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澳門孔教會及孔教學校匯考

陳志峰博士

[提　要]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孔子學說曾一度因社會、政治等原因被眾多尊孔之士復興起來，並被賦以“孔教”之稱。澳門當時雖然為葡萄牙所佔據，但居澳華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在二十世紀初成立澳門孔教會，其後創辦孔教學校。澳門孔教會及孔教學校得到當地華商的大力支持，秉持“不重政而重教”的宗旨，在葡萄牙人管治下肩負起華人子弟的教化工作。

[關鍵詞] 民國 澳門  華人教育  孔教會  孔教學校

2010年，澳門中華教育會舉辦“‘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以慶祝該會成立九十週年。不少收藏家借出珍稀的教育史料藏品以供展覽，其中羅景新先生的藏品之中，有幾份重要的文獻，如《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八號、《聖誕特刊》以及《澳門華僑聞人錄》等散記了澳門孔教會及其創辦之孔教學校的若干事蹟。經羅先生授權，本文以上述文獻所載的史料為基礎，初步勾勒澳門孔教會及孔教學校之發展歷史。

一、近代孔教會之興衰

（一）孔教會興起的歷史背景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長期居於統治地位，但隨著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儒家學說中不少繁文縟節逐漸被摒棄。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孔子學說曾一度因社會、政治等原因而被眾多尊孔之士復興起來，並被賦以“孔教”之稱。

孔教復興的需求，最早萌芽於海外華僑社會中。十九世紀中後期，大量華人移民至南洋地區謀生，漸漸在當地形成了華僑社會。這些華僑基於身份認同與文化傳承，大多希望子弟能繼承中華傳統思想文化，故均在當地設立中國傳統私塾作為其子弟啟蒙教育的場所，復興儒家學說的思潮開始湧現。到了十九世紀末，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等人期望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復興孔子思想，試圖推行“孔教”。而當時的中國遭受列強欺壓，令海外華僑感受到在當地社會地位的動搖，希望重振國威作為自身堅強的後盾，故極力支持維新派的維新運動。維新派所推行的“孔教”思潮滿足了海外華僑的社會需求，因而得到華僑社會的大力響應。儘管戊戌變法歸於失敗，但維新派試圖定孔教為國教等尊孔主張，仍對海外華僑產生了很大影響。1898年是孔子誕辰2,450週年，東南亞不少地方的華僑都舉行了頗具規模的慶祝活動，例如“祀禮”及“瞻拜”孔像等。[1]其後越來越多的海外華僑響應，建孔廟、興學堂，而作為運動載體的“孔教會”也因此醞釀誕生。

（二）孔教會的發展興衰

戊戌變法失敗後，不少維新之士流亡海外，此時尊孔運動已具備發展基礎，康有為因此嘗試踐行其孔教主張，故“於戊戌之年，開孔教之會，立大同學校於日本之橫濱”[2]。“孔教會”就此先於海外誕生，其後各華僑地區陸續出現孔教會，這也象徵著孔教復興運動正式展開。

孔教運動發展迅速，各地孔教支會日具規模，很快進入蓬勃發展階段。康有為曾憶及：“乃年來孔子之祀，尊孔之會，創發於海外，波靡於美亞，風發響應，霧沓鱗萃，歲月有加，增華滋盛。”[3]但辛亥前海外孔教運動對中國的影響甚小，國內只有零散的尊孔組織出現。

民國成立後，三民主義思想在海外華僑社會中逐漸受到較大的重視，同時，孔教運動不斷受到部分民主主義者攻擊，逐漸走向衰落，海外各地的孔教會陸續消失，或演變至遠非原本面目，例如走向學院化的新加坡孔教會以及走向宗教化的印尼孔教會。[4]

海外孔教運動進入衰落階段，但中國國內孔教運動卻興盛起來。康有為於1912年7月30日在《致仲遠書》中提出在國內創立孔教會的想法，其後在10月7日孔子誕辰，授意陳煥章等人於上海成立孔教會。孔教會隨即進行一系列活動，公佈《孔教會開辦簡章》，於1913年2月出版《孔教會雜誌》。國內孔教會的成立得到各尊孔組織支持，並獲教育部、內務部批准立案。[5]孔教會聯合各尊孔勢力，並成為全國孔教總會。是年9月，第一屆全國孔教大會在曲阜召開，並決定“將上海暫設之總會遷入北京”[6]。康有為出任第一屆孔教總會會長，後因種種原因辭職，改由陳煥章與孔繁朴主持會務。

袁世凱稱帝與張勛復辟的失敗，加上康有為辭職，令國內孔教運動進入低潮，但在陳煥章帶領下曾一度又活躍起來。據估計，當時孔教會支會數量高達三百個。[7]各地支會開始推廣教育，廣泛開辦學校，提倡讀經講經，總會更於北京創立孔教大學。

然而，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影響力加強，對政令、教令作出統一，便有意統一意識形態，令孔教會受到更多限制，最終導致其在國內衰亡。國民政府的數道法令對孔教運動帶來嚴重打擊，尤其是教育部於1929年頒布的《取締宗教團體私立各學校辦法》限制宗教團體為傳播其信仰宗教而設立的各級學校，與1930年通令“嚴令取締各宗教團體設立之學校宣傳教義”[8]。至此，孔教學校的合法化成為問題，並開始逐漸消失。面對各方打擊，尊孔的主動權逐步被國民政府所控制，孔教總會也被迫進行大改組，最終於1937年改名為中國孔學總會，孔教會至此從名義上在中國國內完全消失。

（三）孔教會對文教的深遠影響

孔教會大舉開辦學校傳揚儒學，其儒學觀對當時的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陳煥章儒學觀的傳播更受現今學界重視。

1. 開辦大量學校並出版重要著作，促進教育事業發展

孔教會起初由於籌款有限，故先設“以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為宗旨”的小學部，與“造就真儒為宗旨”的專經部。[9]至1923年，孔教大學正式開學，分為大學、專門兩部，後增辦國學部。各地支會也相繼開辦學校，對當時的儒學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在國民政府打擊下，大部分孔教學校停辦後，陳煥章南下香港，創立孔教學院並發展至今。部分孔教會活躍分子著有不少具影響力的著作，如陳煥章的《孔教論》和《儒行淺解》，自初版以來，至今仍有重印。[10]

2.推廣孔教的現實價值，激發人民愛國之心

孔教會嘗試利用儒學辨析文化傳統與愛國的關係。陳煥章提到，“所謂愛國者，非謂愛其土地人民已也，猶有文化焉。土地人民之愛，愛於有形；文化之愛，愛於無形。惟有無形之愛，故能於有形之愛，結不解之緣也。”並可通過培養對孔子的崇敬，利用文化激發國民的愛國心，發揮宗教功能。[11]陳煥章也曾以儒學經典論證孔教對個人、家庭、國家等層面的現實意義，解釋孔教的社會價值。他提倡“昌明孔教”，主張孔教運動結合時代發展需要作出改良，其宣揚的改良思想也有助於改善社會對儒學的守舊印象。[12]

3.重視下層民眾，實踐有教無類

孔教會為更廣泛地推行孔教運動，強調“首在得人，此徵求會員所以最要也”。在落實過程中，陳煥章提倡重視社會下層，“以年齡言之，當特別加意於少年也”；“以職業言之，當特別加意於農工商兵者也”；“以男女言之，當特別加意於婦女也”；“以地方言之，當特別加意於鄉村也”。[13]此類方針符合“五四”運動以來的社會走向，有助於吸引更多支持，同時也有助於推動教育普及化，令更多下層國民能接觸教育，接近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

二、澳門孔教會之創立及其發展

（一）澳門孔教會之創立背景

十九世紀前，澳門經濟為葡萄牙商人所主導。但從十九世紀開始，葡商在澳門進行轉口貿易的特惠條件逐漸喪失，加上眾多口岸開埠，令不少在澳門的外商將資本轉移至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在澳華商藉此提高其經濟地位。有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商企業幾乎覆蓋澳門最重要的工業行業，同時也控制著博彩業及其他壟斷性行業，華商因此成為澳門最富裕的群體。[14]隨著華商在經濟方面逐漸取得控制地位，開始通過組織和參與社團來促進共同利益，眾多華商社會組織因而紛紛出現。

同時，澳門社會正處於國內社會與海外華僑社會兩者之間的特殊位置。澳門居民以華人為主，中國傳統文化有較深厚的基礎；但與此同時，葡萄牙人在澳門實行西方體制並輸入西方文化，令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在此背景下，澳門華人社會逐漸形成了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渴求。在這段時期，澳門的知識分子群體也逐漸壯大，並為其政治需求開始組織團體。各團體政治取向多元，但不少團體的創立都帶有中國國內的背景。由於部分團體符合澳門華商的利益與文化傳統傳承的需求，因此得到本地華商大力支持。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與梁啟超等流亡海外，為繼續指揮國內保皇運動而創立保皇會，後將總會遷至澳門，尊孔風潮也因而在澳門興起。現今澳門紀念孔子誕辰的傳統也是始於當時的保皇會活動。[15]雖然保皇會的影響力不久後便在澳門以及各海外地區被革命派所取代，海外孔教運動開始面臨衰亡，但因其文化教育部分中弘揚儒家傳統、尊奉孔子的風潮契合澳門華人社會對於傳統文化傳承的需求，故獲得不少澳門本地華商的擁護而得以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起來，創立了澳門孔教會。因此，在孔教運動時期，澳門孔教會的發展有其獨特的一面。

（二）澳門孔教會之發展

在二十世紀初澳門尊孔熱潮中，華僑陳純甫、曹子良、李朝宗、鮑少勤等人倡議組立孔教會，“抑將以切磋學藝，砥礪廉隅也”。[16]後來，盧廉若、陳綏之、邵憲章、楊勤甫、趙柳軒、鄭逸洲、趙政卿、劉振晃等華僑相繼加入，最終澳門孔教會於宣統二年（1910）四月十九日成立。此時國內的全國孔教總會尚未組建，可見澳門地區的尊孔組織較國內更早出現。

從清朝末年開始，部分中國境外的華僑社團組織存在著“雙重註冊制”的現象，即該華僑組織除在其所在地區進行註冊外，同時也會到中國進行登記。此現象起源於1909年清政府頒布的《國籍法》，承認海外華人及其子女的中國國民身份，吸引不少中國境外組織回到中國進行登記，藉此獲得身份認同。此法到國民政府時期得以繼承與深化。[17]澳門孔教會也受此現象影響，在1912年中國國內全國孔教總會成立後，澳門孔教會歸属總會，定名為“澳門孔教支會”，成為境外第一個歸屬中國國內孔教總會的孔教組織。澳門孔教會不但本身得到中國國內認可，其後所創建的孔教學校也向國內教育部門進行立案申請。

創辦澳門孔教會的華商在澳門具有較大影響力，如第一任會長盧廉若，不僅為澳葡政府所青睞，亦得到清政府的嘉賞，同時擔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同善堂重建發起人、澳門商會值理等多個社會組織的領導職務，故在澳門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領導孔教會的同時，盧廉若等華商也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由此可見華商組織孔教會時，相對其政治功能來說，更著重其文化教育功能。因此，在孔教會創建不久，便於1913年創建孔教學校[18]，至此與學校的發展命運相連，會務校務共同開展。

澳門孔教會創立初期，由於並無固定會址，會務校務受限，故開始向社會籌集資金解決會址問題。後於1917年，獲得關帝、康公、蓮溪三廟資助與熱心僑胞義捐，購入杮山大炮台街四號作為會址，一部分作為辦公室，其他均用於辦學。

其後，黃豫樵、潘柏泉、蔡文軒、許祥、鄭雨芬、徐偉卿相繼主持澳門孔教會，會務逐漸進入軌道。可是，“乃不意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會址前部，因風雨剝蝕，猝遭圮毁，絃誦之堂，鞠為茂草，會務校務，同告窒息。”[19]會址坍塌不但令孔教會運作陷於停頓，而且造成大量會校冊籍損毁，導致該段時期不少重要的會校發展記錄盡失。

當時澳門孔教會其中一名領導者，年近八旬但仍致力於社會慈善工作的蔡文軒，著力重建澳門孔教會。蔡文軒致力鹽政，歷任漳洲詔浦鹽釐局長，兼詔安浦南兩鹽場知事，曾任鏡湖醫院值理、同善堂副主席、澳門商會副主席，在社會上有一定的聲望和影響力。[20]

適逢當時的澳門總督戴思樂將軍銳意整頓慈善機構，蔡文軒便與經營銀號與當舖並同樣致力於社會慈善工作的高可寧共同努力，令澳門孔教會的重建得到戴思樂將軍的支持，委任蔡文軒、高可寧等人為整理委員會委員，由蔡文軒擔任主席。[21]澳督對華人組織的支持在當時並不常見，但由於蔡文軒與高可寧二人的社會影響力，促使澳葡政府對孔教會重建作出大力支持。至此，澳門孔教會轉向慈善機構的方向進行發展。

當會務剛有所恢復，就遇上“太平洋事變”。雖然澳門倖免於日本的入侵，但澳門孔教會的發展又出現營運危機。幸好“所賴會中同寅，力任艱窘，校中同事，亦勉從公，遂得如常進行，絃歌不輟”。[22]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澳門孔教會得以恢復正常運作。不久，“委員諸公以會務已可經常推進，整理委員會自應予以改組。規復董監事制，以符舊章。”[23]澳門孔教會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董事共十一人。由曾任鏡湖醫院值理、歷任龍溪義學和蓮峰義學學校校董、木業行主席的冼碧珊擔任澳門孔教會第一屆董事主席，而經營銀號與襪行、曾任同善堂總理、華商總會值理的葉子如擔任副主席。1947年冬，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僉以現行規制未盡妥適，仿照人民團體組織修例，分設董監事”，並選出新委員會。1948年冬，召開第三次大會，選出第三屆監事，並由劉柏盈、莫培樾擔任第三屆董事會的正、副主席。制度的逐步完善，使澳門孔教會得以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三、澳門孔教學校之校史

（一）澳門孔教學校之創立

澳門孔教會的文化教育功能符合澳門華人社會對傳統文化傳承的需求，因而在各具影響力的華商推動下，澳門孔教學校得以創建。

1913年，各主事人“有以僑澳兒童，失學者多，培教化，實為當務之急。乃倡建校育才之議，徵詢眾意，咸表贊同。”其後以爐石塘街第四十六號門牌二樓作為校址，命名為“闔澳華僑公立孔教學校”，公推鄭莘農為校長，並聘請伍子衡、譚乾初、何郁卿、梁煥堂等為教員。

澳門孔教會創辦學校的歷史，較孔教總會更早。《孔教會雜誌》第一卷中已提及“澳門諸志士，具存先見，於本年（1913年）暑假期內，舉辦孔教學校一所，成立已月餘矣。此不特與總會諸君，共表同情，實足我國先聲之樹。”[24

澳門孔教學校的經營，成為孔教會最主要的工作，會務、校務密不可分，這種“不在政而在教”的方針，對內地孔教運動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刊於《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的澳門孔教學校創辦弁言明確指出，創辦學校是為了教育澳門華僑子弟，“其宗旨則昌明孔教，其目的在培植人才，一切經費，由各同志募集，並無另設捐柬，向外界勸募。”招生簡章中也指出，“本校係由熱心尊孔各同志所組織，專推廣孔教，祇求實事，不襲虛名。”[25]

澳門孔教學校致力落實普及教育，為眾多華僑子女提供教育機會，獲得澳門與中國內地社會各界的肯定，澳門孔教會也冀望澳門孔教學校能夠成為中國內地孔教會以辦學方式推動孔教運動的典範。伍子衡曾在《孔教會雜誌》提出，“興學一事業已有人發起，自應合力贊成，海內衛教諸熱心家，吾望其鼓吹提倡，使孔教辦學之風徧行四境”[26]，提倡孔教會應以興學作為弘揚孔教思想的方式。

（二）澳門孔教學校之發展

1.澳門孔教學校之草創期（1913～1940）

澳門孔教學校於1913年7月20日開始授課。在草創初期，由於“規制未宏，設備粗陋，復以校舍關係，僅能收容初級學生數十名。”[27]教學資源的不足，令澳門孔教學校最初只能開設兩班初等小學班，並需採用複式教授。課程設置上，主要科設有經學和修身；普通科有中國文字、中國歷史、算術、中國地理和理科；隨意科有圖畫、體操、手工和唱歌。所有課程必須繳交學費，但數額不高，“每生每學期暫收學費銀四元，堂費一元，如本校經費充裕時，再行酌量減免”。[28]開始時學生人數僅有數十名，但隨著更多華人子弟入學，校舍無法容納，故遷至白馬行街柯氏大廈，增設班級至四班，並採用單式教授。1916年，鄭校長辭職，校務轉由會長盧廉若執掌。1917年，學校搬至柿山大炮台街的新會址，新會址中大部分空間均為新校舍之用，孔教學校因而獲得了充足的空間來發展教學工作。新校舍可容納七百多名學生。校舍資源的改善，令孔教學校擁有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故於1918年增設高等小學，設有六班，學生超過二百人。同年，澳門孔教學校“以歷年之經營，至是規制略備，設備稍充，並呈奉廣東教育廳訓令准予立案”。

1923年，澳門孔教學校為逾齡失學的日間工作者開辦義學，於晚間上課，充分利用校舍資源。科目設置除必須學科外，設有應用科目，如珠算尺牘等，不收取任何費用。

然而，由於學費相對低廉，故此校務財政長期處於收支不平衡，甚至需以孔教會會契向銀號抵押貸款。為解決營運資金問題，盧廉若、蔡文軒、黃豫樵等人倡議通過舉辦演劇進行籌款，得到社會的熱烈響應，學校因而籌集到足夠資金維持營運，贖回會契。

解決資金問題後，澳門孔教學校得以繼續發展，學生人數也逐年上升，教育工作得以進一步推廣，並在澳門教育界建立起堅實基礎。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內地的孔教學校因南京國民政府的打擊而逐漸消失，但澳門孔教學校卻能依舊穩定經營，究其原因，除澳門地位特殊外，也因為澳門孔教學校為華僑子弟提供的傳統教育工作得到了澳門社會的肯定與支持。

可是，在學校草創階段發展逐漸興盛時，卻因會址崩塌，導致校務工作被迫中止。

2. 澳門孔教學校之擴展期（1941～1949）

為恢復學校的正常運作，蔡文軒等人極力著手重建工作，並成功爭取到時任澳門總督戴斯樂將軍的大力支持與資助，加上其他熱心華僑的捐輸，使得澳門孔教學校獲得了足夠的資源進行重建，甚至增添更多教學設備。由於不少孔教文物均在崩塌中損毁，蔡文軒數度赴內地訪僱名匠重製。經過各方的支持與援助，澳門孔教學校得以於1941年恢復辦學。伴隨著會務改革，學校改由作為慈善機關的澳門孔教會管理，並且擁有更完善的教學資源，進一步奠定了發展基礎，開始進入擴展期。

1941年，澳門孔教學校聘請鄭穀詒擔任校長，完善辦學章程，重製冊籍，增設初級中學，並定名為“澳門僑立孔教初級中學”，於1942年呈奉廣東僑務委員會訓令核准立案。其後，周遭各地區因日本的侵略而淪陷，澳門時局面臨不穩，學校的經營一度困窘。戰爭結束後，學校得以再度恢復正常發展。1947年，聘請鄧又同為校長，進一步完善教學資源，並獲得僑務委員會頒給中學第玖伍號僑民學校立案證明書。至此，澳門孔教學校不但得到本地華人社會的肯定，其中小學亦正式得到中國教育部門的承認。

1948年，李仲明校長上任，針對教育課程的各個層面進行更深入的優化改革，“對於學生學業水準之提高，學科時數之增加，修習考查之督勵，身心修養之鍛鍊，備加注意。學風為之整肅”。教育課程的完善令學生得到較好的培養，受到澳門孔教會不少主事人的認可，因而撥出更多款項用於支持教育工作，令學校能有足夠的資源為澳門華人普及基礎教育。

與澳門孔教學校頗有淵源的教業中學

在澳門孔教學校的擴展時期，教育工作成績卓越，吸引不少華僑子弟入讀。從學校1941年重建以來，至1949年，小學畢業人數共計388人，中學畢業人數共計93人。而在1949年，學校已設有初中三班，小學十班，在讀學生達543人。[29]

結  論

自十九世紀開始，大量海外華僑為尋求身份認同，出現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十九世紀末，康有為等人領導的維新派試圖以西方宗教形式推廣孔子思想，形成了“孔教”。隨著維新派活動日漸廣泛，尊孔風潮首先在各海外華僑社會興起，各地孔教會陸續成立，建孔廟、辦學堂，形成具規模的“孔教運動”。二十世紀初，孔教運動的風潮由海外轉移至中國國內，全國孔教總會的成立帶動國內孔教運動的發展，各地區紛紛出現支會，並廣泛辦學，為中國文化教育帶來深遠影響，除了增加國內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激起人民愛國情懷外，也令教育得以進一步普及，讓更多下層人民能夠接觸教育。

二十世紀初，尊孔風潮同樣席捲澳門。澳門處於中西文化交匯的特殊位置，使得澳門華人社會形成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需求。當時澳門華商具有較高的社會與經濟地位，而孔教運動符合華商維護利益與文化傳承的需求，因此給予極力支持，並創立了澳門孔教會。澳門孔教會在其發展歷程中，重視的並非其政治功能，而是文化教育功能，故此創建了澳門孔教學校，會務與校務密不可分。隨著多年發展，澳門孔教會經歷不少波折，最終在眾華商支持下得以持續發展。澳門孔教學校也日具規模，起初只有初等小學，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發展至覆蓋小學與初中，辦有義學，為澳門華人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並得到內地教育部門的肯定。

澳門孔子學堂舉行開班禮

[1]《南洋各埠建孔廟學堂》，費成康編：《知新報》影印版，第一百零三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1500頁。

[2]康有為：《曲阜大成節舉行典禮序》，馬洪林、盧正言編：《康有為集•序跋卷》，廣東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371~373頁。

[3]康有為：《論中國宜用孔子紀年》，見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2～463頁。

[4]高偉濃、陳華：《近現代孔教會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的改造與變異——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孔教會的個案分析》，南寧：《東南亞縱橫》，2012年第8期。

[5]《公牘•教育部批》《內務部批》，上海：《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一號，第27頁。

[6]《孔教會紀事•北京總會》，杭州：《經世報》，第一卷第一號，第1~4頁。

[7]張頌之：《孔教會始末匯考》，濟南：《文史哲》，2008年第1期。

[8]南京：《教育部公報》，第一卷第5期第20頁，第2卷第47期第11~12頁。

[9]陳煥章：《北京孔教大學校招生簡章》，杭州：《經世報》，第二卷第十一號，第6頁。

[10]張亞群：《“孔雖舊教其意維新”——陳煥章的儒教觀及其教育影響》，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11][12]陳煥章：《孔教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第54～55頁。

[13]《行教方針》，杭州：《經世報》，第一卷第一號，第51~62頁。

[14][15][17]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44頁；第52頁；第55～58頁。

[16][19][22][23][27][29]《四十年會務輯略》，《聖誕特刊》，澳門：澳門孔教會，1949年，第50~51頁。

[18]澳門孔教會出版之《聖誕特刊》中《四十年會務輯略》一文表示，澳門孔教學校最早“以民國三年夏曆七月二十日始課”，即始建於1914年。但1913年出版的《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八號伍子衡的《論倡辦孔教學校之大關係》一文中稱“澳門諸志士，具存先見，於本年暑假期內，舉辦孔教學校一所，成立已月餘矣”，據此可知，澳門孔教學校於1913年創立。本文採用後一說法。

[20][21]朱伯英：《澳門華僑聞人錄》，1945年，該書無頁碼。

[24][26]伍子衡：《論倡辦孔教學校之大關係》，上海：《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八號，“論說”，第49~52頁。

[25][28]《澳門孔教學校之成立》，上海：《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八號，“孔教新聞”，第10~12頁。

作者簡介：陳志峰，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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