迁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谋求竞争上的比较优势。在去工业化的影响下，美国城市经济衰退与人口减少现象在1970年代达到巅峰，城市衰退的概念自此被美国学者广泛使用。

到了1980年代，东德也出现了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与英美收缩城市主要受经济影响导致的人口外迁不同，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化是东德城市在两德合并前人口减少的主因。因此，强调人口数量减少的收缩城市概念逐渐为德国学者采纳。在1990年两德合并后，东德人口不断迁往更为发达的西德地区，加剧了东德城市人口的减少。不过，近年来，不少东德地区的收缩城市扭转了人口减少的态势，重新回到人口增长的轨迹上来。由于德国强调中央集权与平均主义，因此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扶持力度较大。知名的德国收缩城市莱比锡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吸引了宝马等西德著名企业的进驻并获得了承办大型文化与体育赛事的资格，其人口自1999年来已重新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其人口已超过东西德合并时的规模。与德国类似，英国自1979年撒切尔上台后，经济复苏，同时从国家到地方开展了一系列内城更新项目，这些项目在1990年代陆续完成后，开始吸引人口迁回利物浦、曼切斯特等英国知名的收缩城市。而在美国，由于地方高度自治，即便是实行了广受好评的“精明收缩规划”的扬斯敦市，也未能扭转其人口减少与经济衰退的趋势。

1.2.2  收缩城市现象的差异比较

由于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最早出现在英美城市并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因此无论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时间跨度还是在人口减少的总量上，两者都远远超过德国城市，这也反映在了上述国家学者对收缩城市定义的差异上（表2）。

表2 美、英、德知名收缩城市在历史上的人口变动情况

同时，差异还体现在对“城市”的界定上。目前国际上已提出的收缩城市概念中，“城市”的尺度从社区到城市的某个片区，再到超过1万人、10万人乃至全美最大的50个城市，跨度较大。受制于人口数据的可获取性，行政边界成为各国统计城市人口的统一口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在区划体系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城市间往往难以相互比较（表3）。

表3 美、英、德三国行政区划体系

注：该表只是概述，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德国13个一般州中有五个面积最大的州拥有行政专区这一级区划，行政专区仅拥有较少的管理职能，相当于州与地方政府间的过渡，目前德国废除行政专区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美国的区划体系中，城市与镇一样属于最低级的地方政府。由于缺少法律的约束，20世纪前美国城市经历了快速的辖区扩张。但进入20世纪后，绝大多数的州立法禁止了城市辖区的向外扩张。然而，二战后的郊区化使得美国城市的建成区不断向外拓展，许多城市的建成区逐渐超越了城市的行政边界，蔓延至周边的镇，或与其他城市建成区相连，一些大城市的建成区甚至跨越了若干县的边界。因此，美国大城市的行政边界一般仅囊括了内城与其周边地区，而广袤的城市外围建成区分属于其他地方政府来管理（图4）。

图4 底特律市辖区、建成区、大都市统计与联合统计区的关系

美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是白人群体为特征的内城人口迅速减少，以及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也造就了美国独特的圈饼型收缩城市。以底特律为例，其市辖区边界内的人口在1950年达到顶峰后一直在下降，其中白人的占比从超过80%下降到仅剩10%；而在囊括了底特律建成区的大都市统计区【大都市统计区（MSA: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是一个地理边界，在其核心拥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而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拥有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底特律大都市统计区（Detroit-Warren-Dearborn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内有三个建成区紧密相连的城市，即底特律—沃伦—迪尔伯恩（Detroit-Warren-Dearborn），其范围包含底特律市所在的韦恩县（Wayne County）与其他五个周边的县】以及更大范围的底特律联合统计区【联合统计区（CS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是一个囊括了大都市统计区以及周边与其有紧密的社会与经济往来的小都市统计区（µSA: 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地理边界。底特律联合统计区（Detroit-Warren-Ann Arbor, MI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内包含四个大都市统计区，即底特律大都市统计区、弗林特（Flint）大都市统计区、安娜堡（Ann Arbor）大都市统计区、门罗（Monroe）大都市统计区，除底特律大都市统计区拥有六个县以外，其他大都市统计区各拥有一个县】，其人口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表4）。

表4 1950—2010年底特律市辖区、大都市统计区与联合统计区人口变化

与美国类似，英国也奉行“郡—城市”的区划制度。利物浦、曼切斯特等英国知名收缩城市的人口减少，一方面受去工业化人口外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郊区化的影响（表5）。以曼切斯特为例，其人口在1931—2001减少近一半，但其上一级的大曼切斯特郡的人口一直以来都保持稳定。

表5 1931—2011年英国三个郡与所辖的三个收缩城市的人口变化

而德国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德国的区划体系中，地方政府被分为城市与农业县两类。德国城市相当于英美的郡或县，辖区范围也往往大于建成区范围。此外，德国的郊区化并不明显，也较少出现大都市连绵区。区别于英美众多收缩城市的实质是收缩的内城，德国的收缩城市是整个建成区范围内的收缩，因此以穿孔型收缩城市为主。

1.3  收缩城市概念的历史发展与差异比较

1.3.1  收缩城市概念的历史发展

尽管自古就存在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但一直缺乏一个特有的概念来形容这类城市。与先前绝大多数文章的观点不同，笔者在详尽检索文献后发现，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现收缩城市的概念是在二战后的美国。1947年《纽约时报》名为《收缩城市所面临的税收难题》的采访文章中，著名律师维尔布兰特（Willebrandt）警告美国城市随着去中心化以及人口流失将引发税基的大幅减少，导致地方财政的危机。尽管此后布瑞肯菲尔德（Breckenfeld），辛斯基（Rybczynski）等学者也以收缩城市的概念零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在绝大多数学术文献中，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被涵盖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城市衰退这一概念下。而近年来收缩城市概念在全球的兴起，则要归功于德国学者的影响。

在德国，收缩城市的概念由格布（Göb）于1977年率先提出——指出西德的大城市存在着人口不断迁往中小城市的趋势。而该议题得到更多关注则来自于1988年两位德国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对收缩城市的研究。为了使那些人口大规模流失的东德城市在物质空间环境上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人口规模，2002年德国联邦政府在东德各州启动了预算达25亿欧元的“重建东德”项目，该项目成为德国收缩城市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该项目中，为了寻求一个更加中性的术语，德国规划师从先前文献中选择了“收缩城市”，避免了更为贬义的城市衰退、城市颓败等术语。与此同时，以建筑师奥斯瓦尔特（Oswalt）为主导的收缩城市研究项目得到了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等机构的赞助，在2004—2005年间将其研究成果在全德举行了巡回展览。由于该巡展反响强烈，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决定自2006年起将收缩城市巡回展览推向全球。在英、美两国，底特律、克利夫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的收缩城市展览得到了当地的强烈共鸣，大量英、美两国学者藉此接受并采纳了“收缩城市”的概念，收缩城市自此正式走上国际舞台，成为全球性的议题。

1.3.2  收缩城市与相关概念的差异比较

在归纳整理收缩城市、城市衰退、城市颓败、鬼城等概念所蕴含的感情色彩、特征与概念核心后（表6），本文发现这些概念间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表6 收缩城市与相关概念的对比

国际上，收缩城市最容易与城市衰退的概念混淆。城市衰退是指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城市，无法像过去那样在经济或社会层面取得良好的发展，或者远远不及预期。城市衰退通常以失业人口与接受公共补助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工厂大量关停为特征。相比于收缩城市更多关注人口的减少，城市衰退的关注点以经济为主，同时囊括了由经济衰退所造成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空间等层面的问题。尽管经济衰退与其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人口的减少，但两者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人口减少的城市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维持经济的增长，人口减少还可能会改善原有拥挤的城市环境；而经济衰退的城市，其人口可能依旧保持增长。收缩城市与城市衰退的差异还体现为概念关注的出发点以及研究范式的不同：人口减少是收缩城市研究最重要的指标，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其之下的是复杂的动因，包括经济衰退、人口滞涨等；而城市衰退则以经济衰退为绝对的重心，研究由其引发的人口流失、企业倒闭、建筑空置等现象（图5）。

图5 “ 冰山型”的收缩城市概念与“不倒翁型”城市衰退概念

在国内，鬼城是最容易与收缩城市混淆的概念。鬼城的概念衍生自鬼镇，但鬼镇是指完全被废弃的城镇，概念诞生至今已近一个世纪。鬼城是近年来国际与国内的媒体与学者用以形容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所造成的大量建筑空置的现象。由于这一现象在中国城市相当普遍，因此鬼城也成为专门指代中国新区发展的概念。但是，鬼城与收缩城市在概念的特点、情感色彩、内涵上均有较大的差别：收缩城市概念不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仅从客观上强调人口的减少，空置则是人口减少后的现象；而鬼城则强调由于人为主观上对未来的盲目乐观预期，过量建设导致的浪费，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此外，与收缩城市强调人口减少的动态过程不同，鬼城强调的是建筑空置这样一种静态的现象。

2  收缩城市的研究溯源

近年来西方收缩城市的研究并不是凭空兴起，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由于人口减少往往被认为是空间发展由盛转衰的标志，因此当今收缩城市的研究最早可以回溯到空间发展阶段的研究。根据尺度的不同，空间的发展阶段研究可以被划分为城市、邻里以及建筑三个研究体系（图6）。

图6 西方收缩城市研究的渊源

2.1  城市发展阶段研究

城市发展阶段研究最早可以回溯到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同心圆、扇形和多中心模型。这些城市模型首次以动态的视角来描述城市的发展，但过于强调城市发展的增长阶段，而忽视了城市发展中可能存在起伏，经济衰败与人口流失只被芝加哥学派认为是城市在下一个增长阶段前的过渡。

经济地理界的计量革命催生了人口密度模型的诞生，以验证芝加哥学派的经验模型。克拉克（Clark）提出了人口分布负指数模型的假设并通过实证数据将其验证。随后，在谢拉特（Sherratt）模型、斯米德（Smeed）模型等基础上，纽林（Newling）将城市发展阶段理论结合到城市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异上。在其所定义的年轻、起步、成熟以及老化四个城市发展阶段中，中心区的人口密度经历了先增长后衰减的历程，最后形成人口密度的“火山口”。从克拉克模型向纽林模型的过渡，契合了二战后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城市随着去工业化与郊区化所导致的中心区衰败与人口收缩，以及人口的高密度圈不断外移的现象。

在发明系统动力学后，福瑞斯特（Forrester）又将其运用到城市复杂系统的模拟上——预测城市衰败将由工厂与设备的老化引发，随即发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人口流出—税基减少”等一系列反应，共同构成城市发展的负反馈循环。

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下，城市的权力结构也在相应变化：一方面，不断固化的权力结构减少了城市接纳新产业以及重新安排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加入的地方精英使得城市的权力结构分散化，导致政府在重大问题决策上愈发难以达成统一。此外，弗雷德里希（Friedrichs）还提出了地方精英理论扩散理论，即城市早期成功企业的员工将渗透到城市各个行业的上层，当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他们会迫使地方政府与其他行业帮助该企业，最终导致整个城市随着该企业一同陷入危机。

城市历史学派则通过历史数据开展跨国与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来解读城市增长与衰退的规律。在对美国1800—1970年间大都市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拉斯特（Rust）提出了城市的零增长模型，即当城市无法再为人口的增长提供相应的就业时，将开始由盛转衰。诺顿（Norton）、范德伯格（Van den Berg）、图罗克（Turok）、博勒加德（Beauregard）等先后用不同时间区间数据，对美国以及欧洲城市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传统工业城市将无可避免地经历经济衰退与人口流失，其中仅有少数能重返增长。

而在解释城市发展阶段由盛转衰上，同样理论众多。康（Kain）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提出了空间不匹配假说以解释美国内城的衰败，该假说认为由于就业岗位的郊区化和种族上的居住隔离，导致内城黑人的失业率不断提高，人口相应下降。此外，全球化、去工业化、后社会主义等均为解释城市发展阶段的转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2.2  邻里发展阶段研究

二战后，生命周期理论在各学科中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弗农（Vernon）为解释里昂惕夫反论所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事实上，弗农在提出该理论前，便与胡佛（Hoover）对纽约邻里发展的历史开展了研究，提出了开创性的五阶段邻里生命周期理论（发展、转变、降级、衰退与更新）。他们的阶段理论首次关注了降级与衰退这两个未曾重视的邻里发展阶段。随着1970年代后西方普查数据达到邻里尺度以及统计分析实现计算机化，更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实证分析来寻找邻里的生命周期规律。典型如伯奇（Birch）的六阶段模型（乡村、发展、成熟、拥挤、衰退、更新）、阿尔布兰特（Ahlbrandt）的五阶段模型（健康、初始衰退、明显衰退、加速衰退、废弃）等。

在众多解释邻里生命周期规律的理论中，过滤效应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派。早在霍伊特（Hoyt）提出的扇形理论中，就已阐述了高收入者由于能够承担更高的通勤成本而不断向城市外围迁居。此后，不少房地产经济学的研究者总结出了邻里迈向衰败是由原先居住于此的高收入阶层迁出，以及低收入阶层的迁入所导致的。过滤效应理论则从城市社区等级差异的视角来解释邻里的生命周期演变。城市里等级越高的社区就如同孔径越大的筛子，而所处社会阶层越高的家庭就如同直径越大的沙子，不同等级的社区淘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一般来说城市中建设年代越近的住区，其等级越高，同时原有住区的等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降低。城市不断新建住区就如同在淘沙过程中不断增加孔径更大的筛子，而邻里的生命周期演化则如同筛子的孔径在不断变小一样。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城市中的迁居，与其说是主动迁移的结果，不如说是被动筛选的结果。此外，为了评判不同邻里的衰败程度，城市社会学研究者将邻里中的建筑质量、设施服务水平等量化，同贫困率、人均收入、住房自有率、空置率等数据一起按不同权重构建了邻里衰败的指标体系。

2.3  建筑发展阶段研究

建筑发展阶段的末期是空置、废弃以及被拆除。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收支状况与住宅、就业地等空间与区位上的需求变化，将会不断地寻求新的空间与区位。在这种不断寻求新空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空置建筑，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家庭迁入，从而形成了空置链条。

然而，与一般城市住房市场供应不充分不同，收缩城市中，位于空置链条最底部的建筑，将由于过度供给提早进入建筑发展阶段的末期。帕加诺（Pagano）先后多次对美国收缩城市的物业空置与废弃情况进行调查。而为了应对物业空置与废弃，土地银行在不少美国城市应运而生。另外，由于地方高度自治，全美各地对于空置与废弃物业的管治各不相同，因此比较各地的应对措施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黛瓦（Dewar）、哈科沃斯（Hackworth）等学者近年来先后完成了类似的工作，从研究论来看，与纯市场模式相比，政府严格干预物业处置的方式效果更好。此外，空置与废弃建筑中还包含数量众多的工厂，其中不少曾驻有污染型企业，为了应对土壤修复，景观界提出了棕地治理、绿色基础设施等措施。

3  小结与启示

尽管当今西方在收缩城市的现象与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具有较多的相似点可以为其他国家与地区在定义、辨析收缩城市上提供帮助。首先，从西方收缩城市的分布规律来看，收缩的城市往往位于收缩的区域之中，美国的锈带地区、英格兰北部地区、德国东部地区集中了各自绝大多数的收缩城市，大区域尺度的经济衰退与人口流失在城市尺度上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反映。其次，从西方收缩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收缩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绝大多数西方收缩城市均曾经历了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增长。最后，从西方收缩城市人口减少的时间与规模来看，收缩是一种持续性的现象，具有一定的门槛，可以排除那些由于偶发事件导致人口减少持续时间较短、规模数量较小的城市。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区划体系差异显著，绝大多数城市在发展阶段上也远远落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县级城市，尚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前期阶段，近年来往往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的异地城镇化，使得总人口出现下降，但事实上这种“收缩城市”与国际上所探讨的收缩城市大相径庭，而且其中心城区一般并不存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上述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于“城市”的界定一直存在着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的“二元性”割裂。

因此，对于新概念，我们必须抱有审慎的态度，严谨地区分对待由于制度、文化、区划等差异所导致的曲解误读。事实上，由于西方城镇化水平较高，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化地区，因此在外文文献中“shrinking city”（收缩城市）与“urban shrinkage”（城区收缩）是两个内涵相似的术语。但由于习惯性翻译的原因，“urban”与“city”在中文语境下都被译为城市，从而失去了“urban”所强调的地域空间中与农村相对的城市化地区的含义。

当然，中国也有不少人口减少的城市与西方收缩城市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一些先发的工矿业城市，往往城镇化水平已较高，近年来由于资源枯竭、大宗商品行情恶化、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原因，出现了经济滞涨甚至衰退，人口也相应大幅外流。还有一些城市，由于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且缺少外部迁入的青壮年劳动力，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长期维持在负值。这些由于去工业化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导致人口减少的城市与西方的收缩城市有着更为相似的机制，也更便于学者以此为例开展国际比较与对话。

综上，在中国语境下理解收缩城市，可以设定一系列的标准与范式，从而避免误解与分歧。首先，在中国开展收缩城市研究，可以采用“城区收缩”而非“城市收缩”，这样可以明确研究范围内应具备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其次，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应设定门槛，研究范围内人口的减少过程应当是长期的、连续的，人口减少的规模应占到原先人口数量足够的百分比。最后，应当注意，收缩是与增长相对的，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研究收缩城市不能只关注人口减少的过程，也应研究过去增长的经历以及由盛转衰的节点。

近年来收缩城市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揭示了新概念流行过程中人为推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面对国际上不断涌现的新概念，中国学者应当去伪存真，通过理性的思考与辩证的分析，梳理新概念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渊源，辨析中国特色国情下新概念的适用范围与情形，注意中国特色不应成为曲解、误读新概念的幌子，从而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而非盲目跟风。

感谢清华大学龙瀛老师为本文草稿提供的意见，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供的意见。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pp50-58

作者：高舒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访问学生。gsq13@mail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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